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8/2012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一号民工胡俊雄

作者: 欧阳小戎 欧阳小戎

屌丝们很快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将成为史上第一个“屌丝日”。关于如何度过第一个“屌丝日”,我们早已想好节目安排,因为这一天正好是胡石根老师的生日,有个问题是这个:日子很不凑巧地赶在“十八大”期间,生日party兼节日庆典,极有可能只能归于一种心愿。

本人作为一名颇具代表性的资深屌丝:无房、无车、无女屌、无固定工作、无……总是习惯性地想要将高帅富们来吐槽一番。高帅富们开“十八大”,虽云山雾绕,却也不乏有趣之处。有新闻称:“一百四十万志愿者参加十八大安保工作”,还开了“誓师大会”,妈呀!好怕怕,他们“誓师”,是要去和谁打仗?钓鱼台还是黄岩岛?无图无真相,上图先:

 

事物在不同人眼中皆有不同。这必将被称为“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之十八大,不晓得党为甚麽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按照它们的说法,天下早就太平六十多年了,怎还会有恁么多的敌人让它们去“胜利”?这些老生常谈自然不必放在心上,在屌丝们眼中,根本没有神马“十八大”,只有1B大、SB大。网络世界无以伦比的智慧,迅速发明出这两个词来,前者是象形文字,后者则是表音文字。屌丝们乐此不疲。在从四面八方通往北京的各种道路上,警察在进入北京地界处设岗盘查,所有人均需出示身份证。不晓得党开大会为什么要盘查老百姓,这场景只有电影里的日本鬼子才会去干。本就拥堵不堪的交通,因盘查变得更加教人无计可施,过路的司机行人皆需要下车去排队接受检查,被这些盘查耽误上个把钟头,纯属家常便饭。有人愤怒地抱怨:“x你妈!没事折腾老百姓!”而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忍受。对那些将老百姓当成敌人的人而言,抱怨者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更多的沉默忍受者。尽管屌丝们没有什么经济和政治实力,但必须承认,我们屌丝人数众多。若是选举的话,毫不夸张地说:“得屌丝者得天下。”君不见连罗姆尼那样一表人才的高帅富,也要败选给黑不溜秋的屌丝形象代言人欧巴马?(此处没有肤色歧视的意思,在东方传统审美观里,有“一白盖九丑、一黑掩九美”之说)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既可以说和1B大无关,亦可以说和1B大有关。之所以说有关,是因为有人担心他在1B大期间给自己添麻烦,其实真正给他们添麻烦的是他们的上司,和我们今天的主角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个人,就是自称“民工”的胡俊雄。他来自湖北黄冈,年近五旬,却尤似青年,因面黑而致大眼浓眉失色,盖茧厚而教伶手俐指无光。此公常年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为那些蒙冤者提供人道支持,除了磨得一身衣物上沾满尘土油腻之外,于其它领域似无多少斩获。黄冈的警察担心他在1B大期间给自己添麻烦,但是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开会,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个似是而非的逻辑成立与否,并不重要。民工胡俊雄的劳动技能与辛劳程度胜过不少民工,而生活质量却不如许多民工。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曾想把自己一套空房子让给他住,他只需负责那房子每年两千多块钱的物业费即可。我们的民工回答说:“我每年花在住上的钱,不超过一千块,这样做对我们俩都是桩吃亏事。我每年要多花费一倍多的住宿费,你每年要亏很多的房租钱,还是算了吧。”像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他有很多,大多数时候叫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方说,我们这里所谓的民工,实际上系“民主工作者”的简称。胡俊雄率先发明了这个词,因此亦当之无愧地成为“一号民工”,听起来颇有点“零号特工”范儿,让人浮想联翩地揣测他的非凡身手。

某日我请他带上网线钳、水晶头之类的工具来帮我布网线,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些工具,而他却一应齐全。头天晚上,我拔了手机电池充电,自认为第二天他来的话,自他从起床,需要收拾、等车、换车、赶路,至少也要到将近中午才能赶到,因为从他那里到我这里,少说也得有两个钟头的路途,再加上其它时间消费,没有三个钟头他不可能到得了。因此我大可高枕无忧,睡到日头晒在屁股上。第二天一早刚醒过来,迷迷糊糊把电池从充电器上拔下来装上,一开机,马上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已经到了,让我到公交车站上去接他。拿起时间一看,早晨八点刚过。再一看记录,六点多钟时他就发来过短信说到了,却不认得路。我心头好一阵懊恼,已是初冬时节,清晨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那天路上还颇有些寒风。一边赶紧跑出去接他,一边算了一下,他应该是赶四点钟的头班车过来的。远远地,一股熟悉的气息,伴随着百米开外视野内某个黑色身影落扑面而来,脚步很快却不紧促,因此并不显眼。出门尽量穿些颜色和款式低调的衣物,是我们屌丝的一个生存习惯。因为你若是穿戴得很惹眼,却又没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光鲜漂亮,那么这种惹眼只会给自己招来各种保安、门卫、治安、协警们的盘查。尽管作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完全有能力应付这些盘查,不过以其盘查到头上再来应付,莫如直接回避掉它们,我们可没那么多功夫去和他们耗。

我心头盘算着该如何向他致歉,而他却并不在意,好象在寒风里枯等了两个小时,是一种很充实的生活体验一般。人到后,便开始谋划怎么干活,完事后又要匆匆赶到几十里外,去给下一个人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基本就是干活。他什么活都干,从接网线到修凳子,从整理资料到通下水道,从焊集成电路到搬蜂窝煤……来时不喝水,走时不吃饭。常年累月,童叟妇孺不假区别。

一九九八年,席卷几乎半个中国异见界的民主党组党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黄冈人胡俊雄策划了当时民主党最小的一个单位:民主党黄冈市分部。按照现今中国的行政区划分,这是当时民主党唯一一个“地市级单位”。也许是因为他这个单位太小了,只有两个人,湖北的政法部门并没把他太当一回事,只将他草草取保候审了事。若问及为何要成立一个地级市党部,他回答说:“一个真正的政党,应该是从基层向上成长的。”但我觉得这个理由似乎有点不够充分。尽管我完全同意他的理念,政治党派的生命力取决于它在最直接与民众接触的层面上拥有多大活力。但是……按这个原则,他应该去组建一个村级党部才对。总之如果是一个人的历史的话,这历史已经如此,毋庸过多地在这些毫无意义问题上夹缠不清。在今天这个历史阶段,重要的是反对,然后反对过程中去赢得彰显我们可贵精神的机会。

二零零七年,在杭州吕耿松先生家里,我第一次见到胡俊雄。此君其貌不扬,就算是在反革命窝子里,也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反革命气息。匆匆来一趟很快又走了,说是要去干活。后来我来到帝都,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听说胡俊雄在新发地一带租了间房子,可以作落脚地。没去之前,他们把那地方说得象天堂一样:可以上网、有热水可以洗澡、洗衣,周围一应生活便利,出门四面八方俱是公交车站,还有大量价廉物美的市场和饭馆……于是收拾了东西,我随他去新发地。

那是间仓库改装的房子,隔成无数小间,还分了三层楼,靠墙的两排房间月租要贵两百块,因为有窗户。我住在一个四面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空间大得出乎想象,里头除了可以宽宽松松地放张床之外,居然还可以挤出一片地方放张桌子,坐在床沿上就可以当办公室,连椅子都省了。墙壁亦非常厚实,根本不用担心不小心折个跟头,会把板壁撞倒,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里头折跟头,绝对不会摔破地板掉到下一层去。夜来四面八方传来各种声音:有打电脑游戏的、有看电视和dvd的、放歌的、敲打锅碗瓢盆的、吵架的……这些声源过于密集,声音振幅亦很强烈,以至于隔壁人家的说话声几乎全被淹没,根本听不见了。聪明的人们想出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隐私,真可谓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问管楼道的大姐可否上网?她说交三十块钱即可开通。于是我回屋在墙壁上检查了一番,觉得有个地方很可疑:那地方象是个洞,被用一张画报糊住,扒开画报,手伸进那个洞里一会便摸到一根象网线的东西,然后慢慢拽,果然拽出一根网线来。插上居然可以上网,我大喜,为自己每月节约了三十块钱的网费而沾沾自喜,并把自己想象成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主人公,瞒着看守,每日悄悄掀开一张美女画报,然后干作案的勾当。尽管那网速慢得令人修心养性。

起初,我并不明白这地方为何住了如此多的人,附近有很多类似的房子,初步估计一平方公里内大概有十万左右的人租住于此,卖各种黑心棉、再生塑料制品和用地沟油烹调食物商贩。一日闲来无事,我便在四处溜逛,走过一座并不太显眼的院子时,发现那个院子挂着“马家楼救助中心”的牌子。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便是传说中的马家楼。要是在街上被人查出没带身份证,或者被索要暂住证却拿不出来的人,都会被扔进这里然后遣送回乡。似我这等没有暂住证的家伙,住在这灯下黑之处,应当是再好不过了。

后来侯文豹来到帝都,也曾在那里落脚。他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再不愿去,连称:“那地方根本没法住!”因此他被我们嘲笑为“伪反革命”,“难道你一个反革命还想住花园洋房吗?”其实侯君是位吃苦耐劳随遇而安之辈,他在那呆不住是因为他有洁癖,劳教队的后遗症。

胡俊雄是个极端主义者,他把节俭视为异见分子的根本素质,甚至有可能认为不节俭的人就不能称为异见分子,因为节俭是异见分子与生俱来的职责。有段时间,租住在香河的李金芳有间空煤房,他蹬了个三轮车,从北京到香河,载了满满一车锅碗瓢盆、废弃的电脑(九零年代中期那种)、桌椅板凳、旧木板等等物什,把那空煤房塞得满满当当。他时不时会跑大老远过来拿些自己的破烂,或者往里头继续塞些破烂。一年后,李金芳搬家了,那天我们到香河一块帮忙搬家,煤房里的那些东西,搬也搬不走,扔也舍不得扔。他失魂落魄地在煤房外整理他的破烂家当,搬出来码好,又放进去码上,又搬出来码好……那场面催人心肝,就象是要和心爱的人诀别一般。李金芳的新家没地方放那些东西,我住的地方倒是可以堆,但是要叫个车搬走,恐怕运费比他那些家当还要值钱。

“这些床板可以当劈柴烧。”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我……!”听说有人要劈了他心爱的床板,他脖子红了起来,却又结巴住。“我的宝贝床板啊!”我在心头为他补充道。那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个苏联故事,说是二十年代莫斯科有个家庭主妇,把她家一个帝俄时代传下来的橱柜,拿去换了一捆柴火。其实她把那个柜子劈了当柴烧,比她换来的还要多。

为了节俭,甚至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也在所不惜,这是身为民工应有的风范。很多人告诉我:谁敢扔胡俊雄的东西,哪怕是一块擦脚的破布,都得准备着和他大干一架,他会象万箭穿心一般地痛苦。两年前,我在杭州遇上一对冤民夫妇,他们拿了两台电脑,说是自己的电脑,刚刚被国保的给抄走后又要回来,让我给他们检查一番里头有没有被国保的给做了手脚。

我对国保的对电脑做手脚一说并不是特别相信。尽管秘密警察的行为方式难以知晓,他们会把被抄走电脑上的所有数据都复制下来,这并不假,这是个“办案”的必须流程。但我并不敢武断地下定论说,国保会在被抄走的电脑上做手脚,然后把电脑还回来以便窃取信息。不过为了我这两位冤民朋友的心理需要,我决心用我能做得到的最深刻技术手段,将他们电脑上的数据全部抹掉,以使他们放心,国保的就算在他们电脑上做过手脚,亦已经被我除掉。

待到我回到北京,胡俊雄忽然不理我了。只要我在场,他便气鼓鼓地扭头就走。我却不知何故,实在想不出自己究竟在哪里开罪了他,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明明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忽然之间形同陌路,这种滋味并不好受。后来我得知,原来在杭州那两位冤民朋友的电脑里,存着他的许多东西,据他说是十分珍贵的资料。虽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把十分珍贵的资料存在别人的电脑里,更不明白他为何不做备份,但我仍然相信那些资料的珍贵性,因为那些东西没了也就再也找不回了。更何况我是用自己所能做到的最深刻技术,把它们给弄没的,他想恢复都恢复不了。

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提起胡俊雄,我就有点瑟瑟发抖的感觉,好象他会一气之下把我给宰了一样。有时听说他在场,便灰溜溜自己跑了,不敢面对他。我觉得胡俊雄有可能这辈子再不理我,甚至有些灰心丧气,有人再喊我去修电脑,也变得懒洋洋不再热情。又过了些时日,侯君文豹一次订好飞机票,却又误了行程。订票时,票务公司说好的是:如果届时有时误了行程,事后可以退票。然而找票务公司退票时,他们却翻脸不认账。一群人觉得受了气,要去找票务公司的讨个公道,便相约某日早晨同去找票务公司的晦气。

那天早晨我在地铁站口碰上胡俊雄,他也应邀前来,我有些不知所措,不晓得他会不会宰了自己。赶紧把他拉进一家肯德基去,请他吃汉堡包做早饭。也许是那顿早饭管了用,感觉他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两人又和好如初,重新亲热起来。

又过了一年,他的名声开始在弱势群体中流传开来,那些传说说是有个胡老师,一位电脑专家,凡是电脑有问题,只要找到他,便能药到病除,分文不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或者托他给买台电脑,他一定会尽心用力,帮你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合适的。这位胡老师经常让人迷惑,某日一位女士需要搬家,我打电话过去问,需不需要人手帮忙?她回答:“不需要了,东西不多,有胡老师在,人手足够了。”闻言我心头有点埋怨那位女士,我觉得她找胡石根老师帮忙搬家,实在是大大地不妥,因为胡石根老师有先天性的晕车症,扛着东西又是倒公交又是倒地铁,出这么一趟工,他至少得歇三天才能缓过劲来。于是我言语里开始有点不高兴,似有责备她之意。说着说着,我忽然明白过来,她口称的“胡老师”,不是胡石根而是胡俊雄。

顿时心中豁然开朗。我们的民工俊雄老兄,也“升格”为“老师”了!这“老师”来得虽晚,却堪称实至名归。辛劳的付出终有回报,当你用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会把你忘记。俊雄吾兄,真民工之首屈一指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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