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6/2013              

沈良庆:新政幻灭(下篇.Ⅳ)

作者: 沈良庆 沈良庆

三曰释放善意。所谓释放善意,大约包括如下几项:一是民间配合中共高调反腐败,利用网络曝光掀起反腐败浪潮,中共对此做出善意回应。如淫官雷政富不雅视屏曝光后,仅仅63小时就被革职,交给纪检机关查处。此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枪",导致很多官员被纪检部门停职调查,涉及重庆、广东、四川、山西、山东、新疆等省区。二是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特别是十八大前后,唱红打黑制造的一些冤案被选择性平反(主要是被黑打的警察,也有部分对唱红打黑持异议被劳教网民,如大学生村官任建宇)。三是释放或者善待异议人士。如浙江民主党人吕耿松给十八大上书被拘捕后获得释放,有些民主党人认为这是释放善意;六四大屠杀被捕并被开除公职的异议作家戴晴受到原单位《光明日报》善待,允许办理退休手续而已,被人解读为当局释放平反六四信号。

前文已经涉及相关内容,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仅指出几点:

第一,中共利用网络反腐败是根据选择性反腐败机会主义需要,这种网络反腐败跟言论和新闻自由不相干,中共对网络进行监控一贯视政治需要时紧时松。更谈不上什么司法公正。自媒体时代民间固然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检举、曝光贪官,查不查、如何查处则取决于官方权力意志需要。民间反腐声浪高涨并向中共高层蔓延,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也被举报涉嫌贪腐问题,包括衣俊卿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甚至连新科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也被举报涉嫌任人唯亲,中共不仅未能做出善意回应,还一边删帖,一边大打出手,举报人韩宠光迅即被拘捕,党媒连篇累牍批判"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迅即通过实名制立法。打击报复还涉及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曝光温家宝家族财产后,数名驻华记者拿不到允许居留和采访证件,被变相驱逐出境。

第二,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平反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不仅能市恩,还能够证明共产党清洗害群之马的伟大、光荣、正确,何乐不为?

第三,政治案件既然要适时打击,同样可以适时放人,抓抓放放无非是国家机会主义,跟政改、人权进步不相干。前年打压茉莉花之后,我在香港《动向》杂志撰文指出,新极权时代镇压技术也与时俱进,对镇压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实现了现代化所必需的可计算性。释放某个人就是释放善意,意味着抓人越多人权状况就越进步,抓得多才能放得多嘛。1993年申奥放了一大批,岂非更大的政改和人权进步。严打茉莉花,除了朱虞夫、渺小(梁海怡)等人被判刑,艾未未、滕彪等大多数人陆续获释,简直是比十八大更大的政改和人权大跃进。这种说法若非刻意替中共侵犯人权辩护,就是奴性十足表现。何况十八大后,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者和少数民族反叛者镇压依旧,如广东警方追捕李孟阳(仅仅因为普法),湖南起诉朱承志,山东审判陈克贵,深圳公安局罗湖分局警员王登朝宣传民主被重判14年,河南判处正当防卫的刘大孬死刑,大规模镇压全能神教派。戴晴被善待,她本人反而寡情,认为跟平反六四不相干。

四曰经济改革和关注民生(美好生活)。

作为新极权主义核心内容的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我已经写过很多批判文稿,前文也有所涉及,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只想说明如下三点:

第一,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等2000年发表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为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模型,不仅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更是被新极权国家悲惨的发展,特别是胡温十年悲惨的发展所证明。我不仅论述经济改革时经常引用该模型,还把国家机会主义概念扩大适用到民主与法制、政改与反腐败诸多领域,读者如果感兴趣,不妨直接阅读这份研究报告。

第二,关注民生(美好生活)是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有的美好愿景,关键在于如何可能。权利失败者只配享受悲惨的发展,不仅为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所证明,更是中国人当下生活现实。

第三,缺乏代议制民主政治-经济安排,李克强鼓噪的城镇化建设意味着农奴们将更多的失去土地,沦为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贱民。

"建设性反对派"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汉语词汇。即便是民主国家,开辟了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实现了政党、阶级、族群、教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和,拥有不同的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政党、阶级、族群、教派和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并非你死我活的镇压和反叛关系,执政党和反对党、精英和平民、主导族群和少数族群、不同教派在竞争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身利益、情感和价值观需要,必要时跟竞争对手商议、合作,对竞争性利益、情感和价值观作出妥协和让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商议民主性质,但是政治过程本身跟市场经济一样是竞争性的。尽管市场经济与掠夺经济不同,不是你死我活或者鱼死网破的零和博弈,更不是车毁人亡的傻逼博弈,通常都是共赢,交易各方都通过自愿交易获得一定的增加值,否则会退出市场。交易结果是主观价值和社会化客观价值的提升,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增长。代议制民主共和国竞争性政治过程亦然。但是政治过程毕竟是竞争性的,尤其是在双边垄断条件下,交易成本可能无限高,需要通过宪法安排下的国家管制加以调整。无论如何,政党政治中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竞争性的:执政党追求继续执政;反对党追求把执政党赶下台,自己上台执政。反对派就是反对派,存在价值就是"我反对",无需矫情地宣称自己是建设性反对派。中国是极权国家,中共政权是靠两杆子实行暴政的压迫性政权,不断遭到镇压的人反而强调建设性,主动充当拾遗补缺、建言献策的编外谏官和南书房角色。这种建设性反对派是中国特色政治存在。

"统治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成本最低"说辞,跟二战发生后和平主义者(假如有的话)谆谆告诫"战争贩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推动世界和平成本最低"同价。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会听从劝告,不发动战争吗?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会听从劝告放下武器吗?这种说辞还可以置换成假如嬴政是伯利克里,弘历是华盛顿,慈禧太后是明治天皇,邓小平是戈尔巴乔夫且赵紫阳是叶利钦等毫无意义的废话。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位旅居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以叙利亚政局动荡为例,说明革命只会带来政治动乱、秩序崩溃和专制暴政,作了如下回应:我的看法一直都不是基于虚无缥缈的改良,而是强调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革命会带来动乱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毋宁说是暴政造成革命和社会秩序崩溃,革命恰恰是阿伦特所谓"建城",是重建社会秩序。暴政不可持续之际,革命在短期内造成社会动荡的痛苦在所难免。这不是革命之过,而是暴政之过。否则就没有英美革命。谁敢说英美革命就没有动荡和痛苦?今日苏东波和中东地区革命亦然。

造反不请愿,更不能下跪请愿,被敌人打趴下是另一回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下跪请愿者,只配享受诏狱廷杖。30多年来,人权民主运动屡战屡败,固然有多种原因,反对派对自己应该充当的政治角色定位不当,抱有左拾遗、右补缺和编外南书房心态,希望被中共接纳为统战对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便中共捐弃前嫌欣然笑纳,也只能沦为八个花瓶党之外的九姨太,臭老九而已。
(全文完)

2013年1月18日
关键字: 沈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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