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博客 】  时间: 4/20/2012              

傅国涌: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有很多。从经济上来说,已进入商业化社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就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全面进入商业社会,尤其温州这个市场经济走在比较前面的城市,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从日常生活消费方式来说,已进入泛娱乐化时代,而不是什么娱乐化时代。“娱乐”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统的娱乐方式也受到全面冲击,也开始变化。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都被娱乐导向所牵引,报纸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产生的新兴报纸,它的整个导向实际是娱乐化的导向,很多版面是娱乐版面,非娱乐方面的社会新闻也往娱乐方向靠,按娱乐新闻思路来制作,泛娱乐化的时代,给原来的休闲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的心态日益浮躁,很难安静、冷静、平静下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进入到一个全面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以往的世界是从上到下垂直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以往信息的传递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最高层次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核心部门所掌握信息的是最大的,随着权力往下,信息流通呈递减状态,向下不断地递减,老百姓接受的信息主要靠小道消息。三十年前的中国完全是一个封闭社会,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在技术上打破了任何信息的垄断,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在这根线上,每个人是平等的,美国总统和一个中国农民在互联网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因为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鼠标,在网络平台上,人与人之间获得了一种平等。

在商业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互联网时代里,传统的阅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尊重读书的国家,有敬惜纸张的传统,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读书看成非常神圣的事情,这种神圣感在最近的十几年,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已被解构,已经没有神圣感,传统的阅读趋势也在走下滑线。根据最近这几年调查数据,《中国青年报》、新浪网都做过一些调查,国民的阅读率持续在走低,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图书销售也在走下坡路,虽然每年出来的图书产量越来越多,每年至少在几十万种以上,但是真正的有效阅读变得越来越稀罕,很多人多少年已经没有摸过书,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传统阅读开始出现危机。

阅读危机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追问世界的进步,其背后一定有推动力,它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推动世界发展、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比如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造成全世界经济飞跃,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进步。计算机的出现使世界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进一步把世界带入了后工业文明社会,也可以说是信息化社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阅读到底还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每一个新技术产生的背后是什么?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互联网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互联网为什么产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不是产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是一个信息高度垄断、高度封闭的国家,苏联可以生产原子弹,氢弹,但它绝对不可能出现互联网,它缺的是自由。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它的思想、它的创造力就会受到大大的约束,要产生一种非常开放的思路,要把世界变成平的,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互联网不可能出现在苏联,只能在欧美这样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背后最核心的还是“思想”,过去人们往往把“思想”狭窄化,以为思想是高深莫测的东西,以为“思想”是非常神圣的,跟某一些政治领袖、某一种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想法、一个念头,只不过思想五花八门,产生不同的层次,有深的,有浅的,有杂乱零散的,有系统整齐的,思想的创造力实际上是技术背后体现的力量,时代越往后推,越接近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思想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显示、发挥出它的力量。

不要说跟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西方发达国家,就说我们很近的邻邦,南韩这样的国家,它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过去的,南韩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出口产业,它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陆占有很大量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国家,它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并不一定是它的电视剧比我们的好看,是因为支撑它的思想更加自由、更加开放,那种思想带来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

我最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好多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叫工业白皮书,对中国二十年以来的工业化成长做了非常全面系统的调查,得出了基本性结论。其中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现在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东部跟西方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中部地区大概跟我们相差十年,西部大概相差二十年,东部地区工业化成长空间大概有五到十年,五到十年我们将面临着工业化没有大的成长空间,基本上就停顿在这个水平上,能够消耗的资源,能够用到的土地基本上都饱和了。五到十年以后,人们将不再思考传统工业的问题,那些低层次、粗放型的工业化产品已经基本可以满足社会市场的需要。

以后的人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关注两大问题:第一是环境问题,这可能是今天的中国面临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我们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事实上,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之上的,我们没有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我们的产业大部分都是粗放型产业,没有高技术产量,在这一点上,温州也非常突出,温州产业主要是服装、皮鞋、低压电器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这些都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创造性,实际上没有长久的竞争力。这个时代越到后面,就越会清晰地发现真正核心竞争力是思想。思想或者换一个词来说,是核心价值,一个社会能否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能否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就是是否拥有世界竞争力的一个根本,我们就可以把话题回到今天的阅读主题上面来。在一个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时代,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就是关注未来,应对未来的变化。

第二是文化问题,跟环境保护同样重要。几千年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清朝末年以后,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解体,经过“五四”的冲击,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立国理念和儒家理念实际上是对立的,传统文化价值早已所剩无几,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基本上还是泡沫阶段,还未进入实质新阶段,真正的国学是要讲根基的,不是说你读了一本于丹的书,就懂了国学,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国学要有童子功,从小学习经典,对经典非常熟悉。而我们现在走的是快餐化道路,经过现代包装的快餐化的解读,实际上是远离了经典,而不是接近了经典,经典本身来不得一点点虚假,必须下死工夫,你不理解,你也得诵读过,古人读书在私塾里就是要摇着脑袋晃来晃去,跟唱歌一样,那个很有道理,阅读就是要读出声音来,不光是用眼睛看,还要读,中国的古老文化已经中断。

西方的文化我们还没有很好接收,现在在经济上讲市场经济,讲市场化,跟西方全面接轨,我们加入WTO,还签署了两个公约,但是人大还没有批准,要融入国际主流文明,要跟国际社会接轨,这个路径、方向是明确的,是要往西边靠。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在技术层面接收了,但是在观念层面、价值层面还是由内在的排斥,有很多制度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是中西都不靠,环境危机之外的第二个深刻危机就是文化危机,既没有很好传承世世代代东方文化最优秀的成果,又没有把西方文化最核心价值接收下来,只接受了西方的高科技,接受了西方的声、光、电、色,西方一个新技术出来,手机我们换得很快,在通讯方面、电视、互联网技术层面接收得很快,但是我们跟它的制度文明、核心价值有非常遥远的距离。我们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中西不靠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子孙后代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从中国所走过一百年和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来看,中国要走向主流文明,要融入国际社会这个大方向是毫无问题的,无论有什么力量的阻挡,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是阻挡不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尤其在温州这个地方,温州人看得非常清楚,三十年前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后来,办一个企业雇工还不得超过,今天私营企业已经占了中国半壁以上的江山,在温州已经是完全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些都是全民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是在经济层面,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也可以看到未来社会往哪另一方向不断地渐进,这个变化很可能比较缓慢,不是一夜之间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我们去享受果实,很可能需要时间,需要全体中国人做很多努力。

传统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古今中外,最优质的、最好的文明成果、最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靠书籍这种形式记录下来、传承下来。如果不读书,这些东西不可能接收,一个人不可能任何事情是直接去体验,必须接收间接的经验,必须通过书本、通过其他人的成果,站到别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往前推一小步,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孔夫子写《春秋》,他是总结前面,孔子的思想不是一个人想出来,孔子也是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想出来一些自己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

阅读是人类要往前走不可回避的一个起点。我把当代的中国阅读趋向做了一个简单划分,现在中国阅读的趋向大概是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功利性阅读或者叫实用性阅读。功利性无可厚非,一个人要安身立命,必须有一技之长,用过去的话说要有手艺,会弹棉花,会修皮鞋。实用性阅读在古代就是只读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书,可能读一辈子也未必成功。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至少要用十二年的时间,耗费在跟他直接兴趣不一定有太大关系的功课上,这些阅读就是实用性阅读,或者功利性阅读,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为了职业需要去读书,比如考某一个资格证书、考英语的某个级,这些也可以归入功利性阅读,这一类阅读在中国是最多的,可能大部分人在这种阅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人是最善于考试的民族,中国人都是考场上久经考验考出来的。

第二种类型,是泡沫性阅读。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我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是好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第三种类型,是超越性阅读。它跟自己的功课无关、考试无关、考资格证书无关、跟职业无关,就是自己有兴趣,我要拿来翻一翻,就是一种精神需要。

下面就这三种不同类型阅读做一些阐述:

一、功利性阅读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道路,学得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独木桥。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给每个人提供的可能性非常小,空间很狭窄,生下来就被这个社会规定只能走某一条道路,能选择的路不是很多,要读书只有走科举之路,考上可以去做官。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可以通过科举走举人、进士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到上的流动,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这种流动空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空间,这个社会是高风险的。无论有怎么样强大的国家机器自下而上的约束,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个社会也是在高度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要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有很多平民是通过科举之路往上走出去。

科举考试是一个制度安排,可以让人通过读书实现改变命运的这种机会。全社会对书本、对读书、对字词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敬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对文化失去敬畏,这个社会很可能退回到原来时代,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社会文明的演化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最初并没有文字,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才产生了文字,对文化的敬畏很可能是社会往更好方向变化的基本动力,科举制度不能一棍子子打死说它不好,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哪怕从科举考试产生文官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后来英国人学取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度。

现在科举制度没了,文官选拔制度也改变了,但在这一千三百年当中,人才的选拔、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比较健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一条路考上去,作弊当然有,一千三百年当中不可能没有人作弊,但大部分是公正的,它具有相对的公正性,在考试上还是要凭真本事,考试时关在里面好几天,吃喝拉撒都在里头。

我举个例子,浙江海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代出版大家,缔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早年他在杭州第一次考举人时,年纪也比较轻,考试时自己要烧饭,连烧菜的锅、柴、米、油、盐都是拎进去,所以有两个篮子,一个篮子装吃用,一个是篮子装写字用的笔墨纸砚。他从来没有做过面条,他把冷水倒下去以后,面条就下去,煮出来的面条都是糊的。回家以后把这些事儿讲给家里的人,就变成笑话,这个笑话流传了一百多年,那一场下来,他考上了举人,跟蔡元培同一期。这样的笑话在科举制度是一代一代都有。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国读书人影响力实在太深太大,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在上千年的中国,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有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1905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能力抵抗人家,一开始觉得最先进的中国人、最有智慧、最有头脑的第一批中国人魏源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人家会造船、造大炮,就是坚船利炮,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接受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开始有一批人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去,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但是船造出来,武器造出来,舰队建立起来,甲午一战,一打就输给了日本,日本当时的军舰总吨位不如中国人,整个实力应该中国略居上风,但还是失败了,这个比鸦片战争还要更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睡了六十年,中国人没有被鸦片战争打破,1840年至1842的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们还是天朝大国,只不过技术不如人家,学一点就可以了。

甲午战争终于把中国士大夫彻底打醒,读书人发现光靠技术不行,人家技术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清人家什么,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大国靠的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一部分读书人中间,就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所以就出现了1898年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我们道路先是学技术,觉得学技术不行,我们要学人家的制度,我们也要变革制度,百日维新不就是103天,在这103天当中,真正执行光绪帝变更命令的只有一个湖南省,湖南省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在湖南搞新政,把湖南省搞得轰轰烈烈。但是103天以后,慈禧太后发现自己的大权削弱,所以发动宫廷政变,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清朝的垮台。

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仅仅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一路上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个长期处于深宫的养尊处优的老人,哪里吃得起这样的苦头,从这以后她要下决心要有所改变。1901年她就开始着手做一些新的变化,历史上叫“晚清新政”,我们以往把这个忽略过去,事实上“晚清新政”在清朝后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它做了大量的事情,做的很多事情跟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很相似,而且我们的步伐迈得更远,不光有经济改革,鼓励民间办企业,如果投资总额达到两千万两银子,可以享受头衔待遇,给你一等顶戴花翎,在商业部给你挂一个头等顾问官,如果投资到几百万以上,就可以有七品的顶戴,用这个作为鼓励措施,让中国人去投资商业、去投资工业,这是经济上的措施。在政治上,对政权也有所改革,中国自秦以来,统治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六部,但是“晚清新政”产生了一些新的部,像教育部、农工商部、邮电部、包括外交部都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变化非常大,迈的步子比光绪皇帝还要大,实际上执行了百日维新的遗嘱,是一场没有光绪帝的变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慈禧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不行,根本无法面对这样一个近代社会,所以开始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大学堂也是在那个时代办的。科举制废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学校办出来,学生不来读,有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学堂,新学堂读出来没有出路,最终社会要承认的还是科举功名,还是要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路往上考,新学堂走出来的学数学、学外语,但是没有科举功名做不了官,解决不了出路问题,因此招不到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进一步讨论,大家觉得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科举考试废除,逼你把孩子送到新学堂去读书,只有这么一条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9月慈禧终于下诏书,把连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给废除了,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不可能随着科举制的消亡马上改变过来。当时,进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多数人都是贵族子弟,那里仍被看作一个培养官员的官僚养成所,不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意义上跟西方接轨的大学,不是讨论专业知识、精神修养的地方。直到1917年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的价值观整个扭了过来。

就整个社会趋势来说,上千年的东西不是一百年就变得过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是把读书跟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情结不可能一时化解,中国教育最辉煌的时期是1949年以前短暂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产生的大学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第二种是私立大学,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代表;第三种是教会大学,比较典型的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大现所处的位置,名义上说北大和燕京是合并了,实际上燕京已消亡,不存在,燕京很多老校友希望恢复燕京大学,但是政府还未同意。燕京大学1919年才创立,到三十年代时就成为一流大学,课堂上不传播宗教信仰,是完全开放的。经济系有一门课专门讲社会主义,教授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三足鼎立、齐头并进,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受到各国尊重的,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岁月,所培养出来的人,我们今天都无法超越。

最近纪念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我给《新京报》写了一个评论《遥望西南联大的传统》,重温西南联大的传统时,我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大学,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实验室就在那些破庙里、破茅草房里,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跟他一期的李政道是浙大的学生。他们在偏僻的贵州、云南这些地方读书,谈不上教学条件,靠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传授。

有一个笑话说,现在的学生是机械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跟服装一样的生产。以前学生是手工作坊生产出来,一个师傅只能带一个徒弟或者两个徒弟,带出来的徒弟能够祖传师业。现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一个上午多时是九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结果是所有人都通过,因为不会不通过,时间来不及,论文看都没看就通过了。

成批量生产跟手工作坊的时代确实差异特别大,每个大学最核心的东西是大师和图书馆。现在大学的图书馆不再像过去大学的图书馆变得那么重要,人们不再把这个看作是神圣的圣地,以往我们知识传承,渠道比较单一,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靠大学,要不靠图书馆,而现在百度一下、搜狗一下就可以。互联网时代这种工具快捷方便,对一般性资料整理来说确实有点用,但是网络知识有一个最大的弊病,网络知识都是复印机,只要网络上有的东西,都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知识,借助这个东西来学习、来提升、来一般了解是不够的。所以一个民族最终要有创造性,还需要读书,离不开传统的纸质读书。

二、泡沫性阅读

泡沫性阅读和娱乐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密切相关。我们都很忙,所有人都很忙,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上了高速公路,所有人都飞在空中,我们的时间特别宝贵,每个人都很忙,为忙而忙,几乎所有人都陷入这么一个状况。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这个时代氛围让人觉得非常躁动不安,我们要急于成功、发财,我们要追求财富的梦想,追究成功的梦想,这些东西本来是合理的,追求财富的梦想、追求快乐的梦想、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但当所有的人都渴望着天上给自己下一个最大的馅饼,渴望这个馅饼以最快的速度下到自己的手里,甚至不需要去花一点力气到门口去拣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发疯。事实上,经济化社会有好的一面,但是所带来的负面东西也很多,比如环境破坏,还有对人的精神摧毁也很大。

所谓高级知识创造、第一流的文明成果很可能都不是忙出来,而是闲出来的。昨天我跟我的老师在讨论问题,哲学家不是忙出来,是闲出来,他要有很多有闲时间坐在那里做无用功,在那里喝茶,在那里看天空,温家宝总理讲要“仰望星空”,不能光是脚下地,还得头看天。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离星星、月亮、天空越来越远,很难停下脚步好好看头上的天空,其实看天空也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的过程,很多创造需要你不要太忙,但是为了谋生,人不能不忙,这就是一个矛盾,是经济化社会必然会带来的,西方社会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十九世纪工业高速发展时,经济不停往前奔,西方社会也曾经面临这样困惑,人们远离阅读,远离星空。但西方比我们好,它有宗教的平衡,它有上帝,我们没有上帝,当然现在寻找宗教、寻找信仰,家庭教会据说在中国发展很快,据说有七千万人已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比较功利性、实用性的民族,自古以来我们就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超越性的东西,缺乏完全离开日常伦理的信仰。中国文化原创是诸子百家时,即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诸子百家主要的家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各个家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思考现实人生,孔孟都是思考日常生活中看得到、摸得着、客观存在的东西。孔子不思考鬼神的问题,不思考无法把握的问题。老子看上去跟他是对立的,老子讲无为,老子所提供的是另一套政治哲学,《道德经》讲的也是人生,也是政治,跟孔子一样,孔子讲伦理给最有权势的人做施政的参考,就是要实行仁政。老子提供另一套说法,要每个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这样才能治得好,不要有为而治,背后还是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其他墨家、兵家、韩非子、法家更不用说了,都是围绕着现实生活来说的。

中国在原创性的文化轴心时代,没有产生各个分支学科来,而西方从古希腊到亚里士多德手里就发展出政治学、逻辑学、动物学、植物学,各种学科都发展出来,人家开始往多学科方向发展,而我们在春秋战国,在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诸子百家时代,还只是思考眼前的问题,没有思考无用的问题,只思考有用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诸子百家的时代离我们很远了,对诸子百家时代讨论的问题已经很陌生。现在的人变得更加急迫,恨不得立竿见影,传授快速发财法之类的东西,这是当下最急用的,那些东西都过时了,放在今天变得无用,社会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

在这样的节奏下,泡沫性阅读迅速占领阅读空间,到新华书店一看,摆在最醒目位置、最好的地位大部分粗制烂造,最多几个月内炮制出来,用剪刀、糨糊剪辑出来的题目很醒目,很吸引你,这种阅读让你看一眼就过去,就像报纸是一天的生命,过了几天就成废纸,这种书籍提供也是这样,翻一遍就过去了,但是它的杀伤力非常强,它捕捉人的心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卖点是什么,哪方面的泡沫书能吸引眼球。现在的经济便是眼球经济,阅读便是眼球阅读。我称之为泡沫性阅读,就像肥皂泡一样,过去就过去了,没有精神含量,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泡沫性阅读的扩张就给传统阅读带来第二个巨大冲击,比功利性商业大得多。

我举一个民国时期非读书人的例子。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人的休闲方式可能听听比较高雅的艺术,如昆曲、京剧,电影还是比较稀罕东西。看看晚清民国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业余生活让我非常吃惊,这些整天跟机器、跟商业打交道的商人们,如荣毅仁的父辈,特别是他的父亲业余生活都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看书、写毛笔字,有时候画点梅花,他最喜欢梅花,很早就在无锡太湖边买下了一块地,种了几千棵梅花,就是现在我们到无锡看到的梅园,那个时代读书人、企业家跟今天人很不一样,荣氏家族建立了梅园以后,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出,不要门票,小商小贩可以随意吆喝卖东西,有人跟荣德生说,梅园毕竟是私家花园,是个人掏钱修起来的大园子,怎么可以这样?他说随他们,本来就是为了社会。在那个时代,企业家的业余生活,包括荣家在无锡一共办了四所男子小学、四所女子小学、一所工商中学、一所江南大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全是由个人的捐款办的,贫寒子弟可以申请免费。荣氏兄弟在那个时代企业家当中,绝对不是孤立的,比如重庆的卢作孚,他的船队鼎盛时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他非常喜欢看京剧,喜欢看四川编的川剧,看戏对他来说比较奢侈,主要是读书,不管出门还是在企业管理空闲时,拿点书看。卢作孚喜欢看美国人的书,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是他非常喜欢的读物。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他都非常喜欢看,也看一些欧洲工业史、欧洲经济史这方面书,跟企业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民生公司经常请外面学者、各方面专家过来演讲,他还办一个刊物,起名叫《新世界》,我想今天的企业绝对起不出这样的名字。那个时候企业家追究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得很远,站得很高,他们赚钱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这些分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大企业家叫穆藕初,当年是棉纱大王,他从美国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以后办企业。他儿子到杭州找我聊天。他说小时候在家里,记得最清楚一样东西就是捉迷藏时,在书柜的后面看窜来窜去,他们家书柜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很多,有很多洋文书、英文书,他父亲除了爱好昆曲,也写书法,读书,业余生活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些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力对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阅读都保持了终身的兴趣,一辈子,无论是贫穷还是发达,都不忘这种阅读的习惯,都保持着良好的阅读状态。这种读书做人的境界在民国能够做到,以后的人难道永远都失落,不可能找回来吗?还可能有一个回归,现在只是一种设想,将来的中国,等到工业化成长到一定程度时,脚步放下来时,许多人可能从大量的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走出来,回到真正的超越性阅读。

三、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就是“读无用之书,做有用之事,遣有涯之生”。

读无用之书,读这些书未必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用处,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无用之书。但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他人有利,利己利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变成了利己不利人,出现了一个道德的危机,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血。利己又利人的社会,才是长期可持续、温暖的社会。我们现在讲和谐,就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和谐的因子,因为不和谐,我们提议要建和谐社会。这个社会缺什么就会提什么,现在提学习型社会,就是阅读出了问题,我们在阅读上有危机,我们的社会文化层面出现了一些危机,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这种强调是有针对性的。

人有三个基本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除了生物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并不是吃得很好就很满意了,如果这个人一直在饿肚子,第一追求、第一需要就是吃饱饭,他要追求面包,但是你把面包、水给他以后,吃饱了坐下以后,第一需要之后会产生第二、第三个需要来,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满足于生物属性的需要,人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有社会交往的需求、精神追求的需求、自我实现的追求,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不能只把人变成生物属性的人,人不能变成一种蔬菜化的生存,像一棵蔬菜一样,人不能只拥有选择不同品牌的电脑、彩电、洗衣机、空调的权利,人还拥有其他选择精神文化思想的权利,还有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权利,如果光强调人的某个侧面是不完整的。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俞可平说,民主是好东西。光市场经济不够,还有别的东西,如什么什么是好东西,人的需要是都多种层次、多种需求,超越性的阅读,读无用之书满足的不是人类的第一属性,不是满足作为生物属性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满足作为社会属性的需要,而是满足人类精神属性的需要,我们就是要读无用的东西,整天都去读有用的书,哪儿有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可读,无用的意思要给自己一点空间,给内心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给自己一些放松,给自己一种滋润,在这个当中,会得到新的体验、新的东西。

读无用之书,不做无用之事,还是要做有用之事,这是明确的。做有用之事是满足人的社会属性,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孤立地生活在荒岛上,你是生活在世界当中,不可能光是为你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还是做有用之事,利己又利人。

遣有涯之生,知识无涯,生有涯。生命是有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非常短暂,活得长寿也不过是一百多岁,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更长寿的人,所以人生是非常有限的时间存在,有涯之生如何过,完全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什么叫成功?现在往往把成功理解为物质化的成功,叫豪宅、豪车、二奶三者合一,三位一体就是成功,似乎满足人的生物属性的最大需要就是成功,这个社会流行的价值观是这样,也受到很多的批判,但社会按这样的步子在往前走,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强调超越性的东西,强调读一点无用之书,可能有点奢侈,但是奢侈的东西是好东西,如果说不奢侈的东西,随手可以拣的东西来得太容易,未必是好东西。

人跟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是有精神家园的,不是无根的飘萍,不是天上的断了线的风筝,他是有根的,这个根在古往今来的一条线下来的文化命脉当中,历代的传承,从春秋战国、古希腊、古印度这样下来的,这些文化都记录在历朝历代以来书籍当中,经典读物跟普及读物是不矛盾、不冲突的,是因为这个时代把自己的文化水准有意降低。

朱自清先生早年写过一本书,很薄的小册子《经典常谈》,今天已经成为经典,其实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通俗读物,但他写得很精到、很准确,表达也很流畅,在当时是一个通俗读物,有小学文化的人都可以去看,今天一般大学生也不会去看朱自清这本书,我们不断地矮化自己,把自己不断往下降,只配去读特别浅显的书,稍微有一点深度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高不可及,说到底最好的书往往是并不深的书,所谓雅俗共赏才是真正的好书。孔夫子的《论语》是实际上一个对话录,苏格拉底留下来的著作也是他跟学生的对话,本来都是口语,本身很浅显,根本没有必要把它给扭曲了、矮化了、重新阐释了,变成另外的东西,这样的书直接可以去接触原著,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因为职业的区别,可能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读的书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东西。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几本经典,真正的文化在那里面,那里才有含金量,大部分泡沫性的书里是没有含金量的,它是速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读很多书,就算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读书,一天读一本,一年也只能读300本书,读十年也就3000本,一生读一万本书就了不起了。人生有限,生有涯,书无涯。读不了这么多书,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跟自己的职业、专业毫无关系的书,这个时候尤其要选择,一个人品位的高下、精神格调的高下就取决于你的选择,你怎么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跟学生讲“读第一流的书,做第一流的人”。只有读第一流的书,才做得了第一流的人,第一流的不一定在某个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有建树,不一定钱最多、官最大,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世界,看得到星空,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相对清楚的判断,对世界有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人都是一流的人,不一定要求你按世俗标准取得某方面的功成名就,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基于这样的考虑,读第一流的书就非常重要,那些第一流的书长期以来都被放在一边忽略了,总觉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我年轻时,在温州图书馆读过很多书,它给我一生提供的支撑是非常强大的,我经常跟人家讲,如果没有那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在温州时读过一些第一流的书,我是站不起来的。我当时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等一批书,比较集中的读了两年这方面的书,一辈子可能享用不完,就觉得我背后有一种东西推着我,我看到人类曾经的文化创造,在我的眼前,就不会有别的障碍阻止我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一旦有机会去看过一流的书,就会给自己一片内心的空间,眼前就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看到星空上面有那么多灿烂的星辰,超越性阅读就是读第一流的书,读无用之书,读跟自己职业并无直接关系的书,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跟第一流人物对话的机会,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因为职业、地域、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亲身接触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一流人物,不可能去请教苏格拉底、孔子、李白,你只能通过读书,读书的过程实际上是跟有史以来的最有创造性的人物直接对话,在这些对话当中,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滋养,自己的品格得到了提升,这个过程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幸在二十岁之前接触到一本哪怕是非常好的书,可能这本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能改变一个人,我觉得有三样东西,遇到就可能改变,某一个人、某一本书,甚至某一篇文章,你遇到了或许就改变了,从这里打开了你的世界。

经济学上经常讲“看不见的手”,我是做历史的,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发现历史背后也有一只“看见的手”,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个人来说,特别是在关键的阶段,很可能背后有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时候可以是任何东西,它是无形的,也可能是有形的,但它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过程当中,读无用之书就是给你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人不是在追求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过程中找到这些机会,而是在无意当中找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这样,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是这样。翻一些无用之书,很可能给你的人生奠定了新的基础,找到新方向。

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浮躁的、负面的东西,让人不知所措,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特别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三个中国:上流社会,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的富人是世界上最富的,可以过世界上最好的日子,可以闭着眼睛不想任何事儿,可以消费最奢侈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富人阶层,这样的人数据说以15%的速度递增,当然只能是极少数。最广大的底层中国可能温饱还成问题,为谋生而四处奔跑,劳碌一年挣得少,要有所改善,没有机会,儿女要受教育非常困难。《南方周末》几次报道相似的案例,为一千元医药费,夫妻双双投水自杀的案例好几个,数字都不大,就一千多元医药费。

在庞大的底层社会,在教育收费非常昂贵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跟科举时代相比,不是在加大而是在缩小,底层的农民孩子要流动到上层社会,可能性越来越小,现在社会越来越血缘化、世袭化,这种血缘化社会结构会进一步加大,因为他有钱,可以让他孩子送到国外受最好的教育,竞争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人生下来,要么生得好,生在富人之家,要么嫁得好。这几年统计数据显示,能够进入北大清华一流学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不断下降,带来的危机是很深刻的,农村已经凋敝,在工业化推动下面,农村在不断被削弱,农村过去跟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农村里有乡绅、地主,这种人代表一种文明,那些人大部分是靠勤劳和聪明,农民在农村能够致富一般是有道理的,而且农村里的富人一般都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拥有秀才举人之类的科举功名的人,这样形成的绅士长期以来是农村支柱力量,这些力量在五十年代以来彻底洗牌、摧毁,农村从文明上有一个断裂,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往城市流,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弱残、小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也许是有史以来变化节奏最快的,很多的山水都不认识我们,田园牧歌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中国的读书人过去还有一条出路,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退隐江湖,现在没有地方可以退,杭州附近有个严子陵钓台,是严光隐居钓鱼的地方,现在是著名的风景点,要门票才能进去。今天,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给你隐居?好山好水要么是被圈地做别墅、富人区,要么就成为景区,得有门票,剩下的地方,生态毁坏,千疮百孔,留给我们子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确实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应该说最近这几十年的建设速度最快,生态破坏严重。

没有工业化,也不行,中国还可以关起门来搞农业社会,种点粮食自己吃,过那种传统的农业生活吗?处在整个工业化潮流的包围之中,想单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是无法存在的,人家会把你吞掉,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的路不能不走,但是工业化的路走到今天,又有很多的问题,给人带来的隐忧非常具体和巨大,读书这个话题在今天也变得有点沉重和奢侈,不读书的时代,似乎读书是不合时宜的,今天在这里看到现场这么多朋友,老中青三代朋友,我觉得还不能这么悲观。

我们的民族,在很多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在媒体上看不到的地方,在每一个角落还有读书的种子,还有思想的星星点点。面对同一本经典,每个人都是对等的,皇帝没有比我们更有优先的权利,我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人直接对话,同时我获得了平等,在这本书的面前,所有的权势都不存在了,无论怎么样显赫的权贵跟你也是平等的,世界是平的,就像互联网时代,我们打开Internet可以获得跟所有人的地位一样。读书也一样,能够在读书中找到这种平等,众生平等,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高,以往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某些人高于某些人,扭曲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是荒谬的论点,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无用之书,就是要获得看待世界的基本价值,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共同建立起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在找到核心价值后,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必将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天什么时候到底,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到来。

时间有限,话题无限,思想无限,我就讲到这里。

【2007年10月28日在“温州学人讲坛”讲,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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