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4/2011              

巩胜利:中国“网路问政”能走出魔影?

作者: 巩胜利 巩胜利


【特别提要】 据中国媒体报道:10月20日-21日,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办的“微博问政与舆情应对高级研讨班”在中国最大传媒集团之一人民日报社举行。来自北京市公安局、青岛国家税务局、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省公安厅、新疆兵团干部学院、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中石油大庆石化分公司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企的50多位学员参加了此次研讨班。

报道称,在中国内地盛行的“网路问政与舆情监测培训班”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开班致辞中讲到: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微博问政已成为通达社情民意的新途径,政府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开微博也蔚然成风。借微博之力,达沟通之能效,微博正在透明化问政、加深与网民互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和政府公信力方面做着自己“微”的贡献。自2011年5月以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成功举办“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级研讨班”、“企业声誉风险管理与应对高级研讨班”,本次“微博问政与舆情应对高级研讨班”为高级研讨班系列培训的第三期,第四期培训的报名工作业已展开。 除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专家外,本次研讨班还特邀了国新办网络局侯召迅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新浪网副总编辑周晓鹏分别以《网络管理与舆论引导策略》、《公共突发事件的发展形式和特点》、《互联网的微博时代与政务微博发展》为题,结合大量的案例,讲述了微博的传播特性、传播规律以及发展趋势,并就政府部门如何使用政务微博创新社会管理进行了深入讲解。

 其实,“网路问政”与“舆情监测”是当今各国互联网时代的一把“双刃剑”。故名思意:“网络问政”首先就是这个国家公民对政府施政的提问,政府那些做得不好、没做到位这都要向公民做出交代;承上启下的是公民、社会组织等需要政府做些什么?双向互动,就是“网络问政”存在的必然。然而,“网络问政”让国家以及国家的公民,又爱又怕,尚需要按这个国家以及游戏规则来玩。

凸篇、关于“网路问政”

公民轻点鼠标,就能给政府说问题、提建议,政府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中国是一个政府(特别是执政党)与公民不畅、非法制的的国家。一直于60多年以来,共产党完全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利、经济资源等,却不用公民、也没有权力来投票与否。而今,这种“网络问政”的新模式成了热点,不少地方纷纷搭建网络平台,加强政府与网友的交流。2010年12月24日,国内首部研究网络问政的学术性著作——《中国式网络问政》在中国山东烟台首发。国内8家知名网络媒体的负责人和相关学者齐聚烟台,对国内的“网络问政”现象进行了初级深入探讨。
 
 “网络问政”问什么?

“网络问政的出发点是什么,一定要搞明白”。面对各地纷纷建立的各种网络议政平台,中国新传媒联盟主席、人民网原总裁何加正直言。他提醒说,创办者必须首先搞清楚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是想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桥梁作用,帮老百姓和政府解决实际问题,还是想图个热闹,或者干脆为了哗众取宠?”在他看来,网络问政的意义,就在于能把网络和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搭建起一个官民互动、上下沟通的桥梁。但目前的问题是,眼下各个网站的动机和出发点各异,承载网络问政的技术条件、基础设备和工作能力都有待加强,网络问政总体上看也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党政用于“网络问政”的政策、决策、方案还是难以成器。
 
在担任人民网总裁期间,何加正曾给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提出要求:帮忙不添乱,注重建设性,这个栏目目前已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网络议政平台。“这不是说,只能说好,不能说坏。那样我们的网络问政就没有生命力。网络问政必须触及问题,但出发点一定要放在解决问题上。”他指出。

2009年,“老牛”、“爱我洛阳”等4名知名河南洛阳网友,相继当选河南省洛阳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引得全国瞩目,也引起了当地网友向政府献计献策的高潮。“一些网站参与‘网络问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惹事,结果成了摆设。”河南最大媒体大河网副总编辑李二梅表示,网络互动性强,门槛低,网友可以自由发言,这本给了群众畅所欲言的广阔空间,但有一些网络媒体参与“网络问政”,怕担责任,容不得网民的不同意见,也成了“中国式”议政的一种形式。
 
政府要敢于“接招”

中国国内众多的网络议政类网站和栏目,为何有的办得风风火火,有的却人气全无?与会的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政府是否“接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创办于 2002年的胶东在线网站,历经这几年的发展,网民留言累计达38万余条,回复率始终保持在97% 以上,在烟台拥有很高的知名度,问政栏目还于去年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网站总编辑邓兆安认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是最重要的原因。据悉,参与胶东在线的烟台政府部门,目前已达到100 个,几乎涵盖了山东省烟台市所有政府部门,并且延伸到县市区政府部门和窗口单位,回复率始终保持在高位。

但令业内人士遗憾的是,能做到这样的网站和栏目太少了。李二梅在发言中指出,虽然很多网络媒体都开设了“网络问政”栏目,或在论坛、留言板中开设有类似板块,但政府部门主动参与的身影还比较少见。这种“政府缺位”现象,不仅削弱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也影响了政府在网民中的形象。
 
安徽中安在线副总编辑王根喜则希望,政府能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让政府的“接招”更为保持常态。“网络新闻发言人必须做到:反应要迅速,表态须谨慎;用语要平实,忌讳说官话;问题敢面对,矛盾不回避;态度要诚恳,交流要平等;多宣讲政策,少强调难处。”他憧憬说。

有国际评论认为:中国官方太强势,一党独政,网络问政只是留于潮流的形式,人民的权力和声音根本无法表达公民的意愿。中国一轮又一轮的地方政府“强拆迁”就是这些人民权利被践踏、被强奸的国家标志,而全球的“法制国家”没有这样的“强拆迁”概念。中国式“网络问政”在于,既便是“网络问政”掀起滔天巨浪,民意、民心也被淹没在汪洋之中。

“网络问政”在中国行不通

王根喜会上谈起这样一个故事:去年,安徽一家地方政府网站的“市民论坛”板块,有 2000余条留言一直“待审”,无人处理。后来有媒体对此事作了善意提醒,管理部门竟然将全部帖子直接一删了之。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故事简直就是层出不穷,面对网民的强大、举不胜举强烈权力、权利诉求,像“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已阅”这样的“雷语雷事”,在网上也不时出现。为此,王根喜感慨道,中国部分官员对“网络问政”既爱又怕,认识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次上。要让这项新事物深入发展,当务之急是这个国家的“法制中国”、要制度化。
  
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相关探索。 创办于2009年的北方网,其《政民零距离》栏目,涵盖了天津市16个区县和30个政府职能部门。为了防止处理上的拖沓推脱,天津市政府要求:对于网民反映的问题,各部门能解决的要马上解决;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要及时答复,限时解决;对跨地区、部门或责任不清的问题,则交由市政府办公厅进行协调并责成有关部门解决。而对政府回应的质量和效率,网民也有了发言权。发帖一定时间后,网民就可在网上对政府部门的解决情况、效率作出“满意度评价”,这个评价定期汇总在网上发布。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的《 政民零距离》收到网民留言4万多件,回复率达 98.3%, 满意度更是高达95.7% 。但这只是凤毛麟角,中国的大量民怨、民生、民利每时每刻都在冲击着中国的“网路问政”,使中国各级党政、应接不暇、驶入汹涌澎拜的滔天巨浪,一次次冲击着中国一党之下、绝对政经垄断60多年的社会体制。于是乎,中国另一个新兴幕后、埋伏的产业就引用而生——“舆情监测”。

凹篇、关于“舆情监测”

“网路问政与舆情监测培训班”,肩负着中国“舆情”——“国民正在滚动的情势”就成为中国党政的第一道、最前沿的防线。通常,人们认为,民心难违,但中国特色的“舆情”认为:及时发现民情,是党政者做出最迅速、及时的决策反应,是“舆情”的重要作用。广东省广州市2011年5月发生了“新塘事件”数万人在一夜之间的“骚乱”“聚众事件”,造成“中国式”社会管理的混乱与劫难。中国政者,正在为诸如“新塘事件”寻找天罗地网的“舆情”。

发现目标就是“舆情”

据一本叫《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发布称,中国社会为立足点,以提升中国社会各界的媒介素养和舆情应对能力、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和谐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整合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安全等多学科研究视角,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2010年中国社会舆情、分类舆情、企业舆情、个人舆情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该蓝皮书指出,2010年舆情应对主体危机干预时速有所提高,但对2010年舆情应对能力进行评估后发现,舆情应对能力总体偏低。对此,蓝皮书提出提升社会舆情应对和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与建议:加强舆情信息的监测与分析,提升舆情的预警与研判能力;转变舆情管理观念,合作而非对抗;提升运用新媒体的能力,拓宽信息传播渠道;完善舆情的利益协调机制,注重与受害方的沟通;提高议题管理能力,有效引导舆论;重视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之后的形象修复与管理。蓝皮书认为,从总体上看,2010年中国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的发生较2009年有所缓和。但与此同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依然数量众多。据蓝皮书统计,2010年至少有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这一数字相当于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起影响较大的舆情热点事件发生。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公共卫生、企业财经、灾害事故类舆情频出,社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持续高发。

2010年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占事件总量的14%,位列舆情事件类型的第一位,而2009这一数据为10%。2010年,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主要集中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领域。地沟油、紫金矿业污染、河南蜱虫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都曾经轰动一时,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蓝皮书认为,公共卫生事件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与人们的人身安全、生存权利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在经历了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几乎每起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舆论震动。

位居“舆情”热点事件类型的第二位的是企业财经类舆情事件,集中于产品服务质量问题、涉嫌违法或违规操作、企业内部管理不善、产权问题等类型,其中因不正当竞争、劳资纠纷等引发舆情成为2010年企业财经类舆情事件的新特点。代表性案例如:3Q大战、蒙牛诽谤门、金字火腿数据门、当当京东大战、富士康跳楼事件等。社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持续高发。2010年,社会民生类舆情事件和涉法涉警类舆情事件各占事件总量的11%,并列舆情事件类型的第四位,而2009年这两类事件的比例都为13%。可见2010年虽然相比2009年有所下滑,但社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依然高发是不争的事实。其他类型社会舆情热点事件虽然较2009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反腐倡廉类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人事任免、官员个人私生活问题在2010年尤为突出。其中,涉及人事任免的舆情热点事件为数不少,包括局长之子未毕业已入公职事件、海南三亚局长之女99分事件等。

“舆情”为政者决策赢得时间

蓝皮书指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占比65%,比2009年的56%提高了9个百分点;传统媒介曝光的为47起,占比34%,相比2009年下降10个百分点。新媒体正与传统媒体一道成为社会主流媒体。蓝皮书认为,尽管新媒体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愈来愈大,但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传统媒体可以加速某一热点事件的扩散,使之由网络上的分散舆论转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仍然高于网络媒体。蓝皮书援引学者观点认为,“一旦传统媒体以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网络舆情反馈等方式进行跟进,而网络媒体再将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加以转载并再加以跟帖评论,舆情的传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到社会热点和公众热议阶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媒体通过自己主办的新闻网站逐步提升影响力,这些网站集中于新华网、中新网、凤凰网等。2010年社会舆情事件中,首曝媒介为网络新闻的也多集中于这些传统媒体主办的网站。另外,从舆情热点事件首曝媒介的具体类别来看,2010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首次曝光媒体涵盖广泛,几乎涉及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体和自媒体。其中,占据前五位的首曝媒介分别是网络新闻、报纸、论坛、微博、电视,曝光舆情事件数量分别占全年舆情事件数量的25%、22%、17%、16%、8%。

中国“舆情”正未有穷期

相比2009年,2010年微博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22起,占比由2009年的0%上升为16%。并且,2010年大部分社会舆情事件中均有微博的介入。蓝皮书认为,微博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的话语表达平台。随着微博井喷式的发展,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更多地转向微博,2010年论坛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由24%下降至17%;博客则基本在3%、4%的水平上,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

有理论认为,微博的兴起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真正来临,这是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任何人只要拥有简单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知识,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甚至成为“公民记者”。微博在直接发掘新的议题的同时,也从传统媒介那里“抢”走了部分议题设置权。目前中国国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舆论形成机制,即微博率先报道,传统媒体不断跟进,通过议题互动,共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高潮。

中国式“网络问政”“舆情监测”才刚刚走来,不管是“网路问政”还是“舆情监测”中都是处于萌芽状态,与“法制国家”不能落地生根一样,“中国式”“网络问政”或“舆情监测”等都无法使这个国家在13亿人民意志下来实施“依法治国”,而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因为今日中国是:党的利益要绝对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要绝对避让党的领导,也是这62年中国永远也无法打开的历史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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