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5/13/2011              

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一)(注1)

作者: 王天成 王天成

第一章 引言:简论建立民主工程学

一、路径的困惑

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波争取民主共和的努力。在当今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中,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努力更重要了。第一波努力滥觞于清朝末年,所取得的成绩既显著又有限,到了1949年共产党人接管政权,则彻底灰飞烟灭。在历经30年极权主义统治之后,也就是70年代末,第二波努力发端了,延续到现在仍然停留在呼喊阶段。这是浴火重生的新启蒙时代,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等原则再次得到阐释传播,今天已然上升为民间主流话语。

然而,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民主宪政?民主变革的切入点在哪里?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路径,比较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这些问题依然困惑着人们,令人苦恼而又挥之难去。虽然知识分子们一直在思考论述,但应该说,对这些问题迄今并没有给出任何强有力的回答。与在传播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过去30年来对于民主转型路径的思考、探索,却黯然失色。尤其是90年代以来,尽管自由、民主等价值获得了比过去更为清晰深入的解说,但知识界流行的其实是一种非常保守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更有利于维持现状不利于开创未来的转型战略。这种战略,其主张者将其概括为“渐进改革”。它没有使人们对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变得更清楚,反而变得更加困惑更加不切实际。

二、伪渐进主义

无数的人在谈论、倡导渐进改革,认为是中国实现民主的最现实也代价最小的路径。然而,不幸的是,当下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是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或者是没有勇气面对民主转型,而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路径设想。它没有严肃仔细考虑过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也不愿意正视从专制到民主必须经历一场剧变、断裂。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以为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小改小革的累积而完成,或者假定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假定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而将开放党禁、全国直选等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

就其将重大的、整体性的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而言,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的初衷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渴望国家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涉及如何民主化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地支持那种延缓、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倘若知识精英——舆论和精神氛围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都不能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没有面对、要求整体性大变革的勇气与魄力,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

三、想象的恐惧

一般认为,民主转型的发生必须以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为大前提。当专制的政治秩序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时候,它就陷入了一种不寻常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在政治学上被称为“正当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 。但正当性危机并不是专制秩序崩溃、民主转型发生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民主成为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替代性选择(real alternative)时,民主转型才会发生(注2)。也就是,许多人包括政治精英愿意以实际行动结束专制的时候,民主转型才会发生。而形成付诸行动的政治意志,需要的不只是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有足够的认同,也需要对民主转型的过程有较强的信心。

目前中国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对于民主转型的过程缺乏信心,一提到民主转型便立即联想到可能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动荡、失序,从而陷入对民主转型的想象的恐惧之中。在展望自己的国家没有经历过的、意味着巨变的未来的时候,人们内心深处有种种恐惧和担忧是在所难免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恐惧、担忧都是有道理的。目前中国弥漫的对民主转型的恐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民主转型过程的不了解,或者说对于民主转型路径的迷茫,主要是想象的恐惧。恐惧如果压倒了信心,人们就不会选择未来。要想建立人们对于民主转型的信心,不能像当下盛行的渐进主义那样回避民主转型的大变革,相反应该正视民主转型的大变革、认真研究阐释民主转型的大变革。

应该看到,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劫难,而人们收获的是解放和自由。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程度不一的震荡,其它国家人们能承受的,中国人民也没有什么不能承受,否则我们就不配得到自由、民主。我并不是说民主转型不会有任何严重的风险,但是只有正视、研究民主转型的过程,才能知道风险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并找出对治的策略、办法。如果转型的战略、步骤以及制度安排得当,人们所担心的某些问题,例如民族冲突、国家分裂,也是可以避免、控制的。

四、民主工程学

根据中国目前的思想状况,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转型的复杂性,特别有必要发展一门新学问,不妨称之为“民主工程学”(注3),或者 “自由工程学”、“宪政工程学”。这样一种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这样一种学问,其指向显然是未来的,但却必须立足于当下。

以当下而论,通过研究转型路径、转型经验,民主工程学将致力于厘清人们矛盾混乱的思绪,帮助人们克服对于民主转型可能导致天下大乱的想象的恐惧,营造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发生的舆论氛围,促成政治变革意志的形成、民主转型时刻的到来。

就未来指向而言,民主工程学将致力于为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而进行必要的知识、理论、战略和制度选择准备。民主工程学的哲学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它特别重视世界范围内民主转型案例的分析、探讨。与过去数十年来知识界醉心于英国经验、从古老的英国历史汲取灵感不同,民主工程学特别重视发生在当代世界的民主转型。以遥远的英国历史为参照寻找中国的出路是一种时空错乱,最近数十年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才对我们更有价值。第三波民主化为我们提供了特别富于启发意义的经验材料,中国已经遗憾地错过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如果我们也不能利用好第三波民主化所提供的宝贵经验,那将是知识界的失职。

五、本文的计划

本文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核心是探讨政治变革的恰当顺序,同时也兼顾转型模式、动力机制等重大问题,以期提供一个战略性思考框架。它是一种不同于当下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的思想框架,不妨命名为“大转型理论”。我将首先立足于第三波民主化,阐述一种强调动力、过程的转型思考方法,解释从专制到民主必经的阶段,逐一界定民主化、自由化、民主巩固的任务,说明自由化必须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并从动力、节奏的角度划分民主转型模式类型。

然后,我将检讨知识界盛行的民主转型观,也就是渐进主义,分析渐进主义的内容、主张和产生的现实、历史、理论原因,说明渐进主义的空想性及其与民主转型的矛盾或不相关性,阐明为什么要将思考模式从“渐进改革”转变为“民主转型”。接下来将提出一个包含不同阶段的快速转型思路,推荐变革速度、顺序有所不同的两种操作方案,说明为什么一些重大的整体性变革必须置于优先地位,否则要么不是真正启动民主转型,要么真的有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使民主转型复杂化。

最后,我将简略讨论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转型过程中的沟通与谈判以及转型正义。为了澄清目前学界关于民主转型路径设想的混乱、迷思,本文将对一些声望很高的学者提出或许尖锐的批评,但我所有的批评都是善意的。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是抛砖引玉,以期推动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讨论。在我的批评对象中,除个别例外,我不怀疑他们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真诚的拥抱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由衷的焦虑。

第二章 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

一、事实与理论

1.1社会条件解释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一群中下级军官发动政变,迅速推翻了马赛罗•卡塔诺独裁政权,民众涌上街头欢呼士兵们,把康乃馨花插在他们的枪筒中。这场后来被称为“康乃馨花革命”的兵变,开启了葡萄牙的民主转型,也无意中揭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序幕——这一浪潮,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 (注4) 。浪潮由南欧而及拉美,再到东亚,然后是前苏联东欧阵营,接着又涌现于非洲,进入21世纪后,依然余波不尽。我们的邻居韩国、蒙古、印度尼西亚,我国的台湾,以及曾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都是这波民主化浪潮中成功的典范。

在这一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有70余个国家民主化。1973年,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一年,世界上只有40个民主政体,但是,到2002年这个数字是121,占193个独立国家的3/5强(注5)。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一部分虽然有竞争性的、比较公平的多党选举,但是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即个人自由,还有待扩张。它们还不是自由民主国家,而是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属于“部分自由国家”(partly free)范畴(注6)。不过,政治权利的获得为其它自由的扩张、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只要民主不崩溃、不倒退回威权政体,可以相信,自由在那些国家的前景是远大的。

与政治上的差异相比,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更大。有的发展水平相当高,例如韩国、西班牙,有的则非常低,甚至低得惊人,例如贝宁、马里等。美国转型学家、《民主杂志》编辑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在其新著《民主的精神》中对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民主化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列为最不发达的36个国家中,有15个(42%)实现了民主化,被列入次不发达的23个国家中,则有11个(48%)实现了民主化(注7)。这种情况对于一种曾经非常流行的理论——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rnity)——构成了重大挑战。现代化理论在我国知识界也很有影响,但是,许多人对在其后发展起来的转型理论(transitology)却并不熟悉。

现代化理论是60-70年代在国际上特别流行的一种关于民主的发生、存在条件的学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M•里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这一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1959年,里普塞特这样写道:“在谈论民主时,必须能够指着一组在一系列国家实际存在的条件,说:民主就是从这些条件中产生的,并且是因为某些支撑着它的机制(institutions)和价值,以及其内部自我维持的程式,而稳定下来的”(注8)。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相互关联。这当然是自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以后就存在的一个观点,但是里普塞特的不同就在于试图以社会现代化程度指标的相关数据来予以证实。他对48个欧洲、英语和拉美国家——包括稳定的民主国家、民主与专制都不稳定的国家、从民主转变为不稳定的专制的国家、稳定的专制国家四种类型——的人均财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范围、教育水准进行了比较。民主较多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数据高于那些民主较少或没有民主的国家。例如,在欧洲,更加民主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是695美元,民主较少的是308美元;在拉美,有一定民主的国家是171美元,没有民主的119美元(这些都是里普塞特写作时即1959年之前的数据)。

高水准的教育并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在现代世界差不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文盲超过半数的拉美国家,除了巴西外,其他都是民主较少或没有民主的国家。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尽管某些经济贫困的国家也可能会有较高的教育水准。不过,里普塞特补充说,一个给定的民主政体,其稳定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其效能和正当性,即取决于它满足社会多数成员期望的程度以及人们是否认为它对于社会是最适宜的制度(注9)。

截至7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民主政体都是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当时,西方知识界对民主制度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前景相当悲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出版于1971年的著名的《多元政体》一书中写道:“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即在一代或两代人时间之内多元政体(民主政体)的数量会出现戏剧性变化。……像许多事情一样,要打赌一个国家的政体从当下算起在未来一代人内的变化,最安全的押注是它会与今天不同,但是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注10)。拉里•戴蒙说,这种悲观情调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显赫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能保有民主,是因为它们有高水准的教育、个人收入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发达的特征在公众中培养了政治知识和参与,对异议与反对派的宽容,政治上的节制和约束,以及建立和参加独立组织的习性——独立组织使民主成为可能。这样一种广泛的民主政治文化,构成了民主精神的关键维度”(注11)。所以,要成为民主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根据这一逻辑和冷战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和投资那些致力于现代化的独裁者,例如台湾的蒋介石、南韩的全斗焕、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巴西和智利的将军们、伊朗的国王。最终发达起来的时候,民主也会接踵而至”(注12)。

然而,就在西方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民主不可能在世界范围获得快速扩展、西方政府支持许多独裁政权的时候,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从葡萄牙的里斯本揭开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本书,宣布历史终结了,因为自由民主的价值没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了,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注13)。也许福山有些过于乐观,但是过去数十年民主国家数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增加,却是许多人所不曾料到的。

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不仅仅在于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贫穷的国家也实现了民主化。它只是从社会结构特征的角度探讨民主的条件,并没有说明民主产生的政治过程。第三波民主化发生后,尽管学者们还经常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争论不休,但是,现代化理论的显赫地位被一种新的分析体系——转型学(transitology)所取代。它的核心关注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过程。

1.2动态分析视角

实际上,在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不久,就有人主张应该从动态角度探讨民主的形成原因。1970年,美国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发表文章,对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罗斯托认为,此前的学者们,例如里普塞特,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民主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已经存在的民主如何能够保持、加强其健康与稳定。他们使用的是民主国家当下的经验数据。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导致民主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否定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当然是头脑简单的,但是维持一个民主政体稳定的因素未必是导致民主产生的因素,应该在民主的运转与其产生之间做出区分。应该回到历史中去,到一个民主政体产生之前和其来临的阶段去寻找经验事实,解释其是如何发生的。

罗斯托只列举了一项民主产生的背景条件,那就是国家的统一,因为在多数人对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民主显然是无从建立和运作的。他进而将民主的产生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预备阶段。引发民主化动态过程的是一种长期的、扩散性的政治抗争。其次是决定阶段,也就是选择民主的阶段。相当数量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其中一小部分领袖人物会发挥特别大的作用,因为要就明确的条件和可能的风险进行谈判。最后是习惯阶段。民主化的决定对于一些人是苦涩的,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可能会发现其实是可口的。人们在新的规则下竞夺公职、处理纠纷,在日复一日的公共生活中体验民主的好处(注14)。

罗斯托的分析视角、模型是民主转型研究的先声,转型政治学的大发展自然是第三波民主化兴起、准确地说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那时到现在产生了浩如烟海的转型研究著作,这里想特别提到、推荐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吉勒莫•奥多纳(Guillermo O’Donnell)与菲利普•斯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主编的、80年代中期出版的《从威权统治转型》(共四卷),以及另两位美国政治学家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90年代中期出版的《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它们都包含了大量转型个案和相当系统的理论概括,是过去数十年中被最广泛阅读的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巨著。

本文下面将介绍国外学者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经验对于民主转型各主要阶段的研究。不过在此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民主转型是不同政治角色(actors)的博弈过程,政治精英的选择、战略至关重要。奥多纳、斯密特认为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精英内部发生分裂,这是转型政治学中一个著名的论断,对于理解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相当关键。所谓“分裂”自然是指统治精英内部裂变出温和派(soft-liners),形成温和派与强硬派(hard-liners)的不同。“强硬派相信彻底实行威权统治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彻底实行,建立某些伪装也能保持自己不受侵犯的、等级森严的威权统治权力。”“有的强硬派持这一立场是出于机会主义,并不关心长远的政治目标,只关心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分赃份额”,但“构成强硬派核心的是那些发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种种‘不治之症’和‘混乱失序’的人”。“温和派起初与强硬派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民主的呼声、外部的反抗,“他们可能同样倾向于使用镇压手段、纵容相关部门或安全机构的专横行为”。“他们转变成温和派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所协助建立并在其中占据高位的政治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采用某种程度或形式的选举而正当化”(注15)。

不过,奥多纳所阐释的“分裂”似乎只是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在对一些转型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分裂包括两种明显有所不同的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分裂,也就是奥多纳所分析的分裂。这种分裂既可能表现为最高领导人作为温和派的首领,例如,台湾的蒋经国(注16)、波兰的牙鲁泽尔斯基(注17),也可能表现为职位与最高领导人相近的重要人物作为温和派的发言人,例如匈牙利的波斯茨格(Poszgay)、中国的赵紫阳——一个失败的案例。另一种分裂是军队、警察与政治决策层或最高领导人的分裂,也就是他们拒绝镇压。例如,齐奥塞斯库手下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拉克维克将军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军队不会与人民作战”。当然,军队的分裂和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强调了统治精英内部分裂对于民主转型的关键意义,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内部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从过去的历史看,社会反叛、经济危机是导致统治精英内部分裂的最常见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材料,本文后面会在不同的地方叙述。

当代转型学者的研究以罗斯托所说的“决定阶段”为核心。罗斯托所说的“预备阶段”显然不同于启动转型后的政治过程。当学者们谈论“民主转型”时,他们指的通常是转型被提上政治日程后的过程。民主政体的形成、稳定过程被划分为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也就是罗斯托所说的“习惯”——两大阶段。民主转型又进而被划分为自由化与民主化两个阶段、两个维度。下面将通过界说自由化、民主化、民主巩固三个概念,来描述从专制到民主的令人激动的宏大政治变迁。需要顺便说明的是,以罗斯托所说的决定阶段为核心,当然不是说转型前的预备阶段不重要——它极其重要,转型学家们当然也予以研究。除了转型学,还有社会运动学、非暴力政治学的专门研究作为这方面的重要补充。

(未完待续)

注解:

1、本论文主要基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2008.1-4、2008.7-2009.7)、西北大学罗贝塔•巴菲特国际与比较研究中心(2008.4-7)、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2009.9-2010.7)所做的阅读、研究,写作开始于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学者抢救基金会(Scholar Rescue Fund)与接收我的上述三个机构共同支持了我的访问研究。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为我2009年上半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研究提供了部分支持。受难学者机构(Scholars at Risk)2007年夏季向学者抢救基金会提名了我,并为我2010年上半年在纽约大学的研究提供了部分支持。在此,一并向上述所有机构表示感谢。还要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司马缙(James D. Seymour)教授,西北大学的肯尼斯•简达(Kenneth Janda)教授,纽约大学的孔杰荣 (Jerome Cohen)教授,他们的帮助对于我的访问研究机会至关重要。但研究和写作是我独自进行的,任何不足和谬误只能归责于我自己。

2、美国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论述过为什么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不是民主转型的充分条件以及民主如何成为真实的可替代性选择。参见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3、在华人学者中,最早提出建立民主工程学的是目前任教于加拿大的吴国光教授。参见吴国光《构造“民主工程学”:再论“县政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9157。

4、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90年代将这一波民主化命名为“第三波民主化”,被人们普遍接受。亨廷顿发现,总体上看,民主化是分几波发生的。第一波和第二波分别发生在1828-1926年、1943-1962年。参见Samuel Hung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pp.13-26。该书中文版由刘军宁先生翻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亨廷顿把第一波民主化的起点划定在1826年而不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7年美国宪法的颁布,为什么这样划定是适当的。这涉及到民主与共和的区别。1688年光荣革命和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的是共和政体(在英国披着君主制外衣),是政府权力受限制的立宪政体。这种政体有民主的因素,但民主并不是主导成分,因为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政府并不是普选的。1826年美国废除了财产资格限制,共和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变。关于共和制与民主制的区别与联系,请参见我的两篇文章《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wangtc.htm)、《再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2wangtc.htm)。

5、该数据来自总部在纽约的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http://www.freedomhouse.org)2002年的《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自由之家”的报告是转型政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受到广泛的重视。关于其评估体系、方法的介绍,请参见本文第8章“当前自由状况”小节。

这里所说的“70个国家民主化”并不包括在转型之前不独立的国家。121个选举民主政体中,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有从苏联、南斯拉夫解体中独立的国家。

6、“自由之家”将全世界独立国家分为“自由民主国家”、“选举民主国家”、“部分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4类。“选举民主政体”必须符合4项条件:1、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制度;2、成年公民的普选权;3、定期举行的竞争性的选举,秘密投票、选票安全有保障,没有大面积的作弊,选举的结果代表了公众的意愿;4、主要政党可以通过媒体和一般而言属于公开的政治竞选与公众进行重要的接触。“选举民主政体”包括了“自由民主政体”,但与其他选举民主政体的不同在于,“它意味着存在广泛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些“选举民主国家”属于“部分自由国家”,但并非所有的“部分自由国家”都是“选举民主国家”。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就不是“选举民主国家”。2008年,有121个选举民主国家,其中88个是自由民主国家。参见“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自由之家”2002年后每年的报告都可以在其网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上阅读。

7、参见Larry Diamo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8,App.endix, Table 3, Regimes Types of Least Developed States,2006. 戴蒙说,在57个低或中低发展国家中,有27个是民主国家(47%),不过,其中大约有7个国家有些模糊,因为选举的自由和公正性以及总体政治环境有些可疑。

8、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No.1(1959)。

9、同上。

10、Robert Alan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2), pp.208-209.转引自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p10.

11、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pp.10-11.

12、同上书,p11。

13、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

14、参见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Rustow被誉为“转型学”之父,他的观点、分析视角在第三波民主化兴起之后被广泛接受。

15、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7.

16、2010年8月,在与一位台湾前政要交谈中,我了解到,1986年民进党在一个饭店宣布成立后,国民党高层讨论是否采取措施镇压,蒋经国表示:世界上没有在台上执政的万年政党。国民党政府对民进党成立的默认,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

17、1989年1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与内政部长一起提出辞职,走出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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