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3/2011              

社会稳定的基础——多数认可的价值体系

作者: 刘京生 刘京生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穷则思变是个常识,可这个常识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其一,现实性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变的机会与能力。其二,在相同的机会面前,贫穷的现状不能怪罪于别人。其三,思变可以,一厢情愿的事谁也左右不了,今天您还要饭纳,明天您就想做皇帝,这事儿有些离谱。第一个问题说得是,命里注定你就是穷命,因为你没有致富的机会与能力。第二个问题说得是,别那么多红眼病,别那么多仇富心理,机会是相同的,谁让你不会逢场作戏,不懂行贿受贿,第三个问题说得是,穷就穷吧,认命,别想入非非,一个要饭的,当什么皇帝?(这话真够损的且掷地有声)在无数的质疑声中,穷则思变的常识被颠倒了,不再是常识,取而代之的是,别再思,别再变,贫穷也是幸福,也是乐趣,知足常乐,共同维系社会的稳定。
 
在这里,社会稳定设置了一个前提:承认既定秩序,承认既定的价值体系。而不管这个秩序是否被多数接受,不管这个价值体系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思变是稳定力图加以避免的,因为思变的实质就是动摇既定秩序,动摇这种秩序赖以维系的价值体系。思变的激情与动力来源于对既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不满,来源于始终埋藏于心底的,本能的对另一种秩序与价值的渴望——习惯上人们将这种秩序称之为民主秩序,将这种价值称之为普世价值。也就是说,社会的稳定与否需满足一个条件,即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价值体系的普遍认可。否则,不稳定就是必然的。这也是一个常识,压制与奴役没有稳定可言。可这个常识也被无情的颠倒,社会的稳定性成为唯一的价值,为了稳定人们就要继续忍耐权力者的无理与暴虐,人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苟且偷生之余发发牢骚。这本是专制,暴君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民运人士也在有意无意的,不加区分套用这一模式,认为社会的稳定或平稳过渡是唯一可行的最优选择。
 
在西方社会,社会的稳定不仅仅是权力者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也是民众的共同渴望,因为那里有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没有被破坏被凌辱。但是,在专制,暴君条件下,稳定就会成为权力者而非民众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权利的稳定可以保证专制、暴君继续为恶。这不公平,也不可能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因为这种“价值”无异于在说:“为了我的幸福、利益可以牺牲你的一切”。
 
西方的制度可以照搬,因为她历经了几百年的洗礼,日趋成熟,可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不能照搬,因为你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而非西方社会的问题。西方的思维渴望稳定与和平是基于权力的运行没有偏离人民掌握的轨道,是基于社会的公平与人们幸福成为现实。可在中国,权力掌握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社会平等,生活幸福对多数人而言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价值遭到彻底破坏,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一些人的思维还沉浸在乌托邦似的理想状态下,幻想着、指望着利益集团的良心发现来拯救中国,结束专制,自上而下的进行变革,这种思维脱离现实,犹如痴人说梦。追求西方的价值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用民主社会的思维来解决中国这个特定环境下的转型问题是否具有可行性?要用西方思维也要用未实现民主前西方社会的思维,因为那时的西方社会与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有些相似处,民众也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事业,也是在考虑通过什么有效的手段来改变专制、独裁的统治。
 
理想变为现实的最关键问题是可行性问题。这个问题要首先确定。乌托邦之所以是一种理想而非一种现实就是因为它没有可行性。很多人在谈论问题时将理想与现实混淆,比如,在讨论理想时预设手段的唯一,在讨论手段时又受制于目的。理想是一种精神状态,手段是行为,精神状态可以自由翱翔,不受制于任何东西,也不考虑可行性问题。而行为正好相反,受制于客观,受制于法律,受制于道德,由于这些限制就必须首先考虑可行性问题,可行性受制于客观却不受制于目的——即殊途可以同归而非只有一种途径。殊途同归也有两个层面的解读,其一,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各走各的道,其二,不同制度,不同价值体系下的社会差别决定着道路与手段的不同。各走各的路实际上是谈理论上的可能性问题,而制度与价值体系的差别强调的是一个现实的可行性问题。即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选择相对应的手段。可行性不受制于目的不是说一个行为没有目的,而是说,在特定的环境下,受制于目的的话可能无法实现目的。比如,在希特勒侵略时,就不能受制于和平的目地而不杀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都像张伯伦那样姑息迁就,错失良机反而会破坏和平,带来更多人间灾难。而这样的灾难还在现实的发生着,思考问题不能忽略了这一现实灾难。西方社会没有这样的灾难且生活幸福,他们当然需要维系既定的状态,但受灾难的人们却不同,他们恨不得明天就解决到这些制造灾难的人,这难道不正常?
 
这不仅正常,而且还具有可行性,灾难已经发生就一定有解决的途径。一个途径被堵塞就一定有另一个途径。当张伯伦的和平努力彻底失败后,内部的刺杀,外部的反侵略就成为解决希特勒及纳粹统治的关键。和平途径不堵塞,有实现的可能与条件,没有人愿意冒杀头及战争的风险,但是,当侵略者在宁死不放弃侵略的情况下,反侵略战争就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一手段不是基于被侵略者的暴力偏好而是基于侵略者公开践踏人类社会的价值底线——当侵略者可以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权时,别人自然也可以剥夺侵略者的生命权。同样的逻辑形式:当专制统治者力图维系奴役的稳定时,被奴役者就会别无选择的要破坏这种稳定。
 
稳定不是理念,不是价值,无法以此为基础推演出正义。在民主制度下,稳定是保障基本价值的条件;在专制体制下,稳定是保护继续奴役的条件。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目的决定着稳定的性质,前者的稳定保障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后者的稳定保障的是,压制、奴役、杀戮等邪恶统治的永固。因此,追求稳定一定要到民主制度确立后,在专制体制下维护稳定的努力就是助纣为虐!

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有没有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没有问题,举苏格拉底为例,有人认为有问题,举毛泽东为例,也有人认为(包括笔者)有没有问题取决于一个关键词“往往”,有这个词,这句话就没有问题,没有这个词,这句话就有问题。“往往”说的是一种可能性,而剔除掉“往往”说的是必然性。真理如果必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意味着:其一,真理是绝对的。少数人这个界定不仅排除了相对的真理(另外一些少数人手中可能也掌握着不同的真理,而且另外的“少数”可能无限的多),同时也排除了普及的可能性,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其二,少数人可以主导多数人甚至于可以奴役多数人。因为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为了真理的实现就必然要改变多数,改变的过程一定要遵循少数人的意愿,其三,自由民主在这一必然下无从谈起。少数人掌握真理,多数人不掌握,那么,多数人的自由就意味着是一种反真理(或非真理)的自由。西方社会是自由与民选的制度,是多数人的选择,这一选择——自由民主的选择在“少数真理持有者”的眼中不是一个以“真理”为主导而是一个以“谬误”(或非真理)为主导的选择,因为真理不在这些多数人手中。可是,事实证明的是:以多数人的选择为主导的社会体现了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价值,以少数人的意愿建立的政权却在肆意的践踏着人类社会的价值底线。

至于,苏格拉底的事情只能用“往往”加以解释,剔除掉“往往”如何解读毛泽东,邓小平?苏格拉底是少数,毛泽东,邓小平也是少数,苏格拉底掌握了真理是否就同时意味着毛泽东,邓小平也掌握真理?由此,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是一种或然,或然是不确定的,以不确定作为前提无法推演出一个必然的结论。
 
以上对“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议论只限定在社会学范畴,不适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对真假的判断不依赖于个人的偏好、选择、理念、数量,只依赖于可观察,可检验,可重复的事实,其客观性、确定性、精确性、严谨程度要远远高于社会学。更由于本人对自然科学的一知半解,不敢妄言。
 
社会的稳定不依赖于“真理”,只依赖于得到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少数人的真理。从严格意义上讲,基本价值可以是真理,也可以不是,基本价值不依存于真理。比如,自由是基本价值,反自由的“真理”(这种反自由的“真理”有多种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中就包括“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也在现实的存在着,这种存在与基本价值没有一点关系。真理也只有在承认基本价值的前提下才可能具有普遍、现实的社会意义——而承认基本价值的真理只可能掌握在多数而非少数人手里,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在中国。表面上看,是少数人在追求这些基本价值,但是,她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这很重要,没有多数的认可,少数人所追求的可能是理想,可能是“真理”但绝不是基本价值。在专制的淫威下,这种认可的表现形式可能不明朗,不直接却能无所不在的感觉到。
 
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自由、人权、尊严、平等、幸福、安全,保障这些价值的实现才可能保障社会的稳定,背离这些价值是破坏稳定的罪魁,而不是相反,将破坏稳定的责任归咎于追求这些基本价值的人。

2011年2月20日

关键字: 刘京生 中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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