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览中国 】  时间: 12/15/2011              

程映虹:彭毛之争和“新民主主义”怀旧病

作者: 程映虹 程映虹

中国一些历史刊物最近介绍了彭德怀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关于民主和自由问题的分歧,不但对于了解毛彭之间后来的矛盾,而且对诊治近年来泛起的“新民主主义”怀旧病有一定用处。

众所周知,彭德怀和毛泽东抗战时的一个主要过节是彭指挥的百团大战受到毛的批判。毛的路线是三分抗战七分发展,而彭的百团大战违背了毛的路线。今天毛彭之间的这个分歧已经被用来认识以毛为主流的中共高层对抗战的真正立场。但是彭和毛在同一时期关于自由和民主问题的分歧,还远不如他们在百团大战问题上的分歧那么众所周知,而它的意义可能也更为深远。

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形成第二次合作后,中共领导层中有过对江西苏维埃时期路线的反省,认为当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和知识分子,中共独占政权,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和肃反等等政策完全违背了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这个正确认识,不但不适用于抗战时期,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在这个反省之下,《解放日报》1941年5月发表题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社论,提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强调“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和向上发展的愿望”。不但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还通过了谢觉哉提出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在这个背景下,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1942年12月在太行区军政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讲话,经过整理后由《新华日报》在1943年3月以“彭德怀谈民主教育”为题发表。文章说“什么是民主精神呢?这就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人士义感的人士一致主张的。”文章对《解放日报》强调的几项自由做了详尽的阐述。不但如此,文章提出了“平等”的概念,从政治,法律,人格几个方面做了界定,还强调了“博爱”。文章认为中国还是要反封建。这里的封建指的是一切专制的压抑人民的制度。文章最后说:“在文化教育上,目前必须进行科学的启蒙教育,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老口号,但在今日仍未失掉其积极的战斗意义”。虽然文章中还使用了一定的中共意识形态语言,但相信对于今日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有起码了解的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对它对这些理想的真诚追求不会有疑问。这些话,和今天的“普世价值”已经非常接近了。

过了两个多月,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对他的这篇讲话进行了批评。毛信中说: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力,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力,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

毛的这封信把他和彭德怀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问题上的分歧说得清清楚楚。概而言之,彭认为民主是目的,毛认为是手段;彭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为了保障思想自由,毛认为是为了发动群众;彭认为中国要反封建,毛认为还要搞阶级斗争;彭认为当前抗日根据地的各种自由还是太少,毛认为已经太多;等等。此外不应忽视的是,彭的讲话(文章)不但是温和的说理的,而且有一定的超越党派立场的色彩;而毛的信是武断的,明显站在共产党最终夺权的立场,有一种暴戾之气,甚至已经很有文革语言的色彩。

毛给彭德怀写这封信后不久,延安的《解放日报》在1943年6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毫无疑问它是根据毛的意思,是针对彭德怀的,为了肃清早先发表的彭的那篇文章的影响。社论强调民主等等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和抗战的现实不可分离的,为抗战的需要服务的,反对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抽象化和一般化。它对这些普世价值所加的限制词和对它们的抽象性一般性(也即超越性或普世性)的否定,和今日用中国特色对抗普世价值,或者甚至干脆否认有什么普世价值如出一辙。

毛彭之间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即使是在最“新民主主义”的时期,毛也绝不是一个民主派。不但如此,他对在民主自由问题上任何有一点出格的见解都非常敏感。他对彭德怀的观点的那番总结,把本来在彭的话中表达得还不够鲜明的东西全说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毛本人当时也是大谈民主自由的,有时使用的语言和提法可能比彭德怀的听上去还要新鲜生动。但这封信和社论告诉人们,他只是在向国民党要民主,彭德怀要在自己脚下实行民主他就不愿意了。第二,在中共党内,彭德怀还算是一个异数。他在抗战时期关于自由民主的这些想法,充分说明这些普世价值的感召力。百团大战表现了他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一面,而这些言论又表现了他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的色彩。延安整风其实整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有一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所以他会在1943年被毛整了好几个星期,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算老账,文革时他的这些讲话更是被当作“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毒草拿出来批判。

彭和毛之间关于民主问题的这段历史,值得今天那些对“新民主主义”患有怀旧病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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