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  时间: 10/31/2012              

王怡:四个医生的革命逻辑

作者: 王怡 王怡

一、

哈耶克说革命者的思想是一种建构理性。就有人常比拟革命者为建筑师,把满目疮痍的现实或其不圆满的设计一笔抹去,在空白的纸上谈兵,好画最美最新的图画。无论效果图上有山水花鸟,或站立或蹲踞的人物,建筑师只要不中意,大椽一挥,便人间蒸发了。他并不当真,只当其为种种符号。他在一个眉目不清的行人头上打个叉叉,他并不觉得那是一桩谋杀。

按理,医生该比建筑师常带感情。因为他的工作对象总是有体温的真实物体,是在杀手的红外线感温瞄准器下,能够从冷冰冰的建筑物中脱颖而出、并透视出其骨架的鲜活的人。其实医生是更接近于革命者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对健康生活和无菌状态的膜拜,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菩萨行。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其悲天悯人的外观,却是无比冷静直至冷酷的专业姿态。一位优秀的主刀医生,在手术台上应当具有不把人当人的纯粹的技术立场。就像《双城记》中台尔森银行的罗瑞先生,随时把技术性的“业务”与人之常情无比理智地分开。又像电影《革命(revolution)》里那位军医,在布满伤兵的战时医院,冷酷而又果断的决策:“这一个马上锯手”,“这一个不用管了”,“给他打吗啡!”

在他眼里,一位辗转沦陷于灵肉痛楚之中、呼天抢地的病患,决不能打动他的感情,决不能使他在手起刀落时有丝毫的怀疑和紊乱。他须将刀枪(手术刀和麻醉枪)之下任人宰割的肉体非人格化,当作一大堆出了毛病的脱氧核糖核酸而已。他须将病患(甚至隐去病人的姓名,而只称其为患者或28床)的嚎叫和呻吟当作自然界无内容的天籁,将刀下的皮肉翻飞和鲜血涌动当作雕塑家刀下纷飞的石屑。他须像张屠户对待案板上的混毛猪一样充满敬业精神,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并进入物我两忘、天地不仁的境地。以游刃出于无余之间,讲求速度、落点,和近乎直观的判断。

事毕,当他善刀而藏,为之四顾。终于以暴制暴,从魔鬼手中解放了一个濒死的人类。

这一过程中,当医生隐身于白大褂、白口罩和橡胶手套之后,他便首先把自己非人格化了。他没有私人感情,没有姓氏,他只是一只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上帝之手”,如罗瑞先生所说:“我在执行业务,你把我当作一部会说话的机器好了。”

我们若是躺在手术台上,确是希望为我们操刀的医生能够漠然面对我们的呼叫,如同徐少陵或寇仲(黄易《大唐双龙传》)在生死一线间保持住“井中月”的冷静,不要妇人之仁。一刀,便断去我们的病根。但我们有时又受不了医生那种居高临下的、犹如验货般的眼光,对我们肉体毫无欲望的细细打量,以及电视机维修工一样胡乱地摆弄。面对医生的目光和他的“上帝之手”,如同面对领袖的背影,常使我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毫无人格。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简直就是天生的革命者。

二、

我继续讲以下四个医生:

1、日瓦戈医生(外科)

2、捷克医生托马斯(脑外科)

3、医学博士孙文

4、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生周树人

以上四人所学皆为西医。中医讲究固本强元,天人合一,走的是演绎理性的道路,最忌虎狼之药。学中医而去革命者,除了我老家有一个,后来当了党国的卫生部长。其余我孤陋寡闻,没有多见。

一个学医的朋友说:最难过的是解剖关。怎样才能不恶心呢?方法就是千万别把尸体当作人,或者说别把尸体当尸体,一定要把它(绝不是他或她)非人格化,如果你看不到性别了,就进入了第一重境界。所谓技术姿态就是这样一步步培养出来的。最后他说:不麻木就不是一个好医生。

这话让我感觉恐怖。孙文在香港西医学院读书时,该是一个好学生吧。他早年在澳门、广州行医,也一定是一个好医生,挽救了不少常人以为必死之人。那种能让愚夫愚妇认为是活菩萨的感觉,恐怕与上帝创世的快感差不多。医生一旦把这种非人格化的专业眼光投射到芸芸众生,把个体当作病态社会的细胞,便将是一个坚定无比的革命者,对鲜血和死亡漠然处之,对百姓的呼天抢地视若罔闻(这才是一个好医生啊),只要最终的目的是正义的,孙博士的革命神经便刀枪不入,泰山崩于前而并不色改。

救人不如救世,救肉身不如救灵魂。这也是周树人弃医从文的理由。当他在影片中看到祖国民众围观杀人而神色麻木,感到做“上帝之手”不如自己来做上帝,要以文学的广谱抗菌去治愈芸芸众生精神深处的病根。如果说医生容易生出做救世主的心态,生出整个社会都躺在自己手术台上等待妙手回春的妄自尊大,或许是不够公允的。但医生一旦成为革命家,又将自己的职业姿态与革命的逻辑一拍即合的话,其活人杀人,便全在一念之间,足以让千万黎民生不由己。

就连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旧知识分子,俄国的军医日瓦戈,在十月革命一朝爆发后,也发出了如此由衷的欢呼:“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的奇迹!”

在对国民的劣根性有了深刻洞察后,尽管希望之渺茫,“正如绝望”。鲁迅还是继对中医失望之后,又对西医也彻底失望。他毅然扔掉手术刀,举起如椽大笔,开始嬉笑怒骂,针砭并用。鲁迅并不鼓吹暴力,他的预想是以非暴力的、且深入人心的文字,去默移潜化国民之本性。基本上应该说守住了文人的底线,还是在做着渐进的功夫。从医学上讲,鲁迅的道路仿佛内科的道路。

但孙文认为吃药不行,必须开刀。其实西医内也有革命与改良之争,内科是保守派,外科是革命派。去年母亲住院,便让我在内外科针锋相对的两套方案之间难以取舍。但做手术是要病人家属签字的,出了问题病人自担风险。革命就没有这么麻烦,革命家认为该手术了,无需投票、签名,大家就得陪着挨刀。

但如果革命真是虎狼之药,代价太大,甚至几刀下去便一命呜呼。革命家所许诺的乌托邦又未来到(地狱倒是重现人间)。又怎么算呢?革命党好比是承包人,搞得好有分红,搞得不好便流亡海外,并说:我们是好心做坏事,我们又不想也不知道会这样。不可抗力,没有法律责任。那草民们岂不是太冤?

幸好昆德拉笔下的捷克医生托马斯不这样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他借俄狄浦斯的故事,阐发他的观点。俄狄浦斯在不知情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为王后。当他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因为无辜而原谅自己。俄狄浦斯断然刺瞎自己的眼睛,将自己放逐。托马斯认为,共产党政权应该为“手术”的失败负责。这也是一个外科医生的专业逻辑,谁签字决定进行手术,谁就该承担风险。革命者没有权力让没有来生的个体去担当牺牲,成为达成健康生活必须死亡的细胞。

托马斯医生为坚持这一观点,在一生的轻与重之间,难得一次选择了后者,从此离开手术台,成为清洁公司擦洗窗户的临时工。

三、

上述四位医生,唯有日瓦戈坚守在专业的工作领域。无论是在沙俄军队、游击队或白军中,他始终只是一个对革命满怀同情和赞美的外科医生,并不将外科医生的技术姿态延伸到专业以外。后来他见到太多的“手术并发症”,最终对“革命手术”的高超性生出怀疑和保留,开始向往田园中的那段宁静生活。

而周树人成为鲁迅后,也始终是一个文人。也不把文章中的血光溢出来。归根到底鲁迅只是一个医学中专的肄业生,专业的技术道行大概不够其他三位深厚。他对革命的激情和鼓吹就难免有些叶公好龙,所以一直与真正拿起刀枪要杀人的左联周扬等人貌合神离,一看到流血就痛苦不堪,在思想上有呕吐感。

革命逻辑和医生的技术姿态一拍即合的,是生活刻苦、一生颠沛流离的孙文(还有一个古巴的格瓦拉医生,因为最近流行的缘故,偏不讲他)。

从头至尾坚守专业逻辑,但并不因此就缺乏批判精神的,反而是御女无数的风流医生托马斯。

什么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或重,你叫人如何掂量。

关键字: 王怡
文章点击数: 1705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