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3/10/2012              

秦永敏:历史的夹缝——记第34次被抓捕

作者: 秦永敏 秦永敏

生活是具体的,人权状况也是具体的。今日中国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当局自然极力美化,而激烈的批评者则强调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作为坚守国内的民主人权活动家,我对当局的自吹自擂不屑一顾,但是对激烈的批评者一概否定中国的人权进步也不敢苟同。

我身处国内,始终坚持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关注人权状况,每天在报道人权事件,并时常遭到抓捕,因此对中国的人权现状,我应该比较有发言权。

作为从文革开始就打成反革命,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政治风口浪尖上的异议人士,我有历史比较,有对情况相对全面的了解,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总体上还是在缓慢而持续地改善;当然,倒退现象也不时发生,并且中国仍然有大批公民因持有不同意见或维权而横遭打压,短期、长期失踪的案例时有发生,甚至被永远失踪、遭受酷刑、虐待致死的案例也是有的。人权活动家是社会的良心,其工作职责类似X光机,找出社会病灶,呼吁社会关注,以便治疗。他们不能像御用学者那样,专门为当局辩护,将坏说成好,欺骗民众;但是他们也不能夸大其词,将无说成有,这种做法同样违背“社会良心”。此外,我同时作为一个民主活动家,更必须从现实出发,根据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寻找中国走向宪政的道路。因此,我更需客观准确地认识现实,以便做出正确决策。

下面,我愿就我出狱后第16次、生平第34次被抓捕的情况,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2012年2月8日上午10点,本人刚修好电脑,从“新力电脑”走出来,就被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国保带往新沟桥派出所。他们是用手机或者电脑定位找到我的,我再次领教了当局现代科技手段之厉害。

在派出所,照例由刑警王辉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的名义对我进行询问。我告诉他,由于他多次对我进行砍手砍脚乃至要我性命的威胁,原本决定再也不接受他的问话,但我考虑到良性互动的需要,就放弃这个打算,但我要求他不能再骂人及威胁。这一次,他倒痛快地答应“我们都少点事”。

随后,王辉拿出一打互联网上下载的文件,让我看是不是我写的,是不是记者对我的采访。我认可后,他以《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年底好歹探底回升》等文章及“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为由,将我提交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处罚。

其实,我早就清楚他没有半点决策权,就是分局也没有决策权,这两级公安只是遵命办事而已。上世纪,我和市局打了二三十年交道,那时分局以下是从不过问我的事的,新千年后“政保系统”(公安部一局)改为“国保系统”,基层公安局一科升为国保大队,权力大大扩充,这才管起异议人士来。

随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局国保人员对我进行询问。其要点是:

1、指责本人于1月14日在武汉青山“醉江月”酒楼宴请10名新老朋友,这是“故意挑战我们的底线”。他们说,“我们早已明确规定,你出狱后,在三年剥权期内宴请两人(含两人)以上必须提前24小时申请,并且在得到批准之后才能进行”,“况且你请的人包括两名泛蓝成员,一名独立中文笔会成员,一名强拆上访户”,所以“对你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以强有力的回击”。

2、关于本人准备在海外创办“和平转型建言平台”网站一事,他们指称:“你目前处于剥权期,这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况且你这人一旦做事就全力以赴,到时候什么都会弄起来。我们不能不把话说在前头:只要你上午把这个网站搞起来,下午我们就会把你关起来,要求判处重刑!”

随后,他们以“检查”为名,拿走本人的钥匙,在本人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对本人的家里进行了抄查,毫无理由地把本人的大批财物无理没收,仅上了收缴物品清单的就有:电脑两台、录像机一台、U盘一个、笔记本一个,价值将近万元。此外还有信件、书籍、照片等等,未记录在清单上的被收走物品则一时无法统计。

然后,本人被送到青山区拘留所。刑警王辉拿出了“武汉青山公安分局20120066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宣布根据《治安处罚法》第62条对本人予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青山拘留所是“部级”拘留所,为一个三层楼的新四合院,中间种着花草,四面都有走廊,一层楼12个拘留室,除了两个是通铺,关7人外,其它都关4人,每间室内尽头有厕所和自来水池。在拘留所里,本人没有受到虐待,他人也没有受到虐待,因为来拘留所的都是附近的人,时间也不长。当然拘留所里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被拘留人员的拘留原因和受到的处罚,以及执法人员的受贿、敲诈勒索,限于篇幅,存而不论。

拘留所工作人员都是老相识,可以说对我很优待,主要表现在:说话非常尊重非常客气,对我不断需要喝水也给以格外的关照。但是,由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非法干预,拘留所一如从前不顾本人的一再要求和抗议,非法剥夺了本人应享有的会见亲属和与外界通信、打电话的权利。《被拘留人员应知应会》第四部分第五条规定:被行政拘留人员依法享有“会见通讯等权利”。

尽管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可以在60天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3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因为在中国,国保拥有任意裁量权,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因此本人一如既往地拒绝了毫无意义的“复议”或“诉讼”表演。

2月18日,本人服完10天行政拘留处罚以后,才得知几乎所有受本人邀请参加了1月14日“饭醉活动”的朋友都被国保找了麻烦,有的还被叫到派出所做了询问笔录。国保声称,他们完全掌握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对所有情况一清二楚。他们说:饭桌上的气氛很不正常,甚至有人说了“老秦你德高望重,只要你扯起大旗,我们就跟你干”。应该说明,这确实只是一场最普通的朋友聚会,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但酒宴之中的几句平常之语,居然成了国保高层大做文章的口实。普天之下,比这过分十倍百倍的酒话知有多少,不知中国国保究竟有多少立功请赏的天赐良机?

出拘留所后,本人还得知,朋友们发现我失踪,立刻动员起海内外通讯和传媒展开了大寻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都做了反复报道,并且一再向新沟桥派出所追问我的去向。这令我极为感动,需要感谢。

拘留释放后,我戏以坐牢专业户第四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我再次遭受毫无道理的非法打压,但为了中国免于走向战乱,为了中国能够步出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我在“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秦永敏四出拘留所声明”中再次重申:“本人将继续坚持《和平宪章》提出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方针,尤其将为中国的和平转型向中共当局建言,向反对派建言,向全中国人民建言。”

本人自1970年以来到2010年,四十年里因言论、出版、结社被捕18次坐牢22年。自从2010年11月29日出狱以来至今,不到一年零三个月里,更是每月都被抓捕,共被抓捕16次,关押5次45天。虽说如此,我还是要说,今日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态度从各方面说还是在好转。

我所呼唤的政府与反对派的良性互动虽然并无踪影,但从我们作为异议人士和公安这种“专政工具”的互动来看,还是有了良性的一面,有了一点博弈性质,不再像邓小平时代那样让你完全不能还招,更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被一棍子打死。当然,这种情况和民主世界不啻天壤,但从中国来说也还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总之,打压虽然仍然严酷,毕竟留下了一线空间。

这种进步的意义价值在于,它使我们有了改进民主人权活动的余地,使我们能够低调务实地推进民主人权事业,一点点地扩大活动空间。俗话说得好:“不怕慢,只怕站。”目前中国民主人权活动空间虽然很小,但毕竟已经存在,如鬼谷子所说:“隙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只要有了这么一线空间,假以时日,中国公民就可以把它逐步逐步地扩大为完整的公民社会。

20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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