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30/2012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镜子里面

作者: 欧阳小戎 欧阳小戎

从北向南绵延三千多里,有条善做包子的走廊地带,沿着大运河,像条领带或是丝巾,披挂在我们国土的前胸。尽管南北跨度巨大,口音各不相同,包子的制作手法却相似,漕运粮草随着运河船闸的开闭杳然来去,悠悠千年而未绝,方便即食的包子是船工们最喜爱的食物。唯物主义试图割断人类生活的历史感,强调今生、今世甚至简单到仅仅限于今天的生活。而反对它的人们,则早在它诞生之始便宣称:“真正的生命,乃是活在自己的历史之中,并在历史中死去,然后凭藉自己的生与死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伟大观点近乎宗教,庸俗的“时代精神”无法颠覆一个真理:我们自无尽的母体中来,在无尽的母体中生,回无尽的母体中去,并藉此成为无尽母体的一部分。

以其说大运河是在南、北通州之间延续,莫若说是在历史中延续。今天,通州早面目全非,而历史的延续性却绝难斩断,因为这种面目全非式的巨大扭曲,本身亦是历史在以某种为我们感叹的方式延续着。黄昏逐渐降临,月亮毫不起眼地挑在肮脏的天空里,光华还不如某栋高楼上撑灯的窗户那样引人注目,就好象大运河还不如某条大街那样引人注目一般。熙熙攘攘的通州仿佛一位老者对着几近荒弃的大运河感叹,他与大运河相依为命的岁月渐渐落幕,当大运河不复是那条在历史印象中流淌的河,他亦不复是那个流淌在时空隧道中的通州。

曾金燕开着她的银灰色汽车,到通州北关的公交车站上来接我。透过地名,依稀可以想象这个角北关的地方,当年是何种模样,这种想象往往是枯萎的,因为宣传机器告诉我们,那种仅仅残留在想象中的关隘形象,是落后的象征。车里坐着她的宝贝女儿胡谦慈,那小丫若非身上穿了小裙子,恐怕会被很多人错当成个小子。上次见着她时,还需要母亲抱,如今活蹦乱跳。她的世界令人艳羡,用窗外塞进来的小广告教我叠纸船;而她的母亲却多少显出些强颜欢笑,岁月正将她转眸间的光华洗进身边这无尽的尘世中。她已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曾金燕,尽管比我小好几岁,举手投足间却流露出些许长嫂为母般的关切。这种气息甚至传染给了我,眼前这位开车的女孩并不是一贯印象中那个二十二岁的客家小妹;反倒是我自己,始终是更早之前那个十七岁多愁善感的乡下男孩一般。

我努力地鼓起勇气去回忆过去,试图拿出一副做兄长的应有的气韵来。但那些努力很快在这位养育着孩子的母亲面前败下阵来。多年过后,除了一贯的消瘦,她几乎完全是另一个人。并且,她马上就要走了,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地方算不上国外,就在香港,却也象国外一样出得去回不来。

这出得去回不来的缘故,一言难以道尽,亦可以认为:这是她为慈善和人权事业所做出贡献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年里,她奔走在各种慈善和人权场合,几乎很少有能和私人朋友相聚的机会,这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来自辛劳,另一部分则来自迫害,这些年我好象是进过她家门最勤的人。他们家所在的楼有一圈铁栅栏包围,铁栅栏上开了道门,楼内人皆须由此出入。门上戳了个警务室,里头常年有人执勤,非楼内住户出入此门,皆须接受盘查。在她丈夫胡佳被捕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二十四小时皆有一群警察在单元楼道里支了桌子打扑克,禁止胡佳出门。那场面持续了一年有余,后来可能是警察们自己都觉得不自在,因为他们每天都将楼道弄得一片狼藉,于是退到门口建警务室。

零九年秋天,距离胡佳被捕入狱已近一年。我和田永德住在密布洗头房和洗脚屋的燕郊,他在那里与两对男女屌丝合租,我时常那找他玩耍,晚了便与他捉足而眠。他没有见过胡佳,每当提及,心仪之情流于言表。我觉得,若是能带他去看望一次曾金燕的话,应该是桩非常令他高兴的事。那时金燕被严密监控,据说无人能上得了她家去,当地警方用阻挠访客的方式不准她在家里会客。因此我们更加相信,到金燕那里去走一遭,即便见不着金燕,亦不失为一桩乐事。于是准备了给胡谦慈的幼儿画册做见面礼,穿戴得整齐些,别被当成民工,一看就不象小区居民。商量妥当便相约前往通州东关大桥附近的“bobo自由城”,那是胡佳家所在的小区。两人在通州东关大桥下得车来,一路走一路商议:路遇有任何门房、警务室、保安亭之类,一律目不斜视,只管昂首向里头,连看都不要看它们一眼。若能混过第一道门,在单元门禁系统那里不要按金燕的门铃,随便按其它一家,就说是送快递的,赚开单元门禁。走到金燕楼下,我两眼余光看见了那警务室,为防眼珠子发转,赶紧矫正视线,牢牢地盯着正前方的道路昂首而入。每一次我去那里,皆如此行事,因此虽然知道那门口有个警务室,却对它的模样格局没有丝毫印象。在我脑海中,它仅仅是一片闪烁的白色光影,除了颜色和环境背景不一之外,我对它几近一无所知。这是个神奇的国家,当权者把老百姓当贼来防范;而老百姓走亲戚,又只好象当贼一样。

我们越过警务室,进而发现金燕的单元门禁居然敞开着,心头好一番窃喜:今天运气真不错!混过了第一道门,还不用按第二道门的门铃。又或者是我们自己神经过敏,根本没有我们设想的那些盘查之类。于是满怀喜悦地去敲金燕的房门,却不见有甚么动静,敲了好几遍,正灰心丧气时,里面忽然传来女声,怯生生地问:“谁啊?”那声音里没有金燕与生俱来的娇弱气息,且怯色并非源于羞涩,而是真的害怕。

我问:“金燕在家么?”回答称:“不在,你打她手机吧!”于是我只好拨了金燕的手机,电话那头她非常兴奋,热情地问我如何到了北京来?住在何方?几时来的?诸如此类,嘘寒问暖。严密监控中的生活,她早习以为常。若非被我打断,我相信她一定会继续追问我有没有结婚?几时结婚?可有中意目标之类一大堆问题。

“我在你家门口……”我有些哭笑不得地插话道。

“啊……”那头她的声音顿时塞住。

我想象着她有些张口结舌的模样:“想来看看你和谦慈,真是不巧,屋里是你亲戚么?你让她开下门,给谦慈带了点小礼物,东西交给她我就走。”

她的惋惜隔着电话传来,也许是认为我好不容易才来一趟,很快又会跑到什么古怪的所在去游荡,下次再来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稍许,她家房门终于打开,但只开了一小缝,一个女人躲在门背后,随时都准备把门“砰”一声再砸上。那是金燕请来照看女儿的保姆,她蜷缩在门背后,露出一只眼睛,惊魂未定说道:“那些国保……我以为你们是……吓死我了……”不知这位大姐是她请来的第几位保姆,先前已经被吓走过好几位。我努力试图用平静的语气感染她,而她却始终不能放弃戒心,尽管先前金燕已经给她打过电话,告诉她这只是一次朋友来访。

“只有国保的,才能上得来……”不知她说这话,是想要向我们道歉,还是担心国保的早已盯上,随时可能按倒我们,然后冲进家来。我把给胡谦慈准备的小画册交给她,说话间她逐渐被感染,将门缝扳得大了一些,露出整张脸来想要和我说话。忽然看见田永德站在身后,下意识哆嗦了一下,似乎想要关门,旋又明白田永德和我是一块的,方才心有余悸地接过那几本小画册。

我们白高兴了一场,今天之所以上得了楼,不是运气好,而是运气不好,因为她出门去了。这位胆大包天的客家小妹是我们的荣耀,她羸弱的小身板蕴含着敏锐的才气和深刻的洞察力。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在妊娠期,那时对他们持续一年多的长期软禁刚刚结束,胡佳那天暂时不在,给我留了地址告诉我只管往家里去,让金燕给我开门。我按下门铃,里头传来的声音让人觉得甚至有些滑稽,那个声音象小孩一样咿咿呀呀,儿童式的怯态中又掺杂着些成年人的娇弱:“好,我给你开门。”她说六个字花的时间一般人可以说十二个字,好象不太敢确认每一个字都该如是发音似的,又或者说这一个字的时候,还在反思上一个字出口时有没有吓着别人、吓着自己,仿佛每向后说出一个字,都必须更加地小心翼翼。她穿了孕妇装,挺着个不大不小的肚子,与大部分孕妇不同的是:她这身打扮,更加引人注目的不是肚子,而是教人担心她那把单薄的小骨头架子能不能把肚子盛得住。每三、两分钟就反呕一次,反呕的声音象是某个过家家的小女孩在扮吃饱后的饱嗝声。“哎呀!你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吃肉啦!”她兴高采烈地张罗起来,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地一颠一颠溜进厨房去做咖喱牛肉准备款待我。因为胡佳是素食者,平时她不怎么开荤,按她的说法,家里来人她就会有藉口做些肉食吃。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矛盾体:她走路轻脚轻手小心翼翼,仿佛风一吹就倒,或者稍微用力过猛,就会摔进地板砖的裂缝里一样;说起话来怯生生带着些南方口音,好象担心嗓门稍太,就会引发周围一场瓦斯爆炸一般;但每逢她板着脸面对一群一拳就能将她彻底砸扁的彪形大汉时,看不出在她身上有丝毫的娇弱神色,反倒是那些大汉们面面相诩不知所措;或者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时,至少我没有感到她流露出过什么弱者的难色,总是习惯性地用刻苦的学习和畅快的笑声来迎接它们。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因为她出门,将那些监控她的人们带走了,至少,因为她的出门,使他们认为没有再阻拦我们的必要。待到年底,我终于在不属通州管辖的另一个地方,在阔别两年后再次见到了金燕,仍旧一副瘦弱轻盈的模样。她敲门而入,看见屋内一干人早在等候,略显惊奇地笑开,笑声中难以掩饰的怯态,不是因见到人多,而仿佛担心笑出声来会闪了自己的肠子,虽然穿了羽绒服,看起来却未必比一般人壮实多少。从任何一个方面,都看不出是个被国家机器严密监控对象。散场时,我第一个推门出去,推开门一条穿短羽绒服的大汉正站在门外发呆。听见推门声,大汉扭头便往楼下走,我未假思索追着他的背影下楼。因为习惯,我下楼梯的速度比一般人稍快,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前面那大汉在加快脚步,于是加快脚步向他追去。那大汉听到身后脚步声加剧,更加急促地往楼下跑,两人好象在楼梯上赛跑一样蹬蹬一路向下。大汉已接近飞奔,待到我出得楼外,朝他逃走的方向望去,见他已身在一间被废弃的铁皮房子里,那种铁皮房子过去一直用来给楼上各家当煤房。他拿背冲着我,一边做出打手机的模样。我又扭头看看四周,发现有几个身量相似,穿短羽绒服的人正在颇为仓促地朝几个方向散去。

因为金燕还在屋里穿大衣裹围巾,我们一行人先行向公交车站走去。那些我曾经见过四散逃开的身影并未走远,他们在路口和拐角处三三两两扎堆,始终拿背对着我们,从他们身边路过时,他们很不自然地耸肩扭腰,好象身上长了虱子,又不敢乱动。大冬天西北风哗哗地刮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他们闷着声塔拉着脑袋不晓得在搞甚么名堂,一言不发心事重重,象是集体失恋又象被集体罚站一样。

还有两个相似的人守着辆并不起眼的汽车,看见我们向汽车方向走来,扔下汽车便走。我们便在那汽车旁站着聊天等待金燕,因为汽车可以为我们稍微遮挡一下西北风。几分钟后,金燕也出现在路上,远远地一路望着我们走来,隔着寒风用微笑为自己的拖沓致歉,那些奇怪的大汉们桩子般扎在各自的位置上,似乎是在等待着她的出现,而她却丝毫不为之分神,又或者仅仅是些陌路之人。那些人和她一样,都早已经习惯了这场景,这样的场景应该已经持续了五年有余。她要去乘车的方向和我们正好相反,还要赶去上课,便在汽车前与我们告别,而我们则继续呆在汽车跟前聊天。待到我们离开汽车,那些个大汉们又逐渐聚拢到汽车旁,有几个人一边用好象被恋人抛弃一样的哀伤眼神看着我们,一边发动汽车朝和金燕去向相反的另一个方向走了。还有几个,则逐渐消失不知在何方。

这是金燕每天的日常生活,无论外出读书、工作、会友,还是带孩子出门,这位客家小妹的日常谈笑,教人不由得疑心,她甚至有可能根本不知道身边存在着这样一群人,和自己共同出没。

坐在她的车里我有些感伤,不是前些年那种少年式的多愁,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我们引以为荣的小妹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知何时方可回归,驱使她离开的理由,千言万语亦道之不尽。尽管有千千万万的人象我一样心中难舍,盼望她能留下或者早日回来,亦无法改变这选择,因为这选择本身,就是她为我们所做出贡献的一种见证。胡谦慈在身旁闹腾,亦无法冲淡这种愁绪,大人们心事重重的世界,那小家伙也许已经感受到,她犹豫的眼神似在疑问:这位强打精神的叔叔,为什么老是不会叠纸船?她母亲一边开车,一边教她背牢自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手机。金燕接我的理由,说是让我去给她检查电脑问题,而我却隐隐觉得并非如此简单。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从未发现她流露出过这样的忧心:她把教会女儿记牢自己亲人的手机号码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教诲声亲昵而柔和,却难以掩盖心中深深的忧虑。过去的七年里,她家里几乎没有去过多少客人,我也许是去得最勤的一个,七年来一共三次。“我很喜欢在自己家里招待朋友的感觉……”说起这话时,言语间已俨然有些风霜色。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对她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从一个慈善志愿者到一个人权志愿者,选择生活的同时,生活亦在选择着人们。

未久,她离开我们去了香港,听说离开前还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他们厮打了起来。那个我们所熟悉的,布娃娃一样娇弱的客家小妹,也许,真的再也见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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