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4/2012              

黎建军:戊戌维新失败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觉醒

—— ——以清末立宪派领袖人物郑孝胥为例

作者: 黎建军 黎建军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在中国近代史上,郑孝胥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但他成长的时代国家又充满着忧患。年轻时他与同龄人一样追逐名利,并在很年青时便高中解元,使他一举成名。由于巧合,他又得出使日本三年,在日期间,由于耳濡目染,他又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顶礼膜拜,并在回到中国后极力践行洋务。他交游广泛,不但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端方、盛宣怀、岑春煊这些封疆大吏有很深的交往;他也与张謇、汤寿潜、孟昭常、张元济这样的立宪志士结为同志;他还与维新巨子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等人过从甚密;他在清末新闻界也朋友众多,象汪康年这样的新闻巨匠常常是他座上之宾;他甚至结识过唐才常这样的革命党人;他亲身参与过戊戌维新、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保路风潮等清末几乎所有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一身集结了清末体制内高层开明知识分子所有的时代特征,也可以说,他就是那个时代体制内知识分子象征。他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前这段时间的灵魂挣扎,就是清末体制内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心路历程。

戊戌维新的起因在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而人才库的形成则在于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维新运动时期的主将谭嗣同和梁启超都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主要人物。1898年9月28日,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满清政府砍头,光绪皇帝自1898年6月11日开始的维新运动宣告失败,这也意味着保守的慈禧彻底关上了政改的大门,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面对国难而力求救亡图存的愿望也在1898年9月21日后化为泡影。

1898年8月26日,满怀改革希望的郑孝胥来到维新运动的中心北京。当时的北京已是暗潮汹涌,危机四伏,但由于郑孝胥不是身处变革的权力中心,对这一切他没有足够的认知。不过,他在北京城还没站稳身子,维新运动就宣告失败,他也灰头土脸的返回江南。虽然在北京只待了一个多月,但郑孝胥的内心却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单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对满清王朝产生出怀疑的情绪,而他的觉醒在他的日记中明显的表露了出来:

一、否定慈禧权力来源不正的"垂帘听政":亡国不远

郑孝胥是光绪为改革而从福建诏令进京的后备人才,他同戊戌维新的主要人物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杨锐等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亲身参入变法活动,他的感受应该真实可信,他在1898年9月21日至10月23日一个多月的日记中比较详尽的记述了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北京的恐怖气氛与国人的失望心态。9月21日的郑氏日记:又闻太后本欲幸颐和园,今不往,至初十日乃往。余曰:"但恐乱作于日内,奈何?"午后,王梧冈来。长班来报,九门提督奉太后懿旨锁拿康有为,康已出都,其弟康广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获。9月23日:既寝,暾谷(指林旭)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爱苍之仆刘贵忽来,云来视暾谷。以沈宅托买之件交刘贵带去。9月24日: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四军机章京,其三人未详......恰书来,言有官员至其宅,言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且云,宫中终夜扰动,发三电促荣禄来京矣。(宫中恐有变,奈何?)周南初来。钱念劬来。闻收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9月26日:阅上谕,言路复塞,罢官报,复通政使、詹事府等各衙门。又上谕:张荫桓非康党,著暂行看管。徐致靖等著军机、刑部会审。余为康所摇惑者,概不深究。哀叹曰:从此又是偷生世界,亡可立待矣。(《郑孝胥日记》二683页)

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中还记述了戊戌六君子被杀的经过、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以及事后北京城的恐怖气氛。9月28日:日斜,闻柴市(指菜市口)杀六人。长班来言,于宣武门大街逢囚车,其第三车即暾谷也,衣冠,反接,目犹左右视,其仆奔随且哭。惨矣哉。10月1日:午后,张菊生来,自言已备就逮,奴仆有下堂求去者,今特漏网耳。零涕读三诗而去......又有李某,山西人。今在头发胡同官学教习,谈杨叔峤(指杨锐),冤痛久之......闻刘光第之妻缢死,五子,长者才八岁。哀哉。10月2日:步至清慈寺哭暾谷、叔峤而返。10月4日:闻有拿问江标之说。又传吴树梅之赴湘,有密查事件......又言梁启超已拿获者,亦未确......阅报,李端棻革职,发往新疆;王照革职,严拿并抄家产。或言,将按保国会籍究治党与,众情颇惧。

虽然慈禧的政变搞得人心惶惶,但郑孝胥并不以为惧。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今日王稷堂言,有参黄仲弢、江建霞、张菊生及余者,又有言拿问张季直(指张謇)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累为耻者,则士君子尽矣。余所同召见者张荫桓、谭嗣同,所同被旨者江标,今皆败;余虽未斥,度非久当出国门矣。彼曹固当及罪,然生于今日而冀有贤不肖之分,亦难矣哉。郑孝胥对戊戌变法的这种态度应该得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也深入到清王朝的各层官僚之中。我们从清人孙仲玙(李鸿章侄婿)的《日益斋日记》中的一段话,可以清楚看出维新运动失败后,清廷各层官僚对此事的态度:(光绪25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浩成咸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乎?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指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而在11月25日致严复的一首诗中,郑孝胥表达了自己历经劫难后的百感交集之情:江汉汤汤首重回,北书缄泪湿初开,忧天已分身将压,感逝还期骨易灰。阙下惊魂飘落日,车中残梦带奔雷。吾侪未死才难尽,歌哭行看老更哀。

对于慈禧的宫廷政变,郑孝胥颇为不满,而这种不满在12月6日清王朝将翁同龢革职后终于爆发出来:杨绶卿示电传硃谕:吴大澂革职,永不叙用。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诋翁之辞甚多,使上失师傅之恩,君臣情谊、国家体统扫地尽矣。呜呼,女德无极,妇怨无终,昌被至此,其能久乎!在其后不久的日记里,郑孝胥又把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事的态度写了出来:(12月30日)午后,岘帅(指刘坤一)传见,略问京师八月间情形,谈及常熟(指翁同龢),叹曰:昔宋濂之孙与于胡惟庸之乱,明祖欲治之,马后谏曰:田舍家尚知尊敬师傅,况帝王乎?宋先生尝为诸子师,宜免其裔。明祖从之。今国家于两朝师傅恩薄如此,天下有不寒心者乎?

戊戌维新虽说以康、梁为主,但清王朝内很多开明的大臣都参与其中。郑孝胥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给朝廷的,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又与张之洞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杨锐出身于四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开始显露头角。张之洞对杨锐也非常赏识,常常将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杨锐很早就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并成为其重要幕僚。15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因此,张之洞对戊戌维新自然抱有期望。清末教育家张百熙曾在拜访张之洞时询问中国自强之道,张之洞告诉他:"效西法","皮毛亦可救亡,不可轻也。"在张之洞看来,中国要想强大,唯一的路就是学习西方,他甚至认为只要学得西方的皮毛,中国就不会亡国了。

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中甚至认为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封疆大吏也对维新运动失败后的时局深感忧虑,因此他认为他们看起来都老了许多:(11月19日)晨,入署,再谒南皮(指张之洞),始得见,颇忧瘁羸瘦,衰于旧见。谈朝事,不甚久,余即告退。在12月24日看到刘坤一时,郑孝胥也在日记中写道:入督署,与蒯礼卿、柯巽庵等同见。岘帅颇有老态。

1898年农历除夕夜,独在异乡的郑孝胥独自一人吃完年夜饭,他谢绝一切应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念闽中、上海当皆有忆此孤客者,怅然不已。明朝四十矣,老不足恨,恨夙心未展耳。惟愿我皇上圣躬无恙,或尚有报称之日也。日记的最后是一首诗:留楚逋臣黯不言,入江汉水夜逾喧。今宵安得通宵梦,梦过松江向故园。1899年郑孝胥虚龄四十,他也感到老之将至,而他未展的夙愿又是什么呢?很显然,使维新变法得以大功告成当是他此时最大的心愿。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1899年1月4日郑孝胥才第一次看到,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把此书看完。郑孝胥虽不像康有为那样看完此书后大发了一通感慨,但他却在日记中表示一定将此书献给张之洞看,由此不难看出此书在他心中的份量。

1900年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新年伊始,慈禧废黜光绪之事愈演愈烈,郑孝胥是拥戴光绪的,对于慈禧的做法自然心怀不满。当年4月,有朋友李一琴跟他说,传言因为《清议报》刊载了他纪念林旭的一首诗《哀林暾谷》,朝廷正要查办他,郑孝胥大不以为然,他甚至在日记中说:然则乌台诗案将复兴乎?在郑孝胥的眼里,此时何时,已经风雨飘摇、烽烟四起的满清王朝难道还能象它的太祖爷那样为所欲为,随便草菅人命吗?即使慈禧想这么做,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郑孝胥对满清王朝权威的蔑视应该是当时开明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二、积极参与谋划地方自治的东南互保

1900年6月,因慈禧纵容义和团攻打洋人,致使西方列强联合进攻北京,慈禧向列强宣战,导致出现历史上的"庚子之变"。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都认为清政府没有与列强对抗的实力,宣战只会导致国家的覆亡,因而力劝慈禧不可轻言开战。而对西方恼怒至极的慈禧根本听不尽张之洞们的劝阻,执意向西方宣战。在此情形之下张之洞、刘坤一只好谋求自保,他们于1900年6月26日在上海与各国领事谈判并签署保证东南和平的《中外互保章程》。东南互保在实质上是一次地方不听中央号令的重大行为,它严重削弱了满清王朝的权威,直接导致1901年以后清王朝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而在东南互保形成的过程中,郑孝胥无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郑6月至11月的日记中,对自己参与东南互保之事多有记述。6月15日:北方警报益恶。日本副参赞(杉山彬)为董军(指董福祥)所戕,董军亦伤五六百人。庆、廖出译署,端、那、启、溥皆入译署。焚使馆二,戕公使,惟未审何国。如诸报皆确,则京师必亡,太后必将西幸,皇上其危矣,伤哉。自古亡国未有若是之速也。6月16日张之洞召郑孝胥面商应对时局的策略时,郑即向张之洞提出练兵自保的主张:夜,南皮召饭,商应办之事。余请力保汉口,于武昌增练兵令满万人。至二点始退。

郑孝胥力保汉口、在武昌增兵的主张事后为张之洞拒绝英国军舰开进长江提供了坚实的武力基础。北京事乱之后,英国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两江总督刘坤一得报后,急忙请求美国人从中斡旋,并调兵遣将以示坚决抵抗,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不敢怠慢,他一再坚拒英国进入长江的企图。张之洞告诉英国人,湖北已添重兵,并要求各州县禁止传播谣言,并全力捉拿匪徒,如果敢有故意生事的,立即正法;所有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当地政府一定尽力保护,在此情形之下,英国人才知难而退。

郑孝胥还多次与外国驻汉口领事馆及有关洋人联络,在西方各国与张之洞、刘坤一之间牵线搭桥,力促东南互保形成。7月9日日记:晨,来局。子益来,言税务司述英领事意,云如南省张、刘二公能正拳匪之罪,则保两宫、全中国、改传教章程皆可办到,求予为之言于南皮。即复渡江。风雨大至,袍为雨湿,不可着,乃烘半干,服之以往。极谈不可失机之状,至五鼓,南皮终畏葸不决而罢。在这则日记中,郑孝胥对张之洞畏首畏尾、不能当机立断似乎有所不满。湘军北上引起法、比等国警觉后,张之洞为不致事态扩大,派郑孝胥、辜鸿铭与法、比领事接触,而郑孝胥为使法、比领事相信张之洞和平的诚意,竟承诺亲往孝感湘军驻地传令。

张之洞曾被刘坤一戏称为"小事勇,大事怯"之人,在郑孝胥的日记里,对张的这一性格也多有披露。东南互保期间,李鸿章曾以自己与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名义联衔会奏要求慈禧惩办庚子之乱祸首,事先李鸿章并没有告诉张之洞,而奏折中又多半用的是张、刘的口气,导致张之洞又气又怕。张之洞本想联合刘坤一再上一本,言明李之折并非自己本意,他以此事征询郑孝胥意见,郑孝胥则力主惩治庚子之乱祸首,其实惩治祸首也就是打慈禧的耳光。9月16日:诣营务处,遂谒南皮,留饭,约夜复入署,示所拟电奏稿。廿一日,合肥以刘、张、袁连衔电奏,请回銮且惩办首祸诸臣,实庄王、刚毅、载澜、英年、端王、赵舒翘六人也。电已发,乃告刘、张,其词多引刘、张语为证。南皮不悦,且畏端王等不受诏,于是欲引刘俱奏,辨合肥(指李鸿章)不告之故,因言回銮实不便,端王罪可减轻之状。将发,未决,示余及仲弢。仲弢意不可,而未有所以止之;余即对曰:此语本极难发,今既发矣,奈何复茹之乎?且使上怒李,更使刘、张出为端、刚缓颊于各国,公能为耶?南皮默然及止。

1901年初,慈禧迫于国内国外形势不得已宣布新政,但经过戊戌宫廷政变和庚子之乱的中国知识分子已不再相信慈禧虚假的改革,就连清王朝体制内开明的知识分子如郑孝胥,都对慈禧的上谕无不怀疑:(2月5日)电报局送来初十日上谕,改革旧法,限两个月,令中外大臣详议办法具奏。其文甚长,闻是樊增祥具草。予语李拔可曰:闲话太多,真意未透。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郑孝胥对此事的态度。而张之洞也对慈禧的新政不以为然,他曾与郑孝胥等人说过自己对新政的看法:新政有三等办法。第一等办法五条:一,去徽号,下诏罪己;二,废大阿哥;三,除满汉界限;四,除内监;五,罢科举。其第二等办法,则决断切实。第三等办法,则和平敷衍是也。

而对于慈禧欲废除光绪之事的态度,郑孝胥还在自己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述:朝廷奄奄不能自振,但依附湘淮残部,以迄于亡而已。日来盛传年内将行废立大事,果有此举,则腐朽之政府岂足当此波澜,天下志士皆有蹈海入山,北胡南越之意,乱其作乎。在郑孝胥眼里,此时的清王朝已像是一具破碎的玻璃人,已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由于认为张之洞暮气重重,没有"坚锐之气",郑孝胥在心里对张颇感失望,1903年,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郑孝胥来到广州充岑春煊幕僚,主持两广洋务。而郑孝胥则认为,自己的长处是"革弊端,破习气,达下情",洋务并非是他喜欢做的事,1905年10月,厌倦官场的郑孝胥自请解职,回到上海与张謇等人一道参预路矿、新闻、教育等新兴事业。

三、投身清末立宪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

早在任广西边防督办时期的1904年初,郑孝胥就读了严复所译约翰*密尔的《群己权界论》(即现在所谓《论自由》)。从郑孝胥日记中可以看出,郑孝胥酷爱读书,即使是在广西边陲偏僻之地,他也尽量找书来读,特别是当时的报纸他浏览的极为广泛。不仅上海所出版的《中外日报》、《时报》等为他必读之报,只要能搞到的报纸他都会想方设法的借阅。他也大量阅读了梁启超的文章,很显然,他并不以清廷把梁启超列为钦犯而引以为忌。虽然他只是督办军务的官员,但在驻地龙州他却留意地方教育,创设学社,开办学堂,筹措专款保送地方士子出洋或到上海求学。可以说,郑孝胥当时的作为与清王朝昏暗的官场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与张謇一样,郑孝胥应该是中国民间最早参与组织立宪团体的立宪派人士。1906年9月3日,清廷下诏预备立宪,9月10日,郑孝胥就在上海与刘厚生等人准备成立立宪团体。当时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学术性的宪政研究会,但郑孝胥认为不能仅为学术组织,而应建立政治团体。这段时间的郑孝胥倡导立宪格外卖力,他不但到处演讲,还积极为建立立宪团体四处奔走,并且带头捐款,拉朋辈进入团体。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成立,到会者二百余人。预备立宪公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干事十二人。在初次选举中,会员自行选举会董15人,郑孝胥得46票,是15名入选会董得票最多者。而在会董互选会长中,郑孝胥得14票当选会长,张謇、汤寿潜当选副会长,由此可见,当时郑孝胥在热衷立宪的开明知识分子中声望颇高,并成为清末立宪运动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预备立宪公会的主张有六:请愿速开国会;修筑锦爱铁路;开辟连山湾港口;移民实边;设立美清银行,美清航业公司及东三省拓殖银行;反对铁路国有。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规定第年开常会一次,选举职员,并征缴会费。1907年、1908年两次选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都连选连任,而在1909年第4届会长选举时,郑孝胥提出,凡团体职员如教育会、商会等会长,连任没有过三次的,因此他表示,无论此次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会辞去会长职务。所以,第4届选举朱福诜为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1911年2月6日,预备立宪公会举行第5届职员选举,这次由于会员人数众多,且分散全国各地,所以就以通信投票的方法进行选择举,结果张謇当选会长、郑孝胥、张元济当选副会长。

预备立宪公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筹备立宪事宜,尤其是谘议局和地方自治,它主要的事务有:一、出版书报,宣传宪政;1908年2月,创刊《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朋刊,1910年移至北京出版,并更名《宪志》。编制《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印送各省象,孟昭常就曾到全国各地宣讲。二、编纂商法,以促使商法的颁行。三、开办法政讲习所,用以训练法律人才。四、领导全国各地立宪团体,请愿速开国会。

对于1906年清廷的预备立宪和自己在之中所做之事,郑孝胥表现的兴奋异常,他在当年除夕之日的日记中如此记道:丙午一年又辞我去矣。一生最奇之境莫如今年,吾之待己与待世者,皆开从古未有之新意。为特立独行乎?为随波逐流乎?曰,皆有之。很显然,郑孝胥认为清廷的仿行宪政为中国三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变局,自己投身其中,不管是特立独行还是随波逐流,都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逐渐觉醒到自觉接受西方宪政民主价值观的立宪派人士,郑孝胥在清末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时代大潮的冲出下完成了自身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蜕变。也正是由于成千上万像郑孝胥这样接受了普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奉行极权主义的满清王朝分道扬镳的道路,才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了宪政运动的黄金时代。

关键字: 黎建军 清末 戊戌维新
文章点击数: 5514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