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2/24/2012              

廖亦武:街头勇士李红旗

作者: 廖亦武 廖亦武

采访缘起

2005年12月19号下午,我在北京东直门外的红场西餐厅,遇见了黑衣黑裤的李红旗。我递上一张纸条,我说有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

“哦”,他点燃一支烟,说“是啊是啊,心里憋闷,想找个人聊聊。”

我们点了两杯劣质咖啡,李红旗咂一口,就彻底放下了。“比中药还难喝”,他嘀咕道。我掏出录音机,说:“可以开始了”。李红旗说:“别、别,脑子还如一团乱麻呢。”我说:“那就等一会儿。”李红旗又说:“别、别,你先讲。”我说:“讲啥?”“讲你的经历呀。”于是我只好三言两语,勾勒自己的六四经历。

耽误了不少时间,西餐厅内渐渐嘈杂。我们挪到外面,北风顿时呼啦啦。缩脖子的同时,李红旗声称自己一点儿不冷,因为体内热血沸腾的缘故。

由于录音机故障,12月21号中午,我和武文建再次拜会了李红旗。他刚刚下班,要钻入大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的睡房换下保安服装。我们尾随他,武文建还斜着膀子开玩笑:“哟,小脸儿这么白,养得不错啊。”李红旗哼哼两声:“养个屁,长期值夜班,熬成这样的。”

睡房内有两张两层的铁架床。“刚好两人一班”,李红旗说,“睡里面的那家伙,与我同岁,河南新乡人,也是1968年生,可六四期间,却是戒严部队的装甲兵。”

武文建说:“是吗?他杀过人没?”

李红旗说:“没。他被群众一煽动,就反戈一击,扔下军车跑掉。所以这么背,跟我这样的暴徒一道混饭吃。”

再次坐定。我们要了二锅头,而不是劣质咖啡。“吃菜吃菜”,武文建咋呼着,时光顿时倒流。善解人意的阳光也透过高楼缝隙,一串串抵达玻璃窗。我再次掏出录音机,翻来覆去检查,然后放在桌面。李红旗清清嗓子,“平生第二次接受采访”,他说;我的脸顿时红成猪肝。

正    文

老威:我前一段采访过你,但录音机出了问题,真不好意思。

李红旗:没事儿,都一条道上的。况且武文建也来了,咱高兴呢。

老威:那就从头说起?

李红旗:我是长途公交车售票员,自展览路到门头沟,平常跑一趟,至少耗两三小时。6月3号我上末班车,开始还不知发生了什么,稍后听上上下下的乘客都在聊哪儿起火、哪儿开枪、哪儿被砸啦,还觉得纳闷。可不一会儿,就见着上百辆军车亮着灯,轰隆轰隆过来,满载荷枪实弹的兵。我们车被堵路边,让军车先过,耽搁很久。大伙儿全在骂,可没谁骂出声,这些红了眼的杂碎,真敢朝人堆儿打呀。

老威:整个国家疯掉了。

李红旗:估计北京城的老少爷们儿,都头一遭撞上。所以夜里11点多我收班回公交宿舍,见好多同事聚一块儿,慷慨激昂,说“当年打日本鬼子,共产党也没出动这么多兵马”。

老威: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是游击队呢。

李红旗:公司打来电话,让郊区呆着的职工暂时不要回城,说市区开枪了,血流成河,万一再出什么事,公司负不起责任。可我们想回家呀,也担心家里有三长两短呀。公司领导迫于无奈,就专门派一辆车来接大伙儿。开始还没啥,越往城头走,气氛越紧张,在苹果园附近,马路两边全是烧毁的装甲车;到西太平庄,满地都是砖头和血迹,更多的坦克和装甲车被烧掉,稀稀拉拉沿途晾着。我们的车东绕西绕,像在战场上躲猫猫,好不容易抵拢我家路口,刚下车,有三个同事又硬拽我去天安门看热闹。我说不行,我怕我弟弟出事儿。同事说,你弟弟肯定不在家,这节骨眼谁能呆家里呀。

老威:你们三个都是公交车售票员?

李红旗:对,年龄也差不多。我们三个骑着自行车,奔到一街口,就看见一帮大学生,打着旗子,边喊口号边哭诉说,当兵的不断开枪,杀红眼啦。此情此景,真是群情激奋,我也受了感染。接着骑车到西四十条,远远望见围了好些人。我们三个从侧面上天桥,挤近一看,原来有三个军人躺在地上,人事不醒,血淋淋的,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昏迷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横尸街头。

再接着往前,躺倒的人和燃烧的车越来越密。等我们到了木樨地,突然一声巨响,原来一当兵的,钻出装甲车,朝人堆里扔手榴弹呢。其实是一颗烟幕弹,爆炸之后就嗤嗤冒毒烟。大伙儿气坏了,边揉眼睛,边丢砖头。说时迟,那时快,当兵的趁乱跳出车就跑,大伙儿抡起砖头追。我也夹杂其中。场面太混乱了,眨眼间我和三同事就跑散了。找不见他们,我只好漫无目的地瞎撞。不知不觉来到复兴医院门口,人潮涌进涌出,都说瞧死人去。我也跟着进去了。许多市民就掏出照相机,咔咔嚓嚓,死者身上都盖着白布,白布上面一团团血迹。有胆大的掀开了白布,佩戴着《学生证》、《工作证》、《身份证》、《复员军人证》的尸体就暴露了。枪眼在脑部、胸部、肚子或大腿根,血迹凝固了,面目全非,太恐怖了。有个学生连半边脸都炸飞了。唉!

老威:有多少死尸?

李红旗:仅仅在医院停车场的过道中,就有十多具吧。病房里就更多了,但我想呕吐,就没继续往里扎,而是随人流退出来,木偶一般失魂落魄。不知闲逛了多久,就看见上千市民在围攻当兵的,那些个当兵的也一脸苦相,辩解说鬼晓得怎么回事,部队被封闭集训,既不准看电视,也不准读报纸,紧急出发前才宣布,执行拉练军训云云。说实话,我也觉得当兵的可怜,糊里糊涂就跑来对付老百姓了。这时候,我看见不远处,有几个人拿大铁镐卸一辆装甲车,说是弄个零件回家做纪念。我走过去说,这么血腥的东西,还不如砸了算了。于是接过大铁镐,我就砸掉四个前光镜。接着又把顶盖边的机关枪卸掉。有个人比较好玩,背一军挎包,里面装了不少捡来的烟幕弹,他一拉弦,就丢进装甲车内,顿时就腾腾冒烟。我好奇,也要来一个,一拉弦,一慌神,浑身着火似的,急忙也扔装甲车里了——后来这都成为我的“罪状”,指控我偷机关枪,扔烟幕弹,令几人受伤,几多军用财产损失等等。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当时有很多报废的装甲车,里里外外,散落了好多大口径的机关枪子弹。大伙儿都在捡,我也从一个塑料桶里,抓两把揣裤兜,我还顺便捡了一顶钢盔,许多人都捡了崭新的钢盔,还开玩笑说,拿回家烧饭,质量肯定比普通钢精锅好。

正鼓鼓囊囊地往回走呢,又见两个当兵的被老百姓包围,大伙儿义愤填膺,你一言我一语地声讨部队杀人暴行,你猜这俩孙子干吗?居然高举冲锋枪跪在地上!精不精彩?只有红色电影的国民党匪军才缴械投降呢,怎么现实版里的解放军也这样?我觉得挺别扭,就拿钢盔拍拍他们说:向老百姓投降有什么意义?有话坐下好好说。这样他俩才放宽心,扔下枪,跟大伙儿交流起来。

我大约十点半骑车回家,收获不小,有钢盔、子弹、催泪弹。六四过去几天了,我一时兴起,拿出来展示,我爸爸立即说:找死啊,赶快扔垃圾桶!老人家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知道秋后算帐的厉害,而我少不更事,照常上班下班,没往心里去。我以为我这类街头乱逛者,要抓也就不过拘留几天,教育一下。

老威:错误估计形势。

李红旗:六四之后一星期,头一批暴徒就毙掉啦。有个王连禧,因为是傻子,才从轻判死缓。还有一毛孩子,因为吃了军车上的饼干,就判成“哄抢军用物资”,真让人心里打鼓。结果到6月13号,我被抓了。

我本来不相信预感,但6月12号晚9点,我归班,黑天飘着细雨点,没人上车了,我就按照老习惯,开始把钞票捏在手里数数,突然,挺奇怪的,一张一块的钞票从我手里嗖的飞走。我在车内找了一圈没发现,只得让司机停车,我下去找。那钞票平摊在离车十米多远的街沿边,我弓腰捡起,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

老威:嘿嘿,是老天爷在提醒你赶快逃跑?

李红旗:我后来也信,但当时懵懵懂懂。回到宿舍准备躺下,很多同事在围观电视,里面正在通缉在逃的学生领袖。我扫了一眼,内心打鼓,却没敢多想。午夜十二点过,我睡着了,据说还鼾声大作,突然,感觉有刀子在戳我,一睁眼,哎呀,里里外外全是当兵的,有的戴大盖帽,有的戴钢盔,统统荷枪实弹。领头的军官喝问道:你是叫李红旗吗?我残梦未消地点头。喀嚓,手铐直接就来了。我说我还没穿裤子,求你们让我穿了裤子再走。他们狞笑,因为当着宿舍内的各位同事,总得显示一下革命人道主义。可出了公司门,几个警察就迫不及待,噼里啪啦,轮番扇我大嘴巴。我晕头转向,被扔警车里,十几双大头皮鞋齐刷刷踩上来。有声音骂道:你丫挺牛屄嘛,窝藏着枪和子弹,拿出来打呀!

抵拢派出所,还没进屋,又碰一联防队员,戴一红袖套,相当于纳粹冲锋队员,抽了我几皮带,说“你丫还认识我猴子吗?”我点头说认识。他说:“好,咱们一会儿黑地算黑帐。”接着就是关门,接着就是我被当作足球,被许多人猛踹猛踢。我只来得及哎哟两声,肿胀的腮帮子就塞进来两块牙膏皮,还有塑料药瓶,外面再使胶带,鼓鼓囊囊地封住,血水和口水嘀嘀嗒嗒的。我的衣裤全被扒光,不,被硬扯掉了,本能的羞耻感让我遮挡、躲闪,嘴里一再求饶,却发不出声。他们折腾累了,又命令我跪起来,边踢我私处边吼:“我让你烧军车!我让你杀解放军!”我没嘴没声,没法狡辩,只得拼命压低身子,保护两腿间的命根。不料铁棍和枪托跟着上了,才几下,我就被抡昏过去,凉水泼醒来,噩梦继续。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失去知觉了。我被送复兴医院抢救,浑身没好肉,脑袋变形,像个厉鬼,瘦子被打成胖子,似乎比原先的那个李红旗膨胀两三倍。右耳膜穿孔了,耳鸣好几年,几乎聋掉。哦,他们还扯开胶带,逼我吃明晃晃的烟头,如今十九年恍眼而过,老威你看,我嘴角的疤痕还没褪去。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他们说我私藏手枪,要我缴枪;我说我真的没枪,只有两颗子弹、一颗烟幕弹。他们不信,说“你不缴枪,就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也许我命不该绝,隔壁的另一小小暴徒(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救了我,他被揍懵了,竟然如被惊吓的鸟儿,从审讯室呼啦窜了出去。那个派出所是四合院,这皮包骨头的小孩就绕着院子兜圈儿。所有当兵的都扑出去抓他,但他像根泥鳅,一时半会儿又抓不住。有个武警排长连连怒吼,端起枪,要崩了他,被派出所长阻拦,说口供还没有呢,又说死在院子里不吉利。如此这般,最后大伙儿喘得不行,就懒得追,随他跑去。待他累迷糊,瘫软在地,再揪起来继续整。

老威:你这边的注意力被分散。

李红旗:下半夜,警车又乌啦啦出动,四处抓暴徒,我被铐在四合院的篮球架子下,那个难受劲儿,想死又没门儿。

老威:唉。

李红旗:凌晨四点多,来了个领导同志,把我们四个垮掉的暴徒,挨个儿审问。第一个,跑圈儿的小孩,他已经如断翅的鸟儿,趴着不动了,可手脚还被铐在桌子腿下。领导蹲在那儿问:“你干了什么?”小孩梦呓道:“烧车。”“哦,告诉我你是怎么烧的?”“打火机点燃一块布,往车下面一扔。”“不错啊。胆子不小啊。”领导还笑眯眯的,旁边就有腿飞起来,小孩被踢得口鼻喷血。领导没看见,领导还在关心小孩的伤势:“哎呀,瞧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咋回事儿?摔的吗?”小孩说:“你们打的。”领导没听见:“大声些嘛,孩子,摔的吗?”小孩重复道:“你们打的。”接着被一拳击昏过去。领导叹口气,转到第二根桌子腿,以同样的问题,审第二个被铐那儿的暴徒。那家伙牛高马大,可太笨了,回答居然和前面小孩差不多,下场当然也差不多,被拳脚给击昏过去。第三个是机灵鬼,见势不妙,立马说:“我没挨打,人民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不会那么残暴。”领导说:“是吗?那你的伤怎么回事儿?”“自个儿磕的!自个儿磕的!”“哦,磕成这样。”“对对,天太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掉坑里了。”

老威:匪夷所思的谎话。

李红旗:可这家伙免揍了!我照着他的路子说,只挨了一嘴巴,算基本免揍。这就是过堂了。接着我们靠着四根桌子腿,迷糊一会儿。接着天亮了,联防队又过来,解开铐子,扒光衣裤,要补课。老天有眼,我的幸运之神降临了!吱呀一声,本辖区片警推门进来,阻拦说:“嗨,我认识这小子,留他一条贱命吧。”随后,又来一居委会老太太,给我们每人一块烧饼。我的嘴肿成了螃蟹,根本塞不下,只得揣着烧饼,去了海淀分局拘留所。一个号子才九平方米,却关押了近二十名暴徒,挤得像一锅烂饺子。跟着我们被送往中转站,还是天天挨揍;还好,不是朝死里揍。人真贱啊,嘴巴稍微消肿,就想吃,还想抽烟。那些警察,故意在过道扔几个烟屁股,犯人忍不住弓腰捡,他就从暗地闪出来,命令你把烟屁股交出来,还命令你把烟屁股塞嘴里,嚼烂,盯着你吞下肚。有个半大孩子,被逼着吞了一捧,足足几十个烟屁股,醉得摇摇晃晃的,想吐却吐不出来。

老威:牢里伙食咋样?

李红旗:两个小窝头,一碗热腾腾的涮锅水,天天不变,雷打不动。只有一次,破天荒吃羊肉。几十天不闻荤腥,大伙儿的胃里都长出了铁钩,可肉一进嘴,那个臭哦。原来是警察吃剩下的,搁了几天,苍蝇都产卵了,还舍不得扔,就拿给众犯改善伙食。

老威:够缺德。

李红旗:警察知道吃了要出问题,就提前给大伙儿发放大量的止泻药。肚里没油啊,再臭也狼吞虎咽啊。可那天,饭后没一会儿,大伙儿的内脏就开始翻江倒海,接着抢占厕所,不,抢占马桶。解开裤带,坐上去,唏哩哗啦。前面的还没完,后面的就急不可待,捂着肚子,哎哟哎哟直叫唤,恨不能把前面的拽下来。有好几个人,等不及,直接拉裤裆里了。那个折腾呀,整个号子弥漫着稀屎味儿。于是警察加倍发放止泻药,大伙儿更是大把大把朝嘴里填。

老威:药也有毒哦。

李红旗:顾不得了。好汉架不住几泡稀。况且监狱有规定,谁要拉稀,就连饿两天,省下的饭食大伙儿均分。这不更难受么?

老威:拉稀还扣饭,这日子没法过了。

李红旗:死不了。政府知道,越贱的老百姓,越死不了。即使你死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如一泡稀屎,被铲出去。那个又热又饿又拉的夏天呀,号子小,王八多,皮肤粘着皮肤,臭屁连着臭屁,一人得病,转眼间全体得病。比如疥疮,先是一人挠痒,转眼间全体挠得热火朝天,皮屑横飞。虫子也蠢蠢欲动,于是半夜三更,大伙儿都坐起来忙碌。就这样漫无止境地煎熬,终于有一天,《起诉书》下来了,一个半月之后,《判决书》也下来了。

老威:哪个法院?

李红旗:海淀区法院。延期宣判那天可热闹,十几个暴徒被弄进一小房间,法官大人不想浪费口舌,每人从法警手里领一张单,谁谁多少刑期,你望望就明白了。然后挨个问——上诉吗——好啊,我上——上你妈个屄!一边去。接着问下一个——那你呢,上诉吗——我不上——行啊,你可以走了。

老威:这么随便?

李红旗:轮到我,就不随便了。法警冷笑说:待会儿给你开小灶。虽然我浑身筛糠,极不情愿,还是被单独带到一会议室。法官和书记员都“恭候多时”,《判决书》又臭又长,我站在那儿,脑袋嗡嗡响,直到“二十年”的字眼蹦出来,脑袋才不响了,而是轰隆一下,归于沉寂。法警推了我几下,让我在文件上签字,我接过笔,走神啦,连自己名字也记不住啦。二十年,他妈的凭什么?二十年,他妈的完了。我想哭,还哭不出来。法官绕过桌子,站我跟前,鼓励说:“压力别太大,或许熬不了这么久。你还年轻,可以利用服刑时间,学点技术嘛。”我不吭声,他又递给我一根烟。靠,二十年就换一根烟。

老威:什么罪名?

李红旗:反革命流氓罪8年,抢劫罪10年,抢夺枪支弹药罪3年。数罪并罚,共21年,合并执行20年。

老威:有什么依据?你没请律师吗?

李红旗:那种杀人如麻的大形势,没律师敢替暴徒说话。没准律师也受株连。

老威:对对。想当年,我的辩护律师还帮政府说话呢。

李红旗:我也不敢上诉,生怕罪加一等,脑袋飞掉。回到看守所,心灰意冷。几个狱霸,为讨好政府,还逼我背《监规》,我顿时火冒三丈,就和他们开打,结果惊动警方,给我上脚镣手铐。几天后转北京第一监狱,就直接关小号反省。唉,小号跟狗洞似的,长三米宽两米,我钻进去,直接上床,但不准睡,必须时时刻刻背《监规》,直到滚瓜烂熟。夏天过去,秋天来临,我从门缝瞅外面,满世界枯枝败叶。犯人们在操场集合,齐唱“星星围绕着你,月亮陪伴着你”之类。

老威:够凄凉的。

李红旗:六四暴徒们在一监呆了一年多,干些杂活儿,然后集体转移,去了二监。造医疗用的乳胶手套,我负责切除毛边。大伙儿跟机器人一样,十几个小时重复一两个动作。比如检验手套是否漏气,先用嘴往里吹,再用手捏,然后装箱。一箱手套一千双,如果其中有三双漏气,就得返工,并且挨揍;而完不成定额,警察就用高压电棒捅你,用细麻绳捆你。

老威:你怕吗?

李红旗:我的手脚最麻利,干活儿难不倒我,但许多人的手指因此变形,留下永远的残疾。有两个狱友,动作慢,实在受不了,就磕破体温计,吞里面的水银,结果被送医院洗胃,没死成。

老威:我坐牢时,私处被电棒烙过,听说你也有同等遭遇?

李红旗:被电过好多回了。那种感觉,就像几万根钢针在扎。有一次,队长小黑刘足足电了我半个小时,我高一声低一声地惨嚎,跟挨宰的狼似的。小黑刘气坏了,拿电棒捅我的嘴巴,我不顾死活咬住,咔咔咔,门牙差点被拔下来。随后,我的口腔内外都起大燎泡,饿得要死,却吞不下东西。

老威:我起鸡皮疙瘩了。

李红旗:小黑刘还嫌不过瘾,又叫来三个犯人帮凶,将我按趴在地,再搁一把老椅子,小黑刘坐上去压阵,这样,我就夹在椅子腿当中,动弹不得。我的裤子被扒下,露出屁股蛋,小黑刘双手握电棒,直竖着,专门捅我的屁眼儿。真他妈变态啊,我的屁眼儿就那么对他的胃口吗?我不由自主地乱蹦,可除了脖子还能转,浑身每个部位,就像拧了螺丝钉一般。我的屎尿都喷出来了,小黑刘连连骂“晦气”,又让我仰面,专门电我的鸡巴。那个难受劲儿啊,如刀子猛戳,几个混蛋兴奋得很,还叽哩哇啦唱歌呢。

老威:这对性功能有影响吗?

李红旗:这个问题,太屈辱了,我不想说。

老威:熬这么些年,不容易。

李红旗:开头还充满希望,以为六四能翻案。可后来,没任何希望了。

老威:唉唉。

李红旗:别叹气啦。我讲个狱中笑话吧。暴徒孙承刚、李福泉、罗锅子是同案犯,他们曾合力推翻一辆军车。那罗锅子,先在旁边看,后来受群情激愤的感染,就去助一臂之力,这样就成“同案犯”了。三人入狱,必须背《监规》,可三人都摇头,说不认识字。于是犯人头儿指点着,教导他们说:这是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认识不?老孙和老李都回答不认识。犯人头儿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认识了,这叫一。接着问罗锅子:你呢?罗锅子说:我就更不认识了,我是文盲。犯人头儿气昏了,当即叫骂起来:什么狗娘养的同案犯,居然都不认识一!于是唤来十来个人,围住他们,一顿暴打,大棒子、皮管子、军用腰带,甚至搓衣板,都派上用场。三人被逼到墙角,对抗了一阵,就全趴下了。

老威:嘿嘿,这算笑话呀?

李红旗:也算吧。

老威:看你的状态,还不错。

李红旗:在歌舞厅当保安,每个月有工资,就可以啦。记得去年刚出狱,不敢过马路,怕被车撞死。现在好歹适应了,能继续在世间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批人还活着。像猪狗一般活着,也叫活着;和猪狗不同的是,我们有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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