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29/2007              

在夜郎被捕

作者: 李元龙 李元龙

 

2005年9月9日,对我来说,这一天是一个充满恐惧感的,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我心情也不错。早上九点来钟,骑上摩托车,准备先上街取头天拍摄的一些待用新闻照片,然后去上班。我所在的周末特刊部,每周五上班,出第二天的周末版报纸。

哪曾料到,此时此刻,已有不知多少双不怀好意的、也许还加了望远镜的眼睛,已在见不得天日的地方盯牢了我;我的手上、脚上,实际上已被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魔鬼戴上了手铐、脚镣。

摩托车仅驶出几百米,手机响了。

“喂,李元龙吗?我是某某。总编有急事找你,你赶快到他的办公室去。”

今天我值班,一小会就要去办公室,还用打电话催我?难道临时有较急的采访任务要我出马?这是我接到电话后的第一个猜想。

进入报社大门前,我头脑里飞快地闪现过一丝疑虑:我在网上发的文章莫非……?

忐忑不安中来到总编办公室门前,敲门。

请进,里面是总编的声音。

推门进去之后,我立刻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因为除了总编之外,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还站着七八条眼光凶狠的大汉。

“我们是贵州省国安厅的,你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奉命对你进行调查,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其中一条贵阳口音的大汉说。

“ 我没有干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说。

“你放心,没有掌握一定的事实和证据,我们不会随便来找你的!”大汉们铁板钉钉般地说。

强行要去我手机后,大汉们又要我的住宅钥匙。

“这是我的私人住宅钥匙,我不能给你们。”我说。

他们强要。我不给。

“元龙,配合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吧。”总编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不是我期待的民国时期蔡元培、史量才等秉承职业良知为属下教职员工、记者编辑的安危挺身而出的态度,我更加感到孤立无援,感到寒彻透骨了。

我知道他们可以硬抢,还可以撬锁砸门,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将钥匙给了这伙人。

接下来,我被带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开始翻我的办公桌抽屉。一些弱势群体求助媒体的材料,我的一些显得“可疑”的手写稿,乃至我和一位同事尚未寄出的加入一主旋律写作学会的表格,都被他们如获至宝地收入了囊中。我在心里有几分轻蔑地说,搜吧,查吧,在这里,一份能让你们立功受奖的东西,你们也找不到。

一个黑瘦、操毕节口音的国安举着摄影机,一会儿对着东翻西找的同伙,一会儿又对着落入他们网中的我。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厌恶感,高举起一张报纸作阅读状,以遮盖住自己的面部。

我要上厕所解手,我要下楼加衣服,都有一个国安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我哪里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

随后,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带着他们的猎物——我,他们回到了毕节地区国安处。一番审讯之后,已是下午五点过钟,他们说,要把我带到贵阳去。我要求给妻子写几句话,他们说,不能涉及案情,简短些。

我提笔,草草而书:

秀敏我妻:
实在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我万分歉疚,但也无可奈何。存折上那两千元钱,是我准备资助熊春丽的,如今,你按照更急需的地方去使用吧。我如今没了收入,但房屋贷款、私人借款还得还,李鹓明年读大学要用一大笔钱,我请律师还得花一大笔钱,经济上实在不行了,找爸爸先帮助帮助。还不行,可找我的朋友,甚至找我帮助过的、如今有了收入的大学生借借。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你千万坚强些,家和李鹓都拜托你了。嘱李鹓不要因此一蹶不振,明年能考取他想考的大学,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爸爸那里,你也尽力帮我宽慰他。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保重自己,望勿过多担心。

                                                                           歉疚的元龙
                                                                                        

一名国安带着我的便条去了一会儿,带来了妻子给我准备坐牢的衣物,还有一张我将终生视为无价之宝的便条:

元龙:
家中的事情你放心,相信我。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相信老天一定会保佑好人的,我无论怎样,都等你回来!
                                                                                                 敏

被他们带上车后,我左右两边,一边一个国安“护卫”着我。车驶出国安大门,没想到还会有两个很要好的同事在此等候着为我送行。车未停,我只能隔了车窗玻璃向她们挥挥手。表情也异常沉重的她们,也只能默默地向我挥挥手。

重获自由之后,敏妻曾遗憾万分、泪水滢滢地对我哭诉说,当时,她曾一再向尚在抄家的国安请求:“让我见他一面吧,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说。我一个身单体弱的小女子,也做不了什么让你们担心的事的,求求你们,无论如何让我见他一面吧!。”

但是,任何请求、再多的泪水,也没有让那伙人起半点怜悯之心。

灾难从天而降,一刹那间,我从一个令人羡慕的记者,从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毕节地区“十佳青年”提名者的身份,变成了一个与诈骗犯、三只手、强奸犯、大毒枭同床共枕、称兄道弟的囚徒。让我略感奇怪的是,在整个充满恐怖气氛的过程中,我为什么声音没有打颤,手脚没有发抖。但心里的悲凉,只有我最清楚: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重新回到温暖无比的家中,才能重新与我深爱,也深爱着我的父亲、妻子、儿子团聚?

数小时之后,我被关进了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二楼三号监室。看守所提供的被褥,薄得不能再薄,我又瘦骨嶙峋,硬床板对尖骨头,弄得我每隔十来分钟,就要翻回身。加上头顶明晃晃彻夜无情地照射着的节能灯,以及为自己前途和命运,为至亲亲人安康的忧虑等等,使得我一夜未曾入睡。

在国安看守所的最初五十来天,我被一人独囚一室。我至今认为,将思想犯、政治犯单独囚禁,是他们对付思想犯、政治犯的特殊手段。直到当年十一月初,我才被“特许”与另一个涉嫌间谍罪的人关押在一起。在得知我失去自由的那一天是九月九日后,他惊讶地说:“巧了,那一天正好是毛泽东魂追秦皇的日子。”

我听了之后,如一股电流通过全身: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神灵在向我昭示——我,以及千千万万个想做真人、说真话的良知尚存者之所以足将行而踌躇,口将言而嗫嚅,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会无罪而陷牢笼,根本原因之一,不就是那个“伟大领袖”阴魂未散吗!

从上诉到二审判决下来,我被他们判成正式的“国家”、“人民”的敌人,足足有五个多月。无巧不成书的是,二审判决下来的那一天,刚好又是“伟大领袖”降临人世的日子——2006年12月26日。这虽是后话,但我还是愿意相信,这是冥冥之中的神灵再次暗示我,这与我的“双九”之灾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是啊,死期、生日,一死一生,不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他们抓、关、判我,不是让我成了“网络名人”、不是让我头上有了令人羡慕的“作家”头衔吗!敌人对你的帮助有时侯比朋友还大,这是西方哲人的说法;我国方耆儒的说法,则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如果,他们有大智慧、是大聪明,或者说,他们是真心热爱他们的党、真心热爱他们的国家的,那么,他们不仅不会以我为敌,相反,他们应该以我,以我们为友——说我好话的人未必是我的朋友,说我坏话的人未必是我的敌人。

倒霉的星期五,看开看透看长远些,不也就是获得新生的星期五吗!

谢谢“党国”的栽培!
                                                                                                     200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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