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2/2012              

付勇:唤起民众才能实现民主转型

作者: 付勇 付勇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辛亥百年之际,不论是中国当局,还是中国民众,都本该深受触动,不仅该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的先辈,也该广泛宣扬辛亥革命的意义,可都没有多少积极反应,既没回应民主革命先驱们的诉求,又没吹响民主转型的号角,以致没有掀起民主化浪潮,致使大江南北只是轻轻回荡一阵阵民主呼吁,只是微微泛起一阵阵民主化的涟漪,只是淡淡掠过一阵阵茉莉花的芳香。

出乎世人意外的是,地处北非中东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则掀起一浪高过一浪民主化浪潮,而由此引发席卷专制的“阿拉伯之春”,不仅波澜壮阔,还影响深远,更震撼人心;不仅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更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笔墨;不仅让中国民众感慨万千,还让中国民众颇受刺激。不论是突尼斯民众通过“茉莉花革命”赶走本•阿里,还是埃及民众通过不断示威迫使穆巴拉克下台;不管是巴林民众通过不断集会促使政府妥协,还是利比亚民众通过不断奋战推翻卡扎菲四十多年的强权统治;不管是也门民众通过不断抗争迫使萨利赫辞职,还是叙利亚民众通过不断抗议向阿萨德宣战,都是从一次次社会呼吁发展到一次次社会发难,又从一次次社会发难演变成一次次社会民主化浪潮,最终通过一次次社会民主化浪潮冲毁一个个专制政权。

简括而言,“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中东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议题的社会运动,由于这些运动都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进行,因此不但影响广泛,还影响深远,以至促成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进一步说,这场民主运动以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而由此引发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致使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而运动浪潮不但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还致使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引发“阿拉伯之春”这场民主运动的是突尼斯,而其导火索竟是一个小贩抗议自焚事件。2010年12月17日,26岁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而在此期间因遭受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以致抗议自焚,不治身亡。这个事件不仅激起了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潜藏的怒火,致使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随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后的第29天,在国内骚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突尼斯这个自己统治了23年的国家,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由于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因此,发生在突尼斯的这次政权更迭被称为“茉莉花革命”。
   
本•阿里离开之后,突尼斯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创建了一个看守联合政府。而联合政府成员既包括本阿里党,即宪政民主联盟的人,也包括来自其他部委的反对派人物。然而,新任命的5个非宪政民主联盟部长立即辞职。由于示威活动还持续不断,迫使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加努希在1月27日内改组整体政府,解除所有的前宪政民主联盟成员的职务,不久即2月6日又暂停前执政党。而到了2月27日加努希也被迫辞职,接任总理的贝吉•凯德•埃塞卜西3月9日将宪政民主联盟解散,使其退出政治舞台,而让“茉莉花革命”不仅得以绽放,还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发了埃及民众,在本•阿里离开突尼斯10天之后,也就是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骚乱、罢工等反政府运动。抗议示威活动波及埃及国内多座城市,其中尤以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最为激烈,据称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此次抗议,不但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还要求军队结束戒严,还要求终止紧急状态法,还要求获得自由和正义的权利。2011年2月11日,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为了要抑制抗议者能通过社会化媒体的组织能力,穆巴拉克不仅消除国家的互联网接入,还趁数万抗议者在某些主要城市的街道上抗议任命新的内阁,还任命了近30年来的第一位副总统。2月10日,穆巴拉克把总统权力交给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可随后又宣布将继续担任总统,直到他的任期结束。2月11日局势又峰回路转,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结束他长达30年的统治。随后埃及军方不仅立刻暂停实施宪法,还解散两院议会,承诺解除该国三十年的“紧急状态”,并在6个月内或最迟在年底实行自由、公开的选举。

受到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的鼓舞,利比亚民众于2011年2月15日掀起反政府抗议活动。2月18日,反对派控制了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大部分地区,尽管政府派出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前去镇压,但都被反对派击退。2月20日,抗议活动已蔓延到首都的黎波里,为此卡扎菲到电视台警告示威者,国家可能陷入内战。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十余国家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战争正式打响,从此持续了半年之久;7月15日,美国北约等39国及组织承认利反对派政权;8月23日,利比亚反对派占领阿齐齐亚兵营控制利首都,同日埃及政府宣布承认利比亚反对派;9月25日,利比亚执政当局部队攻入卡扎菲老家苏尔特;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身亡,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占领苏尔特;10月31日,北约宣布结束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同样受到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的鼓舞,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于2011年1月到2月,也爆发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此后也门局势一直处于动荡状态,抗议示威游行不断升级。4月23日,迫于国内反政府示威的压力,也门总统萨利赫同意接受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调停方案,将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但后来萨利赫本人拒绝签署该协议,而反对派也拒绝由政府高官作为代表签署协议的提议,于是导致协议被毁。6月3日,也门总统府内一座清真寺遭到炮击,造成总统萨利赫和议会发言人受伤,随后萨利赫被送到沙特进行疗伤。9月4日,数十万名民众在首都萨那的变革广场和第六十大街进行大型的示威游行,连塔伊兹、荷台达、哈贾、伊卜、阿姆朗等省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致要求萨利赫立即下台,成为也门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9月23日,萨利赫回国,25日发表电视讲话说:“我拒绝权力,并将在未来数天内放弃权力。”11月19日,萨利赫在视察共和国卫队时表示他辞职后将把权力移交给军方。11月23日晚,萨利赫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昭示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同样受到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的鼓舞,叙利亚民众也掀起抗议示威浪潮,而当前的发展势头虽如火如荼,但总体局势还处于僵持的状态,是否会成为“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还需要继续观察和等待。

同样受到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的鼓舞,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于2月17日匿名发起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但由于当局不择手段地封锁网络,疯狂封堵集会地点,大肆围剿参与人士,致使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一时难以绽放,难以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巨浪。进一步讲,由于低估了当局的强制能力,而高估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高估了民主转型的动力,高估了民主化的基础,致使中国的“茉莉花
革命”没有产生以点带面的效应。

首先,就低估当局的强制能力而言。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当局都特别崇尚暴力强制能力。如果说国家权力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也是通过国家政权发生的政治权力关系,更是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其意志和巩固其统治的支配力量,那么国家能力则指的是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而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而作为国家能力主要因素的强制能力则是指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机构、威胁等方式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能力。

诚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局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废除一党专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国家能力一直处于畸形发展状态,以致过于强化强制能力,不仅增加军备开支,还加强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即加强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其中用于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仅用于国内的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多少人民币,累计起来很难查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仅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而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而这么庞大的维稳经费所产生的效应可想而知。

其次,就高估民众参与的积极性,高估民主转型的动力,高估民主化的基础来说。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局不断深化经济改革,不断扩大科教改革,不断拓展其他改革,然而出于维护统治地位,当局对于政治改革完全选择回避要害,不是空喊口号,就是把行政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导致政治改革难以展开。尽管大多数百姓都明白,要真正进行政治改革,那就必须终结一党专政,但大多数百姓因为怕遭迫害镇压,所以都选择忍气吞声,而既不敢表示不满,又不敢付诸行动,以至不是在当局的迷惑下埋头赚钱,就是在当局的诱导下设法钻营。因而在当局与百姓分别作出这种选择后,中国的政治改革自然就举步维艰,以至不但导致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困境而停滞不前,更导致中国民主化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展开来讲,由于当局深知如果全面推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那自己就成为改革的对象,而只有回避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维持现状,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对当局来说,不管百姓如何选择,自己的理性选择都是回避政治改革。而按理说百姓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有借助政治改革,才能改善自身的处境,因此都应推动政治改革,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也回避政治改革。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在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如果百姓还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就会遭到当局的镇压,以致出于趋利避害,只好选择回避,而不敢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对百姓中的一些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来讲,他们本应是要求进行真正政治改革的最有力量的社会群体,可由于一些人怕遭迫害,而另一些人被当局收买,以致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全都沉默,不是回避政治问题,就是为当局歌功颂德,为当局涂脂抹粉,为当局摇旗呐喊。而这些比普通百姓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们与当局沆瀣一气后,政治改革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强化了。此外,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不仅敢于不断呼吁政治改革,并强烈要求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还为此不是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就是积极参与维权运动,要么积极推展公民运动,但一方面因为人数有限,而又各自为战,过于松散而没凝聚起来;一方面因为违背国情而一味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以致非但没有唤起民众冲破政治改革的困境,反而使之每况愈下。总之,由于当局无意展开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百姓又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加上民主斗士势单力薄,又没唤起民众,因此,不仅导致政治改革的动力严重不足,也导致中国民主化的民众基础薄弱。

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共当局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那么百姓怕遭迫害而在政治改革上选择沉默则是中国民主化的桎梏,而民运力量过于松散而没有形成合力则是中国民主化的瓶颈,而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人数过少和积极性过低则是中国民主化的短板。

当然,并非没有走出民主化困境的捷径。要走出民主化的困境,指望中共当局自觉自愿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出路在于一要必须解除中国民主化的桎梏;二要必须扩开中国民主化的瓶颈;三要必须加长中国民主化的短板。而要解除中国民主化的桎梏,要扩开中国民主化的瓶颈,要加长中国民主化的短板,那就必须唤起民众。而要唤起民众,那不但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百姓的民主认识,也要挖掘各种资源加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更要疏通各种渠道激发民众的民主斗志。

自古以来,不管哪个国家实现民主转型,民众都不仅是民主转型的动力,更是民主转型的着力点,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让民众认识到一党专制既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又是社会最大的隐患,不仅危害国家,危害社会,危害民族,更贻害人民,贻害家庭,贻害个人。而民主不但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的基础,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会的支柱,也是强国富民安邦的根本,还是最大的生产力;不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也能化解许多社会矛盾,还能把坏思想改造成好主张;不但对所有人都有利,也能全面遏制腐败,还能造就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促进国家科学发展,也促进社会和谐繁荣,还促进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以至既对国家有利,对社会有利,对民族有利,也对人民有益,对家庭有益,对个人有益,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

尤其是不但要绘制出能够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能够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够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夯实民主化的基础,进而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
体制,迫使当局全面展开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构筑高效廉洁而又讲求公平正义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从而确保通过选举产生权力,确保权力定期转换,确保权力纵横分散,确保权力运作规范,确保运用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利用社会监控权力,进而确保权力减少操作失误,确保权力提高运作效率,确保权力降低运行费用,以至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确保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确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确保国家科学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繁荣,最终确保国家权力不仅为人民着想,还为人民服务,更为人民造福!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而没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唤起民众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仅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截止2009年国有资产已高达43万亿元,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左右),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阿拉伯国家,从而铺筑一种新型民主之路,并使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世功效。

综上所述,如果说民众既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又是中国民主转型的着力点,那么通过广大民众自下而上地奋争以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而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则是民主转型的基础。倘若基础不扎实,别说建造民主的丰碑,就连民主的地基都打不好,因此必须先夯实民主化的基础,也就是说不仅必须先要绘制出能够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能够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够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才能唤起民众解除中国民主化的桎梏,扩开中国民主化的瓶颈,加长中国民主化的短板,以至实现民主转型,而让民主植根于中国的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每个炎黄子孙!

2012年6月30日
关键字: 付勇 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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