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  时间: 12/1/2011              

闵良臣: 允许饿死人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好社会

作者: 闵良臣 闵良臣

一 

  听说直到现在,一些颇有些资历的人物,对于今天在社会上流传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饿死人的数字不以为然,认为有些夸大。倘若撇开别的不说——比如这些人以为别人说饿死这么多人是给新中国“抹黑”啦,是不实事求是啦;比如这些人对什么人有些什么“情结”啦,总觉得“新中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啦,等等——谁叫我们事情过后没有马上派人去实事求是地调查、记录、整理、存档呢?当时从基层到高层是否都存了一种见不得人的心态?到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准确数字怕是永远也弄不准确了! 

  约十年前我在一篇谈历史的文章中说过:历史一久远,谁也说不清,就是考起古来,也难上加难。因而历史记载下来的就记载下来了(哪怕是篡改歪曲甚至是相反的记载),民间流传下来的就流传下来了。没有记载没有流传的,便一笔勾销——尽管那些也真实地存在过。 

  不过,弄个八八九九,应该不难。 

  我并且相信一定会有人着手,相信最终出来的数字不会“冒大一尺”。 

  几年前在一本杂志上曾读到老革命家、作家李锐先生为乔培华的《信阳事件》一书写的序言《“信阳事件”及其教训》(至今也只读到过这篇序言,这本书最终是否得以出版,自己孤陋寡闻,不得而知),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我这里想说的是,像这等饿死成千上万,甚至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的事,我们这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其实,就我所读到的中外一些论民主的书籍来看,自有人类史以来,这个星球上从未出现过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可见,我们也只是说说而已)居然竟没有完整的档案记录,这简直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 

  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实事求是地调查、记录、整理、存档呢?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那些饿殍的魂灵恐怕也一直没有得到安息,一直在等待着有良知的后人去向天下披露这惨绝人寰的大事件,一直在等待着后人给一个虽然不合情理但却也是真诚的解释——用现今时髦的用语,叫做“讨一个说法”。不然,难道要他们在饿死之后的魂灵也永远得不到安息吗? 

  我想,是人,都不会这样去做吧! 

  当然,这一切都不想多说,直如几年前我在看了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后发表过的一篇短文中说的几句话: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只要看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允许他们的国民饿死,就可说这个朝代的兴亡与百姓无干,这个朝代的国民也就不会关心这个朝代的兴亡。 

  “令人痛心的是,不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是这样,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居然还是发生了成千上万的共和国公民被饿死的惨剧。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也许今天还说不清楚。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说清楚的。” 

  一时“说”不清楚,不怕,但历史不能没有记录!倘若说就那些被饿死的人而言,我们已经是对他们不起,已经是对他们犯罪,那么,对他们被饿死的这件事却不去记录、存档,这难道不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吗?! 

  二 

  约十年前,自己在报刊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不自量力,口气很大,题目叫《整理二十世纪》,其中有一节话谈到那段饿死人的历史。 

  我说,那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虚报浮夸活话剧的上演,其丑无比。就说虚报产量,谁最先虚报,为什么要虚报,怎么就有人相信?河南省一位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文香兰早在1952年就始作俑地虚报了小麦的亩产量,而居然“后来,文香兰还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参见贺明洲的《“红太阳”照耀下的纪登奎》)。再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尽管离家早,早年也搞过农村调查,应该说他不会无知到相信一亩田地竟能收到上万、甚至是十几万斤的产量。有人又说1958年大家都“疯”了。是谁先“疯”,又是如何让大家都跟着“疯”起来的?在几亿人面前,纸里怎么竟包住了火!这些,就是这些,难道不应该整理,不应该好好整理一下吗? 

  写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时,正好是“大跃进”40周年。当时就想,应不应该搞个什么纪念,以此为鉴,警示后人!因为至今我都没想明白,发生如此严重得不能再严重的情况,怎么竟无领导过问(虽也有所谓的“过问”,那又是怎样的“过问”)?有些地方明知人会饿死,甚至是很快就会饿死,却不允许出去逃荒要饭找条活路而只能饿死在家中饿死在村子里(此乃人所共知,千真万确)!怎么会用那样一些毫无人性的人做基层官员?事后对这些人又是如何处置的(据说当时只处置了极少数人,并且很快有不少人又被释放了。至于县级以上的领导,1979年,河南省委居然还做出决定,对这些人实行“三重新”,即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相应地安排工作——看来跟着错误路线走也是不算错的),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会毫无人性,连封建时代的官吏都不如,深层原因是什么?要知道,在“大跃进”之后,虽也含含糊糊地承认是“大脑发热”之举,不该违背自然规律。但除了知道河南省委1961年4月10日作出过一个《关于坚决纠正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彻底扭转河南局面的决议》,并不见有更高层的什么人什么部门来承担责任。或许正是由于如此马马虎虎、轻描淡写地过去,使后来的人们误以为虚报浮夸并非什么罪过,甚至连过错也算不上,才导致几十年后的今天,几乎各行各业仍有不少人继承“大跃进”虚报浮夸的“传统”,欺上瞒下,虚报成绩,浮夸数字,甚至还居然形成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种极其卑鄙恶劣的恶性循环。这样做的恶果显而易见,也有目共睹,不仅坑了当地百姓,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几年后我在《对历史真实的重复言说》这篇文字中还是忍不住又敲了这样一段话: 

  把一个民族“驯化”到宁肯饿死也不去打开粮仓——百姓不敢打开,干部不去打开,恐怕正是1957年“打右派”的“功绩”。回过头来想想,让人欲哭无泪。即使在被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称作封建专制的社会,作为那种社会的有些官吏尚知体恤百姓之苦,甚至在没有接到“圣旨”的情形下仍然敢于擅自打开粮仓,赈济百姓(如汉武帝时代的汲黯,刘彻原本派他去视察河内郡火灾情况,汲黯却跑到河南郡,擅自打开当地粮仓赈济当地灾民。更稀奇的是,汲黯这样做,不仅没有受到汉武帝的处罚,官位反而还得到了提升)。真不知那有些“共产党人”后来再观看《包公陈州放粮》或是了解了西汉历史人物汲黯所作所为时是什么感受。更残酷的是,即使饿死,也只能饿死在自己的村子里,不许逃荒求生!有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学校老师曾告诉我,他就是夜间偷着逃出村子跑到一亲戚处才活了下来。 

  三 

  自己是河南省商城县人,也是在这个县长大成人后才走出去的。这个县今天仍属信阳地区(如今叫信阳市)管辖(而当时的不少县,后来都划规了新建制的驻马店地区,上面提到的文香兰就属于驻马店地区人)。对于那共和国历史上演的饿死人一幕,我感到既幸运又遗憾:幸运的是,自己虽然由于当时挨饿而留下了直到现在不能忍受一点饥饿的毛病(一感觉到饿,心里就发慌,什么事也不能做了),但毕竟命大,没有成为小饿殍;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实在太小(1958年我只有两岁,1959年虽然仍很严重,我也只有3岁),几乎对那时没留下一点记忆。因此那二年的事,都只能是间接地了解,所谓的那一点“亲身体会”,因为太年幼,并没起什么作用。 

  已经去世一年多的老母亲活着时曾对她的这个小儿子讲,看着路上的人,走着走着,倒下了,倒下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我有一个住在乡下的亲戚,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吧,如果他活着,现在应该有70多岁了。只因他当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偷了生产队一点能吃的东西,被人捉去,“炒盐豆子”,活活炒死!说到这里,恐怕凡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人,如果没有老一辈人讲,是不会理解什么叫“炒盐豆子”的。我也是在听母亲和比我年长的人讲给我听后,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才有了一点感性认识。我们那边属于山区,地少,蔬菜不足,不少人家有时用炒熟的黄豆当下饭的菜,俗称“炒盐豆子”。顾名思义,炒盐豆子,就是把豆子在铁锅里不断地翻炒,翻炒到一定的时候再倒上盐水,直到炒熟为止。据说,当时在一些地方就流行着类似这种“炒盐豆子”惩治人的一种操作方式:把一个犯了所谓“破坏社会主义”的错误或是叫着罪过的人带到一个会场,把他推到会场中间的空地上,他的旁边站着一些至少是吃了饱饭而又身强力壮的“积极分子”。会议主持者宣布了带来的这个人的“罪过”之后,“炒盐豆子”就开始了。你知这是一种怎样的“刑罚”:那个接受惩罚的人被身边的人你推过来,他推过去。此时,这人就成了被炒的“豆子”,而那旁边推搡的人无疑也就成了“炒豆子”者。被炒之人可怜原本就已经饿得发昏,连支撑站立的力气都没有,又如何经受得住这样的推来推去呢?因此“炒”不几下,这被“炒”之人就站立不住,栽倒在地。然而那些炒手并不罢休。大家都是“积极分子”,因此都会争先恐后地把“豆子”从地上拽起来再推倒。就这样,只要看被炒者还有一口气,就会不断地被拽起又不断地被推倒。到了后来,这人往往是被栽得头破血流,甚至七窍出血,惨死在会场。最好的也不过是被“炒”者还有一口悠悠气,在家人千磕头万作揖的恳求下,才允许把这要死之人抬回家。可怜由于这时家中别说给他医治,连一口活命的粮食都没有,因而,被“炒”之人回去之后不久很快就会咽气。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据说仅在我们那个县用这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就不知“炒”死多少人!或者说不知道有哪一个经过“炒盐豆子”者能大难不死活下来!

  四 

  据我所知,中国的历史“档案”中记载饿死人的事很是不少。哪一年因天大旱,某地区饿死多少多少人;哪一年因遭蝗灾,某地区又饿死多少多少人;哪一年因爆发洪水或是别的什么天灾人祸,又饿死多少多少人;哪一年因战乱,饥饿难忍而“人相食”——总之,好像是大都记录在案。可见,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怎样地封建怎样地专制,有些狗杂种是怎样地草菅人命,但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是不能不记的!即使史官不记,稗史野记也还是要录。更何况,只要有百姓在,他们就会一代代口头相传。就像我那已经去世的父亲生前就曾经多次对我们这些孩子讲过,说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曾经历过一次“饿死人”的荒年,当时大米卖到三毛钱一升(一升约合现今3市斤)。我们这些孩子不懂事,问父亲:三毛钱一升米不是挺便宜的吗,怎么还会饿死人呢?父亲说,现在看来是便宜,可在当时,却是要饿死人的价钱。 

  当然,据现在所看到的资料,也不是官方就没有人明白这个饿死人应该记录存档的道理。当时和事后,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就多次要求下面的干部要向中央如实上报饿死人的数字,他对当时安徽领导人只上报死了一百多万,斥责道:“一百多万,谁相信?”并在1962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处理安徽问题时,责问安徽党组织:“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1962年3 月17日,刘少奇又在政治部门领导干部的一次有关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谈话中就“大跃进”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说道:“过去,到底死了多少人?搞了多少人?没有搞清楚。这次要搞清楚。”又说:“现在不揭,将来要揭;活着不揭,死了要揭。”可见当时这位共和国的主席对饿死人这件事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后来我又在2002年3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牧惠先生的文章《应引以为戒》,从文章中知道,刘少奇还曾沉痛地说过这么一句话: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或许正是他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明白这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缘故,才能讲出上面那句即使现在不揭,将来也是要揭;即使在你活着时不揭,在你死后也还是要揭的这样明智的话来。并且由此也可证明他毕竟是一位有良知的共产党人,是害怕“将来”和“死后”的。不像法国的那位君主,只要活着不出乱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五 

  二十年前,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一则短文,题为《赫鲁晓夫的警告》。赫鲁晓夫的是非功过在此不提,我们只要不因人废言,不能不承认他的有些话还是很清醒很有见地的。比如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时,当时苏联一些领导人拒不接受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不愿承担责任,害怕受到惩罚。对此,赫鲁晓夫警告说:“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我们那些事来,那他们就已经是在审判我们了。” 

  而这饿死人已经不是什么“发现”不“发现”的事,而是有无数的过来人见证,也早已“深入民心”!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之所以至今没有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不能说,或说不让说。但他们嘴上不说,不等于就把这刻在心头的伤痛忘却了。 

  饿死人既然会记入历史,也就决不会被饿死的人的后代们所遗忘! 

  既是如此,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向本国公民彻底公布这半个世纪前的惨痛历史事件呢?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对那些已经成为饿殍的魂灵以抚慰以忏悔,让他们或是在天之灵或是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呢!
关键字: 饿死人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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