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5/13/2011              

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十一)

作者: 王天成 王天成

(续第50期)

第八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 (下B)

4.2 再论转型恐惧

为了有利于启动民主转型,必须清理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那就是弥漫在各个角落的对于自由化、民主化的恐惧。季卫东说:“在短期内中国走向多党政治的可能性不大,实行全国直接选举人民代表更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注1)。于建嵘说:“培养体制外的对抗力量,可能会撕裂社会”,“既不现实,也不可行”(注2)。王力雄说:“首先要考虑的是会不会导致‘乱’”,“如果启动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随之出现的反对党、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等”,有使“中国发生全面崩溃的可能”(注3)。周舵说:“苏联的道路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若中国走同样的路,付出代价将更大”(注4);一定要“渐进、有序、可控”;“可以在政治性、现实性、大众动员性的言论,和非政治性、非现实性、小众范围内的言论之间做出区分,后者应尽可能自由,前者则不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注5)。周天勇说:“从以后政党格局的改革看,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或者是意图实现多党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当高昂,风险也相当大”(注6);前苏联、东欧国家那种一揽子改革方式,“实施的难度过大,成本过高,且对改革操作的要求也高,一旦把握不好,改革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挫折”(注7)。萧功秦说:“我很反对现在进行大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还远远没到”(注8);“快速大幅推进‘多元民主政治’”,会“使长期积聚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连锁爆炸,并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吞噬残存的社会秩序,使一个国家陷入乱世式的六道轮回”(注9)。潘维说:民主制“尽管给了‘人民’充分的政治自由……却常常使社会四分五裂,甚至陷入无政府状态,不得不回到非民选领袖的自主制”,“它削弱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而呈现一种自毁倾向。这亦是当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抛弃了专制,却又无法支撑住民主制,社会长期面临失序危险。”(注10)等等,等等。

列举上述言论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知识精英中普遍存在着对于民主转型的担忧、惶恐。多年来,在我与一些人的交谈中,也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实行民主,中国是否会乱?王力雄说得好:“正是怕乱的心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注11)。许多人既希望民主又害怕民主,恐惧压倒了希望。

这种普遍的惶恐——我称之为“转型恐惧症”——有几个明显的来源。首先,它显然是人类天然的守旧思想的体现。借用保守主义思想家赛西尔(Cecil)的话说,“它部分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与此相应的对经验而不是理论论证的信赖”(注12)。无论是统治者抑或被统治者,都只熟悉专制制度下依靠高压控制维持秩序的经验,而对于民主制度下如何维持秩序却没有体验,一想到放松控制便失去了确定感。习惯了表面平静、声音一致,很自然会特别担心不同的声音将导致混乱,甚至将不同的声音与混乱相等同。习惯了没有公开角逐、竞夺支持的政治生活,很自然会特别担心多党竞选将撕裂社会,甚至将不同党派的竞争等同于社会的分裂、解体。习惯了对人民的压迫性控制,自然会特别担心一旦放松控制人民就会无法无天,将众多黎民百姓都视为潜在的暴民。

其次,日复一日被强调的、在官方舆论中居于核心的邓小平主义,对于传播“民主会乱”、“转型会乱”的思想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邓小平是“民主会乱”的最早、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鼓吹者。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学潮发生的频率提高,邓小平开始强调稳定、宣扬“民主会乱”,到80年代末以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诉诸武力镇压而达到巅峰(注13)。“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365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注14)。

主要出于政治目的,部分由于自身痛苦的经历,邓小平的话语系统刻意混淆了暴君发动支持的、利用群众运动对异己残酷斗争迫害的“文革”,与人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制度的原则上的截然不同,而将“动乱”与后者联系在一起。他将学生依据宪法的承诺所进行的游行示威称为“动乱”,虽然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却足以混淆视听。他诉诸“发展”、“稳定”等人们都支持的目标而排斥民主、自由,假定专制更有助于发展、稳定,虽然思想混乱、武断,但竟然对许多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在80年代,知识精英们并不为稳定担忧,鲜有“民主会乱”的论调,但是在经历了1989年夏季的沉重打击之后,在90年代重新出发思考未来时,这种论调却奇迹般地变得流行起来。有的人谈论“民主会乱”、“转型会乱”是为了迎合官方,有的是为了论证、推销“渐进民主”,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同程度被官方所潜移默化了。

当然,这一论调的产生、流行还有其他显著原因。例如,“中国特殊论”,或者说“中国不行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没有宗教信仰”;“中国贫穷落后”;“中国人素质差”,等等;所以,“某某国家的一揽子变革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如果那样一定会乱、会解体”。

对于国外民主转型的缺乏了解、官方对成功经验的封锁,以及对负面资讯的选择性夸大、渲染,在强化、传播关于民主转型的悲观情节上,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前面讨论过的苏联东欧转型对中国知识界的负面影响。在这种舆论氛围下,不少人总是热衷于援引媒体渲染的个别失败案例或成功案例的负面片断,来说明转型是多么可怕。众多成功转型的案例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民主转型没有任何风险吗?你是否在刻意回避问题呢?对此,本文稍后会作出回答。这里要说明的是,那些鼓吹“转型会乱”、“民主会乱”的人只是仓促预言而不事论证,想当然地抽象推理,没有人研究过足够的案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我的研究发现,一些学者最感到惶恐的或许莫过于转型开始后的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参与爆炸(explosive participation)了,这里将通过描述这个过程,来说明它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因为会出现有利于和平、稳定的新因素。

本文第二章说过,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公民社会的苏醒”(resurrection of civil society)——这是著名转型学者吉勒莫•奥多纳与菲利普•斯密特根据南欧、拉美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随着公民社会的苏醒,各个部分的人们会“摸索前进”,相继越来越大胆地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政治活动分子会复活过去的政党或建立新的政党,要求具体的民主化方案,提出种种变革主张;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触及过去种种禁区的作品,揭露性的、讽刺性的、批判性的,等等,会广泛流行、畅销一时;新闻记者对于种种腐败行为的揭露会激起人们的愤怒;人权组织、活动分子、受迫害者或其亲属,会揭露过去种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要求调查真相、厉行法治、兑现正义;各种行业组织例如律师协会、记者协会、工程师协会、医师协会等,会提出从民主化到行业利益大小不同的要求;企业家、商人也会发表政治主张,要求保护民族产业,保障私有产权;劳工会谴责政府对资本家的偏袒,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等等。各种不同的声音将造就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局势,汇聚成一个“爆炸性社会”(explosive society)(注15)。

然而,这个“爆炸性社会”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当一个威权政府宣布要进行并确实启动了民主改革的时候,它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便缓解了。因为人们看到了希望,知道自己的权利通过民主化才能得到较好保障。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改革派的地位因此会得到加强。在西班牙,苏亚雷斯以这种支持为背景,通过沟通、谈判,得到了所有反对党派在整个转型过程中的合作(注16)。戈尔巴乔夫在启动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其国内外的声望和支持度是苏联所有其他政治人物都望尘莫及的。

但是,这种支持、合作是不稳定的,如果改革的步子太慢甚至停滞不前,向民主化过渡的时间、前景不明,导致改革者的诚意、目标受到怀疑,人们就会撤回支持,并很可能发动大规模的、激烈的抗议。倘若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失控,改革派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强硬派发动政变恢复控制的动机也会增强。

这也正是本文坚决反对那种假定“小的就是好的”、“慢的就是稳的”的渐进改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转型是否能免于大动荡、是否能顺利地完成,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包括时机、节奏的把握,具有关键的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社会矛盾累积太多,不宜于进行重大政治改革,换言之,其实也就是应该延迟民主转型。萧功秦写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激进的大爆炸式的改革,对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变革特别不利,因为这一体制内部从来不存在妥协讨价机制与政治文化,而集权体制往往积压的矛盾太多,一旦改革通过激进的方式来推进,长期没有解决的矛盾会使国民的不满情绪以‘低频率、高强度’的方式得以发泄,形成巨大的人群在短期内急剧地涌入政治场所,实现被压抑多年的愿望。于是就很难避免发生‘政治参与爆炸’。政府难以满足如此急剧增长的政治诉求,这又会进一步引起国民的不满情绪,并进而挑战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形成政治动荡。”(注17)

然而,当今中国所累积起来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与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整体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看不出有什么希望能通过小改小革而得到有效治理、缓解。正如波普所说:只有在民主政体架构建立的前提下,理性的机构、体制改革才是可能的(注18)。

从过去的历史看,除少数例外,例如台湾,绝大部分民主转型都不是在社会矛盾较少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哈格德(Stephen 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曾研究过27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发现其中有21个国家在转型前发生了经济危机(注19)。当国家处在“风调雨顺”的美好岁月中时,威权统治者往往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采用民主制度。转型几乎没有太多例外是在矛盾积累很深、人们抗议加剧的情况下,要么由统治精英相对主动地开启,要么由公民社会所强加。

从这个角度看,民主转型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化解矛盾、摆脱危机的出路。假如在威权政体不改变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小改小革有效地解决矛盾、满足人们对于正义的渴望,这个世界也许就不会发生任何民主转型了;成为普世标准的就不会是民主政治,而是威权统治了。

在民主转型之初,的确有可能发生“参与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但是,它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在突发性转型中,当人们走上街头击败专制统治的时候,“参与爆炸”就已经发生过了。人们当然会、也应该提出种种政治诉求,但是人们也是有常识、理性的,会懂得民主制度的创立只是为建立一个更正义的社会提供了前提,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会立即得到解决。

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经济连续数年大幅下滑,可是人们怀着“明天会更好”的期望等待、忍耐了。虽然不免沮丧、失落,有的人甚至怀念过去的时代,但是人们仍然支持民主制度,而不愿回到专制统治之下。这种故事难道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吗?中国人民难道没有理性、忍耐、合作的精神吗?

许多人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与专制统治息息相关的“稳定”概念。为了获得和保持自由,这种“稳定”观念必须改变。所谓“稳定”,在专制制度下指的就是没有不同声音、没有抗议,许多人在展望民主转型的前景时,也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概念。他们有一个惊人的自相矛盾,那就是一方面认同言论、新闻、结社、集会、游行等基本自由,不同意并经常愤慨于政府的压制、践踏,另一方面,却又害怕开放这些政治表达方式,总是将其与混乱、失序联系在一起。害怕不同声音、压制不同声音正是专制统治者的特点,被他们认为是维持秩序、稳定所不能不坚持的基本政策,这种思想、情绪显然也传染给了其治下的许多人。

的确,不同的声音对于专制统治是可怕的。例如,在专制政治下,任何原因、事件引起的游行示威,都有可能变得非常激烈、非常有对抗性,以及发展演变为反制度性、颠覆性的,也就是针对整个政治制度和政权体系。但是,在民主政治中,游行示威就不会这样可怕,它只是众多表达方式之一,往往没有强烈的对抗性,会停留在“就事论事”,而不会转化为颠覆性的。人们手中有政治领袖需要的选票,因此他们用不着颠覆政府,况且,大家意见相互分歧、多种多样,游行者只是表达了一部分人的意见而已。

如果你到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人们对公共事务没完没了地发表不同意见;媒体上天天有对政府的批评,不时会爆出政府官员的丑闻;街上也会经常有人游行请愿、招摇过市;室内有种种各抒己见的会议。你或许会觉得这一切显得有些“纷乱”,但它正是民主国家的活力所在。从中你看到的不仅是意见的分歧,还有人们活跃的心智、丰富的道德意识、坦率的品格、奔放的创造力、关心公益的精神、合作共事的艺术。人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各个部分的不满,由于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得到表达,因而就避免了成为积聚起来静待将来某天的巨大风暴。人们不需要寻求以大规模、激烈的行动推翻政府,而是按部就班处理大小事务,在不同范围、层次进行点滴改良。

这是一种“新”秩序、“新”稳定形式。政治自由就是它的前提和源泉。这也正是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的秩序和稳定。为了建立这种新秩序,对于专制统治日复一日所灌输的寂静无声的“稳定观”,以及与此相应散布的关于政党竞争、集会游行和所谓“负面”报道的负面看法,必须保持警惕。它们让人变得神经脆弱,不敢面对未来。

在未来,也要警惕这种“稳定观”损害、消灭自由。“可以说有一条普遍的规则,那就是,在一个自称共和国的国家,一旦你看见的是完全的平静,自由的精神就不复存在了”,将近300年前,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总结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原因时曾这样写道(注20)。可怕的不是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而是不允许表达不同意见。

我并不是说民主转型对于中国没有任何风险,绝不可能导致大的动荡和任何难以挽回的结果——前面用了大量笔墨阐述全国选举先于省区选举的重要性,就是出于国家有可能陷入混乱甚至解体的担忧——但是,我认为,在转型过程中,除了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其它都不太可能构成非常严重的挑战——经验表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是最具爆炸性的。

总体上看,弥漫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中的恐惧情绪是过分的。那些宣扬“转型会乱”、“民主会乱”的人,并没有说清楚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如何发生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实际上陷入了想象的恐惧当中——思想不清楚所带来的惶恐。

当许多人宣扬“民主会乱”、反对尽快转型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有一个假定——中国现在是稳定的。这个假定已经越来越难以成立了。2009年,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人民币,接近国防开支,而且增幅超过了后者。“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清华大学晋军等学者在一个报告中这样评论道(注21)。

前面说过,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转型被视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因为,转型可以缓解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民主能够为建立更公平的社会提供政治前提。然而,由于过分担心“转型会乱”、看不到转型开始后会出现的有利于和平稳定的新变化,有的人主张一种实际上是回避民主转型的伪渐进主义,也有的干脆明确主张转型应该推迟,还有的则以“法治政体”等名义主张某种或许比现在好一些的软性威权政体。对于民主转型持某种程度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回避、拖延并不是出路,不过是坐等危机加深而已。

再说一遍,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精英的策略和选择,包括节奏、时间的把握。在启动转型之初,小步幅、试探性的开放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当社会动员起来之后,就需要加快速度、尽快举行全国选举,否则,变数将会增加。

此外,在转型启动前后,还应真诚地与反对派沟通、协商。与各主要政治力量达成共识、协议,将会大大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民主转型过程总会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必须具有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勇气,才会拥有未来。

4.3 当前自由状况

还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开始了政治自由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有些人也许认识不清。从70年代末开始,由于共产党逐步放弃了过去激进的社会革命路线,向1949年以前退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人们感觉比70年代末以前的30年自由多了。这种感觉无疑是真实的。不过,如果从当代世界的眼光看,我们目前的自由度仍然低得可怜,只获得了有限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在此介绍一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由度排名,以说明这一点。总部设在纽约的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从50年代开始探索评估世界各国的自由度,发展出了一整套评估计量标准、方法,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报告”受到广泛的重视,是民主转型研究重要的数据资源。它从两组权利,即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来评定一个国家的自由状况。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包括选举程序、政治多元化、政治参与和政府运作各环节的权利,涉及选举政府首脑、选举立法机构、组织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政府透明度和知情权、请愿权、腐败惩治、政策评论权等子项。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包括表现和信仰自由、社团和组织权利、法治、个人自治与个人权利等类别,涉及媒体的自由独立、宗教机构自由、学术自由、教育自由、司法独立、建立非政府组织、组织工会、拥有私人财产、开办私人企业、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平等机会等等子项。

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组权利的状况,均根据各子项的评分结果,划分为1、1.5——6.5、7共13个等级。其中,第1级最高,表示有广泛的自由;7级最低,表示没有自由;6.5级倒数第二,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综合这两组权利状况的评估等级,世界各国家分别被归入“自由国家”、“部分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为级别不同的若干群组,例如,不自由国家包括5.5、6、6.5、7共4个级别。

在“自由之家”2010年1月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中,中国在政治权利状况上属于最低的第7级,没有自由;在公民自由状况上的级别是6,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所以,中国的综合评级为倒数第二的6.5。处于这一级组的共有8个国家,除中国外,还有老挝、古巴、津巴布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第7级组即没有任何自由的国家有9个,包括缅甸、北朝鲜、索马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6.5级组虽然只比7级组高0.5级,但自由度要显著高于后者。不过,这两个级组都属于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共17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注22)。

“自由之家”从制度、结构的角度进行评估。它对于中国的评估或许会出乎一些人的意外,但我认为“自由之家”的评估结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的确,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首先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它从70年代末开始,到21世纪初结束——部分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终结了计划经济体系。私人企业重新出现,人们可以自由择业,人口开始了流动。所以,人们在经济领域重新获得了部分公民自由。正因为如此,中国已经不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国家,免于了与北朝鲜等国家为伍。

不过,不应忘记经济改革很不彻底,金融、电信、铁路、航空、重工业等关键领域仍然由国家垄断。人们也没有组织工会等公民自由。

还需要提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无可挽回地没落,官方丧失了彻底控制思想言论的能力。多数人的私下谈话已经可以相当自由,能表达对当局的鄙视和愤怒,不必担心会像以前一样因此被送进监狱。但是,这基本上是“说悄悄话的自由”,不可与思想言论自由混为一谈。因为只有达到能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就是可以在各种媒体和公共场所畅所欲言,才能算有了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目前显然是不存在的。互联网的出现对言论管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今天你打开网页就能看到一个警察。至于组党、集会、游行、选举等与政府相关的自由之不存在,是如此明显,毋庸赘言。结论是,政治权利等于零,政治是高度压迫性的。

这将我们引向了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那就是:中国目前的政体属于什么类型?有人说它依然是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 regime),也有的人说是后极权主义的(post-totalitarian regime),还有人说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 regime)。所谓“极权主义”,根据林茨的经典定义,其特征之一是几乎铲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所有多元主义。“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多元化,形成了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平行的第二文化(second culture)。“威权主义”呈现有限的政治多元化,但不存在责任政治(注23)。不过,有时学者们也以“威权主义”泛指所有非民主政体。

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体似乎可以认为是兼具后极权主义特点的威权主义,是一种杂交政体(hybrid regime)。它不存在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仍然是其重要维度,但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多元化。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区分了一种杂交政体,对威权政体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在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以资对照。在50、60年代,主要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一批国家一方面实行了某种形式的选举民主,有定期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但是另一方面,选举却被种种不正当方式扭曲了,没有达到公平、自由选举的正常标准。这种将民主因素与威权统治结合起来的杂交政体,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列维斯基(Steven Levitsky )、鲁逊•维(Lucan A.Way)称之为“竞争性威权政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注24)。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1986年前党外运动时期)、泰国(2005年后)、俄罗斯(叶利钦之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前)、格鲁吉亚(2003年玫瑰革命前)、埃及、肯尼亚、塞内加尔、约旦,等等,都属于“竞争性威权政体”。

与斯蒂芬•列维斯基、鲁逊•维不同,拉里•戴蒙将这种杂交政体按自由度细分为三类:“模糊政体”(ambiguous regime)、“竞争性威权政体”、“霸权性选举威权政体”(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除杂交政体之外,还有一种威权政体,那就是“政治上封闭的威权政体”(politically closed regime)。全世界有25个政治上封闭的威权国家,其政治权利在“自由之家”的评估结果中为第6级至第7级。政治权利处于第7级,亦即政治上没有任何开放的国家为15个,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小撮”,中国是其中最显赫的一员(注25)。

顺便说一句,在苏联崩溃中独立的国家并不像国内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都成了民主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除土库曼斯坦外,其它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自由化和部分民主化。但是,苏联崩溃后,大部分都先后经历了向威权主义的回潮。2003、2004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先后发生了颜色革命,分别成为部分自由和自由国家,吉尔吉斯坦2005年也曾发生颜色革命,但后来又回到了不自由国家行列。在自由之家2010年的世界自由报告中,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均是不自由国家,处于5.5级,属于拉里•戴蒙所定义的“霸权性选举威权政体”。当然,这些不自由国家仍然举行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相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开放,自由度显著高于中国。

由于总算有一定的开放,它们的状况也许正好符合中国一些渐进主义者的胃口。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变成民主国家,在重新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人们会付出什么代价,是否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其精神气质最有可能导致三种前景:其一、长期停滞不动,不发生真正的民主转型;其二、从完全封闭的威权主义过渡到前景不明、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威权主义;其三、转型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动员的速度,像前苏联那样解体。本文下面将对转型过程的节奏、速度做进一步探讨。

(未完待续)

注释:

1.季卫东《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季卫东在以后的作品中越来越强调法治先行。

2.于建嵘《建“橄榄型”社会,中国还需三十年》(《国际先驱导报》,2010-04-19)

3.王力雄《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该书2007年10月由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使用的是没有页码编排的网络版。参见其“第一篇: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

4.柴子文《六四凌晨的雾与电——专访六四「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舵》(《亚洲周刊》,2009-06-14)。

 

5.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6.记者傅剑锋《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南方周末》,2006-06-29)。

7.记者马国川《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总体方案》(《经济观察报》2008年03月02日)。

8.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

9.萧功秦《走向新保守主义:改革的反思与挑战》(http://is.gd/fCBU2,2001年)。

10.潘维《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引文中的“自主制”系来自于英文术语autocracy, 准确翻译应该是“独裁制”。这显然是潘维要刻意避讳的,所以从构词的角度译成了中文读者莫名其妙的“自主制”。一个讨论国家政体的政治学教授,连“独裁制”的提法都要刻意避讳、过滤,其文章的价值确实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11.王力雄《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网络版)“第一篇: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

12.Lord Hugh Cecil: Conservatism, p.9 (Williams and Norgate) .

1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宣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1987年)、“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中国不许乱”(1989年)等讲话。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8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参见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 C. 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pp.49-53.

16.参见Paul Preston:“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pp.91-159.

17.萧功秦《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

18.Karl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I同上书,p110。

19.Stephe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p.32-3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Montesquieu, Complete Works, vol. 3 (Grandeur and Declension of the Roman Empire; A Dialogue between Sylla and Eucrates; Persian Letters).pp.64-65.(T. Evans and W.Davis, London, 1777).

21.晋军等《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http://is.gd/fOUPh,2010年)。

22.参见“自由之家”2009年度的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http://www.freedomhouse.org

23.参见Juan Linz and A.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p.38-43;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pp.5-7, pp.65-70; 159-165.(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24.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25.Larry Diamond:“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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