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 】  时间: 8/17/2011              

傅国涌:迷失在民主化的突破口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刊发的民主呼籲,今天统统不见了,网上微博的狭小空间,反映中国人并不缺乏民主的愿望与冲动。

“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具体的措施,这方面的突破口是甚么?”一九八六年,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青岛举行的“中西文化研究会”上这样回答:“我认为报纸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舆论对政治和领导人加以制约.”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批评的声音不能从报纸上发出来,就无法变成公共的舆论。即使言论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这也是任何阻挡民主化的力量为甚么要严防死守的缘由。

八六年深圳青年报大量自由言论

方励之教授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大胆敢言,领风气之先,在那个时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言论刊登在当年十月四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当有人问及:“民主与一党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有些国家长期一党执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实际上他回避了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但《深圳青年报》在发表他的这些“新见解”时,赫然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为题,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标题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这样的报导,这样的大标题,相隔二十五年,许多人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我把这篇报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新闻界的朋友见了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该报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文章《“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李红光。开篇即说:

“党法”大还是宪法大?当然是宪法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并非如此。“党法”和宪法的冲突是一个客观事实。

此前九月十二日,中国新闻界的良心刘宾雁与记者关於中国变革大趋势的长篇谈话,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为题整版发表,他直言“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素质只能退化”,“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九月三十日,再次整版发表《中国新闻人物谈中国“敏感问题”》,钦本立说《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说《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说《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王若望说《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李洪林谈老百姓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宽松”局面能维持多久?》

十月二十一日,《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闻”。一周后,又在头版头条刊出《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评论《人民应有议论领袖的权利》(许国)。同一天,头版上还有几篇报道,温元凯在合肥新闻沙龙上呼籲中国人不要热衷於“窝里斗”,创造宽松、宽容的人际关系;包遵信在深圳参加讨论时说,“人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世界性主体的真正确立,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

当年的开放,现在的铜墙铁壁

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有特殊的原因,邓小平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了着名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深圳青年报》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它之外,《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经济学周报》这些报纸都曾吸引过许多有良知、对这个国家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成就了那些报纸,使那个时代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至於太羞愧。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甚么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一九八○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时光的流逝仿佛专与生活在这块地上的人作对,在追求更为开放、自主、有尊严的公共生活这一点上,二十五年,我们不能说丝毫没有进步,却让人一次次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当然今天已进入互联网的微博时代,言论自由、批判自由并不完全仰赖纸媒,网络毫无疑问成了中国人通往民主化时代的一条通道,虽然这个通道也很狭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墙,将本来全球共享、信息自由流通的网络隔离开了。但不能不承认,除了网络上我们还能有一点公共呼吸的空间,还可以找到一点自主表达的可能性,在其他传统媒体上我们面对的更是铜墙铁壁。

前些天,两个中学教师应一家杂志之约做对话,讨论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个话题本没有甚么敏感性,杂志却不敢登,编辑而且在短信中嘱咐他们:“下次若是再做对话,不要选这么敏感的话题了吧。”

这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媒体从业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尽可能不触犯底线,但又无法知道底线在哪里,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设限,自我审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论审查官还要离谱.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里,也确实令他们特别是媒体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边球、走钢丝的心思也很难产生。

微博时代,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传统媒体也许比现在更加远离现实的社会矛盾,远离任何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新闻、言论。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网络上引爆,才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甚么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道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充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这个民族并不缺乏民主的愿望与冲动,也不缺乏实践民主的潜力,缺的是表达这些愿望和冲动的公共空间,微博时代的来临让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愿望、冲动得到集中,这是二十多年前难以想像的。此时,如果方励之教授面对当年的那个问题,不知他会不会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报纸、期刊、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不重要了,只是它们的管制更加细密,自由的缝隙更小,批判的空间更为逼仄,至少眼下还不能太指望。而防火墙内的网络包括微博在内,尽管也在国家机器精密编织的天网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与报纸这些媒体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我们只拥有互联网,拥有各自的微博。去年十一月下旬,广州《时代周报》曾做过一个关於微博的专题,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更重要的依靠是人的思想启蒙

微博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个人性的,在每个微博的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这个具体的生命借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然后可引起成千上万的心灵的同感和回应。微博在这个时代的兴起,以这样的工具和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次机会。但我们不能将它看做最终的可以依赖的力量,最终可仰赖的还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个个体生命内心的信仰,依靠每个人价值观的建立。

作为一种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应急动员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层面还是要依赖於长期的思想启蒙,不同年龄层的中国人都能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类文明的标准,合乎人性的标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题.

真正能改写历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后面的人。任何载体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们刻意地强调某种载体,那么一心阻挡社会进步的那些人就会把这个载体消灭;如果我们不依赖任何载体,那么任何载体的消亡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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