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8/2011              

巩胜利:中国温州危机狂暴袭来

作者: 巩胜利 巩胜利

巩胜利
(《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特别提要】温州,中国最富裕地区曲首一指的领头羊之一。而今,2011年9月末,一批标志为行业“排头兵”中国企业“先进”代表的温州企业为何接连倒下?(见2011年9月28日新华社题为《温州民间借贷引发企业债务危机现场见闻》的报道)。来到10月初,人们惊奇的发现:当温州企业家跳楼、逃跑,企业倒闭这些敏感词汇频频刺激眼球的时候,细心的人们发现,素有中国“经济风向标”之称的温州,在此次“民间借贷风波”中倒下的企业不仅仅是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也有曾经风光无限的行业关系到人们吃饭、穿衣等的“排头兵”企业,其中一些企业直至“出事”前还在正常运行生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明星企业”“先进企业”接二连三的轰然倒下?在中国“国庆”举国长假的一派国泰民安与温州企业海啸之中,“温州经济”该何去何从?除了温州企业难以继续之外,作为中国资本最早进入欧洲的温州企业又该何去何从?



有中国媒体报道:9月29日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正德利鞋业总部看到,相较于周围鞋厂的明亮灯光,正德利的几幢大楼已是一片灰暗,仓库、车间和操场上的成品鞋和半成品鞋都已经被贴了封条。几个保安坐在大门前的小板凳上,偶尔还可以看见几个工人进出。见到正德利鞋业员工余樟生的时候,他正忙着打电话为自己找“下家”。“昨天生产线还在转,转眼就人去楼空了。我们等到明天拿了工资,也要另找出路去了。”

温州正德利鞋业已有10余年历史,旗下包括正德利、青春秀、柏芝公主、美人鱼四个知名品牌,共有四个厂区,占地面积上万平方米,约有950名工人,其董事长沈奎正9月27日在家中跳楼身亡,引发温州企业这轮经济危机的巅峰。据正德利鞋业旗下的左右鞋业营销部常务副总经理孙玉华说:“我们4个品牌不但品牌效应好、客户固定、生产正常、订单充足,即使在董事长去世以后我们的管理层和工人都想把企业撑下去。直到昨天生产还在继续,但是银行把资金冻结了,我们没法付款给供应商,今天生产被迫停止了”。正德利鞋厂,是当前中国温州企业这轮经济危机怪圈的一个无法避过魔影。

经了解,截至目前,温州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的惊世恶果。与正德利鞋业一样,在最近老板出逃或者跳楼的一批温州企业中,一部分企业在老板出事前生产正常、运营有序,其中不少还是行业的“排头兵”甚至是温州的“明星企业”。

浙江信泰集团是温州瓯海区的重点骨干企业和纳税大户,企业拥有国内眼镜行业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2010年产高值达2.7亿元,是温州眼镜行业里的“龙头老大”。9月22日,该集团董事长胡福林逃跑。有媒体记者9月29日专程赶到位于温州瓯海区中央大道的信泰集团采访。占地120亩的这家企业,短短一周时间,已经人去楼空,渺无人烟。数十名公安民警和协警牢牢把守住了厂大门,严禁任何外来人员进入厂区。而在同样因为老板出逃而被迫停产的温州综艺鞋业一楼办公大厅,人们看到,这个企业墙上挂满了“明星企业”“中国鞋都重点企业”“全国质量信得过企业”“先进企业”等多种荣誉奖牌,而此时却显得格外刺眼。

压垮民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提起老板沈奎正老板的死亡,在正德利鞋业工作多年的孙玉华禁不住泪眼婆娑:“老板为人好,对员工也好,要不是高利贷步步紧逼,他不会走上这条路的。”温州事发,与当地金融环境无不有根源关系。据统计了解,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上半年累计发生民间借贷485.5亿元,民间借贷成为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第一主流渠道。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持续上扬,月息高达3—5分,个别甚至达6分至1毛。民间借贷的疯狂从2011年上半年纠纷就高达7000多起也可见一斑。而国有四大银行,只是参与企业流通,根本没有任何输血、造血的任何功能,而地方银行更是近在咫尺、却爱莫能助,甚至山高皇帝更远。

综艺鞋业皮革供应商、君远贸易公司老板金亨擘说:“现在高利贷利滚利,年利息高达60%,但是企业利润也就是3%到5%,别说把制造业逼进了死胡同,即使是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也扛不住啊。”据在温州当地知名论坛“703804”看到,有网民这样评价现在的温州经济现象:“高利贷毒害下的温州经济就像一个靠喝自己鲜血解渴的病人”。但为何温州这么多企业还是选择了“饮鸩止渴”的古训?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掌门人周德文说:“民间借贷有着生存的客观环境,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足够支持,只能被迫向民间借贷,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使其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据知,温州民间借贷有着超过30多年的历史,其资本大亨多在欧洲腹地,有着温州本地背景,确实堂堂正正是有着意大利、德国、法国身份的中国人。

一些温州中小企业主告诉媒体记者,在宏观调控、流动性收紧的大背景下,银行为了保持利润上涨提高企业贷款利率,并出现扣留部分贷款作为“存款”转贷给其他企业的现象,延长了还与贷之间的间隔,甚至“还而不贷”,导致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链接断裂被迫利用高利贷过渡并再次陷入“抽刀断水”的危机。

“银行宁可把钱借给一直在亏损的央企也不借给我们,企业老板又不是傻子,如果银行能贷到款,谁愿意去找高利贷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皮革厂老板说。周德文说,现在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就是去年产业空心化延续到现在的集中爆发,而产业空心化具体表现为大量资本逃离实业,大量企业外迁。同时也与温州企业“老旧模式”密切相关。温州大量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一直延续传统的薄利多销观念。温州仅仅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缺乏增长后劲。

当地资本货币的环境是这样严峻,而外部对企业自身而言,部分“排头兵”企业的消亡也与企业决策者把生产战线拉得太长有关。2010年温州市金融办对324家企业的调查显示,2008年被调查企业进行主营业务以外的投资有119家,2009年增加到138家,2010年一季度达到163家。2008年以后,信泰集团“转型升级”,将大量的流动资金投向了光伏产业;而正德利鞋业集团也将流动资金大笔投向土地和房产购置上。在中国“国有”从企业到银行等产业都垄断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温州私有企业却拔地而起约30年,怎么不在美元金融海啸、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遭遇重创?现在是欧洲的温州资本收紧货币的重要关头。

温州力量真能抵御这次危机?

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也让其上、中、下游企业备受根源困扰。“鞋厂老板一跑让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发工资、要向我们的原料供应商拿货,现在温州企业信誉受到重创,拿货只能用现金,不但钱拿不回来,生意还越来越难做了。”温州新盈鞋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长康说。

周德文表示,这不仅是温州部分企业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愈演愈烈并快速蔓延。“政府和银行在这个紧要关头必须出手相救,同时企业自己也要有信心,因为温州企业的基本面还是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然在正常运行。大家都要相信温州有力量抵御这次风险”。但中国的银行是“政府的银行”。不管是中央的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地方国有银行,总之都是“政府的银行”,这就让中国特例的温州企业无法享受到政府的大餐,换句话说,就是温州企业倒闭,与政府根源无关!政府只在其中取税、费,生与死不是地方政府所力所能及能及的。

据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谢榕芳说,应对此次危机,首先需要银行支持:一是降低利率,二是不要抽资。他强调,银行要改变观念,救企业,也是救银行自己。但温州及整个中国几乎短缺民间银行、资本的良性循环的整体力量,更何况温州的这种“中国资本主义”发祥地。

“只考虑利率增高一点,到时候连本钱都没有了,呆坏账不更高吗?”周德文说,民间借贷有客观存在的必要,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民间借贷只能疏导而不是封堵。“如果把民间借贷一棍子打死,会加速剩余中小企业的死亡。中国应该尽快促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小型的银行和贷款公司,同时控制合理利率。当然对恶意催债应该严厉打击”。市场经济的金融、货币本是两条走路,而今60多年至今的中国金融、货币的另一条“腿”,却一直无法长出,温州企业却瘸腿长到今天,怎么不心、血俱伤?

成立于1993年的信泰集团是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之一。2010年其眼镜业务销售收入为2.7亿元。胡福林自小继承家族眼镜生意,是当地最早的眼镜商人,创德这份不菲的家业。而今,在温州政府和商会的协调下,温州多家眼镜企业将联合并购重组信泰集团,负债20多亿元“走佬”美国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将回国谈判被重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胡福林仅欠债、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元。2008年底,胡福林开始大举进入光伏新能源产业。有资深人士分析认为,投资失利是温州企业产生资金链断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包括投资房地产和太阳能。投资失利后银行不愿再贷款给企业,企业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然后旧洞未填,又增新伤疤。

 “胡福林回来是要处理企业并购重组的事。”据接近收购方的消息人士称,目前大约有三四家温州的大型眼镜企业愿意联合并购信泰集团,很多事项已谈妥,但还没有形成正式的书面协议。“都是行业协会的,大家也不愿意看他这个样子。”上述消息人士表示,胡福林出走的原因是银行追债,现在政府愿意出面协调银行不要逼债,同意分期偿还贷款,基本上问题解决了,所以大家才愿意并购信泰。“若不是政府协调,谁能帮他还得起银行的钱啊?”胡福林跑路的消息引发公众对温州企业资金链的关注。据悉,温州政府日前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问题,包括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资、不压贷等。

据知,面对当前严峻的金融形势,温州市委、市政府建立了综合协调机制和专项工作小组,部署强化措施,多措并举。充分运用行政、金融、法律等手段,迅速开展风险排查活动;出台政策措施,加大资金保障、企业帮扶、司法调解、风险预警、倒闭企业善后处置等工作力度;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和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加强诚信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但今日的温州经济危机现象,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特别是企业环境的建树和游戏规则,温州正式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
 
民企上演“移民潮”,326家企业亏损

9月28日,温州嘉甸鞋业有限公司老板去向不明。留在身后的,是断裂的资金链,债台高筑的高利贷,银行上升的坏账,和集体讨薪的工人们。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其微博)认为,随着年底还贷高峰期的逼近,温州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现象。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企业公共危机,温州政府采取了紧急应对。温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加强了空港等口岸管理。该局一位人士向媒体证实,2011年以来共有20多名温州人被澳门警方遣返,但具体案由“不便透露”。

9月27日,温州市政府成立“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温州市纪委、法院、金融办、银监会等14个部门。各县市(区)随之成立相应的工作组。29日,相关媒体获得的一份该领导小组文件明示,近期将全面排查民间借贷,按照“内紧外松,属地管理”的原则分类处置。“我们将重点盯防问题企业,避免‘跑路’‘走佬’现象进一步扩大化”。当地一位官员明确无误的对媒体说。
  
“走佬”,是温州老板们给温州政府出了一道世纪难题。9月21日,在温州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上,传出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欠债20亿元出逃的消息。当天下午,数百警察和特警进驻该集团。据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党委副书记谢成敏介绍,他们成立了财务调查组、维稳组、接待组,主要负责接待信泰供应商和债权人,登记债务,结算员工工资,预防有人哄抢公司财产等。
  
“高利贷”已严重威胁温州实体产业发展,但没有温州的高利贷就没有温州企业的原始动力。据瓯海区对105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企业完全靠自有资金,占14.3%;其余90家企业均涉及民间借贷,其中有32家完全通过高利贷融资,占30.5%。温州经信委主任余中平透露,温州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上升。1-7月全市规上工业利息支出40.4亿元,同比增长47.8%。在经信委监测的855家重点企业中,有76.7%的资金面很紧与偏紧,有81.5%的流动资金紧缺,有58.6%的企业因客户资金周转困难导致拖欠货款。而重点企业利润增幅逐月回落,326家亏损企业的亏损程度比年初上升了27.1个百分点。

另据温州市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比上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比2011年初下降4个百分点,而同期民间借贷占比分别提高6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与银行贷款形成此消彼涨的局面。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阶段性新高位,月度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24.81%、24.43%、24.6%、24.38%、24.47%、25.09%、25.44%。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统计,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一是反应国有商业银行的不作为;而是反应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的空前无奈,怎样让超过60、70%以上的中国公民也享受到“国有”金融的红利?超过80%以上、占近过80%以上绝大多数中国市场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能为绝大多数国民服务,这是怎样的体制和未来的能量?
  
据最近国际知名的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显示,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政府该出手时就要出手。”9月25日,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要求各县(市、区)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组,在企业帮扶、民企融资协调、打击黑恶势力和倒闭企业善后处置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出台政策措施。
 
9月26日,温州公安局、温州检察院和温州中院联合通告称,将严厉打击暴力讨债、恶意欠薪或哄抢企业财物等犯罪行为。据龙湾区法院最新统计,9月份已有190起高利贷案件、近3亿元标的额,而去年全年该院查处高利贷立案标的总额也只有3.6亿元。
 
无奈的温州老板纷纷“出境”

“走佬”风潮也引起了各界对浙商移民现象的强烈关注。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李建华在其微博上发布信息称,“浙江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但浙江省出入境管理局办公室、浙江省外事办出国管理处处长阮黎斌等均否认此说法。

浙江施强出国服务有限公司高管王慧说,她去年共接待250多位办理投资移民的客户,而今年前4个月就超过这个数量。“这些企业注册资本基本都在5000万以上,其中拥有资产十亿以上的约占30%,但部分‘隐富’企业家没被计算进去”。

据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等保守统计,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按投资移民400万元的起步计算,最近10年有600亿浙江民资出境。“温州老板好多都变成了‘外国人’,但他们的生意没移走。”周德文举例说,30年来有43万温州人成为新华侨。而秘鲁温州工商总会会长曹国荣、德国温州同乡会荣誉会长冯定献、美国温州商会会长陈永坤等知名侨领,都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温州,继续做投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日温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加强了空港等口岸管理。该局一位人士向本报证实,今年以来共有20多名温州人被澳门警方遣返,但具体案由“不便透露”。“胡福林这样的民企老板卷走巨额社会资金,而由地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收拾残局,这对温州所有人是不公平的。”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认为,政府有关部门依法适用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手段,对有拖欠工资、民间借贷纠纷的老板采取措施。
  
据中国高层“国情”反馈,浙江省政府高层已责成该省发改委等24个部门组成的“经济监测预警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预警经济运行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问题,并向省政府提出经济趋势判断和应对政策措施的建议,但这在中国浙江这场举世无双的经济危机中只是刚刚拉开的帷幕、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防不胜防的一个“举措”,因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资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逆转——“资金链”怎样不断,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还有重要源头的资本运行一脉,中国温州的经济模式、成长过程,与中共大力倡导、实践的“国有”公然冲突。今日中国,哪有资本供给“中国资本主义”的温州模式?难道温州危机,除了是这种党政体制必然的衰败之外、还是中国经济“特色危机”大环境断裂的一个前兆、一个前夜不成?

若再深入历史性探究,中国温州今天出现这样的冲突与衰败,是中国、中共党倡导的“国有”模式与美欧法制国家制度的一种对垒,也是未来中国模式与欧美法制国家模式的永远冲突的一种先兆。除了中国60年来的“人治秉性”与法治国家的法制精神、实践的根源冲突外,国家与国家体制怎样释怀,这需要新机制——游戏规则的重新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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