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9/2011              

黎建军:从救亡图存 、人权天赋到宪政民主 辛亥革命前言论界的时代演进

作者: 黎建军 黎建军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1860年11月30日,在华洋人主办的《北华捷报》曾撰文描述面对鸦片战争过后的满清王朝濒临末日的状态:关于满清王朝覆灭的思想并非无稽之谈,英法联军正在加紧促成它的灭亡,这种情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高级指挥官的意志。……让我们从头至尾地观察一下这个帝国,试着在其政府身上,在整个国家的道德领域中发现哪怕是一处光辉灿烂之点,一处没有玷污和彻底腐烂之点……但是变化即将来临。任何条约或者是修修补补都不能使它有任何改善,它的垮台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迟早必将来临。

鸦片战争过后,不仅洋人认为中国必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都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因此,当时的言论界掀起了一股救亡图存的热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汤震的《危言》等无不在警示世人,中国危矣。随着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面世,这种危机意识达到顶峰。严复在其所著《原强》一文中开宗明义: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而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又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论据。

光绪十二年,也即1886年,出使英伦的曾纪泽以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预言中国将有未来的觉醒,并认为中国一定会走上自强的道路。曾的文章开启了中国言论界一个唤起国人觉醒,救亡图存的时代。这期间,严复的《救亡决论》,毕永年的《存华》和梁启超的《瓜分危言》,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解释了自己认为的国家存亡界限:且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岂必死者国量平泽若焦,而后为尔耶!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彼且以我谓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加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此增,吾力无由此奋,是蚩蚩者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不自存而无遗种也其间几何。(《严几道诗抄》卷一,15页)严复认为这种状态与亡国没有任何区别。

而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以后影响中国言论界几十年的梁启超彻底醒悟。面对羸弱的国势,梁启超曾在给他的好友夏曾佑所写的诗中表达了自己愤懑的心情: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与穗卿足下书》)而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书信中,梁启超也表达了不甘愿沉沦的想法: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在都言之已熟,不知足下在彼所得如何耳?(《与穰卿足下书》)在《瓜分危言》一文中,梁启超更是大声疾呼,希望国人奋起自救不做傀儡:中国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犹复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尽谋,不他人效死力。于是我二万方里之地,竟将为一大傀儡场矣。(《清议报》第四十一册
2664页)

毕永年在其《存华篇》里,则力促国人警醒,免于瓜分之祸:抑余尤奔走喘泣告我黄民曰:瓜分之图,《字林西报》昌言无忌,法外部并行文各国,示以天与不取之意。果尔,则太平洋为血战场,支那人为几上肉,欲求眉睫安,将不可得。虽然,殷忧启圣,恐惧致福,试乘此伐毛洗髓,涤秽荡瑕,与天下更始。如湘潭易氏,浏阳唐氏所云者,则雷动飚驰,而耳目改观,气机拨动。我士民益当血诚相与,共保阽危矣。存华之机,其在是欤?其在是欤?(《强学—戊戌时论选》第255页)

《清议报》还曾刊载一篇署名自强氏的文章,着力强调养成国民独立精神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之独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则国无弱小,必有兴者。如英德诸国是也。反是则亡,如印度土耳其诸国是也。是故觇国在民,使吾国人皆发奋其独立精神,扬溢其不羁之志气,传曰蜂蜇有毒,况广有四百余州之胜地,有四万亿同胞之神种,故将披靡地球,辉耀人表,固意中事也。……我四百余州之地宁可碎,四万亿人之头宁可断,而国民独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此余以之自誓,而愿我同胞共誓者也。

救亡图存的民间言论反应在清政府的国家治理上则是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引为己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当于现政权只搞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然而即使是这样器物层面的学习西方也曾遭到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清代所谓理学名臣倭仁曾在一份奏折中对洋务派大加抨击:……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永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对于倭仁反对洋务运动的奏折,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䜣则针锋相对:……臣等查阅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臣等未曾经理洋务之前,所见亦复如此。而今日不敢专持此说者,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荡,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瞬届十年换约之期,即日夜图维,业已不及。若安于不知,深虑江河日下,及设法求知,又复众议交互,一误何以再误?……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这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洋务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王朝灭亡的速度,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后,我们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的声音开始在中国出现,而这时的言论界则从倡导人权天赋开始,要求朝廷改变沿袭百年不变的所谓祖宗之法,戊戌变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大幕。

戊戌六君子之一、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血溅北京菜市口的谭嗣同曾这样论述人权天授: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绝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湘报类纂》乙集上卷 23页)

戊戌变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麦孟华也强调人权传于自身,他人不可强夺:夫权者,身所自有,固非他人可以侵窃之物。若惟弃之,故人得而夺之,今惟收之,则人孰得而争之。得权者为天民,为强国,失权者为奴隶,为藩属。孰利孰害,孰苦孰乐,皆听我同胞之自择,我同胞其无畏难而自馁矣。(《清议报》第四十四册
)既然人权天授,那么中国几千年来禁锢人的自由的专制体制就是不合时宜的恶制,因此,麦孟华在《民义总论》一文中对满清王朝的腐朽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乌乎!冥其心以待人之嗾驭,啬其力以仰人之哺豢,犬马之道也。犬马其民,固为罪矣。彼黜坠心力,伈伈蜷局,曾不思自别于犬马,宁曰无罪欤?宁曰无罪欤?(《强学—戊戌时论选》第190页)

麦孟华认为满清王朝把自己的国民当成犬马,这既是罪恶也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西方国家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体制:曰:西国上无钤压,人能自主,力有不举,上必助之,智有未逮,上振发之,民权既重,故能自治。中国君权素尊,事总于上,民有举动,官必监察,下有议论,上必禁阻,既非自由,故难自治,是固然矣。(《强学—戊戌时论选》第190页)

麦孟华认为,中国不但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人人享有自由,政府反而处处监视民众的一举一动,竭力禁锢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样的国家只能是:游惰酣嬉,百废不举,栋折榱坏,坐受压毙,是亦犹家主责仆役以恭顺,而为之仆者乃饥不敢食,寒不敢衣,而曰主之令我固如是也。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先伸民权,立议院:今天下魁桀之士,能深知自强之道者,皆必睊睊于民权之宜重,是诚可谓知本矣。然彼之眵眵动色者,莫不日欲重民权,先立议院。他认为:以国为国者罔不弱,以家为国者罔不强。(《强学—戊戌时论选》第193页)

麦孟华在另一篇名为《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的文章中指出,要想使中国富强,必须变法,而要变法,首先必须改革官制。他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出现清明之治,是因为:古者设官以任事也,礼乐刑教,兵农工户,纳言守土,分隶以职,专其责,久其任,厚其权,赡其身家,使无掣肘,使无内顾,故毕精亶力,事其事而事治。而现在,政权的取得本来来路不正,又要处处防止别人夺走江山,久而久之,这种恶制只会使它的官吏们也成为做恶之人:霸天下者创于权臣藩镇之祸,虑其专擅而跋扈也,则繁之副佐,以杀其势;虑其盘踞而肆蹇也,则促之更调,以窘其力,虑其挟重柄,席贵势,以觑我也,则号令之,监察之,以剪其威;虑其侈纵不度,且官多而俸难给也,则薄糈贱禄,以节其用。权势绌,才力绌,财用绌,是驱其臣为恶之路矣。(《强学—戊戌时论选》第177页)

欧榘甲则认为自立是人权的基础:生天地之间者,自非犬马奴隶,皆有自主之权。此义在西国虽童子皆能识之,而在中国,则罕有知之者。其原因亦有二焉:一由呻吟于历代专制政体之下,独夫民贼,务为严刑峻法,以收天下之权归于己,使其下戢戢受治,奉令惟谨,无敢异己者。苟其挺然独立,独行其志,往往不为朝廷乡里所容。若列国之兴民权,刎颈者数十万人,而后得之,而在中国,则以民权为大逆不道之事,此政治上灭自主之权者一。一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纲常名教之虚文,谬创“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说,以上可虐下,下不得违上,而臣子之含冤负屈,草菅于暴君顽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毁家亡国者,不可胜数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妇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妇卑,可以夺人之天赋自由之权也。(《清议报》第二十七册)

而早在光绪初年,湖南人郭嵩焘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西方之所以强盛,而中国之所以贫弱,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张民权而中国无民权:三百年来,欧之所以日兴,而亚之所以日微者,世有一言能通其故者乎,往者湘潭郭先生尝言之矣。曰: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卷十 第5页)

由人权而至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样家天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就遭到言论界猛烈的批判。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人权被侵吞、公民被奴役自不待言。严复就直陈中国的专制政权就是赤裸裸的大盗窃国: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疆,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指韩愈),徒见秦以来之君,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力,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严几道诗抄》卷三,7页)

徐勤在其《中国除害议》一文中,则对专制体制的核心内容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科举其实就是统治者有意为之的愚民政策:覆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以举业愚民矣。中国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大地莫富强焉。而北托于俄,南慑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原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愚民之术,莫若令之不学,而惟在上者之操纵,不学而愚之术,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时务,聚百万瞽者跛者而鞭笞指挥之,如牧者之驱群鹅鸭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趋赴惟恐后,乃得以呵斥杀戮,獭祭而奴使之。(《时务报》1897年10月16日)

他最后说道:故谓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题,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体,试帖之诗,定额之限,场期之促,试官之少,累试之繁,而求变法自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同上)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也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慈禧当年以宫廷政变得以垂帘听政,以洋务运动的推进而逐渐掌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但慈禧在中国历史上毕竟只是一个守旧的人物。她只求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以稳定满清王朝的统治,对政治体制改革却从骨子里加以拒绝。而任何势力要想阻挡历史潮流,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失败。

慈禧戊戌宫廷政变的直接后果就是为满清王朝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掘墓人梁启超。相对于戊戌变法前和戊戌变法时,进入二十世纪的梁启超,思想上已经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中国知识分子恰好也正是在1901年以后,才开始真正的全面的觉醒,中国的言论界也开始融入到倡导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种符合普世价值的世界潮流之中,并形成了各种思想意识,各种学术观点并存的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于意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一个崭新的宪政民主时代即将来临,梁启超把自己当时所处的时代称之为过渡时代,即由专制向宪政过渡的时代。在1901年的《过渡时代论》里,梁启超对中国的过渡时代有这样的定义: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海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年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 5页)既然是过渡时代,旧体制已腐朽,新政体又还未立,所以梁启超1901年6月著有《立宪法议》一文,为中国新政体构画了一幅蓝图,并开列了具体的路线图。

在《立宪法议》里,梁启超认为当今之世的政体主要有三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在他的眼里,君主专制政体朝廷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这样的体制其民极苦而其君极危,自然不是好的政体。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总统选举时竞争又太激烈,所以未必适合中国。因此最良的政体应该还是君主立宪政体,也最适于中国的国情。在文章中,梁启超把宪法的法律特征说的很清楚:一是宪法至上,任何国家机关与个人都必须遵守。二是法律之母,宪法是其他法律立法的基础。他指出:君主立宪政体就是有限权之政体,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在他的主张中,改革后的政府必然是有限责任政府,这一政府的权力必须由宪法首先作出明确的规范和限制。而为了建立这一新体制,梁启超又列出了具体的路线图:一、下诏定制;二、派重臣出国考察欧美政制;三,中央政府设立法局;四,编译各国宪法并颁布天下以供国民学习;五,制定宪草,用五至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六,宪法实行以二十年为限。

梁启超的《立宪法议》开创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宪政运动时代。随后不管是立宪派倡导的君主立宪还是革命派倡导的民主立宪,在中国必须实行宪政这一问题上他们却形成了共识。因此,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宪政民主无疑成为时代主流,成为言论界最为流行的时代语言。

中国民间寄希望于政府进行政治改革而使国家强盛起来,但腐朽的政府却惧怕改革使政权失去。1904年6月《东方杂志》第四期刊载了一篇名为《论中国改革之难》的文章,揭示出清王朝畏惧政治改革的丑态:然今之政府已不为百姓所信服,而其威力又实不足以慑服全国之人而使之翕然听命,稍一武断则祸乱随之,近已屡见其端倪矣。则惟有苟安旦夕,以改革为大戒耳。(《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 940页)政府在国民面前已名声扫地、威信全无,稍一折腾又乱象四起,所以只好一味要求全国保持高度稳定。而要想废除这一体制,只有实行立宪政治。《扬子江》第四期一篇由遯园所写的《专制之结果》的文章认为:然则欲革专制之痼习,殆非伸民权抑君权不为功。君权何由抑?曰立宪。民权何由伸?曰立宪。(《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 959页)

而要立宪,又必须审慎行之。《东方杂志》第五期刊载的一篇名为《论中国立宪之要义》的文章说:虽未知中国年来果能制定宪法与否,然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则显然可见。虽然,制定宪法,岂可以卤莽为哉。姑不论其果否制定,吾特指陈立宪之要义,以为中国政府之言立宪者告焉。

文章认为:一、取法宜审慎也 民主国之宪法无庸论矣。中国不立宪则已,如立宪,必宜取立宪君主国之宪法,参观而仿效之。……中国苟终不欲立宪则无庸议矣,倘果欲立宪,则必先研究中国国体之性质及国民之习惯,以为规定宪法之基,然后再参考各君主国之宪法,以资借镜。政府之谈立宪者,不可不留意于斯焉。

二、议院宜先立也  欲立宪,必有所以维持宪法而成为辅车之势者,则议院为要焉。盖议院者,实立法权之机关也,宪法之立,以国民公认为准,故必有代表国民者而会议决定之,乃可以颁行国中无滞碍难行之弊。……然中国如果立宪,吾宁主张两院之说,宜兼设上下议院。盖中国政府狃于专制之积习,民间则缺乏对于政府之信心,有两院以调和之,则法立而令行,下不至有疑虑观望之虞,上亦不至有倒行逆施之弊。此亦为中国政府之言立宪者,所以研究之一问题也。(《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 943—944页)

二十世纪初,言论界对宪政的实质的探讨已经非常广泛深入。《国风报》第十三期由长舆撰写的《立宪政治与舆论》一文,就对宪政体制中舆论的至关重要性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自九年预备之诏下,数年以来,谘议局,资政院次第成立,国会之开即在旦夕。我国国民皆有参与政治之权,即皆负监督政府之责。我国数千年之独裁政治,固将进而为舆论政治矣。

夫专制时代,一国之政教法令,皆秘之少数官吏掌握之中,自非肉食,无能过问。吾侪小民,不敢为出位之议,国家大计莫得置喙也。……若夫暴君污吏,显与舆论为仇,虽受治者不忍痛苦,激而为不平之鸣,然彼挟雷霆万钧之力,严腹诽巷议之禁,亦将不胜压抑,重足屏息而莫可如何。专制政体下,固无舆论发生之余地也。

立宪时代则不然,一切庶政无不取决于舆论。上则有民选议会,以为立法之府,制一法,举一事,非得议会之可决,则不能见之实行。下之集会、出版皆得自由,举国家国民咸得发表其政见,以判论国政之得失。苟有利之当兴,弊之当革,皆可侃侃直陈其意见而无所屈挠。政府不职,失国民之信任,则为舆论所不容,不能受安其位。是故行政官吏,立于舆论监督之下,虽甚不肖,皆有所畏惮而不敢为非。一国之内治外交,且必借舆论为后援。立宪时代之舆论,其势力固若是其伟大也。(《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 623页)

从1901年到1910年,经过言论界近10年的努力,中国宪政运动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宪政运动的倡导者也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历史上称为立宪派。而为了迅速召开国会,立宪派的领袖们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中,公开倡导成立政党:今世各国无不趋重立宪,立宪国家无不倚重政党。成立政党的理由有四:一、可以集合各省人士以扩充请愿之声势也。二、可以养成他日大党之精神与其基业。三、可以消弭地方党派之弊害。四、可以矫正国中一切不正当之舆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 620页)

虽然与立宪派在政治上有分歧,但革命党中的温和派一直鼓吹通过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再建立宪政民主国家,他们并非不倡言宪政,只是不相信满清王朝会进行真正的宪政改革:呜呼!立宪一事,非利于国民,而不利于国政府者乎?非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者乎?西太后纵发大慈悲,其能舍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耶?……吾但提最简要之二三问题以为比例:一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纳国税是也。乃满政府定制,汉人皆纳地丁漕粮,而满人既占居汉人土地者,反给丁粮养赡之,而令其坐食,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一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人人有被选举之权利是也。满人只居汉人二百分之一,则被选举为官者,亦应适如其率。乃满政府定制,京内各部寺院堂官,则满汉平均,属官则满多于汉,其内务府、理藩院等,及京外之将军、都统,则并无一汉人,今能破除此不平等之例,而将来选举议员,即一准人数以为率乎?一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汉人所纳国税,那拉氏任意挥霍,今能由议会制定其数,而一切财政皆能行预算、决算法,使国民尽知乎?……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意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可以已乎!其亦可以已乎!(《宋教仁集》18—19页)

陈天华在《民报》第一期一篇名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的文章中则说:日本之奏维新之功也,由于尊王倾幕。而吾之王室既亡于二百余年之前,现之政府,则正德川氏之类也。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也。中国舍改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谅诸君亦无以对也。无已则惟有苟且偷安,任满政府转售之于人耳,是则非吾侪之所欲闻也。吾侪既认定此主义,以为欲救中国惟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豫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宁举吾侪尽牺牲之,此目的不可不达。(《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 125页)

而寄生(汪东)在《民报》第二期的《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一文中认为,立宪派与革命党最终的目的并无不同,都是为了在中国实行宪政,而要达此目的,都需要革命: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其苦心有二大端:曰怵杀人流血之惨也;曰惧列强之干预也。其第一义,仁人之言也,天下之善,孰有过于心此念而口此言者。虽然,比之于医之治疾,病势有缓急,则疗之之汤药,亦因之而少异焉,而迥别焉。若夫珍急病而缓治之,此庸医之所以杀人也。中国之现象,毋乃类是?甲午一创,庚子再仆,病非缓矣。命悬诸旦夕,而委之于命,自非至愚,谁其是心?则必思有以救亡之道焉。其道维何?将舍革命无由。而革命与立宪,要非绝对的名词也。夫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 127—128页)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报纸杂志成了最主要的言论工具。而在清末近五十年的言论史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从洋务运动时的救亡图存、戊戌变法时的人权天赋到辛亥革命时的宪政民主观念的不断变化和演进。而这些声音主要来自民间,由民间人士发起,最终汇聚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并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一文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十年前主张变法维新,启沃君心,浚发民智,开今日宪政之幕者,”是民间人士;“十年以来主持全国风气,矫正舆论,发扬国光,以维持国家权利者,”是民间人士,“吸纳世界知识,研求专门学问,吐宪政之精华,握改革之枢纽者,”还是民间人士。
关键字: 黎建军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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