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7/2011              

启蒙的误区

作者: 刘京生 刘京生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留下了很多糟粕,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有必要的。然而,在经历了清朝末期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经历了共产党统治期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普及后再大谈启蒙就有些让人不能理解。这些高喊启蒙的人实际上假定了两个前提:其一,被启蒙者不如你,如果比你强的话,你不会有启蒙的意图,其二,不如你的人还不是少数,人数众多,以至于无法实现人类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利益。如果你认为是少数人不如你,由于少数人无伤大雅你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启蒙欲望。因此,这两个前提是启蒙者虽没有明确表达却一直藏匿在灵魂与思维深处的东西。
 
现在的中国,的确有很多现象令人不满,令人气愤,这也包括“多数人的一些行为”,狡诈、卑鄙、无耻、下流,处处是谎言,无真实可言。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似乎认可了这一切,不反抗,不抱怨,不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懂得尊重自己的尊严、名誉、利益,而是心甘情愿的选择依附于权势,做势利小人。在这样的状态下,有人想到了要对这个众多群体进行启蒙,让他们懂得自由民主的真实涵义及这种涵义所能带来的巨大变化,以提高他们追求普世价值的自觉性。这种想法是善良的,(假定)可这种善良首先表达的是:我比你有知识,有教养,有理想,有追求——比你高贵,而这恰恰背离了自由民主的初衷,恰恰与现政权的理念(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不谋而合。皇帝喜欢使用“天子”,毛泽东喜欢使用“共产主义”,“天子”或“共产主义”都被他们解读为真理。启蒙者的真理虽与皇帝、毛泽东有差异,但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比别人“高贵”,天生就是主子,天生就是主宰世界、奴役别人的人。不使用高贵的词汇,并不意味着骨子里没有流着“高贵的血”,并不意味着因为有这种“高贵”而感到羞愧。有很多可以代替“高贵”的词汇,比如“知识”、“真理”诸如此类,什么时髦用什么都可以代替“高贵”。有人为了掩盖“高贵”,即在别人质疑这种“高贵”实际上是在传达一种不平等理念时,这些人编织了一个“自我教育”的谎言,这个谎言不能自圆其说:你究竟是启蒙者还是被启蒙者?或者是你先是被启蒙者后来成为启蒙者?如果,你是被启蒙者,你是个“被教育者”而非“自我教育”,如果你变为了启蒙者你不是在“自我教育”而是个“教育者”,由此,自我教育在你的被启蒙阶段还是在启蒙阶段都没有真实的存在过。因为,启蒙的内在要求就是主客体同时在场,表述的关键是“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自我教育,只有主体,没有“关系”。这不是咬文嚼字,这是逻辑。用自我教育作为理由(或预设的前提)证明启蒙的意义(或掩盖“高贵”)不成立。
 
中国存在的很多现象我并不否定,我也没有抽象掉这些现象而空谈人人平等。我想说的是: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二,解决这些现象可能的方法。
 
我以为,这些现象的根本性原因是制度性产物,不是个人的问题。因此,要扭转这些不令人满意的现象就首先要解决制度性问题,无需对个人进行启蒙或教育。在中国,思想者是危险分子,作为多数人不可能选择用一生去做这个危险的游戏。政权几千年始终在打压思想者,日积月累的打压已将恐怖的信息植入骨髓,人们“谈思”色变。为了保障活下去就只好无奈的选择没有思想或将真实思想掩盖。现在也一样,一方面人们的生存压力过大,没有更多的时间思想,无法为思想提供更多的条件与便利,另一方面,人们有更多的顾虑不敢将真实思想公开。(是不敢公开而不是没有)很多人在法律层面上的素养上比一些“民运”人士更高,认识更加深刻,他们懂得现在的法律是不容许自由思想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民众不能玩政治。想玩政治就是“违法”,就是“犯罪”。让多数人“犯罪”,这不现实。对政治(狭义)的兴趣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将政治与理念作为职业,作为一生的追求。对多数而言,他们只追求幸福(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只追求安居乐业。欧洲人因牛奶的价格太低将牛奶泼洒在地而不施舍给喝不起牛奶的非洲人或中国人,为了汽油涨价可以堵塞交通,而无需顾及“公共利益”。这些行为从素质层面考量,并不比中国人更高(也是为了自己而不管别人),并不能得到“高傲的中国人”的理解。可是,在我看来,这才是自由的真谛。美国也一样,不是因为“启蒙”(或提高素质)就自然而然的成就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也不会因为持续不断的启蒙而提高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自由是人最本能的欲望,追求自由,追求什么样的自由,无需别人指指点点。恰恰相反的是,对自由的过多指点只能为制约自由,减少自由推波助澜。当“真理”(或理念)将谬误(或卑贱)无情的赶尽杀绝之时,也就是真理或理念的消亡之日——世界不再有真理或理念。
 
一个简单的判断:生存重要还是理念重要?这对于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可能不是个问题,回答是后者,理念重要。但对于对政治没兴趣的多数人而言,回答可能就正好相反。数以亿计的游民,下贱的混迹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忍受着贫穷与耻辱,忍受着狂风与暴雨,饥寒交迫。面对此景,你对这些人说:“你去接受教育,懂得生而平等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会给你怎样的回答?我曾经也同情他们,也力所能及的帮助过他们,然而,他们的命运不会因此而改变,于是,再次经过他们身边时,我没有拿出一毛钱,我的内心只是在痛苦的煎熬中诅咒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权。我有理性,也不愿意使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我想用“说理”来解决现实中遇到一切问题,不想骂大街。可是,我善意的努力处处碰壁,反而是“粗暴”与“下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我申请低保因没有档案,怎么说也不行,人家就是不给办,似乎人家是给“档案”解决生活问题的,不是给人解决的。我等了几年,还是没有结果,忍无可忍,就去踢了街道“主任办公室”的门,并让十几个人全给我闭嘴,问题反倒在第二天得到解决。这个社会本来就是颠倒的,理在颠倒,道德在颠倒,公正在颠倒,价值在颠倒,黑白在颠倒,一切都在颠倒,人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对少数人可以这样高要求,对多数人不行,也不现实。您衣食无忧,您先“独善”着,我可没那番情志,解决吃喝是我的当务之急。

所有人都在谈教育,谈文化传承,谈理念。政权也在谈教育,他们也最有资格谈。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能力兑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做的人却偏偏不做,而没有任何可能做这些事的人却在夸夸其谈,我只想问一句:你们拿什么去做?你们做了多少?也只有将权力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有可能解决“普及教育”的问题——就是说,更迭权力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别与我争论“教育问题的改善”,有兴趣你去查查每年教育经费的拨款比例,去听听这些经费有多少被贪污,被挪用,去问问农村的孩子为何还是上不起学?

中国的所有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教育问题,素质问题,医疗问题,法治观念问题,自由言论的问题等等都是制度性产物,最终的解决都要通过改变制度的性质加以解决,在制度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纠缠于个别理念,纠缠于解决个别问题,从而达到最终解决所有问题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一千年还是会如此。制度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却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通道与可能。这并不是在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我只是在说:现在需要做的与将来需要做的不同。你热衷于真理的传播,以后有的是机会,现在做这些无异于飞蛾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权不容许,民众也没兴趣。听的谎言太多了,不费力去辨别真伪。但是,请相信一点:多数中国人有判断是非的素质与能力,这就够了。当年的“六四”,当学子们把对理念、责任、正义、公平的感悟变为行动时,百万民众就会伴随在你的身边,为你遮风雨,挡子弹。在那样的场景下,谁还怀疑民众的基本素质?谁更有理由谈论高尚,谈论无私,谈论卑贱?理念的传播不是通过教育,也不可能通过强加的灌输而被人自觉自愿的接受,理念的现实性与否是需要用行动来诠释的,也只有这种诠释才能使别人有参与的激情与动力。您老想“唤醒”人家当枪使,谁那么傻,谁还会义无反顾?
 
不要用未来困扰今天,不要认为人手一把枪就天下大乱,中国人的素质不比二百多年前的美国人更低,不会在得到自由后都热衷于杀人越货,无法无天。有这些想法,说这些话的人显然不懂得“普世价值”的一个常识:自由是正义之本。

201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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