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3/2010              

开明的光绪指得上吗?

作者: 刘京生 刘京生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想到光绪,就想到了他的那首诗,想到他与珍妃那段深深的情,两情相悦却不能厮守:“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这首诗,总令我感慨,总令我惆怅,诅咒人生为何聚少离多,真情总悲凉。对常人而言,悲凉也就悲凉了,可皇权在握的光绪竟然也悲凉就有些耐人寻味。
 
光绪虚岁四岁即位,入宫时还在熟睡中。十三年寒窗苦读,抹去了童年的快乐(一百七五——一八八八)。虚岁十七岁亲政,仅仅九年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变法(一八八九——一八九八)。变法失败后被囚禁致死(一八九九——一九零八)。
 
光绪的一生,不仅记录着一代君王的悲剧人生,记录着封建王朝的没落,也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记录着这次改良中出现的是是非非对未来的影响。
 
光绪是开明的,作为一代君王,光绪的开明十分难得。庭院深深,粉黛佳肴,众星捧月,权倾亿人之上。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价值或人生理想,为这一价值与理想,人们不惜血光四溅,手足相残,演绎着一幕幕不堪提及的人间惨剧。可光绪却超脱于常人的理解范围,为强国,为变法可将个人荣辱与利益置之度外“……..可退位,不做亡国之君”。这番情怀,这番壮志,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光绪是爱民的,十五岁就写了一篇御制文,在文中道:“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多数帝王谈爱民是为利用民,为权力永固,这样的目的使得“爱民”的宣言虚情假意,字里行间看不到一丝真情。可光绪的爱民之心真真切切,一句“饥”,一句“寒”道出浓浓的忧民之情。
 
光绪是个想改变历史的人,虽然他不是想改变君主至上的封建制度。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他痛定思痛,彻悟到,不对现有体制作突破性变革,国破家亡在所难免。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与洞察力,也顺应了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突破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狭隘观念。主观上已经具备了实现理想的条件,再加上,维新派的鼎力相助,客观上也成就了朝野互动的良性局面。主观、客观条件均已具备,可这一些具备并没有带来一个必然——都没有必然的引领中国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安居乐业。
 
光绪作为政治家性格上的懦弱与缺乏政治谋略是致命的。性格上的懦弱,情感上的纠葛,都可能影响他对时局的判断,要么不该高亢时高亢,要么在该决断时优柔寡断,错失良机。在政治谋略上由最初的过度依赖他的恩人(帮助获得皇位)与敌人(实现理想的最大障碍)慈禧,到“变法”时迅速转变为与之分庭抗礼,而那时的他,根本不具备分庭抗礼的实力。在“变法”之初,慈禧同意了“变法”,可这并不意味着慈禧同意了可以牺牲她的利益、她的野心、可以消弱她对朝野,对光绪本人的控制能力。当光绪锋芒毕露,大量提拔“变法、维新”人士,并在短短一百零三天连续颁布一百多条新政上谕后,终于突破了慈禧的底线,在顽固派,既得利益集团与慈禧的合力下一举摧毁了弱不经风的“进步势力”。光绪不懂得政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在用人上,在处事上不能急功近利,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一点上他远远逊色于慈禧。在中国,成功的君王都是刚柔并济的典范,当抚则抚,当残则残,不能当抚时不抚,当残时不残或者当抚时去残,当残时去抚。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谋略,卑鄙、无耻、肮脏,可除此,就只能抱恨终生。中国的政治不是良知与信仰的游戏,不是“好人”的游戏,“好人”加入其中只能自取其辱。光绪的一生证明的就是这一点。
 
光绪的开明、知识、爱民、没有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光绪想改变历史又恰好历史赋予了他一个机会,他却没有能力把握。表面看,这是光绪个人的问题,或者说光绪生不逢时恰好与慈禧,与袁世凯,与康有为在同一个历史时点相会,如若舍其一人,历史也许会是另为一副场景与结局。比如,历史舍弃慈禧,袁世凯也就会势利的选择依靠光绪,再加上革新派的辅佐,不怕乾坤倒移。好一份“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可是,如果历史删除了慈禧及其野心,光绪是否能登上权力之巅尚存疑虑。
 
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也许。一些善良的愿望都不能左右历史。但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的兴趣,本身的规律,而是人的企图:这个企图就是在诉说历史中昭示未来。
 
最高权力是重要的,光绪有最高权力却也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这可能是一个个例,一个偶然,那么多不利的因素,综合性的汇聚到了一起,才没有让最高权力者的意图得以实现。如果历史只是一次个例,只有一次偶然,那么我们几乎找不到它对未来的意义——我们无法造就这样一个社会模式,这个社会模式要求最高统治者一定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温柔又强悍,聪明又善良,享有权力又不眷恋于权力……。可是,幸运或悲哀的是:光绪的这段历史不是个例,不是偶然,它与一百多年后的一个事件惊人的相似使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进入人们的思维视野——只不过主角不是皇帝而是总书记,目的不是“变法”而是民主运动,结局也一样,血雨腥风。历史不是个例,不是偶然就有了意义,这个意义一定可以帮助找到不同年代,不同人物之间偶然联系在一起的相同处,并从相同之处悟出可以借鉴的东西,从而力图改变一个历史必然。
 
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善良的、开明的、爱民的、想改变历史的、同时他们又都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却都受制于一个实力派人物,受制于强大的利益集团中的顽固派。在这点上,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情感是纠葛的。作为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不背叛有悖良知,背叛有悖于朝夕相处而产生的感情或亲情——前者道义,后者道德,何去何从?别难为最高统治者了,最高统治者也是人,让一个人的正确选择决定一段历史的必然,太过苛刻,太过渺茫、太过虚幻。
 
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希望只有依赖自己的努力才是最现实的。依赖于别人或完全寄希望别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是靠不住的——就像指望天上掉馅饼,您的指望再虔诚,苍天也不会因您的虔诚而善心大发,帮您兑现。一百年前没有实现的,一百年后也不会因有“青天”或“好人”的出现而实现。岁月如梭,转眼又会是百年,百年后的一切我们并不知道,但可以预测的是:历史不会空降一个“超人”来拯救一个将自己的努力拱手相让的民族或社会。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主体否定客体的思维,否定客体的万能,否定客体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且是一种最现实可行的行为方式,柴米油盐需要自己挣钱,花钱去买。
 
光绪、慈禧、袁世凯、康有为、都是历史的偶然,偶然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相遇,成就了一份历史必然。偶然不是人的刻意创造,因此也不是人可以左右的。换了一群人,换了一个时点,历史会惊人的相似,还是在循环往复中重复着“偶然”成“必然”。纠缠于偶然的细节,纠缠于光绪、慈禧、袁世凯、康有为的是是非非都不能改变历史,都不能造就另一个理想的彼岸——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忘记这些人吧,忘记他们善恶,忘记他们开明,忘记一个恒久与执着的祈盼:皇帝的开明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苦海!光绪如果还活着,他还是要做一个痛苦的抉择,爱江山还是爱珍妃?可以兼爱的中国还没有降临,您只能两者择其一——不管为了哪一种爱,您还是要付出,还是要牺牲,还是要失去自由,还是要流血。

20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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