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9/2012              

野火:为何不愿下半旗致哀?

作者: 野 火

天灾固然难免,但人祸不可免责。而且,中共对天灾的一贯托词,都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老天爷。大到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如此,小到2011年7月23日的动车事故也是如此。

一、7月21日的暴雨并非“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暴雨”

7月21日的暴雨过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发布了一条类似主旋律的新闻《北京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暴雨》。新闻中说:“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周正宇表示,昨日(22日)最大的降雨量有两个点,一个是房山的河北镇,雨量达到640毫米,一个是房山坨里,总计在360毫米。这个雨量、雨强和下雨范围,都是北京解放以后前所未有的”。“截至21日22时,北京20个国家气候观测站的平均降水量为163.7毫米,这是北京自1951年有气象观测以来观测到的最大值。”但这却是真实的谎言。据2008年发表在《北京水务》上的《北京638特大暴雨洪水回顾与启示》(作者为北京水利协会李裕宏老师)一文记载:“1963年的8月上旬,北京城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到950毫米”。由此数据可知,7月21日的暴雨并不是“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暴雨”。比较63年8月上旬的那场罕见“特大暴雨”而言,北京这场暴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63年的那场暴雨就远远比前几天21日的暴雨下得更烈,时间也更长。

灾难固然可怕,但没有反思也无人出来承担责任则更可怕。北京城里一夜之间37条生命就在暴雨之中痛苦地消失,这难道都是老天爷的罪错所致?现在官方发布的遇难人数也令人存疑,据凤凰网跟踪报道,“在重灾区房山区河北镇,降雨量高达五百一十九毫米,十二个乡镇交通中断成孤岛,有河道决堤致村庄没顶,该区良乡小清河已打捞出几十具尸体”。 “有的尸体就放在被淹没的桥头,无人认领”仅此已然不止37人的数字。北京市政当局在不太久的未来是否会如实公布大雨中死难者名单,举国上下将拭目以待。

更为荒唐的是,当遇难者的冤魂尚未瞑目之日,当他们的家属还未从悲痛欲绝之中醒过神来之时,官方的新华网就迫不及待地在高歌《暴雨中闪光的“北京精神”》了!这还真有点陶渊明“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味道。

且不说该文中以“欣慰的”口吻与刚死去37人的悲痛气氛多么不合时宜,即以文中把环卫警察等职责人员应做的工作拔高到闪闪发光的“北京精神”,就特别使人顿觉“做作”得难受。文章“欣慰的”是“领导的积极行动”,“欣慰的”是职责人员应该做的本职工作,独独把37条人命的惨痛冲刷得一干二净,而把政府该负的责任悄悄藏到“背后”去消化。官网的如此拙劣表演,不禁让人想起汶川地震时 “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兆山”的文坛笑话。余秋雨用他那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彻底暴露出这位没有怜悯心的、道貌岸然''的虚伪文人的肮脏心态和丑恶的灵魂!而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则以旁观的姿态以废墟下遇难者知恩图报似的口气向发出“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表忠赞歌”。其文堪比“北京精神”,而媚骨媚肉何其相似乃尔!

北京这次雨灾,仅仅发生在美国宣布为12名枪案遇难者举国降半旗以示哀悼的第二天,但北京的国旗却至今不肯为那普通的37名遇难者降下半旗。同样是被意外横祸夺去的无辜生命,同样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美国的民选领导人与中国并非民选产生的领导人的所为相比,其情其心,无需言语,已立见高下。

有网民调侃曰,“美国前几天发生了严重的枪击案,已造成十多人死亡。美国全国降国旗致哀。如果中国也为那些官民冲突中死亡的,动车死亡的,毒奶粉毒死的,矿难冤死的等等,都以降半旗的方式哀悼的话,那么,一年之中的365天,国旗将没有机会升起。”

二、北京的光鲜外表无法抵制一阵暴雨的侵蚀

从北京雨灾之后的报道可知,当晚的救援反应均显迟钝。报警不是占线就是无人应答。可见中国的救援应急机制仍然反应十分迟钝。但有一点却绝对属于例外。那就是当局在处理群体性示威事件时,出警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应迅速。正如民间著名评论家李承鹏所描述的一样:“……就在普通市民打开自家的房门,私家车主冒着发动机被淹的危险一个个搭救路人时……平时见个小贩就追得狼奔豕突的城馆却不见踪影。”

回顾北京“两会”期间,当局可以充分利用手机短信进行社会控制和舆论控制,一再要求市民维持社会秩序,遵守市府规定,然而当大灾来临之际,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曲晓波却表示:“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尚有技术障碍”。事实上,北京市连一个灾害预警短信都没有发送给市民。

尤其令很多国人蒙羞的是,在天灾突降之际,交警部门仍趁火打劫地在路边忙着贴雨后乱停车罚单。虽然在网民的强烈反应下,北京市副市长急忙出面作了弥补性表态,所贴罚单作废。但终究让人又一次体会到了政府在城市管理和法律法规设计上的非人性化。

而且,据《新京报》报道,在灾害发生之后的22日凌晨,很多出租车司机、旅馆和酒店都坐地起价。如三元桥一旅馆竟将住宿价升到2160元一晚。有的出租车从机场到城里则宰客到400元。这无异于让暴雨中处境艰难的人们同时遭受到双重打击。

北京的这场暴雨,让我们看到了这三十年间的中国人在文明和爱心上的缺失和沦丧。我想,多少年之后,人们还会记得,在2012年7月21日之夜,北京市内没有一处政府的厅堂为遭遇天灾的难民提供临时庇护所,也没有一辆公车愿为路上难以回家的人们提供免费的运送服务,更没有一家旅馆酒店愿为难以回家的弱小妇孺开一个钟点房。北京,这座一心只图面子工程的城市没有想到,当初在给这座千年古城粉妆涂抹之余,还需花心思改建一下用前苏联落后的模式设计建造而成的城市下水道。毛泽东当时只为意识形态所需,一头抱紧了苏联老大哥的大腿就生搬硬套,于是就在全国几乎所有城市留下了一临暴雨就成泽国的后遗症病象……

据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介绍,中共建政初期,城市排水多采用苏联的设计理念,当时北京建的是小排水管道,按0.5年甚至0.3年一遇的标准设计,所以他说,北京“一年淹两三次是正常的。”中国许多城市水利防范措施的普遍性失位,掩盖不了当局追逐经济利益和GDP数字的短视和急功近利,掩盖不了官员们漠视和忽略市民根本生活需求和生命安全的冷酷态度。

应当反思的是,正当北京遭暴雨重创瘫痪之际,许多网媒将青岛誉为“中国最不怕淹的城市”。因为百年之前的青岛城市下水道是由向来做事严谨负责的德国人设计施工建成的。至今还能应对至少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量,设计标准比北京高很多。所有百年之后的青岛,其下水道工程仍然固若金汤。

有网民调侃曰:有个城市这两天雨后如威尼斯,前几年沙尘暴如迪拜,起雾时又像伦敦,而房价每平方两万起,领导出行交通管制如平壤,可它还配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北京欢迎你!”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北京市的预警系统、排水系统全线瘫痪,导致大量人员因此而伤亡。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这场灾难是由政府无所作为造成的。其主要领导人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人们很清楚,在现行制度下,很难对北京市政府领导人抱有“引咎辞职”的期待。

北京仍然只会坚称说,暴雨成了“六十一年一遇”。就像北朝鲜干旱总要说成“百年一遇”,西南大旱说成“六十年一遇”一样。对此,有位网民的反唇相讥正好道出了我想说而未说出的心中块垒——“你们说的这些,都被我遇到了,而没遇到的是,五年一遇的‘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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