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观察 】  时间: 10/29/2010              

对大陆高校培养目标的质疑

作者: 胡显中 胡显中

1、一群不会说话的大学校长

秋高气爽,又到了大学新生入学的季节。各著名大学的校长们照例都要对新生发表一通演说,谆谆教导,或进行勉励、或寄予厚望。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也非常希望倾听作为一校之长的老前辈能够给予自己有益的教诲,或治学之理,或修身之道,或治国之法。但是,他们都失望了。

最近《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报道,标题是“校长的腔调”副标题是‘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内容说的是:过去的校长习惯于说‘八股’,今天则变成了‘八卦’,使那些新生不知所云,更谈不到有所体悟或收获了。还有更令人愤慨的是公然说谎(《南方周末》的文章没有涉及)。例如北大校长周其凤在今年的迎新讲话中说“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曾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成就了北大的辉煌。100多年来,包容始终(?)都是北大人所坚守的传统”。周校长此话是在粉饰太平、涂改事实、伪造历史。请问周校长:1957年,北大包容了林昭这位杰出的女学生吗?包容了那716位(占全校师生总数的7%)敢于说真话的师生吗?没有!1989年,北大包容了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反对官倒和一切腐败现象的热血青年吗?没有,没有!60多年来,和其它所有的学校一样,北大这个曾经是民主运动坚强堡垒的著名学府同样堕落成为中共专政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成了这个警察国家的一个派出所。当然,其责任未必要北大来承担,但作为一校之长,理应勇敢面对,坦率承认,而不应该当众说谎、欺骗年轻而单纯的青年学生。这应该是每个教育工作者起码的道德底线。校长公然对学生说谎,悲乎,哀哉!

说到大学校长的演说,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开创一代新风的几位老前辈。例如: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职北大校长时的名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宣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及教授治校等办学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大学校园里的“硬道理”。又如被尊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么如何培养‘大师’呢?他的答案是“自由探索”。“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此外,在上个世纪早期还有许多著名的教育家都曾在大学开学典礼或其它重要场合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说,在学子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对此,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和那些老前辈的光辉榜样比较起来,今天的大学校长们的表现可就‘惨不忍睹’了。

大学校长应该都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学界泰斗、人中翘楚,怎么忽然变得不会说话了呢?原因何在?

他们的身份首先不是教育家,而是官,是共产党的官(什么正厅级、副部级之类),在官本位这个大染缸里浸淫既久,浑身官气,说的也是官话。讲官话习惯成自然,就不会讲人话了。这是其一。

其次,其实他们也确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有当年蔡元培、梅贻琦那样宽松的政治环境、可以自由发挥,可以用个性化的语言说话吗?不行!他们讲话不能出格,不能涉及禁区,不能违背主旋律,不能超越意识形态的‘笼子’……诸多限制,使这些人中豪杰宛如被关在笼子里跳舞一样。谁敢突破繁多的清规铁律?难道就不怕摘乌纱帽吗?不怕敲掉饭碗吗?其尴尬、其无奈就可想而知了。在不得不讲话的时候和场合,就只好说些不痛不痒、不咸不淡、像白开水一样的套话,以平庸而保安全,实非得已啊。


2、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提起大学校长的演说,人们万万不应该忘记, 195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上,郭沫若那番说辞。他慷慨激昂地号召同学们,要成为“红透专深”的人才。并且誓言:要把我们的学校办成百分之百的党校。从逻辑上来分析,这一小段话就产生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矛盾:‘百分之百的党校’当然实现了“红透”的目标,但“专深”二字从何保证?名为‘科技大学’,却要办成‘百分之百的党校’,‘科技’还有立足之地吗?何不干脆改为‘某某党校某某分校’,岂不名正言顺?大科学家应该具备最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违反逻辑的话公然拿到开学典礼上去对广大学生宣讲,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应该承认的是,郭沫若的话实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氛围和要求,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出心裁、创新发明。 几十年来,中共当局对于青年学生和所有知识分子的要求概括而言就是“又红又专”,即兼有‘红’与‘专’两个字。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对文化人的选拔标准,也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自觉追求的目标,更是关乎每个人在社会上荣辱、地位、待遇的决定性因素,还涉及对个人进行社会评价的首要条件。所以,几乎所有新、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无不用这两个字来要求自己、策励自己,务必做到‘又红又专’,甚至达到郭沫若所说的“红透专深”就更好了。

可是几十年来的实践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许多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的教师、研究人员乃至青年学生几乎都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前些年,有位同班的老同学透露:已故的、当年我们的班长刘某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俏俏话:“凡是学习好的人,在政治上都不可靠,容易犯错误”。相反,有些被认为‘根红苗正’者,在学术上往往乏善可陈、令人不敢恭维。几十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这两个字是不可能兼得的,就好比要求公牛产乳、牝鸡司晨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个标准是水火不相容的。

‘专’对客观事物的取舍标准是:是与非、对与错、真理或谬误;而‘红’对事物的取舍标准则是:利与害、得与失。两者采用的是根本不同的取舍标准,岂能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所谓‘专’是学术标准,要求学者和学生们认真地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求在求知和求真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心无旁骛。‘专’的最高目标是求真,而追求真理的首要条件是勇敢无私的品质,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利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评价‘专’与不‘专’的标准只能是专业水平的高或低、求真的态度诚恳与否。因此,允许每个学者和青年学生大胆探索、独立思考,不迷信任何权威,更用不着言必称某某思想、某某理论、某某核心,破除迷信和神话乃是实现‘专’的必由之路。在迈向‘专’的道路上,需要具有超常的创新思维能力,并且对客观世界一切现象刨根问底的浓厚兴趣,因而敢于挥动智慧的长矛,在科学研究的广阔天地里,大胆地向一切未知领域宣战。为此,需要有一个允许自由思考、自由发表与交流、自由争论、言者无罪的民主氛围。

所谓‘红’,也就是政治标准。就是在政治上紧跟,永远紧跟共产党走,永远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党需即我愿’云云)。在实际运作中,党又是、永远是由某个领袖支配的,因此所谓‘紧跟党走、听党的话’实际就演变成‘紧跟领袖、听领袖的话’。而领袖的意志有时多变,所谓‘朝令夕改’,要求全党都来紧跟,事事紧跟、时时紧跟,事实上很难做到。更为重要的是,某个领袖又不可能永远在位,即使是在实行终身制的岁月,也要受个人寿命的限制,这个领袖的指示到了继任领袖时也许就不再时兴了。所以,‘红’的标准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多变性。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是也。一旦跟不上,‘红’就可能变成‘白’,甚至是变成‘黑’,那下场可就惨了。这样就要求人们时时观察领袖的爱好及其变化,要求按照领袖的意志来思考,跟随领袖的好恶来爱憎,迎合领袖的喜怒而取舍。在这里,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同于求真,不是要求明辨是非,而是计较利害、得失。同时也绝对不不允许独立思考,因为思考的任务仅仅属于某个领袖人物专有,其他的芸芸众生都只能紧跟领袖的思想和战略部署,好比棋盘上的棋子,任由领袖拨弄、调遣。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只能在服从并服务于领袖的意图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承认。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党离心离德’等等,‘红’更无从谈起。

一个‘专’字要求人们勇敢地追求真理,辩明是非、善恶;一个‘红’字,要求的是观颜察色、迎合领袖意志。这两个字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呢?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两个互如水火的标准,却要求统一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岂不难矣哉!所以,实践的结果只能是:或者因为追求真理而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或者做到了‘红’而不专。总而言之,真正做到了专,就不可能做到红。相反,如果 ‘红’了,就不可能‘专’,也许是‘专’于逢迎、讨领袖一时喜欢,但也长不了(如陈伯达、戚本禹之流)。

如果要举具体的人来做例证,那可就太多了,不胜枚举。鼎鼎大名的陈寅恪教授,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是个大学问家、思想家吧,遥想当年,他竟然胆敢向当局提出:不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说他‘红’不红?当然一点也谈不上红;但是却是无可置疑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专’门学者。再看普通人中,一个极端的例证则是那位交了白卷的‘英雄’人物——张铁生,在那个年代真是红极一时啊,可他有何‘专’?以上是极端的例证,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芸芸众生,都不得不在这二个目标之间不断地游走、徘徊、彷徨、挣扎,最后也很难实现兼顾,或者是专而不红(表面上也许要言不由衷地喊几句流行的口号以敷衍一下),或者是红而不专(尽管这些人也许拥有若干个学者的头衔,但是骨子里却是不学无术之徒,即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在这里不妨再举个例证:最近经常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上露脸的阎崇年先生应该算是一位学有专长的专家吧!他的个人资料显示: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应该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去‘继续革命’、去夺权、造反、去斗走资派,而他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却毫无兴趣,他竟然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埋头看书,当起了‘逍遥派’,这无疑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但是,今天却成就了一位清史研究领域里的权威专家。如果拿他和陈寅恪做一个比较的话,颇为耐人寻味:陈老是先有了‘专’的资格作为资本,然后才有条件公开拒绝‘红’(一般知识分子是没有这个资格的)。而阎崇年则是先巧妙地、消极地抵制‘红’,然后才有条件成为‘专’。陈与阎二位先生,无论是那种情况,都说明一个道理:专与红二字是水火不相容的。

还可以举两个人为例:1957年的马寅初和黄万里二位先生都是‘专’的典型。这二位学者从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出发,分别就控制人口和三门峡建坝问题提出了非常专业的真知灼见。但是因为和领袖所支持的主流意见不一致,当然被革除出‘红’的队伍,黄万里被无情地打入‘右派分子’的行列;马寅初老先生则在被全国大批判后,撤销北大校长职务,在家‘闭门思过’。

就是这“红透专深”四个字,笼罩着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数十年,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质疑。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被这个横蛮的‘紧箍咒’束缚着、痛苦地挣扎着。


3、一大批在“红专”道路上艰难的跋涉者

在“红透专深”四个字的摧残下,老一辈大知识分子大都有切肤之痛。例如那位23岁就写出了传世巨著《雷雨》因而轰动文坛、一举成名,尔后又相继完成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不朽剧作的曹禺先生,到了晚年,却乏善可陈。其密友黄永玉致信直言:“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原因何在?其女万方在回忆文章中给了精练而准确的答案:“因为心不自由”。他自己也经常沉痛地反思,甚至在睡梦中往往惊呼:“我好惭愧啊!”。他惭愧什么?恐怕就是晚年没有写出什么高质量的新作,蹉跎时光,愧对广大读者的厚望吧?难道是大作家‘江郎才尽’了吗?非也! 盖因一个‘红’字,不得不痛苦地放弃那个毕生热爱的‘专’字。

还有更残酷的例子。那位公开提倡“红透专深”的大科学家郭沫若早在中共掌权以前,已经是学兼文、史、哲,名闻中外的专家,本来不需要再在‘专’上下功夫了,因此他便专门向‘红’的方向努力。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学术地位反复地、一往情深地配合、迎合最高领袖的意见,甚至癖好。毛说要为曹操翻案,他闻风而动马上写了剧本“蔡文姬”,以表现曹操的大胸怀、大功德;听说毛最喜欢唐代诗人‘三李’,他又马不停蹄地写了《李白与杜甫》,用以扬李而贬杜。跟到后来,毛发动以摧毁传统文化为特征的‘文革’,郭大诗人又迫不及待地表态说:“我过去所写的东西,统统应该烧掉。”必须承认:这位大诗人的确做到了“红透”,但从专业方面来看,以上的作品却很难令人恭维。更令人不齿的是,毛泽东去世,这位中外闻名的大诗人竟然写下这样的挽诗:“伟哉领袖比爷亲”。(见《随笔》2009年第6期137页)首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也叫‘诗’吗?这是出自大诗人的笔下的诗吗?其次,这位大文豪年纪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却尊毛为‘爷’,岂不滑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如丧考妣”把死者比做自己的父母,已经到了极限。可是大诗人更进一步,把死者尊为祖父辈,自己岂不成了孙子辈?这可真应了那句骂人话“装孙子”。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就是那位曾经写过《女神》、《雷电颂》,几与鲁迅先生比肩的大文豪吗?读此挽‘诗’真令人无限惋惜!这个例子说明:郭大诗人晚节不保,堕落至此,可悲、可叹!

另一个例子同样发人深省:据最近出版的《墓碑》(作者杨继绳)一书第22章‘粮食问题’的第4节披露:正是在大跃进(实为大疯狂)的年代里,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先生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的背书”。在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所著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第207~208页也提到同一位作者、同样观点的文章,即发表于1958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断言:“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二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二千多斤的20多倍”。钱先生以他著名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钱老一生贡献卓著,德高望重,国人都非常敬重。但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为了紧跟领袖的意图,也就是为了做到‘红’,不得不违心地说了些很不专业的话。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又一次证明:如果要坚持‘专’到底,就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坚决拒绝‘红’的诱惑。否则,一旦被那个‘红’字所绑架,说了很不专业的话或做了很不专业的事,那可就毁了自己一世英名,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这个例子再一次说明:大科学家晚节有亏!

除了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以外,对于年轻学生的戕害更是无法估量。以笔者本人亲身经历:早在50年代的大学里,政治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大致各占1/3。所谓‘政治理论课’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以斯大林御批的那本《联共(布)党史》为基本教材)。这四大政治理论课不但是必修的,而且是必考的,否则不能升级。所花费的学习时间大约占1/3甚至更多。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劳什子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半是谎言,半是废话”。当全世界的青年学生们都在轻装前进的时候,我们这些‘党所培养’的青年人却要背负着如此沉重而毫无用处的大包袱,蹒跚而行,如何与他们争锋、取胜?竞赛的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必败无疑。后来的青年们情况又如何呢?我的女儿在大学里仍然要学什么“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以及皇帝诏曰、御批圣旨之类的东西,让青年学子们虚耗了多少青春年华?难以估量。

如果思想稍有出格怎么办?当‘批判的武器’失灵时,当局断然采取‘武器的批判’。君不见:多少青年学子的一腔热血竟然飘洒在共产党的刑场上(最知名的要数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吴思慧、张锡锟、黄中奇等七位北大俊杰),还有为数更多青年学子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消磨着大好青春年华。

杀一儆百,有了这些先驱者的血和泪,引以为教训,更多的青年不得不收敛其性格的锋芒,放弃当年宏伟专业理想,小心谨慎、规规矩矩,做一个听话的‘好学生’,违心地向‘红’的方向努力,学那些半是谎言、半是废话的什么‘思想’、什么‘理论’,并且不断地向党交心、表忠,牺牲独立思考以换得平安,践行着平庸、苟安的人生哲学。

到了改革开放,国门大开,青年学子看到了新的希望: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于是纷纷走出国门,留学海外,争取‘绿卡’,长期定居国外,‘拜拜了’亲爱的党!这些学有所成的青年人,竟然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于急需各项建设人才的祖国来说,既是一种莫大的损失,更是一出绝妙的讽刺剧。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出国定居?上网一查,发现两组数据: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几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从1978年中国放开留学政策到2006年期间,总共有一百零六万名中国人出国留学。但是只有二十七万五千人学成回国。也就是说,在过去将近三十年时间里,每十名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中,学成回国的还不足三人。另一组数据是: 2009年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30年间出国留学139.15万人,回国者仅为39万,占28%。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数据互有出入,但滞留海外的比例大致相近,足以说明青年学生中普遍存在着谋求‘专’,而躲避‘红’的大趋势、大潮流。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多少海外专家响应中共号召纷纷回国效力的盛况,真令人不胜今昔之慨!面对人心向背的巨大变化,难道中共不应该痛切反省吗?

面对汹涌的出国潮,官方虽然言不由衷地表示“来去自由”,但内心的震撼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恰好最近在民办刊物《往事微痕》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纪实”,作者润涛阎也是一位留美研究生。内容是曲啸被国务院派往美国进行巡回演讲,主题当然是宣传祖国的大好形势和对海归人士的优厚待遇及其它优惠政策,目的无非就是两个字:劝返。可是事与愿违,一开头就不顺利,遭遇到有力的抵制,最后竟然落荒而逃,逃回国内,并从此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那么,究竟是谁敢于公开抵制呢?请看:

联谊会会长通知大家去听国内来的曲啸教授演讲,但几百留学生中只有二三十个人去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曲啸在国内很红,但来到海外的人没几个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厌烦了几十年的政治说教。另有两位“爱国华侨”教授参加了。这两位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非常热爱共产党。其中一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荣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曲啸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听到这里,大家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遭遇。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他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坐牢22年。

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对于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动乱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故事虽然震颤,但毕竟他没有我们当年亲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坏右那么悲惨,我们听起来也就是赞叹他的演讲能力,对得起他那法学家兼心理学家的头衔。

坐在我旁边的汪荣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几次想打断曲啸教授的演讲而提问题,可是当时不是在教室演讲,是一个小屋子,汪荣祖教授在曲啸教授的右边靠后,他没看到汪荣祖教授举手提问。汪教授也就不再提问了,也许他要问的问题曲啸教授在他后面的演讲里很快就逐一给出答案了。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他这句话,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啸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这也是他开始演讲时我本能地预料到他最后要说的话。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观看留学生们的表情。

本来会议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可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即陪曲啸来美国进行宣传的领导人 ——引者注),他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相比之下还是刘中海先生比较镇定自若,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剎那,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汪教授摆手给他往下压的手势,意思是他还没有讲完。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我震惊。

联谊会会长一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汪荣祖教授的继续发言,就在汪教授间歇的一剎那,他立刻站起,说二位刚下飞机,匆匆忙忙从国内来到美国,十分疲劳,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会议到此结束。

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

这极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既让人莞尔一笑,更令人深思。这位汪教授绝对不会是美国或台湾的特务吧?他一贯反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曾经痛骂蒋介石,长期以来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说了不少好话。但当他了解中共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以后,才幡然醒悟,严正声斥。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还有多少像汪教授这样长期被蒙蔽、被欺骗,而又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文化人呢?这些人必将不断地觉醒,醒悟之后又将有何行动?我们且拭目以待。


4、一个久久挥之不去的幽灵

何谓幽灵?幽灵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其能量、其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人都能感受到。它控制着亿万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学习、娱乐,甚至婚嫁、丧庆;掌握着广大生灵的荣辱、祸福、生死。所谓“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

这个幽灵不仅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着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财富,其中当然包括人才在内。全国的人才必须为我所用,否则就是叛逆,不听话者不得食,取消‘人民’的资格,戴上高帽,打入另册。为我所用,也就是为党所用,为党效力、效命,甚至为党牺牲。在这个大前提下,具体衡量的标准就是那四个字:“又红又专”。其实‘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红’,即不准怀有三心二意。这样,实际上形成“人才私有制”或者说“人才党有制”。

自古以来,衡量人才都是用“德才兼备”四个字,即两条标准:德与才。很清楚:这个‘才’字就相当于‘专’字,而把‘德’字换成‘红’字却是偷换概念的把戏。德,包括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学术操守等等,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做人原则,当然应该成为每个专家、学者所遵奉的行为准则。本来这个‘德’字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性,没有规定效忠于哪个党派、集团。但共产党却把这个原则偷换成‘红’字,即要求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枉顾其它。

在封建社会里,所有文人都应该为皇帝效命。“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唐太宗那句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就说得更明白了。顺着这条思路,共产党当权了,当然也要‘拿来’为我所用。于是就有了这个‘红’字的要求和标准。对青年学生,他们习惯这样说:是党培养了你,你应该报答党的恩情云 云。对这种说教,值得一辨:请问:党拿什么来培养青年学生?党有私产吗?没有!党只不过是集中全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首先满足统治集团首领及其心腹‘各取所需’以外,再从剩余中拿出一点,用以培养忠实于自己利益、为党效命的走卒而已。何恩之有?

对老一辈专家则说:你过去是为反动派效力,今天应该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应该感谢党的挽救云云。总而言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都必须感谢党、感谢领袖。感谢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又红又专’道路云云。于是许多老专家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了几十年的专业,违心地向‘红’的方向卖力气。结果却未必让统治者满意,更未必放心,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几十年来,对以上陈词滥调的说教,身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明明知道其虚伪性,但谁也不敢公开质疑,更谈不到据理驳斥了 ,只好表面上虚与委蛇罢了。当然,当局也未必真的相信每个知识分子表态的真诚,是否出自内心等等。但他们所要的就是你口头上的效忠表态,于此足矣。最近看到《炎黄春秋》的主编吴思先生的语录,其中有一句很有哲理:“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于是“又红又专”演变成一个谁也不相信,但谁也不敢公开反对的口头禅,就像那些宗教仪式上的善男信女们一样,尽管口中念念有词,心中却另有乾坤。

当人才党有制这个幽灵被驱散时,中国必将出现一个人才辈出、群星争辉的大好局面,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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