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1/27/2012              

廖亦武:界河的两边

作者: 廖亦武 廖亦武

我熟悉云南,《上帝是红色的》就在这儿写成的。

云南的边境线相当漫长,澜沧江和怒江蜿蜿蜒蜒,流入好几个国家。所以我这样的人,一踏上这被太阳的血浸透的红土地,就想入非非,因为我已经16次被阻止出境。而在这儿,一群群土著边民,天天在国境线上来回,跨界买卖,跨界通婚,跨界赌博和卖淫,甚至跨界贩毒。大约150多年前,西方传教士也模仿边民们,跨界传教,把上帝的福音远播到崇山峻岭中。

无数次偷渡的冲动!没护照没签证,可兜里有钱就足够。暂时舍弃手机,舍弃与文明社会的沟通,潜入一个村寨,找到一个边民,或者一个蛇头,谈好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境。当年的西方传教士,或许也这么干,有《圣经》,有钱,有药品就足够。毛泽东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上帝是红色的》这本书也一再描述,在无神论政权的铁腕下,传播福音被等同于贩卖鸦片,许多人因此遭到杀害和监禁。

但是我最终没有选择偷渡。

虽然今年初,穆斯林世界连环爆发推翻独裁者的“茉莉花革命”,并迅速传染到中国,一时间,网络上弥漫着号召群众造反的通知,最高潮时,甚至出现大量在几十个大城市的闹市区,同时举行“茉莉花革命聚会”的帖子。共产党慌了手脚,军队换上便装,带上武器,在街头布阵以待。冉云飞被捕了,艾未未被捕了,刘贤斌被重判10年,而在两年前,同一个刘贤斌,才熬完13年的刑期出狱。

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我的朋友、维权律师滕彪和江天勇,因表示要为“茉莉花冤案辩护”,竟在回家途中,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蒙上黑头套,塞上面包车,绑架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我的作家朋友余杰,因公开了自己想写《刘晓波评传》的意图,就被软禁几个月,然后蒙上黑头套,拽到郊外,遭7个人殴打,据说还被拍了裸照。

中国已经沦为黑社会,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绑架任何人。“被失踪”一词,成为2011年的网络流行语。作家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某天路过北京三里屯附近的“苹果电脑”专卖店,突发妙想,就回家在推特上发表一帖:茉莉花革命的下一波聚会,于某年某月某日中午12点整,在三里屯附近的“苹果电脑”专卖店门口举行。这只老鼠,喜欢开玩笑,却没料到,这玩笑开过火了,因为两个小时后,警察就顺藤摸瓜,找上门,把她给抓走了。在派出所里,老鼠一再辩解,一再悔罪,自己的玩笑开得不是时候。但警察不相信。老鼠一直被关押到假想的“下一波茉莉花革命聚会”时间过去,在那边埋伏的线人回来报告什么也没发生,她才被勒令写了三份情真意切的《悔过书》,保释回家。

老鼠的胆子容易吓破,所以她鬼鬼祟祟对朋友说:以前江大肚子泽民当政时,还能说说笑话;在这胡小苦瓜锦涛手里,连玩笑也不能随便开啦。

我极少上网,与“茉莉花革命”无关。但我坐过牢,是前政治犯,我记录中国监狱的残酷自传,被抄走了两次,当中国官方得知《我的证词》要在台湾和德国同时出版的消息,就多次派地方警察到我家,间歇性软禁我,并明确表示,我的出书行为违背中国法律,如果我一意孤行,就会坐牢。他们也提到《上帝是红色的》,认为它诬陷了历史,煽动了地下教会,怀着与“茉莉花革命”同样的反政府动机。

3月28号,当局又宣布,我又被禁止出国了。而我己经接到美国和澳洲两地的文学邀请!特别是拉什迪先生、也就是因写《撒旦诗篇》而被伊朗宗教独裁者霍梅尼悬赏500万美金追杀过的那个人的邀请。预订的飞机票也作废了。德国、台湾、美国三地的出版社,因考虑到我的个人安全,都将出书的计划推迟了。

作家,特别是见证这个时代的作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有时候甚至比生命都重要。刘晓波是我的老朋友,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进了牢房,但我不愿意进牢房,更不愿意因为进牢房,而被高墙外的人们当作“自由的象征”。我必须要走出中国这个无形的大监狱,才能随心所欲地写作和发表,我有这个责任,让全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被经济腾飞的假象所掩盖的中国,一个民怨沸腾却麻木不仁的中国,一个不断扩散的垃圾场——它的垃圾价值观最终将污染整个人类。

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我必须作出选择。

曾经,我也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西方的外交努力上。直到有一天,某某大国的外交官告诉我,他们的斡旋失败了。没任何办法,因为“共产党已经疯掉了”。至少在“茉莉花革命”期间,共产党拒绝谈“人权问题”,因为“所谓人权的背后,是要我们放弃政权”。我说,这就是西方近年来,只把中国当作生意伙伴的结果!外交官报以苦笑。

该上路了。我已经53岁,过了孔夫子所说的“知天命”的人生界限。

我这一辈子跨过两次坎儿:1960年,我两岁,差点被饿死,这年全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1989年,我朗诵《大屠杀》,随后入狱,差点自杀身亡。这第三个坎儿,也就是眼下,我必须要跨过去。为了我怀里的几部书稿,我要走。

我掏出三枚古铜钱,连抛六次,然后翻开《周易》,找出卦辞。中国人讲究“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层意思是,天道是可以说出的,但不能用寻常的语言说出;第二层意思是,天道是可以在地上走出来的,但不能用寻常的步子走出。于是我采取了一种不寻常的步子——首先,我没有按照和警察长期打交道的潜规则再次和他们谈判,请求他们放行;其次,我不顾禁令,跑到了天高地阔的云南,虽然是夏天,我却如一只冬眠的老鼠,一动不动地积蓄我的能量。我在底层厮混得太久太久,我太不像个作家,也不是个经常在网络发言的公众人物,但我熟知老鼠洞里的腐败的中国,说不定在洞中七拐八拐,突然间就自由了。

我先后获得了美国、德国和越南的签证,就继续按照天意,关闭公开使用的手机,却暗中与我的德国朋友廖天琪联络。几天后,我抵达某个边境小城,滔滔不绝的河流,对岸是越南,三三两两的偷渡船往来着,而我选择从桥上的口岸走出去。

整夜暴雨如注。在旅馆房间梦断之际,先后有三只水淋淋的野鸡敲门,虽然我同情她们,觉得在电闪雷鸣中,讨生活真不容易,但还是断然谢绝了。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7月2号上午10点,我走向百米之外的边境。

我以为自己会被拦截,却奇迹般过关。在桥的另一端,我和协助我出逃的黑道朋友重聚。他为我找了个当地导游。接着,我在越南老街省逗留了一个下午,朝觐了孔夫子庙。当夜色渐渐降临,我登上去河内的窄轨火车。这样的老火车,让时光一下子退回到1980年代的中国,我才20多岁,经常搭乘这样的火车去远方流浪,怀里还揣着金斯伯格的《嚎叫》。

我是个中国乡巴佬,我不敢闭眼,不敢吃同坐的越南大娘递过来的水果。我保持着习惯性警惕。凌晨四点多,跑跑停停的火车,最后重重地哮喘了一下,抵达了河内。我随着滚滚的灰暗人流,下车出站。许多双手来拽我。语言不通,只能顺水推舟了。我上了一辆充满尿骚味的出租车。他妈的,计价表跳得太快了,几十分钟,就显示了近百万越南盾,相当于近300元人民币。

我把事先写好的越南字递给司机,我在河内市中心的还剑湖边下车。热带的不眠的城啊,还有不少光着膀子的人,沿湖歪歪斜斜地梦游。我背着登山包,在湖边的蜘蛛网般的小巷间,穿来穿去。稀稀落落的,有些旅馆的门虚掩着。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进了5家旅馆,终于以人民币100元一晚的价格,落脚生根。

真热啊。空调加电扇,再加把自己剥得光溜溜的,才放松了。我拿出电脑,上网与德国的廖天琪联系。我晓得,我基本安全了,因为河内是个热火朝天的旅游城,估计有上千家类似的小旅馆,中共不可能在这样的大海中,把我这颗大头针给捞起来。

天亮了。我却必须紧闭门窗,把滚滚热浪阻挡在外。我在狭隘的房间,就如同婴儿在母亲的胎宫内,期待着新生。我是在3天后搭上飞往德国的航班的。我被越南海关敲诈了近1万元人民币(他们威胁说,如果我拒绝交钱买昂贵的回程票,就直接把我递解给中共方面),口袋内只剩些零星的该死的越南盾。当飞机动起来的刹那,体内猛然刮起一阵风暴。

我眼前浮现出2010年3月某日清晨,我在成都机场,被十几个持枪武警,从机舱内绑架下来的情景。

噩梦转瞬即逝。我明白这是在河内,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已经53岁的我,脱离了地面,被无形的“母亲”诞生在天空中。

别了中国,被一次次囚禁的我,命中注定,从此开始在地球上漂泊。

2011年8月10日于柏林文学之家

2011年11月28日修改于澳洲布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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