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11/19/20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采访中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胡石根先生(下)

作者: 焦国标 焦国标

(续上期)

六四之后,整肃开始。“6月5号军车开进了各大学校园。记得我那天还到北大去了一趟,当时北大校园广播站还在广播一些死伤信息和演讲。后来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军车进校园了。顷刻之间,呼啦一下,人群就作鸟兽散了。估计也就二三秒钟的样子,几千人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全跑光了!满地都是鞋子、倒下的自行车。当时就是这样恐怖!我站那里看了半天,也没看见军车来。就这么一个传言,就把人群吓成这样。后来回想,可能是便衣做的一个试探,看看当时学生的心理反应状况。”

胡石根是6月11号离开北京的,当时北大、人大、清华的很多学生已经被通缉了。“我原想直接跑到广州,结果到武汉时火车就不通了。武汉市民把武汉长江大桥给封了,从北到南的车只能在大桥以北停下来,从南到北的只能在大桥以南停下来,南北交通断了。北京已通缉学生,几十万武汉市民却还大游行呢!集体抗议李鹏政府。陆路不通了,我们改水路,雇了一条船。当时我们一行几人,有老师,有学生,发生了争执。有的说应该到广州,再到深圳,当时那边是有人接应的,要保存力量。有的说,事情起来了,你们都跑了,留下我们老百姓受苦,要落人谴责的。最后形成一个结论,让能走的人尽量都走。我最后没走,乘船渡到南岸后,坐火车回老家了。到南昌没几天,单位打电话让我回去。当时语言学院有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我是这个项目的一员。这个项目已到扫尾阶段,要我回去完成,于是在家没呆几天就回校了。结果一回去就向我宣布不准离开校园,说如果离开校园就会被抓捕,到时候学校就没法管我了,同时宣布我停职反省,让我到一个资料室去上班。”当时单位有审查办公室,公安局也来学校询问,查了将近一年,学校最后给了胡石根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四、组党和入狱
这资料室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在这期间我倒是有大量时间系统地读了社会党国际的有关文件。社会党国际是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参照社会党党纲,我就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党纲。然后就开始找人,邀其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们学校的王国齐,是我招募的第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六四后他被关了八九个月,回单位后就被开除了。后来招募的党员差不多都是参与六四的人,刘京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年不到,我们就招募了近三百人。李海、江棋生等也参加了最初的组党活动,但他们认为搞组织很危险没有入党。李海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六四后也被抓了,出狱后留着大胡子。我们总结八九失败的教训,认为正是因为没有坚强的民主政党和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才失败的。记得八九学潮期间我三天没去北大,再去找杨涛(学生领袖),他们就说杨涛不够格,已经被他们赶下台了。我当时还笑说他们这改朝换代也太快了!现在回想,学生都是很单纯的,可只有单纯的理想是不够的。”

刘京生在胡石根入狱12年之后写过一篇文章《胡石根,你还能活着出来吗》,回忆了二人相识和交往的点滴往事。“我与他(胡)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5月的一天,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28楼前的一小块空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周围有不少热血青年在认真倾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胡身材瘦小,个子不高,衣着随便,其貌不扬,而他的演讲却充满激情,诚恳而又深刻尖锐,似乎洞察一切。你一定会被他吸引,被他感动,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六四之后,很多人感到无助和无奈。“许多人开始放纵,开始享乐,开始沉沦,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人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六四,忘记了那些死去的人。就在这时,胡石根找到了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是否希望做点什么——为那些死去的人?’我被他的热情、直率、信任、真诚所打动,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愿意做些有意义的事,不甘沉沦。’这一天,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刘京生继续写道:“这之后,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我为自己能加入这个组织而感到自豪,并永远的记住了这一天——1991年1月7日,正是我37 岁生日的第二天。”“此后我们共同创建了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心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当时最安全的选择是广交朋友,蓄势待发,但最终他们选择了风险度最高但又最迫切需要的秘密组党。“在胡石根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在几乎没有人肯为中华民族担当道义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

1991年的十一、元旦、春节期间,胡石根和他的同仁王国齐、王天成、康玉春、陆志刚、安宁、陈卫、陈青林、刘京生等人印刷、张贴、邮寄、散发了大量揭露残暴、传播民主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是胡石根起草的。“在我(刘)看来,我们做得还不多、不够、不好,还想大张旗鼓、狂飚突进地干一番。这时胡石根及时提醒我:‘我们也许做得不多,但是我们做了。我们都是铺路石子,有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我们无愧——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良心,无愧于死去的人,也无愧于自己,这就够了!’”

刘京生评价胡石根凡事观点深刻而鲜明,“毫不掩饰,能说服的说服,不能说服的求大同存小异,从不强求统一。在我们之间,争议不可避免,可他从不因观点的不同而疏远谁。他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与爱戴。……眼见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白发也一天天多了起来,而此时他还不到37岁。我对此常常感慨,感慨他生不逢时,感慨他不得不用最原始、最落后的工作方式(骑一辆破旧女式自行车穿梭于京城的角角落落)来抗衡武装到牙齿的既得利益集团。”

胡石根为中国自由民主党起草的党纲和工作文件,讲到了几条重要意见:一、人民组党、多党竞选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二、要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问题与民主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等矛盾冲突较为激烈的地区。三、民主运动的开展,主要依赖国内的政治组织、政治力量,依赖广大的民众。四、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建立独立于当局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五、鼓励有政治信仰、政治热情的人做一个职业革命者、职业政治家,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1990年开始建立政党组织,到1991年就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还有另外一拨人在搞政治组织,叫做中华民主进步同盟。有康玉春、陈青林、陆志刚、安宁、陆明霞,他们那拨人都是八九的学生。通过高玉祥和陈青林的接触,他们也知道我们了。我们相互联系,彼此加入。到了1992年初,我们又成立了中国自由工会。加入的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事实上八九的时候官方已在学运中安插了不少线人。他们打入学生内部,游行时他们也跟着游行,后来被抓时他们也跟着一起被抓,不过抓进去一两天就放了。这些人表现得很积极,抗议比谁都坚决。”

“六四后我们经常有活动,搞组织联络、印刷、张贴、散发、邮寄传单等等,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些事,这样就到了1992年六四前夕。当时我们准备在全国搞一个轰动性的纪念‘六四’三周年的活动,至少北京、上海、广州等五大城市一起搞。外地同志都到北京来领取大皮箱,大皮箱里装的都是传单。在北京,我们当时准备用航模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航模直升机是从香港用集装箱发过来的,先发到深圳,再从深圳拉到北京,然后直接拉到康西草原,在康西草原组装和试飞。航模飞机的载重大概是65公斤。天安门广场东南面附近有个石碑胡同,那里有一个旧的二层洋楼。我们租了它的二层,准备就从那个二层楼顶起飞。事实上我们的飞机在六四前一周就被破获了,根本没飞成。我们中间一直有官方的线人。紧接着,外地到北京来领传单的人一到北京就都被抓捕了。”

胡石根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当时那机器要几万块,还是很贵的。航模飞机大概也要十几万。这次抓捕,把我们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我们是5月27号被抓的。5月25号那天,警察到了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看就看见了速印机。当时印传单的人很紧张,但警察当时并没有动手。于是卤鸭店的老板就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人盯住了,就看他们往哪里藏。到27号,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东西藏在某处了。我就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27号晚上,我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分手后走到儿童医院,警察就把我抓住了,直接送到安全局的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在丰台区大红门,靠近铁道线,旁边就是农田,那里有个村子,村里有一个二层楼,外表看像个招待所,到里面才能看见挂的牌子。我在那里从5月27号呆到6月10号,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去了。在秦城监狱呆了3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呆了3年,最终定我两项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3年,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0年,两罪合并执行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五、破碎的家
2005年和2008年,胡石根两次获得减刑。2008年5月,他被从北京第二监狱调到北京市未成年管教所。那里有个北京市回归教育中心,所有待释放的人回家前3个月都要到那里接受回归社会的教育。“本来我应该在5月底回家,他们却故意拖了3个月,直到8月24号奥运结束才让我出狱。我是8月26号回家的,被关了16年零3个月。在监狱吃的苦我不想细说了,尤其是在看守所,以后有机会再聊吧。那是太痛苦、太难以述说的一个过程。”

母亲1999年去世,胡石根在狱中没有获准参加葬礼。“我坐牢,母亲眼睛都哭瞎了。坐牢期间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母亲死了,2003年妻子又和我离了婚。探视时间没有合法的亲人探视,后来我的一个弟弟就在北京长住了下来,每月去监狱探视我。我有一个女儿,现在北师大读大三。我出狱后,老岳母请我吃过一次饭,与女儿和前妻见了一面,后来就再没见过。在监狱服刑期间,她们去监狱看过我。现在我什么也给不了女儿,等她将来走上社会了,再自己去判断她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胡石根的前妻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职工,1981年到北大进修时两人相识,那时胡还在读本科。“我们是在我已坐了12年牢之后离的婚,主要是为了孩子。其实还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就提出过离婚,说孩子你能带就带,带不了就给我的兄弟姐妹,她就哭。我兄弟姐妹多,肯定没问题。我们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很亲密,他们都很关心我,他们的孩子也都很尊敬我。后来前妻还是舍不得,一直自己带着孩子。现在她好像还是一个人,跟老岳母住。后来我打过几次电话,说想去看看老岳母。老人说不用了,都看过了,你只要没什么事就行了,我们就不用你管了。我想那就算了,人家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规律,我再去打扰反倒不好,何况现在我的生活还是动荡不定的。”

胡石根原先住在语言大学的筒子楼内,现在那房子都改成了学生公寓了。如今他住在北师大东边的一个公寓楼里,属于西城区。那是一个两居室,与另一个人合住。“出狱后他们(警方)把我安置在这里,包括装修(只在他那间房子里简单地铺了地板)都是他们弄的。整个这个房子,从里到外都是被监控的,让人想起前一阵风靡全球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们现在进行的访谈,说的什么话,肯定是百分之百监控,你现在就可以跟他们(指监控窃听者)打招呼。这个房子是语言大学和海淀区公安局合谋搞的,借我出狱之机,把我从学校弄出来,不再让我回到学校住。我本应回海淀区,但是他们硬把我安置在西城区。我不愿意,可也没办法。西城区的政治犯比海淀区少得多,把我安置在西城区为的是减轻海淀区警方的压力。西城区实际上是很烦的,他们认为海淀区把这么大一个雷丢到这儿来了。出狱两年多了,至今我也没办户口登记,户口本、身份证都没有,生活极不方便,连银行开户都办不成,出行更是很大的问题。没有户口也就无法办理生活最低保障。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生活主要靠亲友接济,无法通过银行,只能当面转交,非常麻烦。这种状况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囚禁。没身份证,没户口本,你就不能找工作,没工作你就没有生活来源。出门就得花钱,没钱你就出不了门,他们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把你限制住。”

真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本来我们这些人出狱后是要参加所谓社区矫治,按规定这期间要写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现在我被卡在中间,哪儿也不属于,这样一来就没人管我了,思想汇报都不用写了。不过,到了敏感时期就没有真空了,24小时都有人盯着,有时他们就坐在你们坐的这个沙发上。这个楼还专门为我的入住安装了探头,每天的电话,约见了什么人,他们都一清二楚。今年春天‘两会’期间,美国之音、法国电视台等媒体来采访我,他们都知道,拦不住人家。我呢,只要你能来,我就接受采访。有朋友劝我出国,不过我没有这个考虑,一出去肯定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是基督徒,每个星期天要去做礼拜,他们有时想管也管不了,但有时他们就蛮横地拦着我不让去家庭教会。”

胡石根2010年8月6日由袁福声牧师(袁相忱牧师之子)施洗归主。几乎同时,他与滕彪等其他5名中国异议作家同获赫尔曼-哈密特奖,胡石根把这看作是主的恩典。现在,他参与了一个访民维权律师团。这个律师团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公民律师,没有律师证,但关心访民事务,胡就属于这样的公民律师;另一部分是被吊销了律师证的律师,仍然可以为访民提供法律服务。“这个律师团的人大多数都是义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访民的上访材料。除了这些,我还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毕竟坐牢16年多了。现在我24小时都觉得不够用。”这正如《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应许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上帝多多赐福于胡石根弟兄!

(全文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关键字: 胡石根 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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