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5/2012              

秦永敏:论权利体系的成长(二)

作者: 秦永敏 秦永敏


5.、权利体系的成长和发育(二)

B、德国

相对于荷兰和英美等国来说,德国是后发商业文明国家。众所周知,19世纪中期,马克思就是因为德国太专制落后,才被迫流亡英国从事他的学术活动的,应为在当时的德国任何学者只要不为普鲁士君王服务就没有立足之地。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在这段时间也是欧洲非常落后的地方,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俾斯麦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国,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的同时,以专制手段强力推行资本主义,德国的经济才猛然崛起,并且以电器工业和化学工业为突破口获得了高速发展,从而在欧洲后来居上。俾斯麦以保守专制主义者的身份,镇压了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民主运动,但他也看出了这种激进高压下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风险——两极分化、工业无产者愤懑日增、社会矛盾处于激化状态,随时可能使经济高增长成为社会大爆炸的导火索。为此,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史称“三部大法安天下”。

这样,德国权利体系的成长和发育就走了一条和荷兰完全不同的路径。

1.德国的私有财产权始于1815年
2.德国的言论自由权则始于1949年。
3.德国的信仰自由权也始于1949年。
4.德国的全民普选权(包括男子和妇女及所有民族和种族)还是始于1949年。
5.德国的社会权利却始于1883年(和随后的1884年1889年的另两项立法并称为俾斯麦的“三部大法”)

从各种权利出现的顺序上说,它们的排列就成了这样的:私有财产权——社会权利——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普选权。

我们知道,德国能在1949年同时实现这三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不是因为德国自身的内因,而是因为法西斯被打败以后德国被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因而被美国英国法国“强加”(当然也符合德国人民和整个德国的利益)的。在这里,德国和荷兰一样的是私有财产权最先产生。和荷兰不一样的是随即出现了社会权利,而且应该强调,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权利都是德国首创的,是俾斯麦首创的!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仅最后出现,而且是先进民主国家强加的!

对于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可以概括的说,作为后发商业文明国家,尤其是大国,要想加速发展,迅速赶超发达国家,几乎都必然会走专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学者梁启超所说的“开明专制”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首先以私有制保护工商业资本主义,因为没有私有制就绝对不可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为了平息工业无产者的愤懑,防止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缓和社会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经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能够为下层民众首先是体力劳动者分享,必须以社会权利确保下层民众的基本生活和尊严需要。第三,会尽可能的确保统治者的利益,尽可能长期垄断权力,尽可能推迟民众争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直到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为止,其结果,也就是尽可能延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取得总是落在最后。

6.从欧美亚十个发达国家的权利体系发育看两种不同路径

荷兰和德国权利体系的成长和发育果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就都不是孤立现象,而必然形成两种类型。的确如此,早期原发商业文明国家都遵循荷兰路径,相反,那些继发商业文明国家则遵循德国路径。下面,我们就来看,世界上最典型的7个原发商业文明国家,权利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是遵循着什么样的顺序。

       私有财产权 言论自由权 信仰自由权 全国选举的投票权  社会权利
1.荷兰   1581       1581       1815       1887              1901
2.瑞士   1648       1803       1803       1848              1911
3.英国   1689       1795       1795       1832              1911
4.瑞典   1695       1776       1809       1909              1891
5.丹麦   1778       1849       1849       1901              1907
6.美国   1795       1795       1795       1776              1912
7.法国   1815       1815       1815       1884              1930

从以上七国来看,原发商业文明国家的权利产生顺序是高度一致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而且,那些例外情况都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产生顺序有例外的是:

1、瑞典的社会权利出现在全国选举的投票前之前18年,这是因为瑞典当时在政治上从西欧说是比较落后的,因此它的社会权利出现在政治权利之前是一个特例,也是它接近后发商业文明的表现。

2、美国首先出现的是全国选举的投票权,然后过了19年私有财产权、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才同时出现。其实从现实生活说,就私有财产权而论,这只是一个假象。因为美国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美国立国之前美国人民就有了私有财产权,绝不是立国19年后才有的。美国和英国同一年即1795年制定了言论自由权和信仰自由权,首先就英国说它的顺序是正常的,只有美国的反常,但是,美国明显是立国之后一时顾及不了。这个方面,事实上它也是在立国之初就基本上有了这两种权利。

显然,原发商业文明七国权利体系产生的顺序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那就是:权利体系的生长有它的自然进程,关于这一点,本文(一)里已经指出过,那就是由现实生活的需要产生,并被社会强烈的感觉到才会制定出来,因而像种子发芽分头长出主干枝叶和主根根须一样自然发展。

将以上原发商业文明七国的权利体系发育过程综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遵循着这样的模式,那就是:1、私有财产权——2、言论自由权——3、信仰自由权——4、全国选举的投票权——5、社会权利。由于它们是自发成长起来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天然的、自然的、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演进的一种原生态的权利体系发育方式。因此,每一种权利的制定都是商业文明社会生活需要的必然结果,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至于这方面的解释前面已经做出,在此不必赘述。

相反,包括德国在内,继发商业文明国家是在原发商业文明国家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一方面,它要极力维护专制统治以避免失去特权,另一方面它又要高速发展经济以对抗原发商业文明国家的强大压力,这样,自然而然的实行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专制政策——不择手段的推行资本主义的同时,像封建时代一样甚至更加严苛的从政治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控制国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和爆炸性局面,使工业无产者甘愿做雇佣奴隶,以俾斯麦为代表的聪明的统治者就拿出了“三部大法”。然而,客观地说,就俾斯麦来说,却由此给商业文明时代的权利成长带来了社会权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崭新局面。
下面,请看德国奥地利日本三国权利体系的发育方式:

          私有财产权 言论自由权 信仰自由权 全国选举的投票权  社会权利

1德国     1815        1949       1949        1949             1883
2奥地利   1867        1945       1945        1955             1887
3日本     1879        1947       1947        1950             1911

显然这三个国家的权利发育过程和荷兰等七国不完全一样。它们的私有财产权是和荷兰等七国一样最先出现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却是最后出现的,而社会权利则都紧跟在私有财产权后面出现。

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这三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几乎同时出现,是一个世界性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它们成了战败国(或者被解放国)。

德国作为战败国,其政治制度在美英法的占领下被迫进行了民主改造,这样,也就在1949年同时制定了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这个国家的权利体系发育过程为:1、经济权利——2、社会权利——3、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应该指出,就是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相应的战败,德国的权利体系发育过程也不会有根本区别。因为其经济权利私有财产权是和法国一样早在1815年就出台了,其社会权利因为俾斯麦的首创也早在1883年就出台了,这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论什么时候出台,都不会改变该国权利体系的发育方式。至于在没有外部社会的压力下它的权利产生过程,唯一可能的差别,无非是公民权利会早于政治权利,因为从自然进程来说,公民权利的实现比起政治权利来要容易得多,因为公民权利主要是给人民以自由,政治权利则涉及制度的重新建构。另外,对统治者来说,政治权利对统治特权的作用是剥夺,公民权利对统治特权只是限制,这样,统治者先放开公民权利是必然的。

正因为以上原因,奥地利作为一个被解放的国家,重新独立后立刻建立了走向民主的制度,也就立即开始立法保障公民权利,因其特殊的国内原因,政治权利迟滞十年才得以立法加以保障。这个国家的权利体系发育过程为:1、经济权利——2、社会权利——3、公民权利——4政治权利。

日本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政治制度也是在美的占领下被迫进行了民主改造,这样,也就在1947年被迫制定了关于公民权利的法律,两年后,也就是1949年,又制定了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这个国家的权利体系发育过程为:1、经济权利——2、社会权利——3、公民权利——4、政治权利。

将以上三国的权利体系发育过程综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遵循着一种和商业文明原发七国很不相同的模式,那就是:1、经济权利——2、社会权利——3、公民权利——4、政治权利。

这种模式出现的原因显然非常清楚,那就是:仍然沉睡在农业文明专制统治下的落后国家,由于受到先进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强大的经济政治压力,不得不被迫采取应对措施,它们的应对措施受统一规律的左右,其应对方法也就基本一致,其结果反映在权利体系的成长上,也就使其有了共同的、和原发商业文明国家比较是另类的发育方式。

7、后发商业文明国家权利体系发育方式解读

原发商业文明七国的权利体系发育过程是:1、私有财产权——2、言论自由权——3、信仰自由权——4、全国选举的投票权——5、社会权利。

德国奥地利日本三国权利体系的发育方式则是:1、经济权利(私有财产权)——2、社会权利——3、公民权利(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等)——4、政治权利(全国选举的投票权)。虽然从今天来说,德国、奥地利和日本也是高度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是在19世纪末它们却都是典型的后发商业文明国家,而且,由于受到了原发商业文明国家的强大压力,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

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专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性的制度,就是一方面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私有财产权以大力推行市场经济,并且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以不顾国民生活水平的高积累,以及毁灭环境的开发和粗放的经营方式加上超大规模的投入来拼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顽固拒绝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乃至不顾任何礼义廉耻,不惜让底层人民付出惨痛代价,这样,就是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统治者也会千方百计的继续维持高压统治,绝不会轻易让民众有说话的自由,更不要说给以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

原因是,这种国家和原发商业文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完全不同。原发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国家的市场经济是自发发展起来的,由于自由经济的发达,使广大市民阶级出于摆脱奴役争取自由的需要,不断地向统治者——贵族、僧侣、专制君主提出自己的各种诉求,一步步巩固和扩大市民的权利,就这样由经济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开始,向不断地提高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要价方向前进,直到剥夺君权确立民权,也就是争得完全的政治权利。所以,在其全部现代化进程中,市民——公民一直处于历史的主导地位。

相反,从德国奥地利日本开始,一些后发商业文明国家本来还处于统治者能完全控制社会、民众总体上处于从属状况的条件下。统治者为了回应商业文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挑战,不得不自上而下的进行经济社会政治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后发商业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从权利体系发育的角度说,大体说来,就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A、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资本主义,就无法形成能够给经济带来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保护私有财产权首先就使统治者获益,或者至少他们一时不会失去什么,因此,对仍然沉睡在专制铁蹄下的这类国家来说,和原发商业文明国家一样,后发商业文明国家最先出现的权利仍然是私有财产权。

B、由于统治者极为担心下层民众会起来推翻自己,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总是愿意用经济收买的方式息事宁人,以给予一些经济生活保障的方式来化解一些社会矛盾,从而确保自己继续享受独裁权利带来的巨大的全方位的利益。因此,在后发的专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权利的确立总是紧跟在私有财产权之后的。

C、由于对后发商业文明国家来说,言论自由权是政治民主化的前奏。所以,专制统治者总是拼命抵制,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放开。另一方面,没有言论自由权就没有信仰自由权,更没有政治权利;这样,不管言论自由权什么时候出现,其出现顺序总是在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之前。

D、由于政治权利就是对垄断政权的统治权的剥夺,所以,统治者总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放开政治权利,就是放开政治权利,也会千方百计的拉长兑现过程,拉长从少数人到全民、或者从基层选举到全民普选的过程。另一方面,买卖公平、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全民普选的民主政治及其前提公民权利,这样,无论统治者怎么得逞于一时,无论拖延多长时间,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实施总是不可避免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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