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鸣 】  时间: 6/4/2012              

裴毅然:官员现形记

作者: 裴毅然

中共一直自唱“伟光正”,要为国人画出“最新最美”的彩卷,然“轻诺延安,寡信北京”,尤其吏治套路还是老旧的“教育为主”,提高“革命自觉性”,要求严格自律以显“先进性”。然娘要争气,儿要撒屁,官员的思想觉悟一代不如一代,如今全然已无第一代的“全心全意”,连“微心微意”都没有了。

大陆媒体虽然只能报喜不报忧,但囿於“收视率”、“发行量”,不得不一定程度满足群众的“喜闻乐见”,不时捅出一些贪官污吏的资讯。同时,“革命人民”亦会从生活中感知官员的“先进性”,触知社会肌理,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亲身领教的官威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笔者飞抵山西运城,乘车前往临汾。运城至临汾的高速公路全程封闭,不让进车了,电子萤幕打出安民告示“道路检测”。晋人则告知:“上面来人了,大官,每次都这样。”总算等到放车上路,规定时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只能跑六十公里,因为前面五辆警车压道,不让超车。果然,前面有“列宁同志”,得让“列宁同志先走”。过了襄汾,五辆警车靠边,估计“列宁同志”已驶抵临汾,不怕后面车辆对其“构成威胁”(车祸?刺杀?)。偌长一条高速公路只让一人车队独享专用,此情此景,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看到。欧美港台,谁敢如此“独享专用”?那些总统总理、元首特首不仅不敢,更重要的是不会,决不会公路私用。这一ABC,在我们这儿,则似乎还有必要给“先锋队员”上上课.

二○一一年八月十三日,上海飞广州的班机全遭航空管制,有的延误有的取消,十二点半的班机,十七点四十分才放飞.原来胡哥出席深圳大运会开幕式后要回广州,在搞净空。

此类让“列宁同志先走”,本人还亲历两回。一、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海甯盐官镇,李鹏来了,要看浙江潮,所有车辆必须让道,一大截江堤让给“公仆”李鹏同志。二、○五年八月初,本人西行新疆喀纳斯湖,因黄菊同志来了,搞封山,幸好我们已进山,但不能走大道,只能行小路。隔了几天,乌鲁木齐机场,舱门都关上了,“净空令”突至,原来黄大人也要走,满满一机人活活等了四十五分钟,目睹黄菊车队开来,登机、转身、挥别,专机滑行、起飞.这才挨到我们“后走”,全机人哪个怨哪个骂呀。那会儿正大张旗鼓在搞“保先”,有人顺口丢怨:“啥仔先进性,明明是先尽兴!”不久,得知黄大人死了,这一机人还怎么“悲痛”得起来?

山西怪事多

二○一○年,山西处分违纪党员干部九千二百一十一人,省委对全省干部提出“五不准”──不准上班时间擅自离岗,不准上班时间玩棋牌搓麻将打游戏,不准上班时间上茶社歌厅洗浴等休闲娱乐场所,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不准参与赌博。是年八月,山西掀起“查岗风暴”,临县安乡乡长上班时间宾馆打麻将,交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上班时间陪老闆按摩,柳林县庄上乡党委书记上班时间茶馆喝茶,太原巿行政执法局第五执法大队长和几名公职人员洗浴泡澡……,所以,出台“五不准”。(《山西吏治改革》,《中国青年报》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换言之,此前可是“五都准”,彼此彼此,一片“和谐”。就是有那么一二楞头青(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看形势,很快明白最佳选择便是“同流合污”。“钢铁”就这样炼成了。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说全国公务员近千万,而管理他们的标准居然还停留在幼稚园的“五不准”。

去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下乡日记》。长治巿沁县册村镇温庄,全村七十六户二百七十六口人,人均年收入一千七百余元;最近五年全县农民每年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副省长摇头:“这叫增长?什么都没干嘛,躺着也能增长啊!”《下乡日记》发表后,刘压力很大,《人民日报》驻晋记者站发安慰短信:不要有压力,山西这些年都是负面新闻,好不容易有个正面的,省委书记看了很高兴.副省长这才放心:“那还好,我没干错事。”副省长的“对与错”得仰观上色,如此心态,能大胆放手为人民服务吗?

“隔墙扔砖”说

“革命人民”将反腐形容为“隔墙扔砖头,砸中谁谁倒楣”。“六四”时就传京谚:“现在的干部,挨个儿杀,有冤枉的;隔个儿杀,有漏网的”。二十二年过去了,社会风气不是越来越好,歪风邪气不是越煞越弱,而是越煞越强。连医务界、教育界收受红包都成了“必须明白”的潜规则.

一位被情妇反水咬出来的贪官,感觉很冤。这么多贪官,这么多贪官情妇,差啥就他一人被情妇卖了?有人掷评:“种种丑陋现象氾滥成灾,为何只有被隔墙之砖意外砸中才得以露出冰山一角?管理部门何在?监管制度何在?”可这么问了六十年,有什么用?没有政改,不进行权力结构的改造,贪官还不是一茬茬“春风吹又生”?“革命人民”眼睛虽然雪亮,有什么用?只能乾瞪眼!

云南“温和腐败”县委书记赵仕永一语穿帮:“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检察日报》二○○九年四月九日)

“最廉洁贪官”

四川内江杨家镇党委书记曾春洪受贿一万八千元,判三缓四。三十名村民联名向法院写求情信,称曾春洪“好同志、好干部”,促进当地农贸发展、建成自来水厂、规划全镇建设、改变原来的髒乱差……困难户想吃肉,都可以去找曾书记。(《成都商报》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廉洁贪官”成了黑色幽默。村民求情逻辑更歪:好像只要做过一点好事,就可干点坏事。“解放”六十二年,第三代“革命接班人”了,思想意识咋还这样?咋还没培养出“现代公民”?

镇委书记食民奉禄,本应为民服务,否则人民何必养着他?百姓何须感恩?但村民的求情基於现实:大多数乡镇干部根本不干实事,不仅佔着茅坑不拉屎,且专以贪腐为务,能摊上一位只贪污一万八的曾书记,很不错了,上上签了。培养出这样的“社会意识”,官吏可以“有限贪污”,谁的政绩呢?

贪官的遗憾

云南玉溪交通运输管理处长兼地方海事局长、航务处长陈有云,“双规”后写交代材料,短短百字,错别字数十,被指谬后,很遗憾地说:“我是能说不能写,如果我真有文化,早就当副省长了。”他的升官底气有二:一、他当官毋需动手写东西,一切秘书代劳,秘书当然不敢纠正首长的错别字;二、“会说”的官员很得油,混个副省长很容易,上峰很欣赏.

这个“无错不成句”的陈有云,履历表上居然还是大学文化。他在交代材料中说:“本应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工作上,但却与爱好赌博的人混在一起,用打麻将赌钱消磨时光。”玉溪运输窝案涉官七人,陈有云一审获刑十三年,其余一审从十二年、十年、七年……。(《检察风云》二○一一年第二期,第38页)

最后一招:恐吓

中共治吏,因高度集权,缺乏分权监督,转来荡去,最后只能袭用封建古法──依赖道德自律,希望官员自筑堤坝提高“觉悟”。可如今官吏一个个猴似精明,什么“阶级觉悟”、“组织培养”,金钱美女面前,一分钟就缴械了。高层没辙,邀请健康专家洪昭光开讲座,专讲贪官命短──“越腐越败,死得越快。”洪昭光引经据典:病由心生,心理压力乃百病之源,百分之七十六疾病为情绪性疾病。他列举贪官命短的例子:“腐败的官员都活不长!”结论是:“廉洁有益健康,腐败导致死亡。因为腐败的人啊,他贪婪,也就恐惧,白天食不知味,夜里寝不能寐,惶惶不可终日,免疫机能全面下降,极易患病。”洪跟踪调查十六名贪官,当时平均年龄四十一岁,十年后,十五人得病(不少是癌症),已死六人。巴西一个医疗机构调查了五百八十三名贪官和等额廉吏,十年随访,结果贪官百分之六十以上得癌症、脑出血、心肌梗塞等,廉洁官员患病率只有百分之十六。广州某三甲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也说,在他救治的肿瘤患者中,相当比例为被撤职或被调查的贪官,他们普遍暴躁不安、恐慌抑郁.(《东莞时报》二○○九年二月十九日)

官满成患

虽然当官乃“高危职业”──最容易被拉下水,又损健康又易入监,但当官仍是大多数国人“最爱”,一顶官帽威风得了!

二○一一年五月九日《南方日报》,继湖南常德石门县被爆超额配备官席──县委常委十六名,正副县长十二名;四川巴中巿所辖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区,共有四十四位正副县长,其中通江县十名(一正九副);南江县十一名(一正十副);巴州区十一名(一正九副一助理);平昌县十二名(一正十一副)。按规定,只能五至七名。(《南方日报》二○一一年五月四日)圣洁高校也是“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口四亿余,一千五百余县,清朝官员总计二万三千人,其中京官二千六百二十二人,地方官一万三千零七人,武官七千四百六十四人。(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136页)据○五年《人民政协报》,全国三万七千乡镇、六十四万个村,乡镇干部一千三百万人,村干部数百万人,开支佔农民负担四成以上。

中共既以左说立国,“红色逻辑”向全社会渗透浸漫,不仅官场必须持守潜规则──说一套做一套,歪理振振有词,分贝响得很,正音正声反而直不起身张不开嘴。社会逻辑如此歪拧,还不让反思,不让说不让论,不让“革命人民”从最近的史训中汲取最直接的经验,“先进性”从何而来?

关键字: 官员
文章点击数: 1504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