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6/2011              

唯物辩证法不是科学,不是客观规律,也不是客观真理(上)——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三

作者: 卫子游 卫子游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20,上文所述,物质决定意识与“辩证法本来就是研究对象本身内部矛盾的”“原理”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原理中最核心的根本原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唯物辩证法。把这种唯物辩证法视为普遍适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注1),就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个概念涵盖两个方面内容,这两个方面分别与其来源相对应。一个是本体论层面的源自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另一个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侧重于方法论的源自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注2)。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辩证法尽管现在逐步从中共官方和世界话语中淡出了,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曾几何时,至少在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半个世界,辩证法曾经“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3)被迷信为“支配着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领域的根本法则”,甚至具有“约略相当于普通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注4)。众所周知,上世纪1980年之前,辩证法在中国被宣传为科学真理,并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同时还是适用于整个宇宙的客观规律。由于源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是针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因素所作的批判(注5),是后于黑格尔的,也可说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演绎推理,因此,我们的分析先从辩证法开始。

21,首先从来源分析。前面已作界定,任何科学都必须得到实证的支持。证据向我们表明的却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实证研究的成果,而是来源于黑格尔,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思辨的产物。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人,在《资本论》里有意识地“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即辩证法),自己对辩证法的发展,只是将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思维是事物的创造主的观念颠倒过来,认为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6)。记载马克思生平的文字证据也向我们证实马克思辩证法不是来源于实证研究,而是来源于黑格尔辩证法。1836年,马克思由波恩大学乘邮车前往柏林时只有18岁,这个年纪通常不大可能具备实证研究的能力。当时黑格尔虽死,其哲学仍然如日中天,“黑格尔主义,在德国的知识中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很快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最根本的东西——辩证法”,(注7),成为一名“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注8)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过程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当时几乎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注9)。在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不断地生长、发展、灭亡的运动之中,这个辩证法最根本的论断上,以及在夸大理性的作用上,在论证工具方面主要藉助于整体论、演绎法上(注10),马克思确实与黑格尔一脉相承。至少在恩格斯和马克思,以及其信徒的眼中,只要坚持从这种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角度看,自然界就“是辩证法的证物,……每天都提供大量材料,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注11)当马克思的“粉丝”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吹嘘为科学时,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支撑整个马克思主义大厦基础的,居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逻辑上的演绎法。关于马克思使用的是演绎法,最直接的证据保存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以认可的语气写道:“季别尔教授指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莫•布洛克先生……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注12)。上述证据充分证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来自于对物证的观察研究,而是对黑格尔哲学大加崇拜时头脑发热的产物。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从马克思辩证法不是直接来源于实证,而是来源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这一点,按照我们关于科学必须并且只能来源于实证的界定,实际上已经可以断定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科学。然而,也许有的读者对这个结论还会心存疑问。为了给马克思辩证法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不妨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黑格尔那里。如果黑格尔辩证法是直接来源于实证,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说马克思辩证法是间接来源于实证的,与科学存在一定的关系,虽然这已经是非常勉强地把马克思辩证法与科学挂上钩。如果连马克思这位老师的哲学都与实证无关,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说马克思辩证法是科学,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称为客观真理了。

22,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是来源于实证呢?答案是否定的。黑格尔哲学主要集中于其《哲学全书》。这部巨著分为三个部分,其《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其《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异在或外在化;其《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它的异在而返回到它自身。在作为《哲学全书》三部分理论基础的《小逻辑》中,黑格尔阐明了他的哲学以思维为对象,而非以经验世界中的客观事物为对象。黑格尔认为杂多的经验世界不值得给予太多注意,将经验科学视为有限的知识而不屑一顾,认为像经验科学那样从有限的证据中发现普遍性,永远不可能达到无限真理的最高境界。与后来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相反,黑格尔是主张意识决定物质的,他把抽象的物质观念当作一切感官事物的基础,“认为思想存在才是存在着的事物的本质。”(注13)不难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才是事物本质的观念,与柏拉图的“理念”说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存在内在的继承关系(注14)。黑格尔以抽象的概念为其“哲学科学”研究的对象,其哲学思辨的前提是思维。黑格尔哲学是从概念开始,“达到概念的概念,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这就是哲学这一科学唯一的目的、工作和目标。”(注15)《哲学全书》的论证目标是抵达“绝对精神”(注16),抵达“有普遍性的理性对象、上帝、灵魂和世界”(注17)。综上所述,黑格尔哲学是从思维开始,回到思维,是标准的“空对空导弹”,不是我们当代所指的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23,上述证据表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自身的前提与实证无关,而且其前提的前提也没有实证的支持,纯粹是从头脑里产生出来的东西。当对与马克思辩证法的科学特征有关的证据进行的研究到达这一步后,我们现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24,马克思辩证法来自于其大脑,是思辨的产物,不是科学。这种完全来自于主观的学说,自然也不可能是“客观规律”,更不可能是“客观真理”。

25,不过,对于上面的结论,无论是黑格尔先生,还是马克思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表示反对。在《哲学全书》里,在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文集里,一向是把他们自己的哲学称为科学的。这里出现的矛盾主要是不同年代对科学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当我们将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非科学时,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与马克思当时的“科学”只是使用了同一个词,指称的却不是同一个对象。这大概也是邓小平等将马克思主义称为科学,而我们要将其从科学大门中踢出去的原因所在。邓小平等不知道的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存世的年代里,哲学和科学没有明确的区分,两个词经常被混用,或连在一起使用(注18),哲学被认为是囊括科学在内的几乎包括一切知识的最高学问,是“一切科学的中心”。在那个年代里,研究上帝的神学也是被称为科学的,物理学则被称为自然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那个年代却被当作哲学看待。在黑格尔那里,一切研究普遍性问题的学问都被称为哲学或科学。现在我们所称的科学,黑格尔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称之为经验科学或有限科学,意思是来自于有限经验的科学,与以精神为研究对象的无限科学相比,这种科学只能算是低等级的学问。在《小逻辑》里,黑格尔经常将哲学称为科学,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的全名就是《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同时,科学在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里通常被称为哲学,如牛顿就被称为哲学家(注19)。黑格尔正是用这种“科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26,当马克思在中国的“粉丝”如邓小平等将辩证法当作科学崇拜时,当中国共产党8000余万党员全都把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信仰时,当中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学者、理论家仍然在起劲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时,这些人们根本没有想到,建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基础的辩证法的逻辑前提,根本就不是像其信徒们想像的那样坚实牢靠,而只是一片沙滩。辩证法,事物只是生长变化灭亡的过程,是矛盾统一体的观念,只不过是黑格尔在批判康德哲学时对康德的观念加以延伸后的命题,只不过是由黑格尔所武断地断定并进而由马克思所继承的纯粹思辨的产物(注20)。黑格尔在对康德所列举的四种理性矛盾加以分析后,断定“康德对于理性的矛盾缺乏更深刻的研究,……主要之点,此处可以指出的,就是不仅可以在那四个特别从宇宙中提出来的对象里发现矛盾,而且可以在一切种类的对象中,在一切的表象、概念和理念中发现矛盾。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这种矛盾的性质构成我们后来将要指明的逻辑思维的辩证的环节。”黑格尔断定“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但这种“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的观念从何而来呢?对此,黑格尔交待:“因为矛盾原则以及别的类似的原则,均算作天赋观念。”是从天而降到他大脑里的!他的工作不过是把自己大脑中这种自天而降的“真理”讲出来,不过是“通过反思的艰苦工作,将意识中自在自为的普遍的东西揭示出来”(注21)。一句话,辩证法,这种“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这种“伟大的基本思想”,这种“支配着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领域的根本法则”,这种“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居然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大脑里产生的!是从天而降的!

27,如果有人一定要将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产自大脑的、从纸上到纸上的“空对空”玄思称为科学,那么,不仅黑格尔证明上帝存在的“科学”应当被当作科学知识拿来教育我们的后代,而且,当神婆将自己的癔语称为科学时,我们大概也应当将她选进科学院里作院士了。
(未完待续)


注1,中共中央及其御用理论家通常反对自由民主,不认为自由民主是世界普适价值,进而质疑普适价值的正当性,并以“中国特色”对抗普适价值,其实是数典忘祖。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祖师爷马克思列宁,正是世界普适价值的坚定迷信者和强力鼓吹者。只是他们的普适价值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唯物辩证法,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和适用于全人类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些都曾经被共产党吹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干一切工作都片刻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法则。中共现在反对普适价值,原因只是自家迷信的那套普适价值不管用了,又不便明说,于是干脆质疑普适价值本身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否定世界上存在普适价值这么个东西,自己搞出个“中国特色”不说,又把朝鲜的父传子子传孙称为“朝鲜特色”,把突尼斯、埃及的专制制度称为“突尼斯模式”、“埃及模式”,对自由民主则全免费送还给美国欧洲,以“美国模式”、“西方模式”打发了事,似乎如此一来,这个世界上遍地都是“特色”,根本不存在“普适”。

注2,这里的辩证法既是本体论又是方法论一说,是对1980年代之前的中共官方理论所作的解析。这种理论断定,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现在可将这个断定称为辩证法的思维范式。按这种范式思维,一方面要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看作由生到死的矛盾统一体,另一方面,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则是发现事物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加以掌握和运用,以使事物向有利于认识并掌握了这一规律者的方向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刘少奇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抵上就是这种思维范式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从胡锦涛、习近平最近说的“主要矛盾”云云,可以看出,辩证法,这个从黑格尔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幽灵,仍然活在中国当代,是潜在地规制着中共中央相当一部分成员的思维范式。而也正是这一点,给予了我写作本文的理由——花费巨大精力用于解构辩证法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在中国眼前是有极大价值的!

注3,列宁《卡尔•马克思》。

注4,黑格尔《小逻辑》,P179。辩证法是“支配着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领域的根本法则”,这句黑格尔用来夸大自己理论作用的话,被马克思的信徒们全盘接受。19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应该不会记忆,在中国共产党1980年之前的《人民日报》、《红旗》诸御用媒体中,这句话曾经被高频率使用。

注5,作者手头没有费尔巴哈的第一手资料,后面涉及到费尔巴哈的哲学,主要依据《选集》第一卷中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参考邓晓芒和赵林二人合著《西方哲学史》第六章;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人所著的《马克思传》;施特劳斯、克罗波西联合主编的《政治哲学史》的“卡尔•马克思”一章,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第三版;约翰•麦克里兰著《西方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一章,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费尔巴哈”词条,邓正来译。另外还参考了中共培养的“理论工作者”王锐生 黎德化所著《读懂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6,《选集》第二卷,P217-218。

注7,见《马克思传》,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易廷镇 侯焕良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P30。《读懂马克思》,P20。

注8,列宁《卡尔•马克思》。

注9,转引自列宁《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自相矛盾,既然辩证法“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怎么又“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呢?

注10,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其整体论方法论,参考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迈克尔•奥克肖特著《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实在说来,我对理性主义的认识,最初是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受到启发,后来又先后从刘军宁著《保守主义》一书和墨子刻先生对中国儒家的批评中受益。

注11,转引自列宁《卡尔•马克思》。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胡适先生留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遗产。这个遗产不是毫无价值,然而如果用来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就必须明白其不足之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像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那样单纯和确定不移,如果观点先行,然后带着有色眼镜去“小心求证”,很可能寻找到无数支持自己的证据,却忽略(或选择性摒弃、隐瞒)反面证据,从而得出似乎有理却极为片面的结论,比如恩格斯的遍地都是证明辩证法的材料的论断,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专政和斗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所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卡扎非的绿皮书中的所谓利比亚真理,金日成的所谓主体思想,等等,大体上都属于观点先行,也能找到某些证据支持,然而极其片面的所谓理论。

注12,见《选集》第二卷,P215。演绎法不是不可用,哲学和数学研究都以演绎法为主。然而,必须厘清的是,通过演绎法推出的结论,如果得不到物证支持,或虽有物证支持,其反命题也有证据能证明成立,那么这种结论就不是科学。下文所举的黑格尔声称“矛盾是天赋观念”的证据表明,黑格尔辩证法不是建立在演绎法的基础上,而只是妄断论——与他所反对的独断论品质更差的臆测、妄想和武断——的产物。

注13,黑格尔的上述观念分别见于《小逻辑》,P60,P115,P109,P152。

注14,见《柏拉图全集•国家篇》,《亚里士多德全集•形而上学》。黑格尔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内在关系,在《小逻辑》中的“逻辑概念的初步规定”一章后半部分有所论述。对黑格尔与柏拉图理念论和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关系,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有全面深入的论述。

注15,《小逻辑》,P40,P42,P59。

注16,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精神哲学》。

注17,《小逻辑》,P114。

注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对人类所有的知识作过分类,一次分为七类,另一次分为五类。七类分别是: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历史与人文学,哲学。五类的划分我记不大清楚。手头也没有相关的资讯。在比较过几本国内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后,大体上说来,我觉得邓晓芒和赵林合著的《西方哲学史》还算是一本比较可取的参考书。它不像其它《西方哲学史》那样几乎完全以唯物唯心作为取舍、评判西方哲学先贤的标准。然而,我不能苟同书中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辩护和誉扬。邓晓芒和赵林两位作者不满于“许多人”把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排斥于一般科学范围之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誉为“对唯科学主义的超越”。什么叫“对唯科学主义的超越”?马克思哲学充其量只是一家一派的学说,它本身就是非科学的,如何非要给它做个科学的包装?这番辩护不仅不会把马克思哲学送进科学殿堂,或令其凌驾于科学之上,反而让人对两位作者的学术素养顿生怀疑。研究哲学史,到底是为了作宣传,为了给当权者作辩护?还是独立地做研究?也就说,你是想作党棍,还是想作学者?

面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中立立场,丧失批判性,丧失“创造性少数”应具的必要条件,在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术界是个普遍现象。那些拜倒在马克思神像前的所谓学者们,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粉丝”,是宣传员,吹鼓手,政工干部,不配学者的称谓。虽然这些人现在气焰喧赫,高据学府,然而,他们毕生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的衍生物,最后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对这些学者,我很想把杜甫的那首名诗送给他们:“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注19,以上各点分别见于《小逻辑》,P32,P45-46,P46。

注20,恩格斯说过,辩证法是马克思从自然和历史中“抽引出来”的客观规律。在此,恩格斯耍了个猾头。什么叫“抽引出来”?哲学和科学的方法中,从来不曾有过“抽引”这种方法。得到哲学和科学结论的方法,要么是假设,要么是猜想,要么是直觉,要么是演绎,要么是归纳,从来不曾有过“抽引”之说。一种声称对自然和社会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居然是这么稀里糊涂地“抽引”出来的,居然还自称为科学,实在滑稽可笑!可惜的是,笔者在研究中看到过的恩格斯的这句话,在作注时居然遍寻不到。为了不因这个细节而“延误工期”,对这句话的准确出处在此只能以存疑处理,待他日再去查找原文。望读者见谅!

注21,《小逻辑》,P132,P148,P161,P164。在结束这个章节时,我要特别感谢墨子刻先生!现供职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先生,其关于理论研究中通常会犯的五种错误的学说给我极大启发和深刻教益!把墨子刻先生“知识出发点的错置”、“具体性的错置”、“夸大某种理论的成功”三说用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身上,再确切不过。我是从郑家栋所著《断裂的传统》一书后面的附录中读到墨子刻先生的大作的,可惜的是,这是一篇节译,不是全文,我也没能读到墨子刻先生关于乐观主义认识论和悲观主义认识论的专著,深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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