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13/2007              

食品安全是国家利益

作者: 刘柠 刘柠

 

据韩国《朝鲜日报》7月31日报道,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黄正一于7月29日在北京市内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引起呼吸障碍不幸去世。

前一天晚上,黄在使馆办公室加班时,因吃了从附近店里买来的三明治而出现严重腹泻,旋即回家。翌日,症状没有停止,遂去医院诊治。门诊医生担心黄脱水,于是开处方输液。输液开始后不久,患者即陷入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院方于上午11点30分宣布黄死亡。

鉴于死者的特殊身份,中国警方和卫生部高度重视,在征得死者家属和韩国驻华使馆同意后,于7月30日实施尸检,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尽管在对黄死因的官方调查结果披露之前,尚无法断定黄到底是死于食物中毒,还是医疗事故,或二者叠加的“相乘效应”,但吃了外卖快餐后发病,且腹泻不止的情节,使前者似乎很难摆脱干系。加上事件发生的时间,恰恰在另一桩同样关涉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的“时效”范围之内,客观上强化、凸显了食品安全问题在公众视野中的重要性、紧迫性,甚至成了某种带有明确政治正确性指向的公共话题。

所谓“另一桩”,是指“纸馅包子”事件。“事件”经BTV(北京电视台)曝光后,顷刻间成了世界性噱头,48小时之内几乎上了美、日、欧所有大报的社论、社评。那天,恰好一位日本学者来北京出差。傍晚时分,笔者如约赶赴凯宾斯基饭店会面,然后照例溜达出来,准备在附近找个馆子便餐。作为“地主”,我问客人想吃什么。满头华发的“中国通”顽皮地回答说:“客随主便。除了包子,啥都成。”

事件的后续发展出乎意料,令人气闷却又兴味盎然(这大约属于“后现代症候群”,且病得不轻)。7月18日,官方宣布“纸馅包子”为“假新闻”,始作俑者的编导被刑拘,BTV高层受行政处分。调查取证工作效率之高,处罚力度之大,令浸淫于“娱乐至死”的氛围久矣的国人瞠目结舌之余,痛感新闻工作离政治之近,只隔不到一张窗纸。

鲁迅尝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阁秘事……”对这个事件,也是见仁见智:新闻工作者看重其“真实性”,文化学者看重其“后现代性”,年轻人看重其“娱乐性”,老派人士觉得“世风日下”。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加看重其作为社会学文本的价值,无论是作为“假新闻”事件,还是事件的“反社会”性质:它从侧面形象地诠释了何为“转型期”,及“转型期”的生活。最逗的是,据说有几个在京外国留学生,竟用“洗干净”的瓦楞纸掺合猪肉馅试着包了一回“纸馅包子”,蒸熟后尝了尝,说“味道还行”。

假如新闻是真的话,那么事件只是单纯的新闻性事件。但新闻被证伪,成了“假新闻”,这便赋予了事件以多重含义或“身份”,于是发展成为社会事件、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后现代意义上的),乃至娱乐事件。而在事件的“所指”(语言学术语,即事物的概念、意义)不断增殖的过程中,有两样东西受到重创:一是新闻的真实性、公信力;二是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及其背后的信任基础。

前者相对比较简单:新闻报道“掺水”,观众、读者受骗上当,造成公信力低下,逐渐养成无论对什么报道都打个问号的习惯——这在当下已不新鲜,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新闻业的现状。“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不是所有“假的”都能被证伪,那么假的怎么不能成为“真的”呢?假药、假酒、假学历、假记者、假警察、假名人、假处女膜……其在被曝光、拆穿之前,无一不是当作如假包换的“真货”被谈论、羡慕、消费、利用,遭到唾弃只是在被证伪之后而已。

如此,便会与后者发生关联:一件事(譬如“纸馅包子”事件),被证伪之后,尽管其责任者受到惩戒,但公众的担忧却不会轻易放下。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共生活中有太多被“证伪”的真实和被真实化了的谎言,除非人们看到切实可行的、保证假的会被证伪和目前被认为是“真的”东东中不会冒出假的来的一套机制,否则他们一般不会轻信。尤其在那些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底信任度”的社会中,这种现象广泛存在。问题不仅仅在于假新闻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危害,其对新闻报道公信力的伤害,会危及社会的信任基础,其害大大超过前者。

这一点,只需对海外媒体对此番“纸馅包子”事件被证伪前后的反应加以考察,便会明了。在事件早期,即刚刚发生到被证伪之前,媒体一致谴责,并要求中国政府正视食品安全问题,强化管理,拿出根本性对策自不在话下。而事件后期,即从新闻被拆穿到现在这段时间,事件见诸媒体的频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批判、质疑的分贝却一点没有减小,不仅如此,还比早期过了一重质疑:“纸馅包子”被证明是“假新闻”,是否意味着当局认为所谓食品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而与此相关的行政干预和管理是不是也就不了了之,无从谈起了呢?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外国媒体反而加大批评的力度,乃至“中国食品安全”几乎成了覆盖海外主流媒体的“关键词”。不止一家日本媒体,甚至在社论中把食品安全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其升温的表达所传递的感情色彩已非初期可比。

国外对中国食品安全的质疑由来已久,非一日之寒。美国大量猫、狗吃了中国产的宠物食品后死亡;巴拿马感冒患者在服用中国制的止咳药后死亡;因出口日本的鳗鱼中检出致癌性抗菌素,酷爱吃鳗鱼的日本人开始拒绝中国鳗鱼;连朝鲜都在抱怨“中国假药太多”;海外的商号里甚至出现了打上“China Free”的标签,以表明系未使用中国产原料的产品,以招徕生意……对以成为“世界工厂”为骄傲,并以之为立国经济之本的中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已构成了对农产品、药品出口的巨大阻碍。

2002年,因从中国产的冷冻菠菜中检出残留农药超标,引发日本消费者对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抵制,影响面之广,波及圆白菜、蘑菇、黄瓜和大豆等,使一大批中国菜农和进出口公司蒙受损失。从去年开始,针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日政府引入“原则输入规制目录”(Positive List)制度,极大抬高了中国进口的门槛;2005年,日厚生劳动省发表一项调查认为,因食用中国产的减肥食品,造成超过673人健康受损,其中3人死亡;一项由《USA Today》和盖洛普公关公司联合实施的民调表明,因中国产含二甘醇牙膏和含铅塑料玩具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83%的美国人质疑中国进口的食品安全性……

对此,中国政府和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在勉强承认事实严重性的同时,却在抨击美日等西方国家把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政治化”,甚至将其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但是,作为国人,我们深知,出口销往海外,特别是美、日、欧市场的产品,经过了严格的出口商品检验等环节,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质优“上等货”。而日复一日生活在对无良食品的隐忧中的国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且不论食用了毒奶粉的大头娃娃、喂饲了避孕药的甲鱼和茅厕边生产的“哈根达斯”冰激淋及在医用垃圾场上生产的矿泉水,3年前,国家质量监督局局长对媒体公然坦言,自己对餐桌的安全也没有把握(大意)。笔者家住东直门,毗邻北京著名的“簋街”,但每次在那一带打牙祭,都犹豫连连、考虑再三,最后选一家看上去“还好”店硬着头皮进去。选择的标准其实再简单不过:少油即可,所以多半是火锅。因为,凭我们半吊子“美食家”的业余水准,无法准确地判断出到底哪家不用“地沟油”(一种从下水道中回收的廉价再生食用油)。

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声誉来之不易,至今尚未坐稳,周围印度、东盟等新兴制造业国家“虎狼环伺”,伺机取而代之。食品安全问题,直接打击我国最富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和农业。同时,埋下国民身心健康的隐患,无限增加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财务负担,破坏国家形象,损害发展的“软实力”,以反社会、反文明的方式,吞噬、抵消着改革的成果,已和腐败一样,成为社会的毒瘤。在其根治问题上,任何形式的怠惰、姑息、迁就、庇护,不是利益粘连,便是怙恶不悛。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不仅直接关涉国家利益,而且——它干脆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关键字: 刘柠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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