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2/11/2011              

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五)

作者: 王天成 王天成

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五)


(续第44期)

第四章 当前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中)

三、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的异同

我将挑选四个学者作为个案来讨论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的异同。如何界定官方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是讨论的前提,但这个复杂的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下面所评析的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关于他们的归类,大多数人都应该不会有异议。

通过分析四个典型个案将发现,官方知识分子以渐进改革的名义明确反对尽快民主化,他们的改革建议往往与民主转型无关。自由知识分子的要求要进一步,可能会包含有限的自由化,也可能会包含了较多的自由化,但即便是最大胆敢言的学者,对于尽快民主化也是疑虑的。

3.1 俞可平、周天勇

在官方知识分子中,要先讨论的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这位被誉为“文胆”、亦官亦学的政治学者,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名动一时,但他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贡献了一句大白话,而是以精巧的概念将渐进主义理论化。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被他称之为“增量民主”的政治发展路径。

俞可平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增量民主”的涵义。首先,“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其次,“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新的增长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复次,“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并非突变”,“突破可能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但质变的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再次,“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注1)。

俞可平认为,增量改革、增量民主不仅是中国应该选择、也是一条已经在走的道路。中国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 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 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惟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注2)党政不分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克服;政企分开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经济高度一元化的传统体制;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上升为国家的宪法原则;地方政府推行了政务公开、干部竞争上岗、乡镇长公推公选、党支部书记“两票制”选举、简化行政审批手续、舆论监督等制度创新 (注3),等等。按照增量民主或者增量改革的思路,“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注4)。中国模式”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先稳定后发展,应当奉行渐进改革的策略,努力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软着陆。(注5)

“增量民主”的提法的确是新颖的,吸引了不少人,然而,其真实的含义却远不如字面那样有新意。它是一种以新奇而模糊的语言包装的、对抗或延迟民主化的理论。首先,在阐释其“增量民主”理论时,俞可平沿袭了官方一贯的做法,就是滥用民主的概念、将“开明”专制与民主混为一谈。他刻意回避了诸如政务公开等“制度创新”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问题,抹煞了真改革与伪改革、以民主的名义所做的姿态与真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界限。民主不是被当成一种国家政体、政府架构,而是被贬低为政府操控的、局部的“开明”举措。

其次,俞可平曲解了过去数十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回避了中国目前政体类型的非民主性质。的确,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毛时代极权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有了一定的空间。但这个过程在性质上属于极权主义衰落、过渡到后极权主义、并向威权主义演变,而不是向民主转型。这些变化或许可以成为争取民主的有利因素,但却不能武断地贴上“民主”的标签,以所谓“民主存量”来概括。人们并没有选举政府的自由,仍然生活在非民主的政体之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非常明显,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在政治制度上一直停滞不前,而只是进行了一些规避普遍民主原则的调整和伪改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俞可平却将其曲解为已经走上了“渐进改革、增量民主”的政治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增量民主”其实就是为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只进行一些伪改革以拖延和逃避民主转型而量身定做的理论。

其四,根据“增量民主”理论,专制是与民主相容的,在专制制度下,民主只是少一点而已。它假定民主可以在一党专制的框架之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建立起来。然而,本文前面已经阐明,在坚持一党统治不变的前提下,突破性的、有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就连发展真正的“党内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对于领导集团而言,事情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拒绝真正的民主,维持一党专制,要么发展民主,放弃一党专制。

其五,俞可平强调“增量民主”在过程上是“缓慢的”、“十分漫长的”,要求的是“突破”而不是突变。然而,“突破”与“突变”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对于统治精英而言,为了杜绝“突变”的可能,就需要不能有真正“突破”。从这个角度看,“增量民主”理论不过是一种空想,类似于假定毛毛虫可以拒绝蜕变而羽化为蝴蝶。但它的问题还不只在于空想,更在于反对“突变”,也就是快速的整体性变革。

俞可平说:“中国民主政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注6)。这当然是代表政府立场的表述,威权主义被贴上了民主政治的标签。俞可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主张也没有超出政府宣传的口径。他是官方版的党内民主的积极鼓吹者之一。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谈论一些地方所推行的“政务公开”、“竞争上岗”、“公推公选”、“简化行政手续”等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以此来证明中国正在走一条渐进改革、增量民主之路。他走得最远的也不过是提出了“在不远的将来”县乡一级的改革要有所“突破”,将乡镇一级的“选举”扩展到县一级领导人的选拔,也就是推广“公推公选”之类的“制度创新”(注7)。这种所谓“突破”仍然停留在统治党操控的内部游戏层次上,并不是开放县乡两级基层政权。

综合起来,无论是从其抽象理论还是具体主张看,俞可平这个在喊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后因其特殊身份而激起人们猜测的专家,其实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人。在抽象地谈论“民主”时,他看起来是个充满激情的民主派,然而,在解读中国政治现实时,却成了一个将威权主义称为“民主”的人;在涉及如何实现民主时,提出的是一套以增量民主的名义无限期搁置民主转型的理论。

如果以A来代表俞可平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T代表民主转型所要求的重大变革的集合,两者的非重叠性即不相关性可以图示如下:

图1
 
    

说明: A=“党内民主”+“县乡基层制度创新”(“政务公开”、“简化行政手续”、“公推公选”等);T=自由化(开放党禁、开放言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现在让我们讨论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这位据说经常为高层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学者,与王长江、王安岭主编了一本书《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2007年10月出版,迅速引起国际和国内的广泛关注。

《攻坚》一书特别不寻常的一点在于提出了一个分阶段改革的时间表和许多具体的改革建议。时间表的起点是2002年(是2002年,我没有说错):从2002年到2010年,重点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也进行一些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和司法机构方面的改革;2011年到2016年,重点是进一步改革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2017年到2020年,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公民社会;2020年以后,再用20年时间,即到2040年,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民主和法治国家(关于什么是“中等发达的民主和法治国家”,周天勇没有给出解释)(注8)。

在这个时间表之下,《攻坚》包括10个分别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撰写的专题报告。它们首先讨论共产党建设、党内民主,继而论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体制与协商民主、立法民主化和法律监督、行政体制、司法体制、财政预算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民间组织与宗教事务等重大领域需要进行的一些改革。

仔细阅读各个分报告,你会发现,《攻坚》一书将过去10余年来不同领域学者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汇集到了一起,有的建议并且涉及到政府体制、国家结构的改革。例如,人大代表专职化、减少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减少政权层次、形成三级政府体制,缩小省级区域、加强中央控制。由于《攻坚》既有改革的时间表又有具体的改革建议,它很容易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的确提出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渐进政改路线图,这在当代汉语作品中是罕见的。

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人们总容易联想到民主转型。然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周天勇全部方案的大前提,是继续坚持共产党一党统治。他说,在未来至少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干部任免、军队、行政机构、人大和法院的控制。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要继续坚持目前的党国体制,继续实施党禁、言禁,继续搁置自由选举,也就是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不启动民主转型。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周天勇为延长一党统治辩护时所使用的逻辑,30年之后依然是有效的。周天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注重的是可操作性(注9)。他说,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很好地推行政治改革。他认为,从政党格局的改革看,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意图实现多党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当高昂,风险也相当大。(注10)他没有明说的是,之所以出现新的、可以替换共产党的政党是“不现实的”,是因为现在是一党制,共产党不愿意开放党禁,不允许出现能替代自己的组织性力量出现。所以,他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现在是一党制,所以要坚持一党制,取消党禁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按照这一逻辑,30年之后中国依然是一党制,也相应地要继续实施党禁、坚持一党制,民主转型依然是“不可操作的”。

《攻坚》一书试图给人一个重要印象,就是要先进行许多方面的改革,才能进而启动民主转型。在其所提出的种种具体改革建议中,如果孤立地看,也许每一项改革都不无道理,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那些不触及政体原则的改革,是否启动民主化之前必须要进行的,是否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如果在民主化之前实施那些改革,是否能收到预期效果,而不会是浪费时间、增加摆设?哪些改革在民主化之后进行更好,更有可能成功?在周天勇方案的种种改革建议中,我没有发现一项是民主化之前非进行不可的。例如,将审计部门划归人大管辖,这是学者们多年的呼吁,但即使现在实施了,又会怎么样呢?审计会变得更加有效吗?人大的地位可以因此而提高吗?审计制度的改革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吗?

通读《攻坚》,你还会发现,有些变革对于民主化是很有价值的,周天勇在书中却避而不谈,或涉及却不谈要害。例如,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公民社会,周天勇在书中虽然辟有专章,却闭口不提结社自由,而没有结社自由,恰恰是目前公民社会发展的瓶颈所在。又如开放乡镇、县市选举,有助于为全国选举积累经验、打下更好的基础,但周天勇在书中丝毫没有提及(注11)。考虑到周天勇的特殊身份,这些疏漏似乎并非偶然。

所以,《攻坚》的确是一本奇书。它最奇特的地方就在于,以时间表和具体改革建议,来对抗、延迟民主转型。其建议中既不包括自由化,更不涉及民主化,民主转型被回避了。它并不像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是在“攻坚”,相反,不过是在“攻软”而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激起了一些人对于整体性政改的联想,还引起了海外媒体、智库的关注。

如果以A代表周天勇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T代表民主转型所要求的重大变革的集合,两者的不相关性和矛盾性可以图示如下:

图2
 
 

说明:A=共产党对政府、军队、新闻的控制+党内、行政、人大、司法等众多领域的改革;T=自由化(开放党禁、开放言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3.2 周舵、张博树

在两位自由知识分子中,我将从具有传奇色彩的周舵开始。他是1989年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也是较早主张渐进主义的学者之一。“从1993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就开始到处宣讲‘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当时,我的这种温和、渐进、改良的主张非常不受欢迎,可以说是两边挨骂”,“坚持到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渐进民主’主张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共识”(注12)。2008年,他在题为《理解中国问题的七件》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渐进民主”主张。

周舵在这篇演讲中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思考,“总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目标是英-美模式的现代化,路径是‘渐进民主’——先自由(以宪政、法治有效约束政治权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后民主,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注13)。“英美模式是在自由宪政法治整个一套基本制度巩固之后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最后实现全民普选”(注14)。“先自由后民主,则自由民主兼有”;“先民主后自由,则民主自由尽失”(注15)。“要是听从那班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民主乐观派的馊主意,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就立即开放普选式的‘一人一票’全民民主,我们的‘民主’会是何等丑恶的一副面孔!十之八九,比陈水扁之流还要丑陋不知多少倍。”(注16)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舵构思了一个与众不同或者说怪异的转型方案。他认为,在操作上,首先要达成“精英共识”,建立宪政和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游戏规则,其中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在此前提之下,一方面培养文明的政治行为习惯,同时渐进、稳妥、有序地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其中最核心的是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精英必须起主导作用,政治参与相应地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真正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同时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多党制发育之路”,也就是政党从议会内部派系中发源(像英国、美国政党的起源),“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大众的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扩大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也类似,可以在政治性、现实性、大众动员性的言论,和非政治性、非现实性、小众范围内的言论之间作出区分,后者应尽可能自由,前者则不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注17)

周舵这个别出心裁的转型方案的空想性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他没有说明决定建立宪政制度的“精英共识”如何才能达成,也没有说明共产党如何会自觉自愿地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老子党”变成议会党。这些“细节”的缺陷是如此明显,并不需要给与专门讨论。但周舵主张宪政先行,这是其整个操作方案的基础,应予侧重辨析。过去10多年来,一些人围绕着民主与宪政的关系争论不休,不时有人发出宪政先行的吁请(注18)。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周舵主张先建立宪政制度然后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是基于对“英国经验”的表面化理解或者说想像。的确,英国全民普选的实施是在宪政制度巩固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宪政制度是在缺乏广泛政治参与的情境下得以维持、巩固的。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就成了一个立足于广泛的政治参与、以议会为最高机关的虚君共和国(注19)。尽管它不是一人一票基础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但民主却是其政体至关重要的构成元素。其最重要的机构即议会下院是平民自由、直接选举的,是其政体的民主成分(注20)。拥有或租种价值40先令土地的男子都能参加选举,普选权在当时其实不是严重问题,而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18世纪下半叶后肇始的工业革命产生了许多根据旧选举法不能选举代表的新市镇,造就了一个数量庞大、脱离土地、没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所以,英国到了1832年才开始推行普选权是与其社会结构的变迁历程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这一背景去理解。

其次,说到宪政,指的是以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经验表明,这种体制的确立不能依靠少数“治国精英”的自觉自愿,必须以政治开放为前提,不仅需要通过建立分权制约机制实施政府的自我约束,更需要人民广泛有力的参与、监督——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控制政府的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于人民(注21)。可是,在周舵那里,宪政制度的建立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芸芸众生”无关。他希望通过少数精英——实际上主要是官僚——的参与,实现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议会对于宪政制度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的宪政发祥史其实也就是其议会成长史。然而,在精英们由人民定义之前,亦即以自由、直接的选举将人大政协那些周舵所说的“治国精英”们(注22)置换成具有独立性的、真正的人民代表之前,我看不出人大政协如何能转化为议会,看不出威权政体如何会转化为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注23)。

其三,应该区分因为政治松动所获得的短暂、不稳定的自由与宪政化、制度化的自由。本文前面说过,在民主化之前需要自由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是先于民主的。但需要明确的是,自由化阶段的自由是没有制度化的,亦即还不是宪政、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只有在实现充分的政治参与亦即民主化之后,宪政法治才有可能牢固确立,自由才能制度化。周舵主张“先自由(以宪政、法治有效约束政治权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后民主”,将宪政制度的建立置于民主化的实现之前,实际上是将民主化以后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不切实际地提前了。

周舵再三强调总体路径应该是“渐进、可控、有序”,因为像许多渐进主义者一样,他担心民主转型、政治参与会引发社会动荡。他希望统治集团能主动启动转型。然而,在对转型充满担忧恐惧、强烈追求“可控”的心态下,统治集团是否会启动转型本身就是成疑问的,而且,按照周舵渐进、缓慢的操作方案,转型是否能“可控”、“有序”地完成,也是成疑问的。在过去20年中,统治集团没有进行任何自由化的尝试,对各种可能的“漏洞”严防死堵,禁止游行、打压言论、紧缩互联网、遏制公民社会的成长,等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担心任何局部的开放都可能会导致失控。

也许,周舵认为他的“英国式”方案已经足够保守,实施起来是可控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接受。然而,他错了。在统治集团相信自己还可以控制局势但对转型却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周舵的方案对于他们显得过于“激进”、是颠覆性的,而到了不得不进行变革的时候,他的方案对于民主派又显得过于保守、不合时宜。

要知道,转型是政府、社会之间相互博弈的产物,而不是政府自觉自愿的单边行为。在过去发生的民主转型中,有的是政府启动的,有的是政府与反对派谈判的结果,有的是公民社会强加的。以政府主导的转型而言,它也不会发生在统治集团相信自己能够实施有效控制的时候,相反,是在已经开始失去控制、对保持控制越来越没有信心的时候。典型的情况是,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中,面对公民社会的反叛或反叛的威胁,政府的控制成本变得难以承受,紧缩、镇压的前景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还掌握着相对的主动,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温和派认为如果不做出一些让步、不实施某些开放,将难以渡过危机,局势将会进一步失去控制。温和派说服了强硬派,尝试推行政治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温和派必须及时寻求公民社会的支持,以稳定局势、巩固自己在统治集团内暂时获得的优势。周舵转型方案将不大可能得到考虑,因为它是封闭性的,过于保守、片面,不可能得到公民社会、反对派的认同。它排斥体制之外即外源性政党的参与,排斥全国自由直选。就像清朝末年预备立宪中的皇族内阁曾引起全国舆论大哗、让天下士子离心,如果坚持这种单边的、“可控的”、“渐进的”思路,后果也将是严重的。在政治已经松动、社会开始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倘若不加快转型的步伐,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将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对峙、冲突。所以,以为 “渐进的”、缓慢的就是“可控的”,“可控的”、“渐进的”就是“有序的”,是不成立的,结果可能正好相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周舵主张“先自由后民主”,明显是反对尽快民主化的,他同时也是反对尽快自由化的。他反对在体制之外成立的“非法”政党(注24)。他主张限制政治性的言论、出版、表达权利(所谓“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不过,他在不同场合还提到,应尽快启动“县市一级的系统性整体政治体制改革”、直接选举市长(注25),可以认为他要求尽快推行有限的部分自由化。前面说过,周舵提出的先宪政后民主的操作方案,以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和共产党降格为独大的议会党为核心内容。

所以,归结起来,如果以L指代周舵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T指代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变革,则两者呈现出非常有限的交叉关系,图示如下:

图3
  
 
     

说明:L=人大政协改革+共产党向独大的议会党转变+县市长直接选举;T=自由化(开放言禁、开放党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接下来讨论另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张博树。如果你想列举几个在当今中国数十年坚守理想、不为红朝利禄所动的学者,张博树当是其中之一。他因为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不上高级职称,前不久还被解聘了。

在其2008年出版的个人文集《解构与建设》、特别是曾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注26),张博树颇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民主转型的主张。他认为,“改革的战略设计要彻底,战术设计要循序渐进”。“所谓‘改革的战略设计要彻底’,就是说终结党专制体制是宪政改革坚定不移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要贯穿于改革之战略设计的各个方面。”“所谓‘战术设计要循序渐进,则指改革的具体推进要积小步为大步,不能指望一口吃掉一个胖子” (注27)。“‘改变’不应是‘推倒’,而是逐步‘解构’,就是一点一点儿地‘拆除’”。“要实行一个和平的、理性的、渐进式的政治改革”,“‘解构’和‘建设’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注28)。

 

张博树认为,宪政改革的具体实施步骤应该是:“取消言论限制和结社限制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改革教育体制、废除党化教育;推进基层和地方自由选举;政党政治建设,包括让现有8个“民主党派”独立化,解除党禁允许新的独立政党的出现;共产党党内民主化;解决“六四”和镇压法轮功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举行制宪会议,确定多党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框架;两岸和平统一,共建大中华共和。 基于渐进主义,张博树主张新闻、教育、政党、地方选举等制度改革都应以逐步解构和建构的方式进行(渐进主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仅改革在整体上是渐进的,在局部、单项上也是渐进的)。

张博树认为,执政党主动进行的改革将是成本最小的改革。如果执政党不主动改革,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但中华民族将会为政治现代化付出更大的代价。他希望“建设性的反对派”(中右力量)与共产党内的宪政改革派(中左)结成“中派联盟”,共同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注29)

张博树上述方案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毫不含糊地将剑锋指向一党专制、要求开放党禁。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停滞不前的症结就在于统治集团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可是,在思考、探讨如何才能启动政治制度改革时,许多人都忘记或者刻意回避这一点。例如,许多人都主张开放地方选举,却不要求开放党禁,反而迎合甚至鼓吹应继续坚持一党体制,幻想着这样统治集团就能接受他们的主张。但实际上,开放地方选举也是与是否有意放弃一党专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统治集团根本无意放弃一党专政,它也就不大可能开放地方选举。过去20多年来,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之所以一直没有超出非政府性的、狭小的村级单位而像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扩展到乡镇、县市,就是因为以乡镇、特别是县市的规模而言,如果举行自由直选,候选人不能依靠自己一人的力量,而需要借助于组建竞选团队,包括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这意味着独立政治组织的出现。所以,张博树既要求开放地方选举,也要求开放党禁,比其他渐进主义者“渐进”了一大步,似乎“激进”了许多,反而是一种更现实、更符合政治逻辑的主张。

然而,像其他渐进主义者一样,张博树的转型思考依然有下列问题:其一,他也在渲染转型过程的可怕,假定小步、慢速的改革才是稳健、安全的。他说,苏东各国改革历史表明转型过程“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动荡期”(注30),苏俄改革最大的教训就是速度太快,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赞赏威权控制的转型战略(注31)。

我并不想说转型过程不会有震荡、风险,但综观第三波民主化,可以发现,总体上应该以积极的心态看待民主转型过程。本文后面还会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也会阐明苏俄改革最重要的教训其实不是速度太快,而是某些关键性改革没有被置于优先地位;东欧国家的改革历程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动荡。渴望转型的中国知识界对转型过程几乎一边倒地持负面看法,这种精神、舆论氛围是非常不利于转型的发生的。

其二,张博树强调了开放党禁,但对于在较短时间内推行全国自由直选即民主化的态度是暧昧的、没有信心的。他在罗列改革的步骤时,并没有将全国自由直选放在一个明确而重要的位置,只是在含糊的上下文中附带说了一句“全国人大代表也完全是可以直接选举的”(注32),这表明了他对应否在较短时间内从自由化过渡到民主化相当模糊、疑虑(2009年秋季,在我与张博树先生的一次当面交谈中,他表示20年之后中国才适宜实施自由直选国家领导人)。而从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看,开放党禁的决心通常是与是否愿意实行全国大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全国自由选举是不适宜的,开放党禁也会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其三,可以看出,张博树主张自下至上开放选举,即先实行基层和地方也就是乡、县和省级自由直选,最后扩展至全国自由直选。这样的顺序几乎是所有渐进主义者共享的一个观点(我本人16年前也曾提出类似主张),然而,本文后面将阐明,如果全国自由选举不在省级之前发生,渐进主义者们所担忧的“社会解体、国家分裂”将真的有可能发生。我们将看到,渐进主义者想当然的、自以为稳健的“从小到大、逐步推进”的改革思路,如果真的有机会付诸实施,所包含的可能是多么危险!

对于民主转型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把握时机,渐进主义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没有这样的观念,假定慢的就是稳健的、小步走就不会摔倒。

以L代表张博树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T代表民主转型要求的关键性变革的集合,两者的重叠与差距可以图示如下:

图4
  
 
  

说明:T是大椭圆形,L是小椭圆形;L=(开放言禁、开放党禁、逐步开放地方政权);T=自由化(开放言禁、开放党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张博树的渐进改革主张是迄今最大胆、“激进”的,所以,L完全落在了T之内,但它依然与T存在明显反差,覆盖的只是T中的自由化部分,而不包括民主化。在张博树方案中,民主化并不在近期政治日程之内。

  

前面评述了过去10多年来流行的一些渐进改革主张和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渐进改革思想。以此为基础,我对当下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的重要特征作如下概括:第一,渐进主义者们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认为要求开放党禁、举行全国大选等整体性变革是不现实的,因为领导集团不可能同意。所以,他们认为不如退而求其次,主张诸如法治、党内民主、行政改革等较温和的变革,以期能得到领导集团的采纳,从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渐进主义者们还有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民主转型和民主政治充满焦虑恐惧,认为当下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大的动荡、失序。基于这一原因,他们也主张先进行一些温和、“理性”、不会导致政府失控的改革,不仅不要求、反而反对尽快开放党禁、举行全国大选等整体性变革。

第三,基于上述原因,渐进主义者们刻意回避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主张许多与民主转型没有关系的改革,典型的如周天勇等人提出的不同领域的变革建议;或主张只有在民主转型发生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和有实际意义的变革要求,重大的如司法独立。

第四,渐进主义者们不仅在整体路径上持一种渐进的改革观,在局部发展上也持一种渐进的改革观。例如,胡伟提出要用50年的时间逐步推行党内民主;周舵希望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逐步向独立人士开放;张博树主张新闻、教育、政党、地方选举等制度改革都应以逐步解构和建构的方式进行,等等。

第五,渐进主义者们强调政府对于变革过程的可控性,认为小步、慢速推进就是稳健安全的,快速、大幅的变革会导致动荡失序。他们将政府对社会的可控性等同于秩序,没有回答在政府具有很强控制力的情况下,即使启动了有限的变革,是否会长期停滞不前,或者倒退回去;以为采取缓慢、小步的变革路径就是稳健的,就不会导致动荡失序,也是没有经过论证的假设。

第六,渐进主义者们希望通过提出统治精英能够接受的低限度要求启动政治变革,但是他们没有回答在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的前提之下,统治集团为什么要启动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改革,也没有回答进行一些与民主转型没有关系或者虽然有关系但只是非常有限的自由化,如何能导致民主转型发生。

第七,渐进主义在中国流传如此之广,很少有知识分子不属于这个学派,尽管不同背景、立场的人所持的具体改革主张存在差异。明显亲政府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革主张往往既不涉及自由化,更不涉及民主化;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张要进一步,但通常也只涉及有限的自由化,很少有人像张博树那样提出开放党禁。而无论官方还是自由知识分子,都没有提出尽快民主化的要求,即主张尽快举行全国自由选举。渴望民主的人没有提出尽快民主化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

第八,渐进主义者刻意回避开放党禁、全国大选等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反对尽快启动这样的变革,主张先进行种种与民主转型没有关系的改革或只进行有限的自由化,这使得渐进主义与民主转型之间有一种内在紧张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它与其说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主张延缓民主转型的学说,具有强烈的反民主转型特质(它与民主转型只有一种想象而非真实的联系)。

至此,本文已对当今中国盛行的渐进主义的基本思路、重要主张、特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检讨,但检讨还不能就此结束。对于这样一种影响巨大、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潮,需要给予更深入的剖析。

渐进主义萌芽于80年代,其盛行却是90年代的事。80年代那种要求快速变化的精神特质在1989年夏季之后戛然而止。渐进主义是整个中国知识界以1989年为分水岭、在90年代转向保守主义的产物(注33)。下面将探讨渐进主义兴起的历史、理论原因。

(未完待续)

注释

1、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第156-1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作者在其访谈录《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重复了上述四项表述,同时增加了一项,提出根据增量改革的思路,政治改革的最佳突破口是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参见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第155页。

3、记者刘海音《走向善政和善治之路——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 年11 月号)。

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第59页。

5、同上书,第99页。

6、俞可平、裴智勇:《30 年盘点: 中国民主增量发展》(《人民日报》2008 年12 月3 日)。

7、俞可平《探寻中国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2010年,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335)。

8、参见周天勇等《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第45-46页(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10月)。

9、记者马晖《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攻坚政改》(《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02月26日)。

10、记者傅剑锋《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南方周末》,2006-06-29)。

11、周天勇在《攻坚》出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实行县长竞争性选举(人大代表选举,而非直选),但是,在《攻坚》一书中并没有看到这一观点。参见剑锋《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南方周末》,2006-06-29)。

12、周舵《“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就地震及“六•四”十九周年答记者问》(《人与人权》,2008年6月)。

13、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3月在乌有之乡的演讲),http://www.snzg.net/article/show.php?itemid-9672/page-1.html

14、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15、周舵《自由民主及其悖论》(《领导者》第24期)。

16、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http://home.kaiyuan.de/space.php?uid=74411&do=blog&id=3690

17、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3月在乌有之乡的演讲)。

18、例如,本文提到的季卫东、顾肃就是宪政先行论者。参见季卫东《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顾肃《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

19、关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政治参与的情况,参见 John A. Phillips: Participatory Politics in Hanoverian England( Social History, Vol. 16, No. 2 (May, 1991), pp. 223-230)。这是一篇书评,评析了两本专门研究光荣革命后至1832年开始推行普选权英国政治参与的著作,Whigs and Cities: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Walpole and Pitt by Nicholas Rogers 和Voters,Patrons, and Parties: The Unreformed Electorate of Hanoverian England, 1734- 1832 by Frank O'Gorman。

20、根据西方古典政治理论,英国实行的是混合政体,即包含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个要素的政体。当时的英国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政体的。君主主要执掌执行法律的权力。贵族、平民分别通过议会上院和下院参与国家事务。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在1765至1769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中写道:“下议院(平民院),由人民在他们自己中间自由选举产生,这使它成为一种民主制”。参见Sir 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1, p50(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Company, 1893) 。关于混合政体、共和制与民主制的关系,以及英国政制的混合特点,请参见我的两篇文章《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wangtc.htm)、《再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2wangtc.htm)。

21、参见《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第264页,商务印书馆。

22、周舵将精英定义为“仰望星空的人”。他将精英分为四个层次:职业精英(各专业领域有影响力、领导力的人物)、治国精英(在既定制度、游戏规则约束下掌握权力、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制宪精英(制定基本制度和游戏规则的远见卓识者)、思想理论精英(为制宪精英提供思想、精神、文化和信仰资源的思想家)。参见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3月在乌有之乡的演讲)。

23、周舵的由精英主导建立牢固的宪政制度,也是受英国经验的启发——贵族在英国宪政制度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并没有英国那样的传统贵族,所以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精英身上。然而,周舵所期待的精英——“仰望星空的人”,是不可能发挥英国贵族那种作用的。英国历史上的贵族既有动力又有力量削弱、限制王权。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城堡、骑士和刀剑,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主要的纳税人,与国王有利益冲突。他们交替使用手中的刀剑和议会的讲台驯化君主,将君主一步步赶进宪法的“牢笼”之中。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立性和强有力,由他们构成或参加的议会才变得有力量,并最终成为英格兰政制的核心部分。然而,周舵所特别寄予厚望的精英,那些坐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人,并不是这样的力量。他们的主体是党政官僚,与社会有利益冲突,与政府则是利益共同体。人大要转变成真正的议会,要建立起分权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将官僚们置换成具有独立性的、真正的人民代表,这只有通过人民自由、直接的选举、而不是“逐步向独立人士开放”才能完成。在没有传统贵族的现代社会,保障宪政、自由的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精英而是精英背后的力量——大众。周舵设想共产党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老子党”“屈尊”降为议会党,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即使这一方案被付诸实施,由此而建立的也不可能是宪政体制,而是类似于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比新加坡的威权体制还不如,因为新加坡的议会至少在形式上是直接选举的。

24、周舵的设想是“走‘内源式’的多党制发育之路,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内源”和“外源”是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提出的两种政党起源方式。“内源政党”发源于议会内部派系,英国、美国的政党就是这样起源的。但是,迪韦尔热说得很清楚,这是现代政党在18世纪的起源方式。那个时候许多人都不知道政党是什么东西。19世纪中叶以后,“外源”成为普遍的政党创建和发展方式——在议会之外组建政党参加社会运动和政治竞争。参见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John Wiley & Sons,Ist English edition, 1954), pp.xxiii-xxxvii。

25、参见周舵《谁将折腾中国?》(http://boxun.com/hero/200905/zhouduo/2_1.shtml)、柴子文《六四凌晨的雾与电——周舵专访》(《亚洲周刊》2009年6月)。

26、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2007年首先发表在网络上,2008年10月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其《解构与建设》也同时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27、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第23页。

28、引自张博树答记者问:《北京学者新著 解构一党专制》(记者乔龙,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4月27日)。

29、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第23-41页。

30、同上书,第23页。

31、参见上书第108-110页。

32、参见上书第30页。他在谈到修改选举法扩大基层和地方直接选举范围时附带提到了“人大代表也完全可以实行直接选举”。

33、最早强调民主应该“循序渐进”的是共产党领导人。例如,邓小平在1986年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宣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民主”与知识分子所希望的民主当然不是一回事。知识界后来的渐进民主思想,与邓小平的渐进“民主”思想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渊源关系,而是基于不同的理由独立发展起来的。后面将谈到,李泽厚自述在70年代末就萌生了渐进改良的思想。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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