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7/2012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二)

作者: 沈良庆 沈良庆


素质论的历史起源

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对希腊民主制还是对柏拉图,苏格拉底之死都是非同寻常的事件。这次奇怪的判决,不仅把这位偏执、乖张的哲学家变成了令人景仰的殉道者,也为从柏拉图持续至今的反民主思想浪潮提供了激情、灵感和口实。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后,成长在雅典民主制的伯里克利黄金时期。城邦的民主、自由、繁荣和开放,吸引智者从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它带来新知识和自由辩论风尚。从学术文化风气看,颇类先秦百家争鸣特别是齐国稷下时期。后人对苏格拉底的了解来自其弟子柏拉图、色诺芬,以及同时代人阿里斯托芬和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的不同记载。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已经判若两人,前者用生花妙笔为我们刻画了智慧超凡的哲学王和杀身成仁的殉道者肖像;后者笔下的苏格拉底多少有点市侩气,不仅像孔子那样靠束脩为生,还说给荡妇拉皮条能挣更多的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苏格拉底仇视雅典民主制度,不厌其烦地用医生和患者、舵手和船员之间关系,说明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统治芸芸众生。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少了点神气,多了点人气。他甚至幽默地让苏格拉底说了一句那个时代的笑话:在纺羊毛的问题上“是女人统治男人,因为他们知道怎么纺羊毛而男人却不知道。”阿里斯托芬则竭力讽刺、挖苦这位狂妄自大的“知道的人”。由于苏格拉底没有作品,其生平究竟如何,一直是有争议的“苏格拉底问题”。作为柏拉图对话录的主要角色,借苏格拉底之口说的话,究竟哪些是其原意,哪些是柏拉图的意见,人们不得而知。那时的学者经常把自己的想法甚至个人特征都记到恩师名下。但是通过上述不同记载,还是能够看出苏格拉底的大致风貌。

早期希腊哲学注重对自然的研究,智者派开启了从自然哲学到道德哲学的转向。智者派学说带有经验理性色彩。百度百科苏格拉底词条批评“他们只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感性、相对主义当然不够理性、深刻和绝对。苏格拉底高屋建瓴,站在哲学史上由智者派奠基却以他命名的分水岭上,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理性的、终极的、至善的定义:他反对相对主义,认为“意见”五花八门,“真理”却只有一个;“意见”可以随主体和其他条件变化,“真理”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早期对话主题几乎都是如何为伦理道德下定义。苏格拉底追求的是所谓真正的知识,美(“美自身”) 和正义(“正义自身”)的普遍定义,即柏拉图所谓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说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认为事物的终极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用目的论代替了因果关系研究,开辟了理性主义道路。

苏格拉底追问正义、美德的终极定义,却从未给出任何定义。他在爱奥里亚学派逻辑推论和芝诺反证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在辩论中驳倒对方的诘问法。这种否定式辩证法也叫苏格拉底的讽刺。他用这种方法到处追问什么是正义或美德,因为任何答案都不可能是普遍性的终极定义,以此证明对方无知。他首先承认自己无知,所以享有批评豁免权,无须给出正面答案。德尔斐神庙有句神谕:“认识你自己”。他很谦虚地用否定式辩证法证明自己比所有雅典公民都聪明:他知道自己无知,这些人却不知道自己无知。诚如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言:“尽管千方百计地谦让,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像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一样,的确认为自己胜过其余人类。”

跟温文尔雅的孔子相比,古希腊这位大成至圣先师更深刻、执着和勇猛,也难免更片面、偏激和刻薄。片面的深刻与深刻的片面,终于招来杀身之祸:他因为挑战雅典公民德性、情感和智慧,亵渎城邦保护神,教唆和败坏青年,被公民大会组成500人会议法庭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因言获罪,说明雅典民主存在问题。但这种多数的暴政,跟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少数的暴政相比,在性质和程度上都有天壤之别。跟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制造的恐怖相比,即便不断遭到谴责的法国革命,也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更不能同日而语。

影响这次政治审判的因素很复杂,不充分了解当时的政治氛围与被告人的立场、情感和性格,仅仅根据柏拉图的辩护词和现代标准,很容易做出错误判断,把苏格拉底当成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认为他热爱雅典,为了维护法律权威,宁愿死亡也不逃跑。这种判断不仅不能对雅典民主给予同情的理解,也无助于理解柏拉图对民主的仇恨,充分认识西方文化基因中潜藏的极端主义思想(如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危害性。

苏格拉底的生命结束于雅典民主制衰败时期。当时雅典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乱和内忧外患,先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接着民主制度又被三十人僭主集团政变推翻,一年后才推翻暴政,恢复民主制。僭主集团领导人之一就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学生克里底亚。雅典人难免焦虑、不安和敏感。当时渎神罪是严重政治罪名,被亵渎的是城邦民主保护神。苏格拉底渎神的实质不是宣扬无神论,而是反对民主制度。事实上,在经历战乱和政变后,雅典仍然是希腊最宽容的城邦,公民享有当时可能有的高度言论自由,无神论亦非法律禁止的罪名,信仰无神论者大有人在,阿里斯托芬在戏剧中公开宣扬无神论,并没有受到惩罚。恢复民主后,政府对参与暴政的人全部实行大赦,为什么偏偏在四年后以无神论名义镇压苏格拉底?维基百科苏格拉底词条依据柏拉图《申辩篇》,说明苏格拉底的智慧促使那些被质疑愚蠢的政治人物对他进行政治迫害,难免偏听偏信。但是仍能看出民主制的宽容和苏格拉底利用诡辩术反对民主终于激怒了雅典人:

苏格拉底的“罪行”开始于他的朋友凯勒丰在德尔斐的神谕处询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谕处的回答则是否定的。苏格拉底解释这个答案是另一个谜题——要他开始寻找比他更聪明的人。他质问雅典的人们有关他们对于至善、美丽和美德的看法,发现他们虽然自以为知道很多,实则根本一无所知。苏格拉底于是总结道:他比其他人聪明的地方只在于他承认他什么也不知道。苏格拉底的智慧使得当时那些被他质疑愚蠢的雅典政治人物转而对付他,导致了这场不敬神的审判。

苏格拉底相信“理想存在于一个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因此有人主张苏格拉底相信只有哲学家才有这种能力统治其他人。依据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对于政治的特定理念绝非难以理解的。他公开的反对当时雅典已经长期实行的民主制度。但不只是雅典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反对所有不符合他哲学中理想国家的政府形式,而雅典政府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另一方面,这次审判也为苏格拉底提供了可能有的最佳辩护机会。民主制不仅为公民提供了公共生活机会,也提供了法律保护程序。他担任过陪审官,熟悉该程序。如此大规模法庭,两审定谳,以他的智慧认真辩护,罪不至死。他却选择利用诡辩术激怒审判团,给人感觉像是找死。一审以280票对220票相对多数判定有罪,二审却以360票对140票判处死刑,显然事出有因。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用丰富资料和严密分析说明了此点,认为用苏格拉底的讽刺激怒陪审团是导致二审判处死刑的原因之一。

斯东引述了埃斯库罗斯的伟大作品《奥瑞斯忒三部曲》说明苏格拉底渎神罪问题、雅典司法的人民主权和司法正义:经过有序的自由辩护听取两造意见后,陪审团意见相持不下,将冲突推向高潮。雅典娜不得不打破僵局,投票无罪开释奥瑞斯忒斯。她把改造惩罚诸女神的胜利归功于雅典民主制专有的两个城神:说理女神倍多和自由辩论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判决结果说明了不相上下票数应作无罪开释的理性和仁爱精神。何以苏格拉底反被处死?

说苏格拉底渎神既正确又错误:他确实渎神;但这位哲学王亵渎的不是共名的神,而是代表雅典民主制度的城神。他并非无神论者,笼统地以渎神罪予以惩罚,很容易引起误会。他在庭审中引诱美莱特斯指控他是无神论者,可谓老奸巨滑。不论今人怎么看,当时对雅典保护神不敬是个政治罪行。他这样做是为了逃避起诉书中指控的实际罪状,使最终判决显得非理性和不人道。如果认为这是为了逃避惩罚就太小瞧他了。风烛残年的哲学王不甘心将来在贫病交加中默默无闻死去,要拉极端仇视的民主垫背,往她靓丽的脸蛋上塗一把永远洗不尽的臭狗屎,使自己成为殉道的烈士。他竭力挑衅陪审团以实现这一卑劣目的。把宁死不逃视为尊重法律,是天大的笑话。真要尊重法律,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利用民主制的优点,甚至钻法律空子为自己辩护,祈求雅典保护神给予平等法律保护。那不仅是苏格拉底之幸,更是城邦民主之幸,他当然不会这样傻。

苏格拉底之死说明民主存在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君主制、贵族制更理性、宽容和人道。不用说宪政民主、程序正义、宗教宽容和人权保障是晚近才有的观念和制序,也不必拿它跟埃及法老、罗马皇帝或者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专制暴政相比,说明这种多数的暴政比少数的暴政更少暴戾之气,更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人类童年时代最辉煌的文明。如下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直到1500-2000年后,罗马教廷和新教还在迫害异端;弥尔顿在为出版自由辩护时,也主张把异端送上火刑柱;直到18世纪,烧死女巫还是欧洲市民的狂欢;直到二战后,美国还出现了麦卡锡主义。这种不足也不证明柏拉图的辩护具有形式合理性与逻辑上无懈可击。人类历史表明,专制主义和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反人道性决定了任何为之诡辩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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