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 】  时间: 1/13/2013              

傅国涌: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多远?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毛邓建立起来的这个清一色党化社会,没有党外,甚至没有民间.台湾《美丽岛》这本党外的政论刊物生存时间不长,却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一九七九年八月,台湾《美丽岛》杂志问世时,提出了“培养新生代的生机、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口号,以发行人黄信介名义发表的发刊词《共同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说:

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动荡的世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在逼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历史在试炼着我们!??

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了我们政治的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世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赖於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推广.

《美丽岛》杂志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仅仅出了四期,《美丽岛》就随着高雄事件的发生而夭折了,这本民间的政论刊物,在短短几个月中曾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前的《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台湾政论》一脉相承,却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徵,这是民间政治力量借助一个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结,这个杂志庞大的社务委员、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编辑名单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其服务处遍及岛内各地,蔚成规模。就刊物本身而言,既发表了许多像尤清的《论抵抗权》、吕秀莲的《谈法统》、姚嘉文的《“叛国”论——国不可叛,民不可辱》、《爱国论——有生民之国,自有爱国之民》这样的文章,也发表费希平、黄信介、康宁祥就政治问题向行政院长提出的质询,其中第三项质询是“如何建设民主体制”——

三十年间,台湾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由於人们所得不断增加,教育日趋普及,因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准,启发了人民对政治的参与感。在农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依赖传统的权威意识维系;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必须依赖理性的民主意识维系.毋庸讳言,由於政府当局未能满足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尺度,以至淤积一股政治洪流,使之纳入理性化的民主体系,应为今日急待解决的课题.疏导政治洪流,如同大禹治水,必须顺其流向引导,不可逆流堵塞,以免造成政治情绪的泛滥,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美丽岛》第二期)

第三期发表费希平的《限制组党是否违宪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不满行政院长就党禁问题作出的答复,提出七点质疑要求院长翔实答复:

根据民主政治原理,民主国家应有各种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才能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个政党无法涵盖全国人民的愿望。在今日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在往日历史中,只有德国的国社党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才不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我们自称为民主法治国家,而这民主法治国家的行政院长,居然宣布禁止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这与独裁政权又有甚么区别呢?

为理想社会需要有人高调的争取

与此同时,一九七九年的大陆也有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而遭到被捕,民主墙当时虽然没有被封杀,但民刊、大字报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墙运动即将告终.表面上看,两岸民间争民主的浪潮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岛上有地方选举,且部分党外人士通过选举已经成为民意代表,有机会直接问政,像费希平他们那样,即使最敏感的党禁问题,也可以在立法院提出,并要求行政院长做出答覆,这是两岸的差距。

即使“美丽岛案”,导致大批党外人士被捕、判刑,也没有逆转这一进程。台湾之所以完成和平转型,固然取决於雷震、殷海光到《美丽岛》群体前赴后继的持续努力,三四十年间,几代人付出的代价,包括流血、坐牢、失业等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一个保障每个人享受正常权利、自由和尊严的低调理想社会,需要无数人高调的理想和牺牲去争取。但是,仅有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足以造成这样巨大的转型,毫无疑问,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不可忽略,正如储安平早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与无”的问题.

当魏京生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中直接指出“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他的行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拥护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他锒铛入狱的命运即已注定。其实,他对邓还是缺乏足够的瞭解,邓不是“蜕化”,也不是“骗取人民的信任后”如何,邓从来就没想过要搞民主,也从来没想过甚么“人民的利益”,他眼中只有党主,只有党的利益,他的命运沉浮、大起大落都是和这个他所栖身的党绑在一块的,他是钢铁公司也好、绵里藏针也好,都是为了这个党,他的身家性命、权力地位也都只有在这个党机器里才能实现.

邓小平心中从来只有党没有民主

一九七九年他果断地抓魏京生,刻画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之交他果断地拿下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他又果断地口述了“四二六”社论、果断地下令戒严、动用野战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不是他“蜕化”了,不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他是一贯的,一九五七年他就是反右运动的一线总指挥,他之深受毛的欣赏不是偶然的,他身上那股子狠劲,他超强的执行力,最关键的就是他眼中只有这个党——一个完全党化的邓。

因为一九四九年以来毛、邓等在泱泱大陆建立起来的这个清一色党化社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没有党外,甚至没有民间,所以任何有可能触及党利益,触及他们权力神经的举动都是绝不允许的,要说这个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解构,那也是“六四”以后才慢慢真正开始的。

前些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二○一三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八十后”和“九十后”青年对政府不满较多,近七成人认为自己属於社会的“下层”或“中下层”。不少网友看到这一消息后表示,岂止八○后、九○后,六○后、七○后也是如此。但是在铜墙铁壁般的维稳体制之下,即使青年人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也很难有公开的表达,这种日复一日的长期压抑最终会造成甚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无人知道。新生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往哪里去?求生存,求温饱,还能求发展吗?

一九七九年,《美丽岛》杂志呼唤的合理社会,没过多少年就在海峡彼岸开始出现,而且一天天朝着更合理的方向演进,那时的新生代如今垂垂老矣。反观海峡此岸,魏京生们仍流亡海外,归国无期,而新生代面对的只有无所不在的压制、压抑、压榨和压迫,前路渺茫,在“拼爹”、“恨爹不成刚”这些新词、新短语的背后,是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不合理的社会,飘荡在古老中国上空的仍是世袭制的幽灵、血统论的阴魂,任何合理的种子在这里遭遇的似乎都是僵硬、冰冷的水泥地,没有可以生长的缝隙,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我想把这个问号写在古老的天空上。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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