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4/2012              

野火:纪念与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的方教授

作者: 野 火

方励之先生仙逝,世界华人为之痛惜。而令我感到另一层惋惜的是,1989年6月,如果以他当时所拥有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他对学生运动无与伦比的号召力,甚至对整个八九民运的巨大影响力,他如果不选择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即使后来进了大使馆后,也不惜面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牢狱之灾,坦然而勇毅地走出使馆,那么,有充分的理由预想,在当时世界舆论和诺贝尔委员会的强烈关注下,此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诺贝尔和平奖必定非方励之先生莫属。

在这一点上,如果执意要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从美国纽约赶回北京天安门广场坚守,并在危难之际动员学生及时撤离的勇毅和果敢之举放在同一个层面比较,除了他们在政治理念上的极为相似以外,其在对民主事业的担当和胆识上则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很多人虽然看到方先生早年的政治活动背景,但不应该忽略,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科学家。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在政治抱负上,并无意于份外的追求。他总是说自己只是一位坚持原则、追寻真理的科学家而已。但方励之先生作为一个在八十年代能在体制内深刻反思专制制度的积弊,和对知识界大胆启蒙的民主精英,他所起到的那种特殊而不可多得的历史作为,人们则永远都不会忘记。



方先生作为一个对自己的专业有天然激情的科学家,他即使是后来到达自由社会之后,也没有一头扎进海外民运阵营而遽然转型,他这一生只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执著地行事和诚实地做人。即便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里面过着形同幽禁的日子时,他也乐于沉醉在对天体物理学的潜心研究之中。据当年的美国大使李洁明在回忆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时,写有这样一段对方励之生日晚会的生动描述,李大使送给方先生的生日礼物 “是南韩政治人物金泳三遭到软禁期间用汉字写下的书法滚动条‘自由’。我(李洁明)向方励之解说,金泳三如何突破政治困境,终于竞选总统大位,你也应该(意即将来从政……改变中国)。并且表示:‘希望这能对你后面的言论有所启发。’方虽完全理会”,但只是一笑了之。然而,他对自己仍然有论文在使馆外面发表,却抑制不住异常兴奋的神色。回忆录中写道:“方励之利用幽居使馆时间写论文。这位科学家最振奋的就是,发现他的论文登在期刊上。方励之会喊说:“耶!查理,我的论文来了耶!请读读。”大使回忆录中把方先生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仍能照常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而流露出来的、小孩般的兴奋和忘情神态呈现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真正执著于科学精神的人,通常都具有敢于直言不讳的性格。方励之先生显然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相反,那种善于在政界如鱼得水并呼风唤雨的人,却不可能用方励之这样的行事风格直来直去。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现实。科学家常常不习惯于隐晦地表达,就像政治家断不可能时时对你流露真情一样。有位原科大的校友在一篇题为《他把科大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中这样回忆道:“方老师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有什么主张见解都明确提出来,从不藏在肚里(这种品质在科学研究中极宝贵,但在目前的中国不合适,这是他后来惹祸的原因)”。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求实的精神。对于一切有违客观事实和悖逆真理的虚伪伎俩以及愚弄欺骗,在方先生眼中,就如揉进沙子一样,必须一概清洗,还原真相。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方先生最初并非刻意要与中共政府故意作对,而是他觉得必须站在科学家坚持真理的立场上,应与不合时宜的马列毛等一切荒谬的理论划清界限,并彻底抛弃之。

1993年,他在英国滞留期间,有对自己亲自参加一次从未体验过的基督教教仪典礼活动的细节描述,在那次活动中,他站在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却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一次虔敬的坦诚梳理:“我是不信上帝的。但是,对于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把宗教中的神变成人,这种充满人本主义精神的艺术,我是倾倒的。它们堪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精华之一。相反,自我标榜为大大超过文艺复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要把个别人变成神。不是吗?我们回想一下,那时每年也要唱的降生‘赞美诗’中,哪有敢把主的降生用柔嫩的玫瑰来加以比喻的呢?那样不就大大有失神一般的威严了吗?至于那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低劣‘歌’词和吼叫式的‘唱’腔,更不能不使你感到把中华民族的文明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中国虽然一直没有被有形的宗教长期统治过,但是,中国被没有宗教形式的宗教统治得太久了!难道不是吗?”这段话说得多好!

而且,方先生还对邓小平抛出所谓“中国特色”用来抵拒西方民主浪潮的借口,回报以科学家的嘲讽:“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物理一样。”这一句蕴含着科学与哲学常识的绝妙比喻,就足令那些维护“中国特色”之说的顽固派无言以对。



很难得的是,方先生作为一位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他写的很多散文也堪称文学佳作。他的优美散文《重访卡普里》,据说八十年代体制内就有很多人公开主张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在此不妨摘录其中一部分:

“天文学并不是出世的超脱,相反,越多的理解,越多的启示,就会有越多的坚定,一种用其它途径都不能获得的信念的坚定。就如同经过卡普里的风和水的洗涤之后,心中的道德律会有一种升腾。当你站在卡普里的最高峰沙来罗峰向下看时,你会发现,原来的波浪变小了。海面成了越来越理想的平面,坦荡、无边。是啊,整个世界都应当是这样的理想、坦荡、无边。这时,在你的心里,对于那些图腾的赌咒、未开化的野蛮、对谎言的嗜好、对不存在的崇拜,不再仅仅是厌恶、鄙弃,而且有一种可怜,对愚昧的可怜。我懂了,伽利略在喃喃地说出‘地球还在转动啊’时的心境,那是一种对世间还充满如此多的愚昧的可怜。一个清清楚楚地知道地球如何运行、宇宙如何演化的人,对那些坚持原始教义的愚昧,除了可怜他们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伽利略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使人摆脱流浪、摆脱拉纤的苦难的,主要是什么?当然有那些昨天的呐喊,但并不是无知和愚昧的呐喊,更不是以‘不怕流血’对自由的恫吓。给人类带来美好和自由的,首先是智慧,冷静里透出理性的智慧。有什么比卡普里更能使人感受到这种智慧的冷静的美!有什么比卡普里更能引起人们对自由天地的向往……。”

“夜更深了,卡普里已经睡去。我盼着有机会再来卡普里。”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
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看这大自然的光辉,
多么使人陶醉!”
下一次一定要唱着这首《重归苏莲托》,再来享受对自由的追求!”



方励之先生虽然与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但他在八十年代给当时大多数还处于蒙昧状态的中国人所带来的民主启蒙意识和他以身示范的敢言精神,无疑深深激励了包括八九那一代在内的许多沉睡的中国人,极大地唤醒了他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

方先生当年毫不含糊地勉励科大的学生们:“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这句话至今仍然有效。即使在中国现在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统治者也不得不对他在中国人心中所构成的影响力心生恐惧。直到今天,在中国的网络上,凡是有关他逝世的搜索或评论都属于一概删除之列。中共当局总以为封锁言论就可以保有稳定的局面,而事实上,在民智渐开的今天,基于普世价值的判断力已随着现代信息工具的多样化选择如微博、微信、Twitter、 facebook等信息流的不断涌现及逐渐扩大,使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小小水珠,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封锁的支撑下成为个人意义上的新媒体,而每一次公民社会的成长,也都意味着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丝丝曙光。

末了,谨在此以方先生1979年译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一首赞美诗来悼念这位为中国追求民主自由而流亡终身的杰出科学家吧。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它从细丝的根苗中萌芽,
      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
      这是杰西期待的初生啊!
      他的柔嫩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关键字: 野火 方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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