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4/2011              

唯物辩证法不是科学,不是客观规律,也不是客观真理(中)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四

作者: 卫子游 卫子游


28,辩证法(dialectic),在古希腊文中原意是“对话”、“论辩”。现代著名哲学家罗素把辩证法解释为“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注1)。另外两位现代西方哲学史家则把辩证法界定为:“用概念进行思维的艺术,思维的根本对象是概念,而不是感觉或影像。”“辩证法首先在于用理性概念来涵括零散的个别事物,其次,在于把这种理性概念划分为类别,这就是概括和分类的过程。”(注2)还有两位当代哲学史家把辩证法界定为“首先指辩术,其次指最高形式的辩术。…也就是以提示事物是‘什么’或以揭示事物的理念为目的的那种辩术。辩证法因而是关于理念的知识——一种不依赖于任何感性经验的知识:它从理念到理念,直到穷尽整个理念的王国,因为每一理念都是部分并因而暗示着其他理念。”(注3)中国大陆当代对辩证法也出现一种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把辩证法界定为诘难对方理论中矛盾的一种论辩方法,一种“按对象的种属加以辨析,在问答中诘难对方,使对方陷入矛盾,从而逐渐修正意见,最终达到真理的方法。”(注4)

29,古代哲学家中,运用辩证法最多,把辩证法拔高到最高地位的是柏拉图(注5)。在柏拉图笔下,他所敬爱的导师苏格拉底经常与雅典的哲人和青年们聚会,探讨理念与正义等哲学领域的根本性问题。讨论中,苏格拉底喜欢运用辩证法分析、解构对手的观点,在不断分类不断否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对某理念的精确的正面肯定性的定义。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可以只用推理而不要任何感觉以求达到每个事物本身,达到可理解的世界的极限。从《国家篇》等篇章的有关内容可看出,柏拉图的辩证法主要是指用推理来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把这种论辩方法称为“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注6)。不过,柏拉图本人并没有对辩证法作过清晰完整的界定,而是有点像《论语》中的孔丘论仁那样,在不同场合分别揭示辩证法的各种内涵。所以有时候,柏拉图笔下的辩证法似乎等同于辩论,或者是为检验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或被当作辨别证明正义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或者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观念。柏拉图十分钟爱辩证法,把辩证法理解为最高形式的知识,或唯一称得上知识的知识。他说:“我们要把辩证法当作盖顶石置于一切学科之上,没有别的学科能比它更高,适宜安置在辩证法的上面。”(注7)

30,柏拉图的辩证法内涵十分丰富,不过,却没有“对立统一”之义。在《巴门尼德篇》里,柏拉图写道:“对立的性质是最不可能有的性质”,“而要拥有‘两个’对立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不可能的。”古代辩证法大家柏拉图和上面的这些西方哲学史家都没有把对立统一纳入辩证法范畴(注8),也没有将辩证法上升为世界观,而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视辩证法为哲学诸方法中的一种。把肇端于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论纳入辩证法,虽有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作铺垫,但应当主要还是黑格尔的创举。然而,这个“创造”并不成功。黑格尔刚死,他的辩证法就遭到来自于德国哲学界内部的激烈批评。与马克思等人将辩证法断定为客观规律相反,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只是头脑中的臆造,认为对立统一只存在于抽象的思辨中,并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他说:“一个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具有肯定和否定这样两种相反的属性,而只能在不同的时间里具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属性。”(注9)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并非如恩格斯所吹嘘的“深入一般人的意识”,相反,除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偏执地决心予以“拯救”外(注10),在马克思生前,黑格尔辩证法在德国就有“死狗”之名(注11)。

31,现在看来,类似“矛盾和对立产生和谐”、“世界为斗争所支配”这样的命题,只是古希腊众多哲学家中的一位——距今2500年左右的赫拉克利特的个人猜想,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家之言,诸种观点中的一个观点(注12)。这种观点在西方被遗忘了两千多年后,被黑格尔翻箱倒柜地从西方哲学史箱底给找了出来。黑格尔自以为发现了宝藏,异想天开,加以任意发挥,自吹自擂成“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注13)。实际上,这不过是自己夸大自己理论的成功(注14)。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只有用黑格尔牌辩证法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这个世界才是对立统一的,并且确实能发现许多矛盾统一体的存在。然而,这种夸大其词的自我吹嘘,显然忽视了相反证据。石头(以及如水,钻石,黄金,银矿和空气等比有死的物体多得多的事物)不包含有死亡的种子。石头不论怎么量变,仍然只是石头,不可能变成鸡蛋。石头不是什么对立统一体,而是许多分子原子毫无矛盾斗争的和谐共存的统一体。其中的电子与质子的所谓正负电荷,只是我们人类为了研究的方便而给予的“正”“负”之分,实际上,电子与质子是和谐地共存于原子之中的,彼此之间既无矛盾,也不斗争,是相互依存和合作的关系。除非有外力的作用,否则,现有的科学无法证明石头可能通过分子与分子之间的斗争,或正负电荷之间的斗争,来实现对自身的否定。

32,再来看看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质变与量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被鼓吹成规制着一切事物产生——发展——衰亡全过程的根本规律。但是,这三大规律从何而来呢?是怎么发现的呢?同样,三大“客观规律”全部是黑格尔从纯思的主观中推导出来的,没有一个来源于实证。黑格尔下面的这段话可作为三大规律产生于其大脑的最好证据:“因为我们的心灵总相信一种秩序,一种简单恒常而有普遍性的规定,心中有了这种信念,于是对这种凌乱的现象加以反思,而认识其规律。”(注15)从下面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等用来解释和控制任一事物“产生——发展——衰亡”过程的三大规律,不是对事物“产生——发展——衰亡”过程的大量证据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东拼西凑地从纸面到纸面推理出来的。

33,黑格尔的质变量变规律是从对数学和“数”“量”两个概念的思辨中推导出来的。黑格尔从数学层面推导出“如果某一质量统一体或尺度中的量超出了某种界限,则和它相应的质也就随之被扬弃了。”(注16)其间虽也举了三个实例来作为质变量变规律的证明,如前所论,这种单举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的证明方式是片面的,不可能从中得出科学结论。黑格尔举的三个例子分别是:㈠水温的“量”变会导致由“冰”到“水”到“汽”的“质变”;㈡扯光马尾巴上的毛,马尾巴就会变秃;㈢最后一两麦子压死驴子的文学故事。学过初中化学的人都知道,某些常温下的液体如水在不同温度时的形态变化不是什么质变,而仅仅只是物理形态发生了改变,分子结构和化学性质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水温变化也不是水自身矛盾作用所致,必定是吸收了水之外的物体的能量。这个例子显然是黑格尔受当时物理学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举的一个极端幼稚的例子,是个极其低级的错误(注17)。

第二个例子也不足以证明量变就会导致质变,因为秃的马尾巴仍然是马尾巴,并未因毛被拔光而质变为猪尾巴。同时,马尾巴的毛被拔光也不是马尾巴自身矛盾作用的结果,而必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第三个例子仅仅是一个文学故事,虚构的成分很大——任何稍有头脑的农夫都会爱惜自己的驴子,除非傻瓜,否则谁会将自己的驴子给当试验品压垮?同样,压垮驴子的麦子也与驴子内部的矛盾无关。把这种虚构的东西拿来当作论证的依据,是十分幼稚的。这三个例子最多只足以说明自然和社会中存在一定的数量积累会导致某种改变的现象,不能排除任何反对的例证。仍然以石头为例,石头堆放得再多,也仍然是石头,不可能变成金子。这些例证都不足以证明量变就必然导致质变的规律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根本没有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证,令人相信质变量变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更没有证明量变导致质量是事物自身内部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

34,如果说在论证量变质变时,还好歹联系到三个实例的话,那么,黑格尔推导出对立统一逻辑规定的论证就是百分之百“空对空”的想当然。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曾被誉为辩证法的核心规律。然而黑格尔对这个所谓的客观规律的论证却最让人不可思议,也最为可笑。黑格尔并没有注明自己的对立统一说来自于赫拉克利特,而是通过假定存在某种“特殊与普遍这两个极端结合起来的中项”,由逻辑上的三段式两极端的结合,联系到认识论或存在论上的三段式,断定“这种推论形式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形式”,从这里得出结论:“一切事物都具有对立统一的逻辑规定。”(注18)

35,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已没有必要再到黑格尔的著作中查阅那些毫无说服力的论证。从知识论的层面看,概念、观念、理念、思想本身并不能实行自我否定。对理论的否定来自于人而不是来自于理论自身。否定性陈述一般也不构成知识(或不构成知识的主体)。知识主要是由肯定性陈述构成。任何知识在成为知识之前,也许经历过许许多多次否定,也许成立后就再也无法否定。经过多次否定的如著名的苯的分子结构,无法否定的如1+1=2,如毕达哥拉斯发现的著名的“勾股定理”。历经千百万年,某些最古老的数学发现从未经受到否定。从事物的层面看,无机物如石头是无法否定的,起码在现有科学范围内还不可能证明石头能实行自我否定;有机物如人和植物,虽然存在自我否定的现象,但其肯定不可能成立于两次否定——否定之否定。任何生物的自我否定——死亡只需要一次,而且只能有一次。如果把生物的每一个世代都看作对其上代的否定,那么,对任何生命体的否定也不是否定之否定,而是难以穷尽的过程,也许直到地球毁灭之日,都在不断地否定,肯定就无从谈起。同样,艺术、政治、哲学等各种文化形态,也是在看不到止境地不断有所肯定与有所否定。

36,千千万万辩证法的迷信者也许从来没有认识到,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与其矛盾哲学是一对悖论。就如同争议必须从数学中清除掉,黑格尔马克思精心建构的哲学体系也必须把自相矛盾排除在外。否则他们的学说就只能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疯人臆语。黑格尔在建构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时意识到了这个悖论的存在,因而机巧地把思想、精神、灵魂、上帝界定为无限之物,排除在对立统一体之外,企图通过这种武断的排除来自圆其说,但这种排除最多只适用于像黑格尔这样的“唯心主义者”,通过灵肉两分法,他可以借哲学是思想,是无限体,因而不存在内部矛盾,以此来避免掉进自相矛盾的陷坑里。像马克思这样的唯物主义者则没有这么幸运,当他们断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矛盾时,我们就完全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下面这样简单的质疑把他扔进其自掘的两难陷阱里:既然万事万物都是矛盾体,那么,数学是不是矛盾体呢?“矛盾无处不在”这个命题是不是矛盾的呢?你马克思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否也是矛盾的呢?如果不是矛盾的,那么,一切皆矛盾的命题便是错误的,因为有不矛盾的证据存在;如果是矛盾的,那么,你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自相矛盾,是胡说八道。

33,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身边的无机物都是均衡体,而非矛盾体。至于宇宙是什么体,由于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只占不到宇宙星体的万亿分之一,人类已掌握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让我们对整个宇宙作出某种整全性的结论。历史学表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发生过大量的冲突,存在大量的矛盾,确实不假。然而,人类社会和历史却不可以被简单地归纳为矛盾体、斗争体。人类的政治史,既非黑格尔的绝对自由,也非马克思的通过斗争达到无斗争的终极天堂,而是在不断试错中寻找正确。迄今为止的全人类各大文明面临同一个核心问题的困扰:私人生活的独立性与生命存在的高度社会依赖性(这两者并非矛盾,而是如同人的左右手,都为人所必需)。各种政体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某种自认为适宜的均衡点。人类文明的主轴,从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佛教世界,到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世界,都没有将斗争、矛盾当作个人、家庭、社会或国家生活的根本。相反,所有的主要文明,没有一个不崇尚和平和团结。和平共存才是过去几千年以来直到今天人类文明的核心观念(注19)。

今天的世界秩序,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就是以和平共存为目的建构起来的。所有的人类族群,除极少数处于野蛮状态之外,向往的都不是战争,而是平安幸福的生活。人类迄今为止所有形式的政府,无一不把提供安全作为其主要职责。其中最差的政府以保障民众平安生活作为其存在的合法根基,较好的政府则在提供安全之外,还提供自由和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种种公共福利和法律保障。人类曾经有过的政府,大体上都是以理性防范和化解矛盾,用垄断性的暴力处理溢出理性范围的冲突,以确保某种安定秩序的持续存在。无论哪个文明,其组成社会建立政府都是为了调节纷争(注20)。任何社会国家虽然都无法保证矛盾不产生,却绝对没有一种政府以制造矛盾为其职责——起码不是以在国家(族群)内部制造矛盾为职责。其中专制独裁政府虽主要依靠暴力镇压冲突,但仍然需要借助于道德观念,如宣扬民众必须服从仁爱智慧的统治者,建立各种等级制学说以让民众各安其位,以此减少矛盾与冲突。专制独裁政府以暴力加理性维护的等级制来平息纷争获得秩序(注21)。民主政府则用正义规则来驾驭难以避免的社会冲突,以平等的自由人的和平竞争性共治来建构良性秩序(注22)。当代世界更是以财富、科学、艺术、哲学等为交流媒介,将人与人和国与国联系在一起,用商业和普遍缔结的和平条约代替暴力实现了全人类基本和平相处的大格局(注23)。相对于对和平的爱好,将人类社会和历史看作矛盾体、斗争体只是非主流的、极端的学说(注24)。那些迷信矛盾斗争的政体,如前苏联,如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高举斗争的旗帜,结果却是国无宁日。也许,证明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错误的最好证据,莫过于这种哲学在二十世纪的世界,特别是其在中国的遭遇。1980年前,唯物辩证法在中国享有国教的地位,是万能钥匙——被宣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能打开并且只有它能打开所有问题的锁。1980年之后,唯物辩证法基本上就偃旗息鼓,退出了公共话语(注25)。曾经在中国以及半个世界上红火一时的唯物辩证法,如今又被打回原形,重新被人们当作“死狗”,不过不再只是德国的“死狗”,而且也是中国的“死狗”,并且还是全世界的“死狗”。

注释:
注1,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何兆武 李约瑟译,商务1981年版,P128。
注2,[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2004年北京版,P59-60。
注3,施特劳斯  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P61。这本书里也许存在一处错误。这本《政治哲学史》的61页注3注明:“参见《政治家》,264C”。这个注似乎有误。查《政治家》264C并无该注对应内容,怀疑是指《国家篇》539E,“学了辩证法后……使他们积累各种实际经验。”
注4,邓晓芒 赵林著《西方哲学史》,前引书,P32,P46。可惜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完全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区,仍然将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解读为辩证法。这样,同一本书中事实上就有了两种辩证法,一种是论辩方法,一种是对立统一,作者分别以“消极辩证法”与“积极辩证法”来指称。但所谓的“消极辩证法”与“积极辩证法”的内涵却并不重叠。显然,这本书的作者没有意识到必须遵守同一律。
此外,该书中论及的“通种论”也难成立。用一个名称概括两种相反的事物,只是我们人类思维的产物,事物并不存在所谓的“通种”。
注5,传统观点认为,《国家篇》、《智者篇》、《巴门尼德篇》、《会饮篇》、《斐德罗篇》、《政治家篇》等篇章最能体现出柏拉图的辩证法。见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的“中译者导言”,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6,《亚里士多德全集•形而上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78b25。
注7,分别见《国家篇》,532-532B,539B,539C,537C,534E。另参见《智者篇》253D:“按照种类进行划分,不把同形用于异形,或异形用于同形,这不就是辩证法这门学问的事吗?”。
注8,《柏拉图全集•巴门尼德篇》,158E-159,160。
参考罗素著《西方哲学史》:“对立面的综合”“包含着黑格尔哲学的萌芽”,也没有把“对立面的统一”纳入辩证法范畴,P73。
注9,陈修斋 杨祖陶编《欧洲哲学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修订版,P608。
注10,参看卫子游:《唯物辩证法不是科学,不是客观规律,也不是客观真理(上)——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三》,注9及所对应的正文。
注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P218。
注12,柏拉图在《斐多篇》中也探讨过对立面的关系,不过,不同于在他之前的赫拉克利特和之后的黑格尔,见103B-103C。这种东西方古人的哲学猜想非常之多,最典型的如把地球断定为宇宙的中心,再比如中国古代《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李聃《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易经》的作者和李聃登上过月球和火星,相信他们一定会将上面的命题分别改为:“天地之大德曰死寂”,“道不生寸草”。
注13,《小逻辑》,P177。
注14,墨子刻语。
注15,《小逻辑》,P75。
注16,《小逻辑》,第99节-109节,P238。
注17,有趣的是,恩格斯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时,同样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个低级错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487。
注18,《小逻辑》,P84。作者手头没有黑格尔的《大逻辑》,也许在《大逻辑》中存在某种比之《小逻辑》要合理一些的论证。不过,虽然没有《大逻辑》作为研究对象,稍有缺憾,但是,《小逻辑》一向被誉为黑格尔哲学的精华所在,哲学史上向来存在“《大逻辑》中有的《小逻辑》中都有”之说。尽管没有《大逻辑》作根据,但总体来说,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像这种对宇宙作全称判断的哲学命题,都不可能出于实证研究,因为我们人类迄今所比较了解(还远远不是完全认识)的地球,太阳系,仅仅只是宇宙千万亿个太阳系中的一个,以如此微不足道的证据,如何能宣称认识了在整个宇宙中起普遍作用的规律?
注19,相对于极少数个别人主张斗争的学说,主张和平的典籍可谓数不胜数。《圣经》中的“摩西十诫”,目的是在建构非冲突的安定秩序。《古兰经》卷四97推崇安宁,卷十61“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应当倾向和平。”。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向信徒承诺的死后天堂都是无纷争的极乐世界。古希腊两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和平。柏拉图著名的“理想国”是人与人和平友好共赢的国度,亚里士多德则主张以中产阶级为主,依靠良法来建构和平的城邦。古罗马西塞罗有名言“对我而言,公民之间任何意义的和平都胜过内战”。霍布斯在《论公民》写道,人出于对暴死的恐惧,对舒适的渴望,为规避人与一切人的战争,方才组成国家社会。洛克把人与人和平共存视为自然状态,并设定为其政治哲学的起点。孟德斯鸠也有类似阐述,康德则有《论永久和平》的专著。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职能,就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以美国宪法为开端的当代宪政制度,已经覆盖整个欧洲,整个澳洲,大半个美洲,小半个亚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目前正在稳健地向专制最顽固的北非、西亚和东亚挺进。不可谓不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主流。所有自由民主国家,无一不是以宪政建立和平共存的国家秩序。儒家文化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其核心观念是“三纲六纪”、“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便是规范国家、社会、家庭的秩序,防范矛盾与冲突。
十分有趣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天堂,竟然也是和平统一体,而非矛盾斗争体。当然,历史上确也存在某些例外,如《古兰经》卷五74主张为主道而战,著名的伊斯兰教导师阿尔法拉比主张为和平进行的战争是正当的,弗朗西斯•培根主张侵略性战争是必要的,中国古代的商鞅主张对外作战为国家所必需,黑格尔主张对外战争不可避免,等等。不过,这些对战争的主张和迷信,相对于人类文明的主流来说,只是次要的。并且,这些观念的提出者多数只是视战争为手段,如注12所述,《古兰经》中也有对和平和解的训诫,阿尔法拉比的根本目的是和平,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新大西岛》,也是有备战而无战争的。见施特劳斯  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阿尔法拉比”、“弗朗西斯•培根”两章,黑格尔的《法哲学》,伪《商君书》。今天中国大陆官方提出的“稳定”、“和谐”,都可视为对当年的斗争和矛盾哲学的否定。现在官方提出和谐社会理念,是由崇拜对立统一体的歧途回到了崇尚和平统一体这条人类文明的主轴线上。但是,我们必须分清压制出来的表面的和谐与自主认同的和平的竞争性共治是不同的。
一个更加引人深思的现象是,把对立统一视为宇宙和人类社会根本规律的共产党,其政权结构和国家意识形态却最讲究一致性。无论“最高苏维埃”,还是“人民代表大会”,都把拥护共产党领导设定为准入的必要条件。前苏联和当今中国,以及朝鲜、古巴、越南,以及正面临建构和平的竞争性共治秩序的利比亚,所有挂“社会主义”招牌的政权,都不容许反对派存在,并且还都不容许民众把反对意见表达出来,特别不能容忍向外暴露其内部矛盾。执政党一旦发现对立面,就立即予以无情的扑灭。相反,倒是不将对立统一学说视为根本规律的自由政体,不仅其议会中存在反对党,而且容许与执政当局完全对着干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势力的存在(也容许既不反对也不赞成者的多元的存在)。从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看到一个悖论:崇拜对立统一学说的共产党不把对立统一学说当回事,不崇拜对立统一学说的自由民主国家,倒是并不反对对立面的存在。当然,是多元共存,而非对立面的统一。
注20,此处的讨论受益于霍布斯和洛克。
注21,等级制广泛存在于人类文明史中,基督教有教阶制度,印度教有四大种姓制度,中国夏商周有王、公、侯、伯、子、男和“三公九卿”等级制,《古兰经》卷五95、96主张等级,古希腊在梭伦改革之前,也实行过以王制为特征的等级制,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等级制的。
注22,古代民主制以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为其代表,当代则以英、美、法等欧美国家为其代表。
注23,商业将取代战争成为建构世界和平基础的观念,受益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
注24,马克思虽然主张斗争,其政治哲学所确立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仍然是非斗争的和平的统一体,由此也可从反面证明,斗争哲学不能成为终极的主流学说。
注25,参看百度百科“马克思列宁主义”词条,同时参见邓晓芒和赵林合著《西方哲学史》涉及到马克思的部分,都对对立统一学说完全不提,而归在黑格尔之下。这种处理方式饶有兴味!令人不由想到,当对立统一学说被宣传为天然正当时,它是马克思的,功劳当然是伟大导师的!黑格尔则只配给马克思提鞋;当它沦为“死狗”后,又被还给了黑格尔,转眼间,黑格尔又成为替马克思“背黑锅”的了。一笑!

关键字: 卫子游
文章点击数: 7015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