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6/2012              

沈良庆:新政幻灭(上篇)

作者: 沈良庆 沈良庆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一直想就人们期待已久的“新政”问题写篇泼冷水文章。但因为《双规》新书出版和警方不断骚扰等杂务缠身,未能动笔。前些天香港《动向》主编张伟国约我就十八大后中国法制走向写篇千字文,此时海内外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异议和反对派人士已经对这次会议空前失望,正好借此表达对新政幻灭看法。篇幅有限,只能蜻蜓点水,写了1400余字《不改旗易帜就没有新政和法治》,排版时不得不略作删节,感到意犹未尽。适逢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分社通过出版社跟我联系,希望就双规问题来合肥采访。考虑访谈时可能会涉及“习李新政”政策走向,特别是新一届领导班子高调宣示的整风、反腐、改革和民生问题,正好在前文基础上略加铺陈,兼做访谈时相关话题的思想准备。

统治者利令智昏怎么办?


十八大召开前,海内外舆论、被边缘化的所谓党内健康力量、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建设性反对派一如既往有诸多期待,希望通过“顶层设计”达到各自目的:或者希望改革派占上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或者希望重新启动政改,解决宪政转型(政治改革)、惩治贪腐(法律治理)和分配公平(经济改革)问题。薄熙来贪腐案的曝光和处理更助长了这种期待。一些别有用心的官方、半官方人士和喉舌也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制造、传播和利用这种期待。继“胡温新政”成为过眼烟云之后,“习李新政”呼之欲出。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公然宣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左右开弓,在安抚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狠狠搧了自由派和建设性反对派一个响亮的大耳光。它再次表明,中共将一如既往在一党专政前提下,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死路。邪路论一出,特别是闭会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按照派系博弈结果选出常委领导班子,海内外舆论哗然。

《零八宪章》论坛的盖棺论定准确到位:十八大是“邪路论”的胜利、新兴权贵集团的胜利和“维稳体制”的胜利!一向主张良性互动、渐进民主、反对民粹暴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建设性反对派都意识到十八大“完全关闭了政改大门”。饱受牢狱之灾却坚持为政改建言献策的陈子明说:“贪官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一直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反对革命、主张渐进民主的周舵,也认为十八大“暮气沉沉”,高层领导患了“脑梗塞”,精英群体中“悲观情绪笼罩四野,一片愁云惨雾。”常委名单公布后,流亡海外的《观察》主编陈奎德干脆把这个红色权贵俱乐部跟辛亥革命前夕的皇族内阁相比。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坐了22年牢但一直坚持通过官民之间建设性的高层对话逐渐实现民主转型的秦永敏,却连表达失望的机会都没有,被保卫十八大的“维稳体制”强迫失踪、非法拘禁达44天。

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失望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十八大刚结束,《财经》杂志就在北平召开“2013:预测与战略”年会,与会者都是中共高官和学界精英。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与法治格格不入的国家,维稳体制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以计划生育和强迫征税为例,说明政府鼓励下属用非法手段完成任务的“作恶授权”,这种苛政导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再不进行历史切割,“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问题”。剀切陈请立即启动政改。

曾经给中共领袖担任翻译的资中筠对极权国家性质看得更透彻。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和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改革共识论坛”座谈会上,资中筠发言题目就是《余欲无言》。她“感到沮丧,没有希望。”认为胡锦涛报告除了陈词滥调,“引人注意的话却是倒退的。”她质问那些忧心如焚,积极向中共建言献策的人:“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好像还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权者采纳,可能吗?”她引用《左传》中曹刿论战名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说明自古以来专制统治者难免利令智昏:“既得利益妨碍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不是如何说服他们改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并不弱智,他们拥有更足够的信息和关切,比我们更深的感到社会危机:“否则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几千个人开会?那么害怕,心虚?”认为秀才们发挥探微索隐功夫,试图从官方话语发掘微言大义没有意义:“语言与实际已经空前脱节,空前的虚伪。”这既是对中共政权的深刻认识,也是悲莫大于心死的深刻绝望。借明朝末年顾炎武对天下兴亡与国家兴亡不同责任的划分,说明政权兴亡“肉食者谋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没责任,我们的责任在维护道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要求知识分子转换角色,眼光向下。接下来关于全社会腐败、教育沉沦、民族精神堕落,“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知识分子要对全民族负责,充当低素质民众教主,通过启蒙提高民众觉悟,防止民粹暴力,俾使国人能适应宪政民主改革的话语,却是老生常谈的启蒙说和不得要领的素质论。

鉴于我在《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都是反民主的伪命题》长文中已经对这种专制导致臣民素质低、素质低不宜民主的循环论证和莫须有的多数的暴政进行了系统批判,这里不再赘述。因为资中筠前一半看法说得很到位,后一半素质论也很有代表性和广泛性,说明秦帝国以降作为附皮之毛的中国读书人兼有自卑和自大的分裂型人格,我在多个社交网站转发了该文,并加以点评:

前一半说得很好,不是南书房没必要眼睛向上;后一半素质论却不得要领。民众被党教育了半个多世纪,越教育越蒙昧,启什么蒙,谁来启蒙,不会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吧?暴政养育暴民,腐败国家培育腐败社会,岂能舍本逐末?消除暴戾、腐败的国家、政府,臣民、社会自然会回归公序良俗。秀才们眼睛向上固属奴性,眼睛向下也难免虚骄啊!

无论良性互动,还是恶性互动,自古以来政治斗争都是各种竞争性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博弈,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素质高低关系不大。现代政治文明仅仅是通过代议制民主开辟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在言论自由、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的制序安排下,使之大体上能够以良性互动的所谓商议民主方式兼容并存(共和)。没有阶级、族群共和,哪来的商议民主?在掠夺经济依然盛行的前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利令智昏的专制暴政之下,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难免血腥残酷,不是靠自由派知识分子、建设性反对派一厢情愿的主张良性互动就能够避免的,更不是靠和平主义者毫无原则的道德说教就能够避免的。

知识分子的看法固然重要,反对派的态度更是问题。失望并不一定绝望,愿景也不等于可能,政策意识决定了达成目标的路径选择。尽管开出“脑梗塞”医疗诊断,甚至开出病危通知书,周舵的治疗方案仍然是良性互动、渐进民主,希望新班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仅仅是领导职务任期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曾有名言说,理论的进步多半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们转变了思想,接受了新理论,是因为旧的一代死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政治实践不是物理学理论,它是竞争性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博弈。禅让使继往开来的新生代仍旧难免肉食者鄙。为了把愿景变成现实,紧接着《暮气沉沉18大》,他又写了篇《致习李》。
贵党自寻死路,这并不足惜,大家纠结的是,贵党这个“后极权”的执政党早已经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紧紧绑在了一起,贵党溃散、政权瓦解,社会政治秩序必定崩溃,在那样一个无政府、半无政府的巨大绞肉机当中,除了极少数心黑手狠的野心家之外,没有人可能从中受益,以此之故,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光明未来,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贵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和平转型。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对贵党抱持善意的真实理由。

姑不论亡党、亡政权是否等于亡国家、亡天下,一党溃散、政权瓦解和旧秩序崩溃是否除了野心家之外,“没有人可能从中受益”,流俗所谓专制超稳定系统与秩序崩溃后治乱循环:革命必然导致专制,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暴政。不仅古人不会同意诛一夫、诛一姓等于亡天下,近现代革命史,无论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还是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中东一系列独裁政权垮台,更是给出了否定答案。这种思维逻辑无异于说:既然秦始皇已经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绑架在一起,秦帝国就应该万寿无疆;陈胜、吴广若非野心家,只能要求皇上行仁政。于是,他要求红二代实现自我救赎,恢复统一战线活力:“我们一不搞颠覆,二不想革命,第三真诚希望贵党广纳忠言”,建议中共敦请改革派统战大员出面主导此事,以便官方和民间政治精英咸与维新,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这种思维逻辑的误区与盛行的由“统治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成本最低”价值判断有关。我称之为“价值判断”,因为它仅仅反映了言说者的主观偏好或者说偏见,并不是事实判断。首先,如资中筠等人已经清楚看到的,“利令智昏”导致统治者不仅不会主动推动宪政转型,还要通过专政手段(维稳体制、作恶授权)和国家机会主义改革竭力阻挠和镇压这种诉求。这意味着没有宪政转型,只有持续的暴政。其次,中共暴政造成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损失,早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大规模战争与革命(假如不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话)。遑论前苏联东欧庆典式革命。仅以大跃进饿死人为例,目前保守估算也高达3000万。据杨继绳《墓碑》研究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3600万人死于饥荒,4000万应生人口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造成人口损失7600万,惨烈程度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打了八年,死亡人数4000-5000万,这场大饥荒的大部分死亡都集中发生在半年之内。即便是被共产党誉为黄金时代的新极权时代,党权垄断条件下的专政和国家机会主义改革继续剥夺了多少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仅以1983年严打制造的冤假错案、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镇压少数民族反抗、胡温十年维稳体制和土地暴政为例,造成多少人身伤亡、冤狱和财产损失?杨继绳写道:“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论断既能解释全社会腐败、道德沦丧和素质低下,也能解释新极权时代为什么会流行各种只准改革(成本最低)、不准革命(代价无限高)的高论。

统治者利令智昏怎么办?反抗暴政不仅是天赋人权,也是宪政转型必由之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建设性反对派视为民粹暴力的抗争行动,恰恰是宪政转型的最大动力。知识分子和反对派惟有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支持、参与和领导这场抗争,才有可能为宪政转型杀出一条血路。试图两边讨好或者各打五十板,走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难免变得跟政治现实不相干,甚至两头受气。刘晓波被判重刑、秦永敏出狱后一直受到严厉打压就是很好的说明。
(未完待续)

2012年12月12日
关键字: 沈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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