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 】  时间: 3/15/2013              

傅国涌:许良英:德先生赛先生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人只有献身於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意义——许良英实践爱因斯坦的人生观.他毕生的求真精神,他人格上的示范,是他留给后世的无形之碑。

●中共开国1949年的许良英、王来棣,当时尚未结婚。

经过几十年的磨练,他们成为最有力的中共的批判者。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二十五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我得到噩耗大约是两点多钟,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六天前,我曾到重症监护室探视先生,我一直盼望着奇迹发生。他的家人还在讨论,哪些音乐是最让他心动的,准备在他醒过来以后,帮助他恢复神志。但他再也没有醒来。

我二十九日晚上抵达雾霾中的北京。三十日早上起来,北京依然是漫天雾霾,能见度很底,我来到熟悉的中关村八一二楼先生住了三十年的家,一眼看见书房兼客厅那幅爱因斯坦黑白照片,爱因斯坦影响他一生,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也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他的路,走得比爱因斯坦更远

一九三八年他在上大学前读到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中译本,在心灵上受到最大冲击的是爱因斯坦关於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那些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作国家的奴隶.”二○○一年我写了《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道路》一文(收入开放出版社的《脊梁》一书)。

先生不大同意这个说法,他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跟我说,“我一九四○年以后走的道路比Einstein更是远得多,完全放弃自己爱好的专业,完全投身於社会革命,决心做一块革命道路上无名的铺路石。Einstein一生以科学研究为主,旁及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我考虑得比他多些,比他彻底些。”

他说年轻时代已把自己献给了革命,一九七八年他结束二十年的农民生活,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从事世界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研究,他却把重心放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上面,为此付出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十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要写一本书,以《从同志到公民》为题,已着手搜集他的文章。从革命者到启蒙者,从同志到公民。他从一九七○年代开始,逐渐完成了角色转型。

一月三十日那天,我在先生生前工作的书桌上写挽联,一直到下午一点半才完成,匆匆赶往北大医学院遗体捐赠中心,大门口聚集了大批保安,气氛有一点紧张。我到达现场时,已有很多挽联悬挂。“探真理,抗强权,一生波折,铸独立精神;秉正义,舍天伦,半世流离,树慨然正气。”是他长子许成钢和媳妇郭迪敬献的。“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私无畏;争民主,探科学,守理性,有始有终.”是我们全家送的。“雾失京都,哭我华夏又失一忠良;寒锁大地,痛我中国又少一精英。”是陈龙德、吴高兴送的。“天地同悲,哭我民族良知;京都雾霾,送别中华英傑。”是杨海、王德邦送的。“良心无价,先生人格永远活在心中;英风千秋,先生思想长久垂范后世。”是刘庆梅送的。

德先生赛先生,方先生许先生

“一生求真,科学民主理性;千古师表,后学义士铭心。”是王天成送的。“今岁逢奇寒,先损夫人,再弱许公,民主阵营失老帅;京城多阴霾,雾锁九门,犹如毒弹,你方唱罢我登台.”是韩三洲送的。“心忧民主科学,九十三年遗志在;力喊启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沉。”是哈尔滨赶来的史晓雷送的。“讲科学,论民主,启蒙世人思想倾心良苦;研历史,倡人权,力行普世价值,尽致英鉴.”是姚监复、姚蜀平、程宏、林爱民送的。

“中国良心,高举德赛垂百载;学界英傑,洞穿黑夜照千秋。”是武宜三和香港五七学社同人送的。“把那渴望呼吸到自由的人,给我吧!把一切无家可归沦落天涯的人,给我吧!——译自《一个女神的脚下》”。这是李淑娴并代表已故方励之发来的挽词之一。

“德先生、赛先生,前有方先生,后有许先生,前仆后继两先生;说右论、批左论,方述天体论,许译相对论,耿直方正可推论。”这是万润南先生送的挽联,下联尤其写得好,他的挽联涉及许先生和方励之先生,其实,许先生对民主的觉悟还在方先生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是前仆后继.许比方年长十六岁,一九七七年两人因爱因斯坦而结缘,一见如故,共同经历了一九八○年代的难忘岁月,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有力推手。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多年中,他们“来往一直很密切,无所不谈,真是心心相印。”

一九八六年,许、方与刘宾雁共同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赵紫阳向邓小平口头汇报这件事时,把他错成了王若望,所以邓随口要开除三个人的党籍,没有他。他这样逃过了一九八七年,却没有倖免於一九八九年。他生平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方励之选集》写的序言。他对方的评价很高,他曾几次跟我说起,方精力充沛,思想敏锐,能量和冲击力都比他大。

方励之对他也是十分推崇,一九九○年代初,方初到美国时,曾对戈德曼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最初是受许良英的影响。一九九四年,戈德曼在哈佛出版的《毛以后的中国知识份子》指出,“许的民主观很大地影响了他年轻的同行方励之,方转而影响了中国学生。”

先生告诉我,方励之当时只提出释放魏京生,他考虑得更深远些,提出政治民主化和结束以言治罪的历史。他率先提出要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和《人权宣言》二百周年,开展民主启蒙运动,立即得到与会的方励之等人热烈附和,於是构成了八九年公众活动的主旋律。

老中青三百多人深情告别

六四后,他大义凛然,不顾危险,再次被中共惩罚,在党员重新登记时不让他登记。但他已百炼成钢,坚定不移。在九○年代的被冷落、被边缘、被封杀中,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籲》、《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为王丹辩护》??为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挽回尊严,为这个古老民族留下浩然正气。

许先生头枕菊花,面色安详地长眠了。灵堂摆满了挽联和花圈,一面墙上贴满了海内外的大量唁电、悼辞,李锐老先生送的花圈摆在醒目的位置,还有丁子霖、蒋培坤老师送的花篮,胡舒立和财新传媒全体员工送的花篮,艾未未托人送来的花篮??大约有三百多人在雾霾和严寒中赶来与先生告别,由於场地太小,一次只能进来十个人,很多人要在室外的寒风中排队,遗体告别,提前到两点二十五分开始。最先进入的是丁子霖、蒋培坤和王丹的父母王宪曾、王凌云等人,丁老师的眼泪感染了全场,许多人潸然泪下。范岱年、胡亚东、邵燕祥、杜光、姚监复、蔡德诚、陶世龙??等老先生来了,江棋生、刘苏里、徐晓、韩三洲、俞梅荪、靳海科、张宏海等来了,刘宾雁的女儿刘小雁、李慎之的儿子李三达他们来了,许多年轻人来了,为许先生的人格、思想所感召、泣不成声、默默流泪.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学者说“我们只是苟活者”。

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

这是一次沉默的告别,没有人说一句话,只有许先生生前最喜欢的《渔光曲》旋律在流淌,家人特意选了琵笆和古琴曲。他儿子成钢说,从年轻时代起,《渔光曲》就是他的最爱,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同名电影的插曲: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腰已酸,手已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六四之后的无边黑暗当中,他一次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王丹,为六四难属,为许多不知名的受迫害者,伸出援手温暖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小人物。他总是以平等的心态与我们相交。他说自己少年时代读到陆陇其的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深受启发,一直视为座右铭。他多次跟我说:“傲态即自视高人一等,是绝对不可取的。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如斯宾诺莎、洛克、爱因斯坦都无半点傲态,我的老师竺可桢、王淦昌、陈立也是这样。民主的前提就是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等级观念。民主精神要求自己的就是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人。”

他喜欢《渔光曲》,正是基於他对底层、对弱者、对受苦者的天然同情。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对於知识界在六四后普遍的沉默和怯懦,他虽然也感到痛心,但从不赞同将那些没有勇气站出来批评黑暗现实的知识份子一概骂倒,他认为,只要是不为虎作伥而勤恳从事本业工作的知识份子都应该受到尊重。

坚守理性、公开、非暴力准则

他一生有傲骨而无傲态.他对所有人都直言无忌,也因此伤过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成名的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他们对他或敬而远之,或颇有意见。一次聚会时,曾彦修、何方两位老先生提及“毛主席”,他当场指出,怎么还叫“毛主席”而不是直呼其名,结果惹得两位老先生很不高兴,何方先生跟我说,称“毛主席”只是习惯,如同称“爱新觉罗玄烨”为康熙一样,并无他意。

而他就是这样一个直言而且较真的人,有时会令人难堪,以致难以接受。我有时想,许先生活了九十三岁,却童心未泯,他以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自比,他身上“台州式的硬气”和“迂”,也是他引以自豪的。正是他这样的个性和文化底气,才成就了他的人格。

十三年前,他八十岁时,我曾问过他一个问题,在他八十年的人生中哪个时期最痛苦?他回答:“自从一九四○到四一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后,对人类和社会满怀希望,对个人得失很少甚至不屑计较,因此,即使在逆境中也感觉不到『痛苦』。面对权势者的暴戾和社会上的黑暗,我只有愤懑和抗争。环境越险恶,越需要抗争的勇气。当然,抗争并不是要搞暴力斗争,而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韧性的斗争”。他无数次强调,在中国追求民主要坚守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准则,反对地下斗争和秘密组织。他自己是从地下党走出来的,深知其中的弊端,他甚至讨厌“战斗”这样的辞彙。

他多次跟我说,独立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特别要有独立批判精神,这是爱因斯坦一生所高扬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最缺乏的是反思精神和独立的批判精神,他说,在这方面鲁迅和爱因斯坦都是我们的榜样。他青年时代就喜欢读鲁迅作品,一生中曾两次读《鲁迅全集》,为后人肩起黑暗的闸门是他毕生的追求,他做到了。最后他将遗体都捐献了,在他身后没有墓,没有碑,没有遗言,他晚年的文章、着作,他写给许多人的大量书信,他毕生的求真精神,他人格上的示范,就是他留给后世的无形之碑。当他离世之际,北京只有漫天的雾霾为他送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言的压抑。他一生都没有为个人的得失计较过.我站在他的遗体前,含泪为他祷告,并与他做最后的告别:“许先生,从此再也听不到您说话了,再也看不见您了。但您将一直活在我心中。您安息吧。”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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