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 】  时间: 9/24/2011              

傅国涌:五十年社会主义民主梦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一九六三年罗隆基告诉章伯钧:大英百科全书列出他俩“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和北大学生要求的只是社会主义民主。

《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删去了一处半世纪后仍令人心动的细节,一九六三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罗隆基到章伯钧家,兴奋地告诉他:“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大致内容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66页)就是这简单的条目让一辈子从事政治活动、历经风霜的章伯钧激动得彻夜难眠。当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从位居庙堂的民主党派领袖如章、罗,到年轻的北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想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诚地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昙花一现的关键词.

沈泽宜回忆北大《广场》的压力

北大学生、《广场》创办人之一沈泽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忆,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毛泽东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甚么》已公开发表,这些学生还没有意识到鱼已入网、危机在即,他和张元勳、陈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据宪法确认民办刊物《广场》的合法身份,当然毫无结果。当他们辛苦收集了二千元左右经费将原稿送进北京第一印刷厂,厂方竟没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费,绝不允许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流出去。铅印无望,他们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仍习惯称为《广场》),并删除了几篇敏感文字,通宵达旦刻蜡纸、油印了五百份,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开出售,片刻就被抢购一空。北大党委在广播里一遍遍地通知,要买到《广场》的同学上交销毁。多数人在压力之下上交,并在北大食堂前公开焚毁,少数保存下来的《广场》,历经一次次运动、浩劫也在历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国有幸保存着世上仅存的几份《广场》油印本之一。感谢朱毅,通过他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当年的《广场》,看到北大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思考,在读这份文献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梦。

《广场》大体是将北大民主墙上张贴的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诗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泽宜、张元勳这些校园诗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学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见地的政治见解。曹国臣的《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一文尖锐提出:

●年轻人,难道你没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难道你不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历史的创造者?(像社会主义应有的那样)……

●难道人的尊严与基本自由可以随意被侵犯?

他的答案是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并具体提出四条要求:

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今天一个政治口号提出!

二、让人们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应该允许人民办报,自由结社,发行小册子传单,(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让民主党派有相当独立的报纸,停止党一家办报(或控制报纸、国内新闻)的现象……

三、改进现行选举制度,由党组织少数人议定的,固定候选人名额的选举法是相当形式主义的……

当年言论今天还能引起共鸣

物理系学生岑超南的《论“铲草除根”》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概括为几点,一是法制问题,“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随意侵犯。”二是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领导与群众不少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消除看人民监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实质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两篇文章分别触及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和距离当时不远、令人心悸的肃反运动。物理系学生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则毫不掩饰地直指:“六亿人民的生活绝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佔百分之一点六,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百分之一点六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於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洞见,却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文字毫无疑问要进入言论史。

由王国乡执笔、以“《广场》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分析说,自五月十九日以来,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证明,年轻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群众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结论是:“这次民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

其实,“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束缚,他们没有能挣脱,在他们当时并不是掩饰,也不是未来回避打击而採取的话语策略,与今天有些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同一回事。

一九五七年的百花齐放也算不上启蒙运动,更谈不上文艺复兴,但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还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他们身上洒满了青春的气息,他们许多人的心灵是纯净的,他们的呐喊不是空谷回音。许多言论今天读来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喊出“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张元勳起草的发刊词、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等文没有收入油印本中,是当时《广场》编委会的权衡。王国乡在文中呼喊“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的口号。他说: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甚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王国乡指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相隔三十几年,我读到戈尔巴乔夫一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谈话:“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

然而他话音未落,一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个理想的破灭,这是一九五七年的中国青年还无法感知的,现实的环境也不允许,更残酷的现实尚未展开.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没有错,问题在於这些所谓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长期以来排除议会民主,人的自由和权利被蔑视,这样的社会主义注定要成为翻过去的那一页,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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