【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26/2010              

整合的困境(二)

作者: 刘京生 刘京生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困境之三:财力之争
 
财力之争是领袖之争、观点之争的延续。在某种意义上,财力决定着领袖之争与观点之争的胜负。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反对派的财力十分有限,有了融资的渠道就有了确立其地位的基础,有钱的一方人头攒动,异常活跃,即便是网络间你死我活的语言杀戮也会在推杯换盏中一笑解千愁。这种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适用于专制也适用于反对派团体。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悲凉。
 
财源主要依靠捐款,在这个问题上,国外的人就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反观国内,公开募捐不可能,有捐款意愿和实力的大都受制于政治压力而不敢,多数政治反对派穷困潦倒,虽可自保,却无力助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国外团体就在这场空前惨烈的财力之争中占得先机。
 
国内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战场,却没有支撑战事的财力。这倒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限的财源分散到无数个领袖、政党、个人手里,而这种分散又由于政治见解,兴趣爱好,个人恩怨,个人品德等诸多原因难以发挥作用。国外的山头林立影响着国内,在国内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依附于国外有实力的某个领袖、某个政党、某个个人——不管有意无意,国内的人都要心领神会的追随于某个领袖、政党、个人的主义,观点,兴趣爱好、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国内的人如果没有这条“外联”通道,举步维艰。
 
国外也有资金骤减甚至于枯竭的窘境。为了摆脱这些,谋求更多的资金来源就要八仙过海,各显才能,更有甚者游离于法律的边缘。一般来看,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及时的去抓新闻事件、新闻热点,有了新闻就有了滚滚财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些人一出国就高调亮相,一反常态。在自由世界,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一样也可能被固化,在自由世界推演的必然,在专制下不会发生,比如:民怨沸腾必然会导致政府更迭。这是自由世界的逻辑,因为自由世界的政权是民选的,民怨沸腾政权必然倒台。但是,在专制下没有这种必然,专制下,民怨一直在沸腾,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还不是沸腾?还不是沸腾的顶点?为何没有出现政府更迭的必然?同样,在国外的行为方式也与国内不同,而这一切不同在财力的作用下就会趋同。多数国外领袖,国外政党明白这个道理,也要告诫国内人注意安全,然而,国内有点责任心的人一定会想到:我拿了你的钱怎么可能为了安全而放弃?那与诈骗何意?还有一种说法:倘若我不冒一点风险,哪还有你我源源不断的财源?
 
也就是说:不管国外人的意愿是否善良、坦荡,钱到了国内都可能不如你所愿,你希望的他做的他可能不做,不希望的他做的他可能坚定的在做。风险是一方面,更可能的是:不同山头的钱会助推着国内民主运动的四分五裂。这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却在客观、真实的发生着。
 
有限的财力用在什么地方发挥的作用最大?这也因人而异。不同山头都有不同的理由,哪个理由都堂而皇之、毋容置疑。炒作来钱最快,于是大家一块炒,大把的银子也随之而去。你说这是浮躁,他说这是千古伟业。说什么也没用,谁有钱谁就主宰着大局,主宰着运动方向。于是就出现了,大家都争着出风头,制造新闻价值,反倒是默默无闻的基础性工作无人问津,无人愿做。
 
没钱的领袖,雄心壮志却无用武之地,一根筋的在脑海里筹划着波澜壮阔的明天,有钱的人,口无遮拦,宛然一幅“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无敌画面。对此,真的不理解,这样的智商是如何筹措到了这滚滚财源?捐助者不了解?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是,在无监督的金钱面前人是会变的。(笔者是嫉妒,没有分得一杯羹)筹款是个技术活儿,靠关系,靠人情,也要靠三寸不烂之舌把死人说活,没这点本事管你什么人物也要跪拜我的山头。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即便仅仅是财权。有效地监督停留在理念上,种种客观制约使得一切努力化为泡影,民运圈内也在奢华的挥霍着有限的捐助款。
 
困境之四:抓特务
 
特务的破坏作用显而易见,分化瓦解、挑拨离间,制造不信任,使民运、异见团体难以形成合力。这是中共的目的。看来中共在这方面运作的很成功,有效地分化了民运、异见团体,国内外无一幸免。
 
“抓”特务意在清除中共的渗透与破坏,这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善良的愿望产生的结果恰恰使得分裂加剧,客观上成全了中共。更重要的是:内部的恶语相加,为中共派遣特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便利,只要特务坚定的站在一方,便可赢得信任,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抓”的越多进的越快,彼此间的梁子结的越深,再也无法修复。
 
首先,我们有没有能力抓?如果仅仅把能力解释为“合理怀疑”,那么任何人都有这个能力。但是,这是一个太过严肃,太过重大的一件事了,仅仅依靠这点能力怕是远远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能力,专业的培训,专业的组织,专用的支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民运、异见团体内没有哪个组织具有这样的实力。没有能力也一定要抓,也无妨,但要给定一个抓的标准,不能仅凭“判断”、“感觉”、“可疑”,因为,在思维领域,很多判断、感觉、可疑是错的,用一种可能性取代一种必然性就会铸成大错。
 
其次,我们无法确立一个特务的标准。一些人为特务画像:高调而没有实际危险的,有热闹的地方就有他,到处打听消息的,呼吁暴力反抗的,有温和的或暴力主张的等等。的确,特务很可能有这些表现,但并不是所有具有这些表现的人都是特务,如果没有这一切,反对派也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莺歌燕舞、三呼万岁了。以上现象都不是给特务下结论的充分条件,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可能性是或然的,用一个或然结束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太过轻率。看一个人不能用猜测、感觉预先设置一个前提——他是特务。对任何人来讲,首先设置这个前提没有人可以逃脱。你做了,他会说:“你是在伪装,获取信任,”你不做,他也会说“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躲起来了”。你温和,说你是中共布置的,你暴力,说你是要把民运团体一网打尽。只要说你是特务,有一万张嘴你也说不清。
 
再次,即便他就是个特务,能把他说跑吗?他是个特务,想跑也跑不了,中共花了那么多钱不会让他跑。不跑怎么办?在客观上他还是要为民主站脚助威的,只不过是在站脚助威的同时,搜集一些公开的信息到主子那里销个帐。既然赶不跑又何必劳神去赶,弄错了,倒把不是特务的赶跑了,得不偿失。
 
渗透与扩大是对不解的矛盾。对此,在秘密活动时选择严防渗透,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在公开活动时选择充分的动员一切力量,人越多越好。两者只能因时因事则其一。
 
最后,中国法律遵循的原则是: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西方法律遵循的原则是:宁愿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民运圈内的抓特务虽不属于法律范畴,但须遵循一种理念——选择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理念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错不得!
 
结束语

民众怨声载道并不意味着反对派的强大,各方民主力量唯有携手,才能共进,才有希望——但愿,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仅仅只是留下个希望。

201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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