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3/2012              

吕耿松:浙江安吉县官商勾结制造冤狱,构陷人逍遥法外孰不可忍

作者: 吕耿松 吕耿松


2009年11月 30日,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挂牌督办五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据称,案件所涉及的河北、浙江、河南、广东、广西五省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国土源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紧密配合,“有效”地开展了案件查处工作。在这五起中央三部门挂牌督办的土地违法案件中,浙江省安吉县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非法占地建设高尔夫球场案名列第二。这个案件的主角即安吉县政府和开发商不仅征地违法,还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报复陷害案,致使一家拆迁户姐弟三人锒铛入狱。后经律师和正义之士多方奔起走,姐弟三人无罪释放,但制造这起冤狱的责任人仍逍遥法外。

“造城运动”糟蹋万亩良田

中国大陆最胆大的媒体《南方周末》2002年4月4日报道了该报驻沪记者翟明磊写的《浙江安吉县“城市化”真相》的报道。据该报道披露,安吉县共有五个乡十六个村庄的良田被非法征用,数量约在一万亩左右。这一万亩土地当时征用时,90%没有任何批文,完全属于非法征地。因为有人不断举报,安吉县于2001年12月用浙江省自行规定的“可以用每年整田新增田亩70%用于建设指标”的办法弄到了3000亩“耕地转建设用地”指标,以抹平一点“非法征地”的痕迹。但即使到了现在,在补办了近3000亩的征地指标后,仍有7000亩属于非法征地。为规避《土地法》规定,安吉县政府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每批次报的均是35公顷以下的土地,不少农田是以“荒地”形式上报的。例如,在余墩村,高档商品住宅楼“银景花园”占用的一级良田60亩以“沙滩地”上报,另有40亩良田以“废耕地”上报;在万头村,部分耕田以“废石基地”上报。上级国土局接到村民举报后曾来查看过,但村里干部得知消息后连夜让人用推土机铲掉庄稼,铺上石头,良田一夜间变成了“废耕地”。

安吉县“圈地运动”最主要的操作者是安吉县经济开发区。根据安吉县县委文件“安委2000”8号文,经济开发区具有“征地”、“规划”、“出租”、“转让”、“出让”,甚至“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权力。2000年3月,开发区主任胡国良在开发区全体党员大会上公开说:“开发区有特殊的权力,可以不要土地局规划局,自己征地,自己出让。”当然,权力最大的还是县委书记。安吉县县委书记戚才祥被安吉县老百姓喊作“戚老板”,他的名言是:“安吉县要把投资者看成上帝”,“对外资企业绝不说一个不字”。戚才祥后的历任县委书记都是萧规曹随。据安吉县的官员说,“县委书记对外资企业老板的服务程度好到了替他擦去嘴角的饭粒”。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发区的宠儿“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是2005年由香港恒励置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恒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料组建的。2005年4月至10月,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生态旅游健身中心项目”先后通过安吉县有关部门立项、可研、选址、环评等审批。2005年11月,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分别与安吉县经济开发区剑山村、净土社区、孝丰镇城东社区 、上墅乡大竹园村以“以租代征”的方式签订租赁协议,“租凭”集体土地2166.616亩建设生态旅游健身中心项目。2005年12月18日,项目正式动工建设。2006年,国土资源部予以制止,施工曾一度停止,但2007年6月又恢复施工,至2008年10月建成18洞标准高尔夫球场,共非法占地618.69亩,其中基本农田209.95亩。

村民的房屋和祖坟被毁

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的“生态旅游健身中心项目”除高尔夫球场外,还有一个“剑山村世纪休闲牧场”项目,其中的马场就占地1000亩。《中国•湖州门户网站》这样描绘这个项目:“大草原那独有的风情,不久的将来会在安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袍坞出现。由香港恒励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恒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12亿,打造一座占地千亩的世纪休闲牧场的项目已经签定……”。也就是说,大漠以北的那些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将人为地出现在狭小的浙北山区。为了让那些纨袴子弟扬鞭纵马,祖祖辈辈居住在这个山区谷地里的农民将让出这片土地,他们房屋和祖坟也将随之夷为平地。剑山村就座落在这个马场的中间。剑山村位于太湖水系的西苕溪河谷,西苕溪的支流大溪流经村内两公里,村庄东南面有一山峰形似宝剑,故而得名剑山村。剑山村是一个以经济作物为主的丘陵村,自然风景优美,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开发商早就垂涎三尺。为了使剑山村的村民搬出他们世世代代安身立命的风水宝地,当局用尽了各种手段:威胁、欺骗、强拆、拘留、判刑,等等。2006年1月6日深夜,政府以“乱伐林木”为由(实际上是村委会叫村民去砍的)翻墙破门进入剑山村五队村民沈学阳、沈学义兄弟家,将他们抓捕。随后不久,当局与开发商勾结,采取栽赃诬陷的手段,将剑山村五队的的夏树理及她的弟弟夏树云、弟媳熊礼凤投入监狱。

夏树理、夏树云是安吉县递铺镇剑山村五队村民。从汉代起,夏氏一族就生于斯,长于斯,并在此入土为安。夏树理的父亲在她18岁的那年去世,当时她的妺妺夏树芬15岁,弟弟夏树云才6岁。不久母亲嫁人,夏树理一手把弟妺抚养成人,后来她嫁到隔壁的灵峰村,把弟弟带到夫家,培养他读完大学。2005年11月16日,安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安吉县平地拆迁有限公司与夏树理的母亲签署了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规定乙方(被拆迁人)“必须在2006年2月15日前将被拆迁的旧房内的一切物品搬迁完毕,并将旧房移交给甲方和受委托拆迁单位拆除”。从法律上来说,这份协议是无效的。这幢房子的主人是夏树云而非他母亲。虽然在婚姻法和继承法上夏母对房屋有所有权和继承权,但她自1980年改嫁后已经25年,没有主张过她对这幢房子的所有权,也没有对房子行使过占有、使用、处置权,事实上,按照中国农村约定俗成的惯例,她已将在该房屋中的权利赠送给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当时夏树理实际年龄不到18周岁),夏母拿到拆迁补偿后立即全额交给儿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中包括公序良俗,作为管理农村的安吉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位已改嫁25年的母亲而不找房屋的主人来签这个协议?夏母年近70岁,不识字,人又老实,一辈子在农村生活,村长是她所见过的最大的官,这就是开发区官员找她签字的原因。在开发区“大官”们的欺骗、威胁下,夏母的丈夫(夏树理的继父)代她签了字。接着,开发区又以同样的手段逼迫夏母在迁移夏氏族坟的协议上签了字。签字后,夏树云的房屋和夏氏十多座族坟立即被夷为平地,夏家祖宗的骨殖裸露于荒野。

举报被诬“敲诈勒索”


开发商通过安吉县经济开发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夏家拿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土地:五间房子包括房前屋后的菜地、空地仅4.3万元、近二十座祖坟的坟地2.3万元、青苗补偿费200元。如果“剑山世纪牧场”建成,这块土地上的收入将是这个数字的几千倍甚至上万倍。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获取夏家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引起夏树理、夏树云姐弟的不满。他们与开发区和开发商多次交涉,但遇到的是推诿、欺骗和威胁。面对强权,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接受残酷的现实。受过高等教育的夏树云毕业后在县财政局工作,见多识广的他了解到安吉县经济开发区和开发商在征地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问题,他把搜集到的资料写成一封举报信,让姐姐夏树理送到县委书记钱坤方、县委秘书金凯和县政府办公室、县信访局及经济开发区等许多政府部门手里。同时,他认为母亲签的那份协议具有商业合同的性质,起草了一份索赔61万的赔偿谈判建议,交给开发区和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

安吉县委、县政府及开发商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收到举报信后,认为夏家姐弟的举报打乱了他们的既定计划,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危及他们这个利益群体。现在夏家姐弟的举报还只限于安吉县范围,必须尽快将其控制住,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失去人身自由。于是,一个栽赃诬陷的阴谋出笼了。

2006年1月13日晚上9点半左右,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唐智群打电话给正在杭州某大学读研究生的夏树云妻子熊礼凤,要求与她见面协商房屋拆迁的赔偿问题。熊礼凤是医学硕士,当时她正埋头读书,对于房屋拆迁和祖坟迁移之事,她一直没有参与,夏树云也不让她卷入,她的电话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唐智群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获取了 熊礼凤的电话号码,并让她卷入这场纠纷。熊礼凤不知所措地告诉了丈夫和姐姐。第二天,夏树云、熊礼凤夫妇及姐姐夏树理在递铺镇蓝山咖啡厅与唐智群进行首次谈判。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谈好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赔付25万元,分三次付清,首次付10万元,但夏树云等三人得签署由唐智群写好的承诺书。夏树理、夏树云和熊礼凤起初并不同意在承诺书上签字,但在唐智群的一再劝说下,三人才分别签字认可。承诺书签署后,熊礼凤预感到这可能是对方设的一个圈套,对自己不利,向唐智群提出退还10万元钱,拿回承诺书,但遭到唐智群的拒绝。

2006年2月23日,夏树理等签署承诺书后一个月,安吉县经济开发区向警方报案,称夏树理、夏树云、熊礼凤三人对开发商敲诈勒索。次日,夏树理三人被刑事拘留。4月2日,三人被检察院批准逮捕。8月22日,夏树理、夏树云、熊礼凤分别以敲诈勒索罪被安吉县法院判处六年、四年、两年有期徒刑。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这里的主观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要件是“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在本案中,夏家姐弟并没有以非法占有的主观愿望,而只是要回自己应有权利。《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个民事合同,夏家姐弟认为母亲与拆迁方签订的合同无效,要求重签订合同并不违法,索赔61万元只是谈判建议,而且从对方的收益及己方受到的损失来看,索赔61万元并不过分。事实上,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中,已将61万元降到了25万元,这完全是民事合同签订过程中一方对民事权利的主张,而不是“非法占有”。其次,夏家姐弟只是举报征地违法,并没有“威胁或者要挟”。区分一个行为是否威胁或者要挟,要看它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举报是一种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它当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更谈不上刑事违法性。跟开发商的谈判是开发商主动提出的,整个谈判的过程是讨价还价,与“威胁或要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安吉县法院给夏家姐弟三人安上敲诈勒索的罪名完全是栽赃陷害,目的是阻止他们举报。

熊礼凤是在大学里被警察抓走的,她的同学和老师绝对不相信这样一个人品非常好的学生会“敲诈勒索”,他们非常震惊,也非常愤怒。在熊礼凤的老师和同学及律师的多方奔走下,案子捅到了浙江省政法委书记夏宝龙那里。2007年6月5日,湖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夏树理、夏树云、熊礼凤三人无罪,当庭释放。但二审判决书只说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没有对举报行为是否构成“威胁或者要挟”予以澄清,这对他人举报政府违法征地仍然没有提供安全保证。

儿子枉死竟也构罪

这个案子的主角是夏树云,因为拆掉的房子是夏树云的,举报材料是他写的,赔偿所得的钱也是他拿的。即便“敲诈勒索罪”成立,“主犯”应该是夏树云。然而奇怪的是,夏树理却成了这个案子的“主犯”,判了六年刑,而夏树云则比他姐姐少两年。安吉县法院的判决书中说:“由于被告人夏树理因儿子猝死之事多次上访受开发区管委会阻止,一直未能按其意愿得到处理,便耿耿于怀,遂萌生向项目开发商索赔之意”。这段话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夏理儿子“猝死”,二是开发区管委会多次阻止夏树理上访。夏树理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按照医嘱,他不能干重活,也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夏树理儿子是初中生,在家里由父母对他监护,在学校里则由学校对他监护。2001年5月21日,学校组织蓝球比赛,并叫夏树理的儿子参加。在比赛过程中,夏树理儿子因心脏发作倒地,学校没有及时抢救,过了很长时间才把他送医院,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如果学校不叫他比赛,如果抢救及时,夏树理有儿子是不会死的,所以他的死并不是“猝死”,完全是学校不负责任造成的。学校赔了夏树理25000元,夏树理起诉到法院。安吉县法院判决学校赔偿8000元,夏树理还得返还17000元。夏树理上诉到湖洲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判决赔偿50000元。夏树理认为,儿子死时只有15岁,按照法律学校负有监护责任。学校明知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却叫他参加蓝球比赛这么剧烈的体育运动,倒地后又不及时抢救,因此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决不是赔50000元钱(实际上不叫赔偿叫“补偿”,以此让学校逃避法律责任)所能解决的,于是她多次到北京上访,但多次被开发区管委会截访带回,并被黑监狱关押。这么大的冤情,安吉县法院不仅不予公正处理,反而作为一条罪状来对她进行惩罚,冤上加冤,制造了又一个“窦娥”!

构陷者仍逍遥法外

按照中国传统律法,诬告他人犯罪是要反坐的。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令:“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唐律疏议》卷二三:“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反坐,就是以诬告人所告之罪惩处诬告人,譬如在本案中,唐智群等诬告夏家姐弟敲诈勒索罪,按反坐法就以敲诈勒索罪治唐智群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这条规定虽然不是反坐,但也明确了诬告陷害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2007年11月22日,夏树云写了一份长达12000多字的《刑事控告书》,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和妻子、姐姐被诬告陷害的过程,要求司法机关对原县委书记钱坤方、原县政法委书记刘宏伟、县公安局局长章新泉、县检察院原检察长沈亮、县法院院长张建乐及公检法相关人员立案侦查,追究他们诬告陷害、枉法裁判的刑事责任。2011年7月,夏树理向分别向安吉县公安局、湖州市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和安吉县检察院、湖州市检察院、浙江省检察院递交了《关于浙江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及该公司执行总裁唐智群涉嫌诬告陷害的控告信》,要求追究唐智群、张克夫(公司法人代表)的个人刑事责任和安吉龙袍坞生态健身有限公司的单位刑事责任。两控告人提出控告时,有关责任人都没有超过追诉期,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至今均未立案。2011年8月25日,安吉县公安局给夏树理的“安公不立字(2011)第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称:“你于2011年7月28日提出控告的唐智群涉嫌诬告陷害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一句话就给搪塞了。2012年1月18日,夏树理向杭州市拱墅区法院起诉唐智群和张克夫名誉侵权(拱墅区为被告所在地,唐智群住杭州市拱墅区),但第二天就被拱墅区法院拒绝。2011年11月和2012年3月,夏树理和代理律要求到安吉县法院复印有关其“敲诈勒索罪”的相关资料,也屡次遭到法院拒绝。

当监狱的门向老百姓敞开时,公安局的门、检察院的门和法院的门都是开着的;当权利的门向老百姓敞开时,公安局的门、检察院的门和法院的门都是关着的──夏家姐弟的冤案又一次证实了中国当下的司法黑暗。这个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官升一级。原安吉县县委书记钱坤方当上了湖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原安县政法委书记刘宏伟则当上了安吉县委副书记。至于唐智群们,仍然在权贵的庇护下,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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