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参考 】  时间: 9/1/2011              

傅国涌:袁世凯时代的言论尺度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宋教仁横遭暗杀,新生的民国波澜迭起,孙中山选择武力解决之途,迅速被袁世凯的优势武力击败,民国缔造者孙、黄等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则被软禁在北京,这位“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在将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们南北隔绝,只能书信往还。但是那些经过检查发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并非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致。比如1913年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称袁世凯为“袁棍”。同年11月4日,他在信中感慨袁还不如曹操,自己欲做祢衡而不得:“观其所为,实非奸雄气象,乃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虽为祢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夫复何言。”这样的信侥幸通过检查,予以放行。

当时的报纸,对于章太炎在南北纷争、大动干戈之际突然北上,曾有过种种的议论和揣测,对此,他曾在给夫人的家书中说:“报章蜚语,不必深辩,从前报分数党,尚有价值,今则悉是政府机关,又何足校?此等但以天师符观之可也。”民国初创,《临时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原则给新闻界带来了希望,章太炎们几篇文章、声明就可以迫使南京临时政府收回“暂行报律”。仅仅1912年就出现了一个办报的浪潮,报纸多达500种。然而从袁上台到他死去的四年间,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捣毁。60个新闻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的总数迅速从500家凋零到130家。这些数据与章太炎的说法相互印证,可以看出袁世凯时代新闻自由的大致情况。

在袁世凯当政之初,新闻界还是有自由的空气,1912年12月12日在北京出版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名记者黄远生发表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对袁世凯做过这样的评论:“大抵袁总统之为人,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然自其受政以来,则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他承认袁自有其长处,之所以“为善日少而恶日多”,“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于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

此前,他在12月4日发表的《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文中说:“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为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吾人虽可斩头沥血,以证明大总统实无要做皇帝之心。”(此时离袁称帝尚远)此后12月19日发表的《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中直言:“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也。”

等到袁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新闻界的自由空间也就越来越狭小。所以,到1915年11月,黄远生在《东方杂志》发表《忏悔录》时,感慨当时的新闻自由甚至远比不上前清之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袁世凯就能一手遮天,让人真心实意对他俯首帖耳。世人皆知,以《天演论》等译作影响过一个时代的翻译家严复列名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他私下对人说过,自己确实赞成君主立宪,列名“筹安会”则是杨度擅为,对于袁世凯他更是有自己的看法。从他1915年写给熊纯如的私人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眼里的袁虽是“一时之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旧日帝制时才督抚耳”,要面对新的世界潮流,应付列强的挑战,他认为袁“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多年后这封信发表在《学衡》杂志上。尽管,严复的信只是当时私下的看法,袁不知道,世人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梁启超等人对袁世凯的批评则是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

章太炎眼中不如曹操的“袁棍”,严复眼中一个无科哲学识、无世界眼光的旧督抚,梁启超眼中一个“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这是同时代人近距离看到的一个逼近真实的袁世凯,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查封报纸,都不能将这些或私下或公开的不和谐音消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无奈,而是权力的无奈,毕竟权力之外还有公道,权力之外还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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