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博客 】  时间: 10/8/2012              

傅国涌:忧心如焚,回天无力——悼念胡绩伟先生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2012年9月16日,96岁的胡绩伟先生悄然走了。

得知噩耗已是次日中午,我在博客上转载了十多年前他夫人为《脊梁》写的长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因涉及“##”等敏感词很快被删除了。在权势集团眼中,他今天依然如同一根芒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革命党阵营中出来的报人,致力于推动新闻自由,不停地呼唤民主。他虽无邓拓那样的才华和魅力,但他的正直、诚恳、直率和执着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二十三年之后,他以望百之岁告别人世,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已竭尽所能,把他能发挥的能量几乎都发挥出来了,特别是他留下的《胡赵十年新政》,以他的亲历亲见亲闻,为充满生机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释。

1989年春夏之交,由学生运动引发的民主运动席卷全国,戒严令下达之后,他得知北京的医院已在发急救包,为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生命忧心忡忡。5月21日,他委托《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前往广场劝说学生撤退。当高瑜带着三个学生来到他在煤渣胡同的家时,他见到学生大为热情,全家人都迎了出来,又送面包又送水。高瑜曾目睹他在沙发上向学生左右挥动双拳说:“敌进我退嘛!”老人的真挚热情,老人的可爱天真都在这个画面中毕露无遗。高瑜被捕后,公安审问她时,要她写胡绩伟的材料,写了三、四次都通不过,其中就是少了这个细节,而公安通过学生掌握了这个细节,最后公安在她面前把双手攥成拳,在胸前左右晃动,“还说,敌进我退。”

当年5月10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拟定6月20日左右在北京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议程包括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消息见报后,人们产生了通过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程序解决重大问题的希望。我曾看到过绕着纪念碑的大标语:“召开人大,推进民主”。胡绩伟为此做了重要的工作,5月25日,他征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他也因此获罪当道,遭撤职、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他家的那张沙发,几年之后我也坐过。老人的神态、口气如在眼前。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进北京煤渣胡同三号《人民日报》分给他的宿舍,记得是独院,天井中种满了花,进门是个不大的厅,有一张长沙发,里面是他的书房。老人身体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聋,带了助听器。此前,我读过他1995年的新作《新春放语》,从西安林牧先生那里辗转传来的。又听说他新写了一篇长文《论和平与民主》,他却没有多谈他的这些文章,而是谈了些养生之道。我临走时,他去书房拿了一本《方法》杂志,告诉我这是一本讨论聪明与愚蠢问题的刊物,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谈养生经验的文章。

2000年,我和百华等几个朋友编《脊梁》一书,胡绩伟先生这篇是由他夫人狄沙和林牧执笔的,狄沙的部分有7800多字,对他生平的介绍很详实。大约2002年,我和丁东先生一起去过他的新家,在金台夕照的《人民日报》宿舍,老人见到我们很高兴,在客厅里谈了两个小时,老人除了听力不好,精神状态很好。他送了我自印的《胡绩伟自选集》三册:《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报人生涯五十年》。他们夫妇很想多要几本《脊梁》,我让他们托人去香港取,当时还写了一张纸条。

自1989年之后,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在这个统治体制内或被出局,或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茬又一茬的势利之徒,权力内部的生态普遍恶化,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加大,那些把持着大大小小各种位置的人,往往只在乎一己私利,根本不关心这个体制的未来,当然更不关心自己身后是否洪水滔天,只要他们继续有机会捞取好处就好了。这是胡绩伟们所无法想象的。统治体制内的理想主义者在“##”之后渐渐老去,十年来,李慎之、吴祖光、何家栋、李普、李昌、朱厚泽等相继离开(还有赵紫阳)。健在的李锐、何方、杜导正等先生也都八、九十岁了。他们经历了年轻时的理想被毁灭的过程,患难和痛苦转化成为他们自省和批判的动力。他们晚年目睹自己投身的这个革命党一天天腐烂下去,目睹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遏制的贪婪、利己趋势,眼看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忧心如焚,却又无力回天。岁月无情,那一代人不断凋零,更无情的是扼住了中国咽喉的权势集团,他们的冷酷、冷漠正把中国带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面对这个已拥有八千万之众、掌握着泱泱大国命脉的党,他们的心情何等复杂,作为从延安、从地下党一路走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命与这个党已经不可分了,他们与个这个党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们只能恨铁不成钢,内心的苍凉和期待交织,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到老也没有办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给他们的限制,革命生涯给他们的限制。每个时代的人都是他那个时代塑造的,人不可能超越时代。他们对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的选择,而不是理性的判断。胡绩伟先生晚年耿耿于心的就是要搞民主,认为不能再专制下去了,现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维持不下去,只要共产党能搞民主就好。

他晚年提出“胡赵新政十年”的说法,颠覆了过去将改革开放的功劳全部归于邓小平的定论。2008年初我从许良英先生来信中最早知道他的这个新说法,他在跟姚监复先生的谈话中提出“胡赵十年新政”解放人、解放思想、解放经济,解放社会只是开了个头,未完成的是直接普选和军队国家化。许先生给他的回信虽不同意他把“胡赵十年新政”纳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框架内,但认为他提出这个概念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是一重大创新,对实现中国民主化一定会产生推动作用,深入研究下去,真是大有学问。他在1月14日和2月1日给许先生的信里说:“现在我真是人老心不老”(那时他已92岁高龄),“已慢慢丧失研究问题的能力,研究得占有实际的资料,我现在已经慢慢丧失搜集、积累和引申资料的能力。研究,就得占有理论根据,我也慢慢丧失搜集、沿引的能力。很多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他仍在不断努力。到他离世之前,由他口述、姚监复整理的《论胡赵十年新政》已在香港出版。他的观点容或可以商榷,其意义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到老都在奋力思考,不肯放弃,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识分子,从党人、报人向真人的转型,令人动容。我因此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悼念这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文士、战士、志士,有胆有识方国士;
蜀人、党人、报人,大彻大悟是真人。

2012年9月19日

关键字: 胡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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