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31/2012              

沈良庆:新政幻灭(下篇•Ⅰ)

作者: 沈良庆 沈良庆

对权力话语的解构

语言,始终是个问题。同样的词汇可能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内涵和所指。新极权时代两种文明、价值观和生活实践并存,更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官方话语中所谓依宪治国、反腐败、改革、民主与法制,有其特定内涵和所指,并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建设性反对派想象的那种东西。必须摆脱对中共当局的路径依赖和“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思维定势,并对权力话语进行解构,消除语言误会。

如前所述,十八大和习李履新一个月来,人们对官方话语和行为作出两种截然不同判断:或者悲观失望,或者欣喜若狂。后者通过官方特别是习李民族复兴、依法治国、清党整风、反腐败、改革和民生(美好生活)话语,以及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后遭遇“黑打”的李庄案出现转机,被薄王清洗的重庆警察和一系列劳教案逐渐得到平反,网络管控时有松动,民间反腐高潮迭起,淫官雷政富性爱视频曝光后迅速被查处,异议作家戴晴突然获得原单位优待等鸡零狗碎,揣摩出习李新政上意,认为中国即将迎来政改、反腐、法制和均富曙光,甚至感觉“变天了”。这里面既有语言歧义造成的误会、眼光朝上带来的误区,也有官方操纵、利用民意的统治术。认识中共政权的压迫性、残酷性和顽固性,摆脱权力意志的思维逻辑,才不会产生无中生有的希望和失望。

除了前文分析的诸多文本,再例举多维和铁流两个文本,以便说明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路径依赖和政策意识:(多维)《中共小心放开舆论 或重归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对于舆论的表述与十七大报告一脉相承,没有任何新鲜内容。外界多认为习近平时代对社会舆论的管控不会比之前减弱。不过,虽然目前习近平仍未对舆论管理方面作出任何评价与指示,但是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令民间欣喜的变化。通过习近平上任后的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反应来看,中国的舆论环境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如果这种变化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有意为之,中国未来十年的舆论环境有望呈现更为自由、开放的局面,即类似于邓小平为中共核心,胡耀邦与赵紫阳为中共总书记时的局面。

(铁流)《为李克强叫好!》:十八大己闭幕近两月,我虽没听到政改的雷声,却感到了政改的雨点。诸如北京“黑监狱”久敬压穾然释放访民,高中层贪官纷纷落马,异见作家戴晴获原任职单位《光明日报》善待,“公盟”活动天地宽松等等。再有近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被部分人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我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抓特务。在政治辩论中抓特务,等于取消辩论。不妨把这两个文本视为民间对中共十八大和习李新政的善意期待。多维的描述比较客观,说明了十八大和习李新班子决心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八大报告正式表述是不走老路论和邪路论。让一些人看到希望的是老路论,让一些人感到失望的是邪路论。解读各有侧重,造成看法各有偏颇。需要指出的仅仅是“重归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政策描述不够准确,容易造成美化和误导。胡耀邦、赵紫阳虽然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仅仅是名义上的党魁,都是邓小平等元老幕后操纵的玩偶。胡耀邦比较开明,赵紫阳更加出格,但是那个被一些人认为存在“改革共识”的新极权主义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而是如假包换的邓小平陈云时代:透过胡耀邦赵紫阳光环,不难看到众元老持枪监政。两人最终被淘汰出局就是很好的说明。

重归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又怎样?开明专制而已。姑不论当时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太上皇幕后操纵,不断发生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拉锯战,最终以导致所谓改革共识破裂的大屠杀收场。即便“三宽部长”朱厚泽主管宣传工作的流金岁月,言论管制也是相对宽松。言论自由与宽松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权利,说与不说都是权利;后者则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容忍和利用,底线是“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一旦“天会塌下来”,同样可以钳制舆论。这种恩赐和容忍可以是专制者的美德,也可以是传统政治中被称为“法术势”的恶意利用。如果说毛泽东“引蛇出洞”是反右阳谋,邓小平复出后鼓励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甚至容忍西单民主墙暂时存在,就是从华国锋等凡是派手中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阴谋。

铁流文本反映出的人格特征和思维逻辑或许更值得分析。此老早年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参加过镇反运动,后来又被打成右派。这种经历使他对前30年毛式极权主义危害感同身受,反左不遗余力;对后30年邓式新极权主义则认识模糊,难于定义,人格分裂,逻辑混乱,进退失据,充分表现出中国特色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反对派共同面对的那种理论和实践困境。铁流接连写出两篇为新政歌功颂德的《十八大的中共给国人有了希望》和《为李克强叫好!》,让人联想到皇浦平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和董文华演唱的《春天的故事》。期间的身份差异非常醒目:前者是异议,后者是御用文人和歌手。同周舵那两个愁云压城的凝重文本相比,这两个欢天喜地的文本难免轻浮。撇开宫廷与民间无法比拟的生活情趣不谈,“赵佶轻佻”这个评语用在此老身上很合适。我在社交网站转帖铁流文本时点评道:“真是中国特色右派,瞧这马屁拍滴。奴性若此,要么赏穿黄马褂大内行走,要么活该享受诏狱廷杖。”皇权专制时代作为附皮之毛的士大夫,食人之禄,喜怒赏罚都是皇恩浩荡。臣死谏,更是英烈无比。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句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凝重也好,轻佻也罢,如果中国人权民主运动注定只能在党官僚阶级权力意志给定的思维和历史逻辑框架内思想和行动,无论是毛式极权主义的革命与建设逻辑,还是邓式新极权主义试图取消革命(反革命)的改革逻辑,一言以蔽之,在极权国家设定的猪圈中打滚,宪政民主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

诚如毛泽东所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党官僚及其御用学者,无论左派(保守派),还是右派(改革派),出于自身利益、情感和价值观需要,分别为毛式极权主义和邓式新极权主义辩护并展开权力斗争,是中共党内正常生态。“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则是中国特色畸形生态。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反对派落入新极权主义逻辑陷阱,热衷于为改革辩护,卷入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支持改革派,反对保守派,是缺乏人格独立、定位错误、思维混乱的表现。

邓小平究竟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如果是保守派,怎么会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如果是改革派,怎么会先后废黜胡耀邦赵紫阳并大开杀戒?习近平被认为是太子党,李克强是团派,如今都被认为是改革派。太子党和团派本身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假如青红帮发生火并,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建设性反对派应该支持哪一派?改革派政治正确,所以是君子党;保守派、血债派政治错误,所以是小人党。君子党即便有贪腐嫌疑,也是历史原罪,应该予以赦免;小人党则是政治反动,生活堕落,死有余辜。陷入这种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难免进退失据,沦为党官僚集团的附庸和牺牲。这种无谓复无益的君子与小人之辩,令人想起皇权专制时代士大夫狗咬狗一嘴毛的党争,尤其是宋朝“濮议”和明朝“大议礼”。

彼时政治理想何尝不是道德化的圣君贤相、政治清明、民生殷阜。为了实现这些理想,统治者未必没有所谓民主作风。秦代建成大一统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官僚国家后即有集议之制(如始皇时议帝号、封建、封禅、刻石颂功),为两汉所承(如议立君、立储、盐铁、狱讼)。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议,略类春秋封建时贵族世卿会议。对西方政制理解有限的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很欣赏这种集思广益的商议民主工作方式:“就此种政制风格言之,亦非一君权专制独伸之象。”为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拾遗补缺,纠察风纪,还设有言官和监察机构。宋代皇室靠兵变上台,吸取唐、五代武人跋扈祸乱国家教训,优待士人,但是又担心士人不知好歹,联手架空皇室。为了豢养、防范士人,光监察机构就分别设置御史台和谏院。鼓励士人在拾遗补缺之余,互相弹劾、检举。皇上如此优待,士人当然知恩图报,凭着十年寒窗练就的咬文嚼字功夫,把臣死谏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的国是问题当然要争,濮王以旁支继承大统后如何称呼生父事关伦常,更是要争。事关宫闱,难免演变成帝党与后党、宦官与外戚之争;事关伦常,难免演变成君子与小人之辨。争、辨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关键看你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柏杨《中国人史纲》慨叹:“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到了明代,精明过人、勤俭建国的朱元璋父子,既防范武人跋扈,又防范文官、阉党和外戚专权,把绝对专制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废除宰相制,设立中央书记处(内阁大学士),以内监为近侍,靠朱批、票拟行政;恩威并用,以科举制、八股文为钓钩,用诏狱、廷杖、瓜蔓抄权杖,激励士节,严惩贪渎;大力发展特务政治,增设监察机构、提升都察院编制和品秩,除了监督内阁的御史、稽查六部的给事中,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渐次设立直属内廷的诏狱系统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层层节制,步步设防。这种集体领导体制固然可以让主上高枕无忧,士人却不可不弘毅。于是,士节日高,党争日炽,咸以死谏为能事。或许是机关算尽,继朱氏父子之后,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荒诞(用荒淫这个词已经不合适),与宦官时代人道凌迟的大黑暗相适应的,是柏杨所谓“断头政治”。宪宗朱见深在位24年,始终龟缩内宫,君臣互不相识。他儿子朱祐樘1488年继位,直到1497年才在文华殿礼节性召见几位大学士。主昏臣暗,吏治腐败,阉竖当道,特务横行,好在还有八股文酱缸浸泡出的士大夫阶级,道德先进的儒家纲常使官僚国家能够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惯性运行。

武宗朱厚照死后,堂弟朱厚熜以亲王身份进京继承大统,再次发生如何称呼生父问题。这次大议礼不仅比濮议还荒唐,有了诏狱廷杖,后果也更严重。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大义凛然,督帅百官犯颜直谏。杨廷和去职后,其子杨慎慷慨激昂:“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了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避免成为离经叛道的小人,士人纷纷跟进:“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六部尚书率数百高官直扑宫门,大喊大叫,哭声震天,如丧考妣。皇上劝说无果,只好用诏狱、廷杖安慰忠良,逮捕两百多人,杖毙十九人。忠君卫道若此,不仅会产生张居正那样敢于担当的干城、海瑞那样赴汤蹈火的清官,阉党横行,也只能成就东林党人气节。国体若此,士风若此,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注定都无济于事。

内忧外患、大厦将倾之际,终于出现一位好皇帝。朱由检刚毅果决,独断专行,肃阉党,杀贪官,剿流寇,振兴经济,整饬国防。但是官僚国家和特务政治依然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周期律)运行。等到李自成杀进北京,崇祯只能哀叹:“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论中释党:“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人民提起来都头痛。”这当然不是季特尔(Gettell)描述的现代政党:“政党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单位,根据其选举权的使用,去参加政治,监督政府,以实现其主张。”皇权专制官僚国家周期性治乱循环和朝代更迭,就是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描述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政治如此,经济亦然。历代皇权专制官僚国家何尝不关注国计民生。以税制改革为例,从唐初租庸调到杨炎两税制改革,王安石输钱免役,张居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目标都是在既定征税能力和技术条件下,减少税种、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降低负担,利国利民之举。这些改革最终都难免被国家机会主义绑架,旧税丁、钱合并后,复有差役,演变成层累加上的重复征税:“仍是一种朝三暮四,为狙公赋茅而已。”(钱穆《国史大纲》)清代复有火耗、捐纳,“永不加赋”徒为口惠。这就是秦晖描述的所谓“黄宗羲定律”。

把党官僚集团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改革变成一种巫术崇拜,跟前30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一样荒诞无稽。这种改良与革命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极权主义历史演绎,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全盘否定。否则就无法坚持逻辑一贯性。邓小平可以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自我赦免,把历史罪恶一笔勾销,并继续制造新的罪恶,那些冤魂怎么办?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士人为了避祸往往隐居山林。张翰以贪念家乡美食为借口乞归东吴,竹林七贤更是纵情任性,放浪形骸。这叫危邦不入。不过做过了头,让统治者感觉没面子,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比如嵇康,友人劝他出仕,他却写了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为隐士们留下很好的遁词,也让广陵散成了绝唱。嵇康、吕安被害,向秀悲痛莫名,写了一篇把友谊高歌入云的《思旧赋》。日子久了,耐不住寂寞,终于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道理,屁颠颠跑到京都找刽子手司马昭要官做。司马文王问道:“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到底是个读书人,向秀应对自如:“巢(父)许(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能够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司马昭不计前嫌,允许归队:“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铁流、吴稼祥诸公眼里,至死不愿回归中共正确路线的赵紫阳、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诸人,应该也是“不足多慕”的“狷介之士”吧。

某大学有个文人谢谦,颇能用同情心看待历史上专制统治者对同类的打压,在《读书》2003年6月号发表借古讽今的《词中故事:明末士风与清初科场案》。篇末有段话令人毛骨悚然:“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士林是否太严酷太狠毒?但联想到明末清初的士风与科场风气,又觉得不如此严酷不足以刹住科场官场的腐败之风。纵观古今历史,窃以为,中国的读书人或曰士林,历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难怪毛泽东要把臭老九打入十八层地狱。谢谦借明代士人陆容之口说:“国初是国家对不起读书人,而今是读书人对不起国家。”(《菽园杂记》)春天来了,臭老九平反了,尾巴翘起来了。既然铁流要咸与维新,应该赞同这个判断。

“屁股决定脑袋”是个负面描述,但是政治斗争的思维逻辑,恰恰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把它转换成中性描述,就是我在《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都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中描述的利益、情感和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取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传统社会是士大夫参政议政,共和国则是公民参政议政。现代极权国家,若非体制内人士,首先要摆脱权力意志的思维逻辑,才能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最终实现民主建国目标。

中国人权民主运动如果缺乏独立性,误把邓小平开启的新极权主义时代视为黄金时代,永远也无法摆脱极权国家超稳定结构和黄宗羲定律,只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治乱循环。

201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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