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30/2013              

沈良庆:新政幻灭(下篇.Ⅲ)

作者: 沈良庆 沈良庆

二曰整顿党风和反腐败。清党整风是马列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运动题中应有之义,贯穿了革命和建设全部过程。苏俄和中共党史早已告诉世人:"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是极权国家绞肉机机制最好说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化宗教,宣称拥有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规律(物质世界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真理在握,共产党当然要强迫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性,建设共产主义天堂。这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思维和历史逻辑。为了更高的目的,共产党既能不择手段消灭一切敌人,也能毫不留情清除党内阶级异己分子。这两种敌人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党内斗争往往比对敌斗争更激烈、残酷无情,用更现代、更极端形式表现教权主义国家道德洁癖。这种洁癖与民主集中制、国家机会主义和个人机会主义相结合,形成不断寻找、加工、制造和消灭敌人的绞肉机机制,古拉格就是这样建成的。没有上帝的极权主义政党和国家内部,政统、道统和教统三统合一,道成肉身,以吏为师:谁拥有真理,谁就能领导、教化群伦。党魁(可以是毛泽东那样克里斯玛型领袖,也可以是寡头制领袖集体)就是道成肉身,党官僚集团则以吏为师,按照差序格局自上而下分享真理、权力和利益。清党整风是共产党惯用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手段。

看看中共在苏维埃根据地如何打AB团、肃反和延安整风运动,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跟江西省行委争夺对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控制权,毛泽东利用打AB团制造富田事变,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认为双方都有错误,临时中央按民主集中制和机会主义原则,不分青红皂白支持总前委,撤销项英职务和红20军番号,导致该军排以上军官全部被杀害。徐向前回忆说,中央代表张国焘、夏曦等人奉命将这一经验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推广:"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鄂豫皖肃反既有对敌斗争需要,更是为了确立张国焘领导权威,清除不同派系和工作意见。"在他们的词典里,人们是很难找到'公正'二字的。"红军时期肃反减员远远超过战场伤亡。白雀园大肃反,不到3个月杀了2500名以上指战员,团以上干部高达六七成。仅仅由于张国焘被淘汰出局,他制造的冤案在延安时期就被选择性平反,徐向前才能在半个世纪后写回忆录披露真相。毛泽东、邓小平制造的一系列冤案(如富田事变)却至今不能平反。

最著名的还是延安整风。遵义会议让毛泽东获得军事指挥权,延安整风才确立他在党内至高无上领袖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奉为指导思想,使之道成肉身。徐向前针对肃反说的话,对延安整风同样适用:"逼、供、信,确实害死人......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一株连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这种做法把苏联肃反经验同专制帝王锻造冤狱手段熔于一炉(如赵高指鹿为马,武则天创设举报箱和罗织经,朱元璋发明诏狱、廷杖和瓜蔓抄),利用群众运动和群众专政,让每个人都参与作恶狂欢,为共产党承担和消除罪责。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制造冤案不计其数,王实味案就是一例。

我在《双规》一书中指出:中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同样利用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刑讯逼供,有组织、大规模进行政治审查和清洗。其中既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对敌斗争需要,也有党内权力斗争和维护党官僚特权利益的选择性审查和清洗需要。

认为共产党人格卑劣、心理阴暗、手段残忍,即便正确,也不够全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手段,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奔"共产主义"或者"小康社会"锦绣前程才是目的。所有罪恶都是为了"更高的目的"(终极至善)和阶段性目的(具体善),如纯洁阶级队伍、革命理想和工作作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王实味误以为整风目的是发扬党内民主、改进工作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真心实意给党提意见,帮党改正错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固然是恶毒攻击,"衣分三等,食分五色"肯定是别有用心,不杀他杀谁?对犯错误的同志则网开一面。挨过诏狱廷杖的红色艺伎丁玲,至死都念念不忘谢主隆恩。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刑讯、惩罚和宽恕都是宣教手段,目的是改造思想和灵魂,让迷途羔羊回归党的怀抱。因此,大规模整人叫整风和抢救运动,指导运动的是学习委员会,毛泽东是总学委主任。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总揽全局的苍鹰之眼发动整风运动;日理万机之中,他用无微不至的青蝇之眼察觉"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丁玲和王实味人鬼殊途。

官僚国家难免腐败、官僚主义问题,极权国家更难免制度性腐败、官僚主义问题,还有决定话语权的路线斗争问题。元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再次强调: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奉若圭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导致中共僭政后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和清党整风不断,始终不能完成从革命党到专政党转变。僭政之初,乘着抗美援朝枪炮声,毛泽东就发动了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期间清洗高饶反党联盟,反右运动,批判刘伯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四清运动,直至十年浩劫,彻底砸烂党官僚国家机器。

习近平比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建设性反对派看得更清楚,坦言新极权国家是毛式极权国家的继承和发展,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将两者割裂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求全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革结束后,中共痛定思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尽量避免穷折腾,但是极权主义基因、思维和历史逻辑,决定了新极权时代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和清党整风依然不断。党内外难免存在路线和权力斗争,如影随形的特权腐败、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挥之不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清党整风,纯洁阶级队伍。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反过来问:那一届党魁和党中央不搞清党整风?邓小平时代真理标准讨论、批判凡是派、清理三种人固然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不走老路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走邪路整党,1989年大屠杀后,更需要全体党员统一思想、交代问题和重新登记;江泽民时代倒杨家将、破北京帮、立上海帮需要讲政治,胡锦涛履新后要摆脱三个代表阴影,树立科学发展观新威,也免不了对全体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不折腾"仅仅是要求党内外对手不折腾。

延安整风的“光荣传统”决定了清理、处罚和杀戮都是纯洁思想和队伍的必要手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思想不纯洁、行为不规范和犯错误同志回归正确路线才是目的。清党整风就是重新排排队吃果果。反腐败和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警钟长鸣老大难问题,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必修课。道路决定命运。

跟毛时代相比,新极权时代整风运动每况愈下,既不那么严厉、残酷、血腥,也不那么立竿见影、令行禁止、卓有成效。延安整风还有对敌斗争需要,如今只剩下权力斗争、政治控制和选择性反腐败需要。袖起鹰爪或者戴上手套只是绵里藏针,必要时照样可以大打出手,1989年大屠杀,1999年镇压法轮功,2011年预防茉莉花革命皆然,清党整风亦当如是观。新时代自有新办法,就是利用反腐败双规利器。至于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更是屡见不鲜,还不如毛泽东延安时期论述形象生动。19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不断发文件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甚至量化到四菜一汤免酒水、公车排气量和办公面积,不难明白效果如何。民主财政没有这种现象。西方领导人吃饱饭没事干,提出此类荒诞要求,会被选民撵回家带孩子。

看到有人为整风和反腐败叫好,我在社交网站上指出中共网开一面,顺应民间反腐败呼声,是利用民意和举报线索满足政治控制需要的借刀杀人惯技:共产党什么时候不整风、不反腐败,那种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的整风和党权垄断条件下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是个什么玩意,稍有历史感的人都清楚,习小主履新之际不谈还政于民、还自由于民,却大谈整风、反腐败和美好生活......用心何在......他再整风、反腐败,还能比朱元璋、毛泽东厉害,洪武型小家子气财政、为贪官设扒皮亭,诏狱、廷杖伺候,够节约、够廉政吧;毛泽东更是厉行勤俭节约,延安整风惩前毖后空前绝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为人民服务,够节约、够廉政、够美好生活吧,小习同志要混到两位太祖份上......恐怕还差远了。

习近平、王岐山把腐败问题提到亡党亡国高度,希望通过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清党整风和选择性反腐败解决新极权国家老大难问题,后者甚至像毛泽东进京赶考时推荐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种危机意识不仅引发热议,有些人还从中看到"新领导值得期待"、"习李有魄力清算权贵集团的罪恶",我却只能看到时运不济的崇祯在哀叹。清党整风或许能够制造一个路易*波拿巴那样喜剧效果的小毛泽东,绝不能达到民间期盼的政改和反贪腐目的。

任何政权都有反腐败需要。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腐败"在英语中有分裂成碎片的字面含义。官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浪费社会资源,提高交易成本,扭曲激励机制与政府在契约实施、界定和执行产权方面的功能,降低政府效率,毒化社会风气,增加贫困现象,摧毁发展努力,造成软政权特有的管制危机、合法性危机、政权覆灭或者政府更迭。国家性质不同,腐败性质和程度、反腐败性质和程度、手段和效果也不同。阿克顿说得好:"权力可能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使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使,才能保护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代议制民主国家通过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民主监督、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宪法安排和保障,为臣民提供看得见的公正,加上成功摸索出包括阳光法案在内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成法,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专制国家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缺乏法治和程序正义,往往更容易滋生和保护腐败。专制国家性质和程度也有区别,传统政治中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国家,现代政治中威权与极权国家,后者拥有绝对权力,比前者更容易滋生和保护腐败。极权国家党组织全面垄断真理、权力和资源,不仅控制社会甚至深入家庭,不仅控制肉身甚至深入灵魂,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堪称登峰造极。所以极权国家反腐败需要更强烈,手段更加无法无天,效果也更糟糕。

新极权国家有更强烈的反腐败需要和危机意识。认为毛式极权国家比新极权国家廉洁,固然是无稽之谈。除了早期为社会主义改造张目的三反五反,公有制计划经济政治经济制序决定了垄断权力制度性腐败,大体上按照党官僚系统差序格局分配等级特权,乘车、住房、工资待遇甚至消费品分配都由党组织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货币化程度本来就低,市场被取缔,党官僚不大可能也没必要贪污腐败。新极权时代渐进经济改革被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绑架,沦为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掠夺工具,用垄断权力攫取超额垄断收益的权力贴现过程中,除了党组织以国家和集体名义疯狂攫取经济资源,与国家机会主义相勾结的个人机会主义,也以隐蔽、非法的寻租方式疯狂攫取包括性资源在内经济资源,党国体制内隐藏的腐败病毒,突破窗口期疯狂肆虐。1980年代价格双轨制,1990年代国企改制、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无非都是贪腐温床,最终演变成血腥的土地暴政。这一切都是以发展和改革名义进行的。共产党把抢劫和强奸变成了改革巫术崇拜。毛式极权国家阶级斗争造成的人道灾难,变成了新极权国家明火执仗的杀人越货。臣民权利失败的改革是党官僚集团及其附庸独占经济发展成果,两极分化日益加大,贪腐公行,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在这个高度分裂型社会,官民矛盾已经变成"谁能战斗到最后"的差异。

已经披露的财富集中度,基尼系数,裸官现象,贪官、富人和资本外逃,令人触目惊心:占总人口0.4%的权贵阶级掌握70%以上财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基尼系数高达0.61,此前北师大李实调查2007年为0.48,社科院李炜披露2008年是0.54,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0.44,且有急剧扩大趋势,收入不均世界罕见。中国社科院《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继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有反弹风险。

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披露说,1995年到2005年,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去年两会期间博讯披露的中纪委调查更惊人,全国政协代表76.77%、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5月曝光,现任和前任部级以上官员子女75%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第三代为美国公民超过90%。新华网2010年1月12日报道,近30年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1年6月15日《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估计,19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达16000至18000人,携款达8000亿元(报告完成时间2008年6月,不包括后来外逃数据)。十八大召开之际,贪官胜利大逃亡,中共动用大量军警在机场拦截。据中纪委、中组部通报,尽管截留一大批,去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官员还是有1100多人没有返回,714人已确定外逃;贺国强专门到国家民航总局调研"飞行安全与廉政安全问题",也不能阻止贪官外逃。博讯2012年12月16日从民航总局公安局获悉,今年仅从北京机场外逃处级以上官员已高达354人,共携带赃款3000多亿人民币,人均转移赃款近9亿元,这些官员大多在十八大前突击外逃。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第三次移民潮主要原因是富人缺乏安全感,四分之三富豪打算移民,接受调查的高净值人群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可投资规模1亿元以上企业主表现尤其明显,约27%受访者完成投资移民,正在考虑的高达47%。德国《南德意志报》2013年1月7日报道,过去十年中国非法流入海外资金高达3万亿美元,全球每两个黑色美元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原因多种多样:"某些人只是想更好地保证钱能生钱";资金外逃第二大群体则是官员。

贪官和资本外逃反映了党官僚、红顶商人和文化精英在东窗事发或者极权国家崩溃前,捞一票就走的投机心理。面对人去楼空惨淡前景,只要一息尚存,极权国家焉能不反腐败?王岐山荐书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反映。

西方人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很正常。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都讴歌这场革命,认为它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伯克作为保守主义者,持强烈否定态度。同样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比较客观,认为绝对君主制灾难深重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官僚政治、等级特权、沉重税赋、密札逮捕)和缺乏英国式自由宪政的政治参与,酿成了这场革命。法国文人领导劳苦大众追求幸福的社会革命,不仅带来雅各宾专政,还完成了绝对君主制孕育的官僚国家。其旨趣不是否定民主革命,更不是为绝对君主制辩护,否则,他不会在该书前言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更不会写出讴歌美国民主鸿篇巨制。伯克的严厉责难也是基于英国经验,并非为绝对君主制辩护。将近两个世纪后,阿伦特为了捍卫自由国家,反对现代极权国家,基于英美革命以自由立国成功经验和苏俄革命通往奴役之路惨痛教训,对大革命提出更中肯、全面的批评。作为事后诸葛亮,现代人比伯克、托克维尔更有条件对大革命作出合理解释。这不仅因为我们可以站在巨人肩上,更因为历史发展已经给出答案。西方语境下左右翼可以对福利国家作出不同解读,法国已经是主要民主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都必须面对事实。

鉴往知来,理论解释是否有生命力取决于预测能力,纳尔逊.古德曼《事实、虚构和预测》的说法就是解决可投射性难题:心灵从一开始就在运转,在一系列不同方向上触发本能的预测,并且逐渐纠正其预测进程、开辟新的预测进程。我们问的不是预测怎么被作出,而是在假定它们被作出的情况下它们怎么会被筛选为有效的或无效的......我们并不关注于描述心灵如何运作,而是关注于描述或者界定它所作出的有效投射与无效投射之间的区分。

一个假说是可投射的,当且仅当它是被支持的、未被违反的和未被勘尽的,并且所有与之相冲突的假说都被胜出;它是非可投射的,当且仅当它与一个与之相冲突的假说一起是被支持的、未被违反的、未被勘尽的和未被胜出的;它是不可投射的,当且仅当它是未被支持的、被违反的、被勘尽的,或者是被胜出的。这意味着实践的重要性:"任何提议的解决方案都要根据它系统化我们实际所做事情的能力来判定。"(普特南第四版序言)逻辑的尽头是虚无。极权主义走到逻辑尽头,新极权用改革告别革命时,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狼共舞的反革命逻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一个假说就是运用因果倒置、掐头去尾的翻云覆雨手,阉割辉格党人的革命灵魂,借伯克、托克维尔之口矮化英美革命,妖魔化法国大革命:君子党自上而下渐进改良是宪政转型不二法门,小人党犯上作乱必然是专制暴政。猪八戒上城墙倒打一耙,先诬称暴政酿成革命是革命带来暴政,再割裂历史延续性,单挑中间一段雅各宾专政说事。"告别革命"缺乏历史凝重感,迷失了未来方向,只能催生"戊戌变法成功"、"没有辛亥革命"之类迷恋猪尾巴梦呓。

曾经沧海难为水。经过文革战斗洗礼,在社会主义市场管理中茁壮成长,既有计划家教,复得经济沙皇亲炙的中纪委书记,当然不会像面目可疑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抱有飘忽不定的渐进民主幻想,也不会天真到认为诅咒雅各宾专政就能告别革命。推荐这本书有两大目的:1.暴政的贪婪使成本高昂的维稳体制难以为继,新极权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压迫、剥削和侮辱,必须通过反腐败惩戒那些贪得无厌的党官僚,以减缓压迫、剥削和侮辱对臣民造成的痛楚。2.大革命来临前,法国政府已经开始改革,路易十六即便不是好国王,至少也不是坏国王,该书提出一个吊诡命题:"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种暴政与革命的悖论,换成今天的话就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既然如此,还不如一暴到底,免得像路易十六那样被送上断头台:"老子就是不改,你们能怎样?"何清涟等人由此看出红色寡头们既要经济改革与反腐败,又要拒绝民主化的政策意识。这样解读王岐山荐书具有很强的可投射性,能够系统化"他们"(共产党)实际所做的事情:符合新极权主义总路线,说明改革与反腐败的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改革与反腐败都拿得起放得下和雷声大雨点小是题中应有之义。

问题不是要不要反腐败,而是如何可能。党权垄断反腐败注定是国家机会主义的选择性反腐败,只能沦为政治控制(权力斗争和利益再分配)工具。权力垄断是最大的腐败,本身就是腐败之源。如前所述,中共历史上一直存在制度化特权腐败,延安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清洗和选择性反腐败,带有强烈机会主义色彩。清除异己和腐败分子时,不惜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中共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一大特色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后期、运动结束后或者领导人、政治路线变更后都要平反一批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以党官僚为主的"干部"高达300多万人),时人或许更应欢呼"春天来了"。连打击刑事犯罪都是政治运动。1983年严打过后就掀起一阵翻案风。平反同样是选择性的,并非所有冤假错案都能得到平反昭雪,更谈不上追究罪责和国家赔偿,毋宁说这些都跟正义无关。制造冤假错案清洗一批人,固然是机会主义政治需要,平反同样是机会主义政治需要。对共产党来讲整人、杀人是对的,平反同样是对的,都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证明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新极权时代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本身就是以改革名义继续杀人越货,利用权力垄断市场和资源(包括性资源),不择手段追求党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党权垄断条件下通过党组织及其纪检监察机关自上而下反腐败,本身就是黑帮家法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非法活动,双规属于非法拘禁(任意拘留)性质,普遍存在刑讯逼供、酷刑虐待问题,粗暴践踏人权。中共垄断反腐败特权并拥有无法无天的"合法伤害权",既可以保护腐败,也能清除异己、攫取反腐败收益。

用腐败换团结是新极权时代一大特色。其实专制者都会这套翻云覆雨手。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人伶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生动描述说:满清官场腐败就像蜘蛛网遍布全国,皇帝有意识用贪腐控制官僚集团和臣民:贪官必须效忠朝廷,否则会受到清洗。只要一抄家,一抓一个准。利用反腐败清除异己,同样能加强团结和政治控制,还能迎合民意收买人心,获得可观经济收益,巧妙征收间接税。乾隆信任和珅,贪腐不是问题,权当帮朝廷积攒钱财。嘉庆腐败不仅大快人心,还猛赚一笔。薄熙来王立军利用唱红打黑搞再分配,党中央中纪委何尝不能利用反腐败分配垄断租金?王华元、曾锦春腐败案就是例证。不仅是纪检监察机关反腐败。垄断权力所到之处,都是设租-寻租好所在。政治维稳、舆论控制都有垄断租金,如王朔揭露电影审查寻租,程益中《从公开到隐蔽由宏观及微观——中共严控媒体內幕》揭露新闻审查寻租,刚刚被双规的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大队长利用删帖寻租。

利用举报清除异己和反腐败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如前所述,举报箱就是武则天发明的。中共作为现代极权政党更善于利用党内矛盾、官民矛盾和群众运动清除异己和反腐败。利用网络反腐败亦然。这样说不是贬低民间反腐败诉求和网络反腐败价值,只能说双方各取所需。只要不危害党官僚集团利益,中共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当然会鼓励举报,如何处理则取决于机会主义政治需要。舆论和网络控制可以根据需要时紧时松,收放自如。

中共反腐败娇喘和网络反腐败浪潮良性互动,春雷滚滚,披露重庆淫官案的朱瑞峰甚至感觉"要变天了"之际,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连篇累牍对互联网信息自由流通展开大批判,为网络实名制造势。从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到28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决定草案》,不过10天,立法之迫切、效率之高令人咋舌。官员财产公开阳光法案千呼万唤不出来,被认为思想最解放、最具改革意识和潜力的汪洋在广东重拳打黑反贪腐,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帷幕刚拉开就自批脸颊,抓捕、审判举牌要胡锦涛公布财产的维权人士,为解放思想、政改和反腐败提供了最有力的机会主义证明。

相信共产党的话,母猪都会上树。原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永忠经常中纪委立言,替双规反腐败利器辩护,在《向法制社会过渡的权宜之策----正确认识"两规"、"两指"》(《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9期)一文中放言:从现在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随着体制改革和措施改进的稳步推进,纪检监察机关行使'两规'、'两指'措施不仅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而且所适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小,适用的频率会越来越低,适用的对象也会越来越少。

我在2010年承接双规调研项目时,谎言已经破产,腐败现象越演越烈,纪检监察机关越来越依赖无法无天的双规利器。据监察部网站2013年1月9日消息,中纪委、监察部新闻发布会通报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

一、查办案件工作的基本情况
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06822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866957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71436件,立案155144件,结案153704件,处分16071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34464人,给予政纪处分38487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8.3亿元。

二、查办案件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继续保持查办案件强劲势头。与2011年相比,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件数增长10.6%,立案件数增长12.5%,处分人数增长12.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38.4%。

分明是越反越腐嘛,双规适用范围和频率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纪检官员任重道远,劳苦功高,权力和收益也水涨船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当十八大和习李新政高调反腐败,民间和网络热烈响应之际,改任监察学院院长的李永忠却翻云覆雨,跟御用学者张维迎一唱一和鼓吹赎买论。让人感叹官员混饭吃的嘴巴还不如妓女胯下混饭吃的活计。那活计混饭吃还得讲信用,总不能收钱不让干吧。除了圆谎无望屁滚尿流,向谁兜售赎买论呢?既得利益会阻碍改革和反腐败说辞,导致赎买论不绝于耳,无非说明改革和反腐败都是国家机会主义,通过顶层设计实现和平转型是痴人说梦。

党权垄断制度化腐败既不是改革的合法方式,也不是有效方式。对党官僚出卖控制权的收益权(假如这也是一种"权利")无法明确界定,使腐败达成的不成文合同难以有效执行;容忍腐败只会激励党官僚创造更多控制权。经济学家张五常迎合新极权国家权力意志需要,视腐败为渐进改革中赎买垄断权力方式,摆出一副天真无邪面孔,建议中共: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一次性用一大笔钱从特权阶级手中赎买垄断权力。我在《看不懂的经济学》中调侃道:"垄断权力和稀缺资源相结合才会产生味道好极了的寻租和租金,怎能指望人家放弃垄断权力和根据需求过剩来调整物价?"(指赎买价格)谁来监管那些超越宪法和法律、利用垄断权力攫取租金的党员同志?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理直气壮地驳斥纪检官员:
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党官僚阶级带领整个国家和社会全面腐败,反腐败和赎买如何可能?

政改和反腐败走投无路之际,这种沦落为既往不咎的下流对策,不仅老百姓不会买账,党官僚阶级更不会接受。张维迎、李永忠旧调重弹,试图进行历史切割,让同志们放下包袱咸与维新。跟张五常在新极权凯歌高奏时提出赎买相比,政改和反腐败走投无路时提出的倒贴式赎买每况愈下,越发下流了,竟然要同志们吐出赃款,"干脆一次性用一大笔钱"赎买囊中之物(垄断权力)。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近百年革命、专政和改革就为了吐出赃款?谁能为路易十六提供担保?

201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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