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6/2012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故里

作者: 欧阳小戎 欧阳小戎

把乡下描写得静溢、单纯、优美、自然,那是不负责任地矫情。至少在今天,当乘了拥挤的远郊公共汽车,穿过通州继续向东时,落入眼帘的并非那一番印象。不由得感叹造化的神奇,每当乘车将通州甩在身后,看着窗外单调的杨树,却总不由得生出身临异国的感受。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你不愿相信这就是你的国家,你觉得自己的祖国应该比这要美得多。数千来鸡犬相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已一去不返,若是想象那些路旁村庄覆盖在白雪之下,你会觉得并无多少诗意,它们远远没有身后的北京城那样的喧闹和嘈杂,而所流露出的焦躁与不安,却丝毫不落下风。时代将历史碾得粉碎,有权力决定自己和他人命运的人们,并不爱惜这本属于更多人的土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都很糟糕,而到了这里,则是遭了天糕,它以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口号开始,又以人类历史上最庸俗的结局收场。

杨树系人工载成,扎在路旁已有些年头,在夏天,便可以想见它们冬天时的模样,配上路旁的垃圾,田地里焚烧秸秆的黑烟,要么混杂着粗糙泥浆的脏雪块,再有就是被西北风刮得飘飘忽忽的塑料袋,你有一万个理由觉得它们实在乏善可陈。可每一片叶子跳跃着,对它们来说你是陌生的,仿佛翻遍半生的幻想亦从未见识过。你疑心自己身体虚弱,或者车内浑浊的空气让人目眩。但你兴奋,并且平静,奇妙的矛盾体并存于思绪之中。文学作品或者纪实电影里那些真正的异国景致:法兰西春天的薰衣草地、苏格兰夏天的原野、秋天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里闪耀、或者在安第斯山之巅的冰崖间乘风翱翔的雄鹰;你听见冰川从南美洲最南端的高山上碎入大海的轰鸣,或者复活节岛上寂寞石像在风中呓语,要么……然后再看着那些杨树叶子,的确登大雅之堂,却也非图画和音诗中那些异国四季可以替代,于是你迷迷糊糊犯起困来。

尽管少年式的多愁善感正逐渐褪去,而我却一次一次地记得,第一次从这条路上经过的情景。我要去香河县找一个叫李金芳的人,她独自带着女儿住在那里,那是她的故乡,似乎是去替她修电脑吧,除了这类事我极少还别的活计。那时我被朋友们戏称为“民运流动电脑维修工”,现在我已经不太热衷于这种活计,因为我的技术能力正在逐年退化。当时还没有开通从北京到香河的直达公交车,沿途有五、六十站,顺利的话需要花费两个半钟头。这是个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县城,属于河北廊坊的一块飞地,连同附近的三河、大厂,被廊坊人称为“北三县”。历史上,三河县向北京城供应奶妈子,而香河县则供应家具,想必在早些时候,这里植被应该颇为茂密,能产出大量木材。

去想象我们国土的过去,早已成为一种奢望:北国白雪覆盖的原野和树林,封冻的大河和被游牧民族一次次踏碎的万里平川,布谷鸟唤醒的大地;东风推了细雨,沿着长江逆流直上汉口;还有黄巢军马过后,路旁的寒风里哀嚎的妇人。秋天渐深,阳光自杨树叶子间透到人脸上,隐隐有些渐行渐远之意,想必到了夜里,已经旅行到花旗国那头的太阳,还会象在楼上地板上跺脚的孩子一样,提醒我们他的存在,并给我们夹杂些许寒风吧?

她骑了辆轱辘很小的自行车到公交站上来接我,因为我下错了站。远远地,她出现在十字路口,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仿佛遥远时代流传至今的印象,弥散在从侧面照耀而来的阳光里,似乎在上一秒种还全力躲避着来往的车辆和尘埃,以及因拆迁施工而飞溅到路上的砖块和泥团,忽然又挥手之间将那一切都忘记在前方。

尽管世界面目全非的速度令人咂舌,却仍旧仿佛是凝固的记忆。滚滚车轮向这个国家碾压而来,扬起漫天尘埃,教人分不清东西南北,却又必须活在其中。曾经有一度,李金芳带着女儿阿丹租住在香河县城内一座嘈杂的小院内,院内住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吵架时老少娘们们用脏话相互问候对方,懂得害臊的就得落跑。她们娘俩占据其中一间,一道铁门将街道和屋子隔开。每日天色未明,过往汽车的碾压声将阿丹吵醒。在这个被宣传成史上最辉煌的盛世里,她仿佛乱离时代里一个匍匐在地上,用羽翼护住雏鸟的母亲,眼望着年少时梦想的天空里,不时有展翅翱翔者掠过。对有些人来说,这的确是个大发其财的盛世,而对另一些人,却大大地不同。她曾经指给我看过那小院,从这座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县城里,仍依稀分辨得出当年的格局,砖坯垒成的屋子,坐落在嘈杂、流淌着脏水、垃圾随处可见的街道旁,低矮的墙壁仿佛在向路过的人们倾诉着上个世纪和这个时代的不同。这不是她们在过去十余年来住过最糟糕的地方,甚至还能算得上安稳。

应该是在认识她后不久,有一回,我们同去拜访诗人周国强,这位诗人笔名阿曲强巴,前工人活动家,曾在一九八九年爱国民主运动中活跃于工人之中,并在九十年代因从事工人活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为由系狱。我们乘公交车前往周家,窗外西北风甚紧,我和李海拿了个傻瓜数码相机在车内互拍逗乐,玩兴正酣时,汽车在一个拐弯处遭遇堵车。隔着车玻璃,就在我们数米开外的人行道上,一个卖烤白薯的汉子紧扣衣衫,凉风中他耸起肩膀坐在三轮车上。汉子已颇不年轻,看起来仍在壮年,和破旧的衣衫相比,他脸上的菜色和失落情绪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凋零的草色和灰蒙蒙的青砖水泥在一片萧索中铺开,汉子的行头——三轮车、汽油桶改装的灶和旧军大衣,以及近乎哀怨、漫无目标的低声叫卖——与这背景仿佛天造地设般地融为一体,一眼望去,在远处偶有色调相近的匆忙赶路身影混杂于其中。

她坐在一旁若有所思看着我们嬉戏,望着窗外那个挣扎着想要打起精神,却又不由自主陷入蜷缩的汉子说:“看,要是把他拍下来,多好的题材啊!老百姓在寒风中艰难地谋生!”她的声音很轻,柔和,极具穿透力,还不如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那么响亮,却能在漫天嘈杂的背景声里萦绕不去,好象是与生俱来地凝固在某个瑰丽年岁,在混沌时空内回荡。循声向她看去,她的思绪似乎停留在那个汉子身上,却又不知是否是因那汉子勾起了甚么往事。语气似有向我们索要照相机之意,又似仅仅是在自语。那时我莫名地相信,如果她做一个记者,一定会是中国最好的记者。卖烤白薯的汉子,似他这般境地的人并不罕见,我甚至认为在中国范围内尚有几亿人连他都不如,那几年,光在广东一省,为了每月几百块钱做牛做马的人据说就有上亿。我并不觉得卖白薯的汉子有多么引人注目,我所惊异的是:象她这样一位经历过无数人世起伏悲欢的人,仍旧对此充满了敏感的悲悯心肠。因为这种敏感心肠,往往为那些善良、未经世事的贵族小姐们所惯有。

周国强对我来说几乎还是个陌生人,但和他们却早已相识。一九九三年,武汉异见分子秦永敏带着妻女来到北京,想要为发布他所草拟的《和平宪章》寻找支持。周国强和李海都是当年《和平宪章》的重要支持者。《和平宪章》在当时并未引发多大的反响,却是红中国第一个来自民间,试图构建未来法治中国的正式文本,此举面临的不仅仅是重重阻力,还意味着必须为之去承受迫害。这个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平房内,秦永敏为发布《和平宪章》四处奔走,而他年轻的妻子,看起来并不十分热衷于抛头露面,更何况还有一个三岁的淘气女儿需要照看。同年,《和平宪章》的起草人秦永敏被捕,这对没有了着落的娘俩陷入困境之中。

应该是某个早春的一天,李海去看望这娘俩,在他后来的印象里,似乎仅剩下那个顽皮的小女孩,“她不停地上窜下跳,只要人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她就拼命地折腾人。”这位迟钝木讷的老单身汉小时候似乎没有发过“人来疯”,他父母年轻时追随共产党干革命,把他们兄弟一干放在老家,作为老大他可能没有多少骄纵自己的机会。但是我却对这种“人来疯”充满美好的记忆,因为发“人来疯”,那一定是我喜欢上了那位客人。

当时他自己亦因参与《和平宪章》而麻烦缠身,坐在这位年轻政治犯妻子的屋里,有些不知所措。两人在孩子折腾的空隙抽出机会说些正事。许久以后女主人问他:“吃饭没有?”他答没有,女主人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他就这么饿着肚子过来,总不能让他再饿着肚子回去,该拿点什么招待他呢?想来想去想起还有一点大米,便说:“我给你熬点粥喝吧,好赖吃口热乎的。”他没有拒绝,应该是真的很饿。于是她开始给蜂窝煤炉子生火,那火怎么也生不起来,直到后来竟忘了火究竟是如何生起来的,总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将口小锅架在炉子上,说:“再等等,熬粥还得有一会。”他又坐了一会,熬粥是个慢活,看起来一时半会真的好不了,便站起来说:“要走了,太晚,粥等不及喝了。”于是他走了,那个小女孩小名叫阿丹。

十六年过去,阿丹长成一个大姑娘。她沉静、有时也会在母亲面前吃吃地笑,笑声短促一抿而过,恰似西伯利亚短暂的夏天,自从林深处而来,不知流向何方的小溪。看着她的身影可以想见母亲当年的形象,她和她的母亲一样,散发着某种并不属于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度的气息,那气息仿佛从遥远时空,历经曲折之后方才流淌至今。她考上大学,要离开母亲到天津去。一行人送阿丹去入学,那场景毋需过多交代。在回来的轻轨里(当时从北京到香河,乘轻轨再转车,可以节约将近两块钱),我们的老友,以情感迟钝著称的老顽童李海忽然对我说:“一转眼这小孩都念大学了,我印象里她一直是那个整天折腾得人不得安生的淘气包。”然后将空荡荡的车厢白了一眼。“当时我真有点眼睛湿润的感觉,多少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哎呀!终于把她拉扯成人了!”我猜测那种眼睛湿润的感觉,他可能在看守所或者监狱里也没有过,或者在一九八九年面对枪声和流血的时候亦没有。那一年作为北京外高联的联络干事,枪响后第二天,他的第一反应是到各大医院看看有多少受伤者,他几乎不会为任何情感所左右,随时都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一个怪才和奇人。但这个几乎不为任何情感所动的人,究竟是什么在驱使着他去为一个理想而甘受磨难,又几乎毋需荣誉的回报?这其中何其矛盾?

我相信,真相并不象他外表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木讷。

即便是现实的生活,也很有可能在记忆里变成一片空白,梦境则更有可能睁开眼就被忘记。有一夜整夜都在做梦,那些梦仿佛比亲身经历还要刻骨铭心,我梦见了一个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人。那持续了一整夜的梦,颠来倒去地重复着相似的内容,只是不停地变换场景。梦的开始大概如此:我在路上遇上了阿丹,她脸上洋溢着无限的幸福,好象要去和一个她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人约会。问她时答曰:要去见自己的父亲秦永敏,他北京来了。然后我又看见了秦永敏,住在某个大学里,问他为何武汉警方能放他到北京来,他说为了来和女儿相见,自己改名换姓,叫什么苏马罗夫。那个武汉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的秦永敏,现在是家里一个会动会说话的蜡人。这个苏马罗夫或者是秦永敏,好比一个帝俄时代的革命者,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混合体。年届六旬,风度翩翩,学养非凡,对艺术和哲学充满热烈而独到的见解,对自己和自己的革命理想毫不质疑;并把苦难视为幸福的一部分,认为缺少了苦难幸福将不再完整;其旺盛的精力和矍铄的体能,比我这三十岁的人还要出色,并用举手投足,来向人们诠释自己所受过的良好教育。又问他要去哪里,说要去接自己的女儿看戏,并邀我同去,因为今天要上演小仲马的某部杰作。于是三人同去看戏,台上演的并不是甚么《茶花女》,而是我早年写过一个开头的某荒唐长篇小说,小说的男主角最后自然是壮烈地死去,死前喃喃地嚷着自己暗恋了一生,却从未有幸谋面的异国爱人的名字——昂山素季。

接下来的内容大同小异,好象一首变奏曲在反复演变着同一个主题。这个又叫苏马罗夫的秦永敏把女儿奉为掌上明珠,捧在手里怕摔,含在嘴里怕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算要天上的星星,也毫不犹豫去爬天梯。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想要讨女儿高兴,若是有人胆敢冒犯自己的女儿,他会象十九世纪的欧洲贵族那样拔枪去和人决斗。打死打伤了好几个人,差一点把我也给打死。因为我居然敢说阿丹穿裤子没有穿裙子好看。而他总是命大得不得了,因为每当轮到别人开枪的轮次,他的前监狱长或是队长之类的人就会出来给他挡枪子儿。梦里偶尔会有李金芳的身影切换并一闪而过:她仍在辛勤地工作,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准备着一块上好的牛肉等待阿丹回家。这个不知所云的梦不晓得系哪年做下,至今尤自历历在目,我清晰地记得梦里的阿丹在父亲身边亲昵的憨态,就如同我时常在她母亲那里所见一样。更有我从未在她母亲那里见过的,穿裙子的模样。那似乎是在我和秦永敏决斗之后发生的事,在那次决斗里,我们各自朝天放了一枪,但我是骄傲地而他是厌恨地,因为先轮到我开枪。

做一整夜的梦,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天凉了,而被子又太薄的缘故。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梦归结于自己小时候读的那些俄国小说,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潜意识中,并时不时以荒唐的方式重现。梦本身乏善可陈,记下它,是为一种我所珍爱的情感。很难说这种情感究竟是缘于私,还是缘于自由,那不是血亲却胜似血亲的纽带关系,不可度量亦难以捉摸。

我已连续三个春节与她们一同度过,头一年,我把包饺子的面团子揉得太劲;第二年,虽然自己对那团面心满意足,却仍旧得不到好评;到了第三年,她们再也不准我揉面团了。

“你那指甲缝里的黑泥也给揉进去啦!”她们抱怨道,她们有洁癖而我母亲没有,因此我更糟糕。是以我只有嘿嘿报以歉意,饺子已经吃进肚子,有啥办法,反正也吐不出来了。而我最抱歉的却不是指甲缝里的黑泥。

二零壹零年春天,李金芳刚刚得到一份写稿的工作。那时《零八宪章》刚刚发布,刘晓波博士被捕,到处风声鹤唳,有谣传说要把宪章的联署人们统统抓起来,再判刑一批。我和李海也签署了这份宪章,签署时我们觉得那不过是一份普通的联名信,当时互联网上这类联名活动非常活跃。无论之于我们,还是政治警察,对这类联名活动皆习以为常,似乎并不值得大动干戈。待到谣传四起,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找个清静的所在,先从警察眼皮底下走开再说。傍晚,李金芳忽然找到我们,因为她在工作中遇上一个难题要我们帮忙解决。我初看了一番,觉得那个活计不足为奇,一份普通的文字工作,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他们对电脑使用和操作不熟悉。

我在一旁看着他们讨论如何完成那份活计,心头暗自好笑,认为他们都过于迂钝。当然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应该做的是出手相助而非在一旁袖手,这也是我之所以抱歉的原因。夜渐渐深了,仍不见他们有多大进度。于是我把那份活计接过来,手指在键盘上噼噼啪啪好一通敲打,等到那工作我已经进展一半多时,抬头看看时间,已将近凌晨两点。于是我说,让我先睡觉吧,明天天亮之后再花两个钟头给你做完。而她并不甘心,要向我学那些操作方法,我把方法告诉她并强调: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熟练使用,我已经干了七、八年,用起来得心应手。这些东西我来做只需要两个钟头,而你虽然知道了方法,使用却不熟练,还需要五、六个钟头才行。然后我建议她也去躺一会,明日天亮一切交给我便可。她说:“你们先睡吧,我试试看,稍微弄一会我就去睡。”

她亦早已是疲惫不堪,甚至比我们还要疲惫。于是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她最多再坚持半个钟头,便会熬不住去躺下。便自顾睡去。

第二天天亮,从沙发上睁开眼,发现给她留了床的那间屋子门仍旧开着,并且里头根本没有人进去过的痕迹。再扭头一看,她仍坐在电脑跟前,专心致志地敲打着键盘。顿时心头好一阵懊恼,昨夜自己再坚持两个钟头是完全做得到的,至少要比她一个人坚持一整夜要轻松得多得多。

我爬起来想接过她的活,而她已近收工。收工后,连热水都没喝一口,匆匆赶早班车,赶几十里地回去交差。在我俩的交往中,那是我最懊丧的一件事,每当想起,都愧疚万分。并且,这种愧疚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强烈。一方面,随着年月增长,自己开始学着用男子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她每况愈下身体状况。

一九九七年,李金芳与秦永敏二度离婚。不久,秦永敏因民主党案第三度系狱,获刑十二载,她遂带了年幼的女儿离开湖北,回了自己故乡香河县。短短不到十年的光阴里,起伏跌宕的人世将命运的画卷抖落在地。一九八九年,这位初涉尘世的年轻女子,顶着来自仿佛是全世界的巨大压力,远嫁给武昌一个一无所有的开释反革命分子秦永敏。为此,几乎斩断了和过去生活的一切联系。孩子的降生,秦永敏被捕,开释,离婚,复婚,再离婚,几乎每一年都处在刻骨铭心的动荡之中。当年义无反顾地离开,十年后,带着两人的孩子,再回来时早已物人两非。去时曾小有积蓄,八十年代她曾是个财务,那时候财务是个很吃香的行业;回来时两手空空,只有一个孩子可以相依为命。

娘俩曾挤在一个没有供暖的潮湿地下室里,靠彼此体温温暖对方度过冬天。需要租房,养活娘俩,还有阿丹上学的费用……何止是一言难尽。

我忽然明白她为何对那位卖白薯的汉子如此敏感,因为她自己早已饱尝此际遇。在香河,她换过很多工作,搬过很多次家,走投无路时甚至去工地上问要不要做饭的人,给一半工钱即可。亦曾去过婚介公司,原来招她是去当婚托骗人,更有不正经的男同事,她第二天就再也没去。或者抱着孩子,带了行李从这里搬到那里,从那里搬到那那里,再搬到那那那那里……最多时一天曾经搬过四次家。关于那一天曾经搬四次家的经历,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有过专访节目。主播是被政治犯们誉为“女神”的北明女士,在那两期节目里,北明女士那充满磁性和穿透力的醉人嗓音,在她的采访对象面前,在李金芳轻柔、婉转且努力节制着哀伤情绪的嗓音面前,大大地逊了色。

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一天,令我每当想起便心生愧疚的那一天。她得到那份文字工作的那年,刚好是阿丹面临高考的年头。那种操劳对她来说不是偶尔为之,亦非隔三岔五,而是三天两头。那些日子,每天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这里说的是二十四小时。夜里两点睡觉,次日六点起床给阿丹张罗早饭。因为再也不愿失去这个机会,要玩命地干活。未来四年,阿丹的学费是一笔巨大开支。那两年里每次见着她,我都要劝她别这么玩命,你会垮掉的。而她置之不理,有几次我甚至差一点和她着了急,因为我仿佛看到了她在五年后生命力透支的后果。

候文豹和我一样,对这位姐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依恋感,并且表现得比我要外露许多。他有事没事就惦记着想往“姐”那里去,因为“姐”做的饭很好吃,还常常拉着我一块去。我们俩又到她那里去,看见候文豹她总是很高兴,这个长着圆乎乎大脑袋的家伙浑身上下都是肉疙瘩,结实得象口装满矿砂的麻袋。习惯性地咧嘴呵呵笑,笑声象擂鼓,一边笑一边害羞似地向后退缩。有些往事我已经听过几遍,而候文豹还没有听过,于是他们俩在一旁说起往事。大概是某次牵着阿丹的小手无处可依,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让阿丹上大学。

“小戎老是说我别太玩命,可是我不玩命行吗?我这一代人毁了也就毁了,可是我不能毁了两代人啊……”一边说语气一边趋于哽咽,又迅速收拾起感伤,说起别的轻松事来。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她。心中仿佛都是在盼望着秦永敏回来,能够分担一些负担,当然不能完全指望他,毕竟他刚走出监狱。阿丹的学业需要高额开支,生身父亲是最能指望上的人。更重要的是给秦永敏一个交代:把阿丹抚养成人,让她上了大学。

阿丹在学校里干得不错,在这个时代里,她要比她的同龄人们用功得多得多。因为惦记母亲,她时常回来,因此我亦仍能不时听到她吃吃的笑声,虽然极其短暂。那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气质在她身上愈发明显。很难想象出一个与之对应的时代和国度,远古而悠久象黄昏结束前,在冰河世纪的原野上浮出一道上弦月。

她曾陷于辍学的边缘,因为她先前在河北念高中,中间随母亲搬家,转学去了北京,当这娘俩又回到河北,原先的学校居然不要她了。那校长是个xx,我不愿意在这文稿里骂人,但必须说:那校长很不地道!据说此类重新入学的事体,需要找人托关系。四处奔走,毫无结果,举目望去,哪里有甚麽关系可托?错过开学之后,此事更加无计可施,只能眼见着阿丹无学可上,一拖再拖,竟是整整一年。

第二年,刚从狱释放回家的反革命青年陈宴彬听说此事,连夜从北京赶来。陈君大噪:“反正求人,也上不了学,我们不如到学校去大吵大闹一通,充其量还是上不了,没准就管用了呢!”于是一干人准备好去大干一仗,陈君又道:“稍安,你们娘俩先去,再好好说一次,好话不管用,我们再去闹也不迟。”老天爷让陈君带来了运道翻转。正值此时,学校换了校长,新校长刚上任才没几天,这位新校长想来应当是位良善之辈,母女俩前去报名,居然未遇刁难,新校长未有半点迟疑,便让阿丹重新入学。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阿丹的情景,就是我第一次去到香河,为她母亲修理电脑的当晚。下晚自习时,我陪同她的母亲到学校门外去接她。路上很快就要结冰了,下了晚自习的学生们穿了深色校服从门内鱼贯而出,散开在并不开阔、没有路灯的街道上。我从没有见过她,却在一群身量、打扮相似的人中感知到她的存在。她在夜色深处不紧不慢地走着,看不清甚么模样。在寒风中,在一群渐行渐近的人中,有一个不靠视觉而全凭感知可以分辨得出的身影便是她。不知是因为在我身边,母亲的神态随着她浮入视野而愈来愈热烈,还是因为含蓄在她脚下,那平静的,卓尔不群的遥远气息。

二零壹零年秋天,秦永敏终于回家了!一股热烈气息萦绕在整个异见界。这位三次身陷囹圄,系狱二十三载的老反革命骨头终于又回来,人们视他为异见界的翘楚与标志性人物,并相信他那把历经千锤百炼的骨头,足以承载起异见界光荣的期待及沉重的责任。这位年近六旬的人,还在坚持每天冲凉水澡并长跑五千米以上!人们坚信:监狱非但不会将他打垮,还会将他炼得更加沉稳笃实。

他身上充满了说干就干的活力和决断精神,象一颗自异次元空间而来,撞击在地球表面的宇宙尘埃。刚回到家吃完一碗面条,撂下碗便抖擞精神开始“干革命”。未久,十三年前他一手创办和主编的,红中国第一份民间通讯社:《中国人权观察》重新开张,每日广布通讯消息,大有“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势。十几年前,他曾经一边靠卖布养家糊口,一边同时主编着两份刊物,两份刊物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所谓“一个人的通讯社”——《中国人权观察》。自己挣钱养着自己“干革命”,并且效率高得令人叹为观止,即便放诸古今通史上,亦堪称奇谈。

一切都好象在朝着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从履历来看,他似乎总是能够有先人之觉,扮演某种开山者的角色。而我却隐隐感到了担忧:一个真正的开山者,所凭藉的并非是殊乎常人先知先觉,而是殊乎常人的专注、坚韧,尤其是:殊乎常人的务实精神!因为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开创性的事业,其实早有很多人想到并想要去做,而将其实现,需要的是前述条件。长期系狱的人,身上往往有一股躁气,因为他们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被迫枯耗在监狱里,因此出狱之后往往想要大展身手,将那些损失的光阴补回来。他们在狱中时,往往有很多想法,设计出狱之后的生活,这些设计往往流于不切实际,因为这些设计是在与世隔绝、充斥着虚假、背叛与暗箭伤人的恶劣空气中产生。另一方面,在监狱的高墙之外,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机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各种眼花缭乱的新事物象泛滥的潮水般涌上社会。而因为与世隔绝、消息闭塞,这些新事物他们在狱中基本接触不到。如何适应一个几乎陌生的新环境和无数的新生事物,对每一个长期系狱者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并且,这种挑战会随着年龄增长,思维方式越发趋于固化,对新事物的领悟接受能力不可逆转地衰退,而变得愈发艰难,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身边有一群头脑清醒,负责任的朋友为他疏导,那会好得多。我们需要忧心的是这个人身边没有类似的朋友,更需要忧心的是他在没有多少参考意见,尤其是缺乏足够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贸然行事,尤其是,贸然地大动干戈。那后果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我有很多反革命朋友,我在很多人类似人身上看到过这些问题,以及因这些问题处理不当所带来的灾难后果,并深深地忧心于此。终于,我按捺不住想要见识一番传说中的人物秦永敏的冲动,这种冲动之于我是家常便饭。我买了到武昌的火车票,在网上搜索好公交路线,然后按着他公布在网上的地址一路问路,敲开他的房门。他的嗓音中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浑厚感,这令我有一丝落空的感觉。那嗓音是清健的,听起来果真是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没有听说过我,于是在我自报家门之后,他便要我拿身份证给他看。这令我多多少少有些不快,我明白这是从大狱里带出来的防范心理,完全可以坦然接受。我怀疑是在和他开门相见时自己露出了狐疑和胆怯神色,因为我曾经听说过,好几个试图拜访他的人吃了他的闭门羹。然而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血脉感,仍在驱使着我,节制自己的不快,努力去赢得他的信任,尽管自己深陷尴尬,想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老实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之糟糕,甚至有点招人讨厌。和他拥有类似身份和经历的人我见过不少:胡石根、朱虞夫、陈西,他们在相似的环境下(素昧平生、刚刚出狱)与我一见如故,用热烈的眼神来款待我。甚至我年轻的朋友徐伟也要比他可爱得多(其实徐伟比我大,但是他喜欢被人称为年轻人),因为他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防范心理非常重,希望朋友们见谅并帮助自己矫正。我爱他那颗为自由律动的心脏,同时也更深深地明白,他做出这些举动,是因为身边没有人给他真正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而胡、朱、陈等人,身边都有一大群朋友,因此我更加担忧。

他的屋子黑暗而破旧,与李金芳随时将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相比,他的屋子简直堪比耗子坑。气氛令人压抑,但我们之间毕竟存在着那毋需用语言来表达的血脉基因。当我提出可以为他检查电脑的时候——这是我的老本行,亦是我藉以结交朋友的重要手段——他居然同意了,这多多少少有些出乎我的预料。然后他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不打电话就能直接摸到家门上的来访者,似乎是在为刚才查我身份证的无礼举动道歉。那基因正逐渐在我们之间产生着化学反应。

可以想见,他的电脑有很多的问题,而他固执地认为那一切问题都是警察在给他捣乱。我试图说服他,网监固然存在,但我们所遇上的绝大多数问题并非源于监控,而是电脑本身的技术故障,更多是我们自己使用不当所致。很快又明白这只不过是徒劳。解决这些故障需要很多次重启,每次重启皆需要劳驾他一次次输入密码。我没有偷窥别人密码的癖好,但离得太近,而他的密码又都是些简单数字。他敲密码的神态并不显得烦躁,亦非强作不不嫌麻烦:平静、从容、若有所思。忽然间百感交集,我觉得这个在灯下专注于那短促密码的人,不再令人戒怀。瞬间,他变得极其可亲,某种我所熟悉的,短暂、时隐时现的沉静气息在他脸上脉动。那气息似乎曾经在哪里见过?在他敲打密码的转瞬之间我意识到,他是我至亲的亲人,和胡石根、朱虞夫、陈西他们一模一样,我们被同样的基因创造到这个世上,为它而活并为它而死。伴随着一股眩晕的发酸感涌上头颅。他的密码是阿丹的生日。

那一刻我忽然想要留下来,我相信如果自己能在他身边呆上一年半载,对他一定有百益而无一害。而这并不现实,第二天我离开他家门时,两个警察守在电瓶车前,提醒我已处在他们的监控之下。

后来,当我翻开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知道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小本上写有下面这些东西:

若是那
在路上与你相逢的明日,
愿盛夏的天际
不复飘洒喜马拉雅化冻的泪滴。
掌中渐渐模糊的星辰
映衬了扬子江和月夜,
敲打过黎明之后,
我愿化作余响
在你对岸杳然。

我们的大地何时沉默,
纵使踏上履痕
尤未得知。
仿佛是你恍惚间掠过的身影,
从此无庸再揣去测余生和宿命。
好如这冗长的白昼,
迟迟间
又挥去了几多?

2011.10 武昌长江边

若要说起那肖家河畔的黑三儿,端的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阿丹,你还记得黑三儿么?”做母亲的问道。

“黑仨儿?”阿丹抬头迟疑了一番,然后吃地笑了。“嗯,记得。”接着钻进屋子去了。

二零零六年,李金芳和阿丹住在北京肖家河一带某栋小楼里。北京周边有很多类似的小楼,结构相当粗陋,使用寿命不超过二十年,五级地震就有可能倒掉,至于开裂、渗水、隔音甚麽,更是毛病多多。主人并不打算拿它来常住,而是用它来套拆迁办的补偿款。盖这种楼的人一般在当地颇有些权势,一般人若想这么干,那么等待它的命运就是因通不过安全检验或者其它种种理由而扒掉。在李海倡议下,她在那里靠卖盒饭为生。楼下有好几家卖盒饭的,据她称,那些人家所卖的简直就是猪食,又难吃又脏。一开张,旁边几家顿时黯然失色,她的饭菜味美而洁净,食客们络绎不绝,旁边几家渐渐落得无人问津。那一带卖盒饭的人,通常会摆些凳子、小桌之类,让食客们坐下吃饭。而李金芳除了一张摆放饭菜的桌子外一无所有,遇上刮风下雨,还要手忙脚乱地盖上油布收摊。那些买了她饭菜的人们无处就坐,只好拉隔壁家的桌子、凳子坐。隔壁家的在一旁干瞪眼心里嫉恨:抢了我家生意,还要占我家桌凳!

她们娘俩住在三楼,从三楼上喊话,整栋楼都能听见。几天后,有好心人告诉她有人准备砸了她的摊子。李金芳听罢,冲到楼道上喊:“我看谁敢来!谁让我活不下去我就天天拿把刀上他们家吃饭去!”

各家仍旧相安无事,没有人来砸她的摊子。几天后,一条汉子转悠到她摊子前,劈头就问:“谁让你在这摆摊的?!”那汉子和老婆在她摊子斜对面开着个杂货铺,长得五大三粗,满脸煞相。

“我让我在这摆的!你管得着吗?”

那彪形大汉闻言,没说什么走了。汉子走后,旁边人问:“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黑三儿!这的一霸,玩闹的,还做过牢呢!在这摆摊的每月都得给他钱!”

她随口回道:“我才不管呢!谁爱给他钱给他钱,反正我不给!”

那一带没有人知道她们娘俩的来历,见她这般强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她回屋想想有些后怕,可巧冥冥中有天意。第二天她生病了,没有出摊。当天恰逢派出所和城管队的来查,她在楼上看着出摊各家纷纷被收走,暗自庆幸。

于是当地人更加怀疑她有甚么特殊来历。第二天,黑三儿又到她摊前来转悠,不等黑三儿开口,她拿起勺子问:“三哥,吃饭了么?来点啥?”

黑三儿摇摇头,说声不了,又走开。

又几日,天下起雨来。别人家纷纷撑伞的撑伞,收摊的收摊。她一个人手忙脚乱有些应付不暇。这时黑三儿在斜对面招呼自己的老婆:“下雨了!你快去给大姐撑伞,帮忙收拾着!”于是那女人赶紧过来给她帮忙,其实黑三儿两口子比她的岁数还大。

连黑三儿都不敢惹她!周围再也没有敢欺负她的人。

她的生意并不令人满意,尽管食客不少,但她太过于用心,成本居高不下,偷工减料她又实在做不出来。卖盒饭赚不到多少钱,只好收场,剩下一堆卖剩的食材。

“我和阿丹吃了一个多月!”她津津有味地说,似乎能白吃一个多月的菜,非常令人心满意足。

这就是我们的女主角,令人高兴的是:生活中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如今她在从事着自己心爱的工作,每日辛苦操劳,乐在其中,仿佛童年梦想得以实现一般。有时想起亡父的在天之灵,或有得些许告慰。她正在成为中国最好的公民记者。

冬天又要来了,日子象翻书一样哗哗过去。我已在期待着春节来临,把自己指甲缝里的黑泥彻底洗干净。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充满动荡和未知的乱离,享受那些短暂的平静,无疑是我们这个族群最与众不同的幸福感受。直到,最终一切皆归于平静。

曾经,我是忘忧河畔的顽石。
用冬天为你
编织一个故国的黎明。

那一日洪流淹没了堤岸,
在尘寰深处,
你的行踪杳无音信。
从此任凭秋雁年年,
这蓟北的夜色里,
不再饱涵紫色凝脂。

只恨是轮回的碾压,
磨灭了我
出塞入塞的歌子。
沙尘笼盖
这奢靡破败的人世。
余下天边新月,
更愿是何人
腰间三尺吴钩?


补充:若秦永敏先生能看到此文,或有人可以告知秦先生。请他务必修改自己的电脑密码。笔者在此就给秦先生带来不便先表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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