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作者博客 】  时间: 6/19/2011              

1945年的延安见闻:一个“陋”字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忆往事,写下了一册薄薄的《近卅年见闻杂记》(感谢陈正茂兄赠我此书),记录了他“五四”以来的亲历亲闻。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个参政员访问延安,并不代表参政会,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提供的,赫尔利大使认为他们此行有益于改善国共关系。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几乎倾巢而出,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二三百个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些天外来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触到许多人,在他看来丁玲虽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谈,正是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了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合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

在他眼里,朱德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宗仁,而稳重过之。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一桌都是湖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看了几个人的家,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经他们要求,还看到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如今,“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他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要周恩来通知他和章伯钧两人,到枣园去吃午饭,并做一次长谈。毛泽东是他年轻时就熟悉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四五点钟,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谈到《水浒》、《红楼梦》,连他的《万竹楼随笔》都谈到了,就是这一次,毛泽东不无激动地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他说:“毛有这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我是早知道的,所以并不觉得奇怪。”他以轻描淡写的口气问:“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本来他想见见江青,说她正在生病,不能见客。

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他在总结五天延安之行时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回到重庆,他跟朋友说起延安的见闻,尤其强调两点,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当然,以他史家的眼光,他当然同时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为一个“陋”字:“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短短几天,走马观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尤其对同龄人,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

相隔仅仅四年,延安窑洞里的那一席谈话如在眼前,而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延安窑洞的主人登上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舞台,左舜生禁不住感叹,这机会来得太快了,快得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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