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  时间: 11/10/2012              

天葬——西藏的命运

作者: 王力雄

《天葬:西藏的命运》,是王力雄1998年有关西藏问题的专著。王力雄在书中以大量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来陈述他的论证,涉及到了西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各个方面。这部著作在汉人与藏人中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研究西藏问题最为客观、深刻的著作之一,展现出王对西藏这片土地的深切悯怀与过人洞见。海外媒体曾组织研讨会专门予以讨论
 
 
 

作者王力雄简历
王力雄生于吉林长春。母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父亲王少林在文革前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副厂长,1968年被打成“走资派”和“苏修特务”,死于被拘押中,定为“畏罪自杀”。1969年王力雄随从“牛棚”释放的母亲下乡插队4年,开始写诗。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1975年)产生“逐层递选制”的设想。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先在车间当工人,一年后成为车间技术员,开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 1978年王力雄主动申请调动到湖北第二汽车厂工作,从事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其间参与民主墙活动,并在油印刊物《今天》发表第一篇小说——《永动机患者》。1980年以“借调”形式离开二汽,脱离中国官方体制。 此后王力雄写电影剧本,并在电影摄制组工作。1983年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之门》。1984年,王力雄独自在青海藏区的黄河源头乘用汽车内胎扎捆的筏子漂流1200余公里,横贯黄河上游的藏族地区,从此开始对西藏的关注。1985年-1986年年写作纪实小说《漂流》,1987年出版。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开始写作政治寓言小说《黄祸》,署名为“保密”,1991年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1991年-1994年,写作《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1998年出版。 1994年,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 1995年-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藏和各省藏区,在藏时间累计2年,走遍所有藏区的基础上,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王力雄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1999年1月起,王力雄在新疆收集资料,准备写新疆民族问题的著作。1月29日,被中国国安局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1999年出版文集《自由人心路》。 2001年5月2日,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声明中发问:“究竟是中国的作家天生就是僵尸,还是中国的“作家协会”想把并且正在把中国的作家变成僵尸?” 2002年4月,出版了《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创办“递进民主”个人网站。2002年12月,发起对四川藏区阿安扎西活佛案的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公正审理。2003年2月,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自然之友除名。2004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4年底,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 2007年10月,经过历时九年的调查和思考,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荣誉
2002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王力雄2002年“当代汉语贡献奖”。
2002年6月29日,王力雄在纽约接受中文独立作家笔会授予的第一届写作自由奖。
2003年7月,与廖亦武、刘宾雁同获美国赫尔曼/哈米特人权写作奖。
2007年2月24日,新西兰汉学会授予王力雄荣誉会员称号。

主要著作
《黄祸》,1991年,政治寓言小说。该书描绘中国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的重大危机,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总崩溃,难民大批冲出国境,危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这部小说引起海外媒体追踪报道,王力雄也由此获誉“中国最敢言的作家”。该书后来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列第41位,至今仍在港台及海外畅销。
《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年,西藏问题专著。王力雄在书中以大量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来陈述他的论证,涉及到了西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各个方面。这部著作在汉人与藏人中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研究西藏问题最为客观、深刻的著作之一,展现出王对西藏这片土地的深切悯怀与过人洞见。海外媒体曾组织研讨会专门予以讨论。
《自由人心路》,1999年,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思想随笔。书后附录小册子《溶解权力》,政治制度设计专著。这部书讨论的是选举方式,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逐层递选制」,就是希望以此方法使中国大陆的体制安全转型。
《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对话录。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4年,政治制度设计专著。参考了主流学术界的行文方式,重新诠释了「逐层递选制」,并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生态、社会、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
2007年7月,与妻子唯色合著的英文文集《Unlocking Tibet》在瑞士出版。书中收录他数年来研究西藏问题的多篇文章。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2007年,新疆問題專著,《天葬:西藏的命运》的姊妹篇。整理收入了99年曾发表于互联网的《新疆追记》一文,另有王此后四次重返新疆的见闻,对新疆当地维族人士的访谈,以及如何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考。书中有大量的实拍维族图片和民俗情况记述,都是首次公开。
散篇:《911启示录》,《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新疆追记》,《民族主义与宗教》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革”》,《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等。

评价
王力雄于1980年代初,就脱离大陆的单位体制,开始了特立独行地自由创作。王力雄的几部作品在海外出版后,好评如潮。在大陆他的主要著作虽然至今都无法正式出版,但互联网络中仍有一些作品流传,坊间也能看到部分盗版流通。 有人认为,虽然王的著作数量不算多,但几乎都是相关领域的精品。诸如对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对于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对于宗教,对于西方民主制,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设计,对于环境生态保护,多有深刻独到的剖析与论见,发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其著作文笔简洁,往往篇幅短小,却处处紧扣实际,蕴涵丰富;王的文章不偏不倚,关照博大,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对于国家民族的深远悲悯与关怀。亦有论者认为,王力雄是中国大陆当前极少有的具有创造性、前瞻性与自由精神的杰出学者。 王力雄本人最为看重他的“递进民主”设想,自称其份量超过《黄祸》、《天葬》二书的总和。对此海内外思想界看法不一。有观点以为这是一个大胆、充满想象力,但也可能非常实际的政治理想,是西方民主与大陆现行体制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可称原创性的政治改革方案,是中国社会思想引导权力的契机;也有反对者批评说,王的这一制度在大陆现实社会中没有启动的动力和支点,完全把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的恩赐和良心发现,同时无力应对当前中国深重的道德文化危机,因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民主妄想,是乌托邦与永动机的翻版。

 

附:王力雄:十年过后谈黄祸

◎《黄祸》的“预言错误”

《黄祸》已经出版十年了,十年变化是非常多的。《黄祸》刚出版时,人们认为它是对中国前途的预言,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黄祸》描写的灾难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然而不久,邓小平的南巡把中国重新推上经济自由化之路,“六四”后的沉闷和沮丧被勃兴的商业大潮一扫而空,政治上的敌对也被纸醉金迷消融,中国的走向似乎就与《黄祸》的描写分道扬镳了。
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离《黄祸》差得更远。《黄祸》的故事在现实中几乎都没有发生。《黄祸》写到中共内部会有人打“六四”牌,以翻案争取民意,现实却是中共要员对“六四”保持一致的强硬态度。《黄祸》写到军队夺取了国家权力,把中共领导人当作傀儡,目前情况却是军队完全被江泽民控制,原来人们预料江是过渡人物已被证明是个错误。他不但在邓后继续留位,而且稳定地控制局面。
《黄祸》写到军事政权引发沿海省份的地方势力与北京决裂,事实是各地诸侯在重大问题上唯北京命令是从,除了搞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动作,完全没有胆量与中央政权对抗。
《黄祸》另一个脉络是台湾对大陆的介入,实际情况却是台湾朝野对大陆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任何卷入大陆事务的动力。《黄祸》还写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那时苏联尚未解体,现在来看那种冷战时期的思路十分过时。苏联从原来的第二号强国变成了一堆三等国家。危机四伏,国力虚弱,完全没有能力再与美国对抗。
因此,以占卜的命中率来论《黄祸》,打分应该是“0”。

◎我不想当算命先生

1994年我对《黄祸》做了一些修订,改动了很少细节,主要是把苏联改为俄罗斯,做了相应地名和情节的改动,其他方面都与原来完全一样。
照我的本意,把苏联改成俄罗斯都不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黄祸》当成“预言小说”,我也不想成为一个预言家。如果现实真按照我的描写兑现,倒会使我毛骨悚然——我成了一个什么?当年苏晓康作的序言把《黄祸》称为“寓言小说”,我觉得更为合适。我要讲的是故事之下的东西,不是故事本身。我与苏晓康至今未曾谋面,也未有过联系,但仅从“寓言小说”之称,我已经感到他是一个知音。

◎《黄祸》的主线是什么

《黄祸》故事里那些党派斗争、诸侯分裂或美苏大战等都是笔上生花,在稿纸上过主宰世界命运的瘾而已,真正推动着我写下去的动力——也是贯穿小说的脉络——是我对中国社会深层危机的忧虑。纵观今天中国的现实,一是人口最多,二是人均资源最少,三是欲望最高,四是道德水平最低,这四项中的每一项单独论都算得上够严重的危机,四项凑在一起,又是“四最”,可想而知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是我眼里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所在!即使《黄祸》表面描述的那些危机全都没有发生,都是错的,这一深层危机却一直是严峻而现实的存在。
《黄祸》出版至今的十年,四个“最”的走向如何?首先中国人口又增加了上亿,人均资源因此更少,生态也遭受更多的破坏,中国人的欲望有增无减,社会道德却继续江河日下,因此四个“最”更加“最”,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失衡。这说明《黄祸》描写的深层危机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在发展,那么《黄祸》描写的灾难就仍然有可能发生,不同的只是灾难由什么引发和表现为什么形式而已。没有《黄祸》那些故事,也会有别的事使那深层危机浮出水面。

◎故事还可能继续

其实《黄祸》故事中使用的元素这几年已经有不同面目的出现。《黄祸》开篇写的是大水,98年长江不是发了大水吗?波及两亿人口,造成两千多亿的损失。那灾难的背后原因就是人口过多,砍伐森林、围垦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态的失衡。
《黄祸》中发水的是黄河,98年的黄河却是一大半时间无水入海,那当然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黄河断流的天数91年是16天,95年122天,97年226天,断流长度也从131公里增加到704公里。危机加深的速度是惊人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断流的意象比发水还令人沮丧。黄河近年没发水跟北方持续干旱有关。其实黄河自身的泄洪能力早已惊人下降。98年花园口1号洪峰的流量仅为58年的21%,水位却超过58年0.56米。下游黄河有几百里高悬空中(高出河南新乡20米,高出开封13米),一旦遇到洪水决堤,破坏将难以估量,成为推动危机爆发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党内虽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党内斗争说穿了就是争夺权力,只要权力结构是专制的,得到权力就只能通过斗争,平衡必定就是暂时,发生斗争才是必然。而社会的基本矛盾从底层向上传递,最终也会引发高层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在高层寻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会的深层危机浮上表面,眼前平静就会立刻打破。
台湾现在采取对大陆不介入的对策,但是台湾的当权者和百姓不会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陆是躲不过去的。只要大陆仍然由中共统治,台湾头上就时刻悬着利刃。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台湾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陆推翻中共,台湾仍然会不介入,那不是帮助大陆,是在救台湾自己,现在只是还没出现那个时机而已。
设想未来,如果中国发生动乱,导致生产萎缩,这块土地无法再养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欲驱使的中国人就一定会走出国界,走向世界。现在只是为了挣多一点钱,他们都不惜冒死偷渡,将来面对的是生死之交,难道能指望他们坐以待毙?当年几十万越南人漂洋出海震动了全球,如果百万、千万、上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将导致怎样的反应链条?最终造成什么结局?现在虽然无法预料,但可以确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人们认为《黄祸》中与今天最不贴边的是美苏核战。不错,俄罗斯现在沦落了,但它仍然掌握着一个足够把世界摧毁几次的核武库。一个掌握着致命武器并且充满挫折感的巨大穷国,有可能比原来还可怕。说它穷,已经不得不卖家底,但你看它卖的都是些什么——苏凯战机、宇航设备、航空母舰……这样一个国家,谁能断言它将来会毫无作为?
99年4月上万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震动了中共,也震动了世界。随后的《亚洲周刊》说《黄祸》预见了气功团体的强大能量,并称“文学的洞见往往出奇的准确”。事实上,这种类比多次出现,流民、生态、人蛇等方面一出现问题,就会有人提到《黄祸》。甚至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掀起反美运动,也被联想到《黄祸》中的一些情节。
我则在祈祷,《黄祸》中那些元素的再现到此为止,后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万不要再继续成为现实。

◎稳定之下的危机

十年来,我的内心没有随时间的过去而放松,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劫难正在逼近。无疑会有人认为我把问题极端化了。我说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但类似的说法历史上从未断过,中国国歌的歌词也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哪个年代的忧国之士不曾担心中国要亡?鸦片战争面临的列强、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就要没有明天?可是中国都一样过来了。今天谈论的中国危机,是不是还会像过去一样,不过是一种当事者迷的过度解释,中国还是会安然过去。毕竟几千年的历史航船都走下来了,怎么会偏偏就在今天触礁沉没?
对此,首先应该谈的不是危机,而是中国目前为什么会这样稳定?如果真存在那么严重的危机,为什么现在看到的现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这种稳定之下,感到着最大的危机。
今日中国除了政权以外,没有任何有组织力量可以在整体上对社会进行整合。政治反对派、意识形态、国家化军队、宗教、公民社会那些任何完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整体性整合机制,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被铲除,或是在压制下无法生长。唯一的整体整合力量只剩下政权。中国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前所未有的稳定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除了政权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凝聚社会,引导人民,足以对政权形成挑战。一切都只能在政权的指挥棒下运行。
所以,当今中国的基本状态是这样的:一方面是社会自由度扩大,出现了很多新的空间,原来那种社会分子之间被强加的刚性连接逐渐解除,但是并没有新的组织化形式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越来越散漫,虽然人人都在钻营,但都是一盘散沙的个体行为,或局限在很小范围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权以行政化的方式控制和管理整个社会。形象地形容这种状态,就是一只政权的桶装着十三亿人的散沙。散沙内部进行着活跃而无序的分子运动,而桶因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经“脆化”,从毛泽东时代的铁桶变成了今天的玻璃桶。当然散沙无论如何不会挑战桶,哪怕桶是玻璃桶,这就是今日中国在外人眼里显得稳定和繁荣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稳定并不是吉兆,却应该说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危险在于,万一一次意外的震动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会丧失,社会就会失控,那时的中国将会怎样,能够怎样呢?所有的危机将一同爆发,桶里的散沙也就会漫天飞扬,无法收拾。
不愿意看到这种前景,问题就成了中共政权到底会不会垮?如果它能够永远屹立,也就没有什么可愁。即使过得不太好,至少不会有大灾难。然而回答显然应该是否定的。不谈具体,仅从共产党自己尊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上就没有永恒的事物,中共自身当然也不例外。何况它的高度腐败、意识形态缺失、丧失民心等,都已经构成它可能垮台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它以自觉的死亡挽救中国,然而现实没有让我们看到那种前景的丝毫希望。

◎我们能否逃出劫难

有人也许会说,中共政权垮了难道天就会塌?车到山前自有路。历史有过多次大起大落,政权崩溃也层出不穷,不都过来了。不错,历史有多种可能,但今天中国与过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还有一个“框架”在支撑,一个“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态。
一个社会发生政权崩溃,只要文化结构保持完整,传统的伦理、道德、调整人际关系原则和价值系统还在,人们就可以在没有法律和警察的情况下自行维系,社会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发散的,即使社会失去了政权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维持基本稳定,获得一个缓冲时间以重建政权、法律等上层建筑,继而重新整合社会。
如果这种文化结构没有了,那就危险了。人们只要没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损害,那么政权垮台,控制消失,人与人的关系就将以争斗为主,社会因此会进入发散状态,动乱将迅速放大,社会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和有效法律的过程,将需要漫长时间。
如果那时人口不多,有一个好的生态,事情也不会到最糟程度。人们虽然不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块地耕种,找一片水捕鱼,或是找一片树林狩猎,总之能活下去,直到社会重新稳定,建立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态环境下有重新建立整合的物质基础,人们也有为更大利益而联合的可能,因此那种整合会从局部逐步向整体扩展,最终实现新的统一。在那种过程中,即使社会政治发生大变化,却不妨碍民族和文明的延续。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可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绝望,今天的中国既失去了能够支撑社会的文化结构,又没有了能在最后关头承托社会的生态底座,一旦唯一能够进行整体整合的政权垮掉,就可能落入一个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坠落过程。最终灾难非常可能是毁灭性的。人类历史曾数度发生过大文明的毁灭,我们没有理由盲目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
嘲笑这种担忧是容易的,但远不如正视这种担忧对中国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是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后者的代价却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识经常告诫“以防万一”,那么哪怕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何止),我们也只用万分之一的力量应对,十三亿中国人中就至少应该有十三万人投入为危机做准备。而事实上有几个人?且都被视为“有病”。
悲观论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导“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就是要多考虑不好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悲观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悲观论者面临一种悖论,人们如果听信他们的预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们的预言就会落空,也就会因此被讥笑为杞人忧天。
所以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做预言时总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人们全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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