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5/2013              

黎建军:宋教仁的民国梦(下)

作者: 黎建军 黎建军

蔡元培先生一直认为革命党里多破坏者而少建设者,而宋教仁则认为建设比破坏更为重要。可以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的建构,大到《临时约法》,小到各部门的职令规章,无不出自宋教仁之手。从现存的宋教仁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中华民国建制的文章如下:《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约1911年10月28日—11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草案》(1911年12月11日)、《法制院官职令草案》(1912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内务部官职令》(1912年1月27日)、《中华民国组织法草案》(1912年1月27日)、《社会改良会章程》(1912年2月23日)、《请鉴核临时稽勋局官职令草案呈》(1912年3月30日)。革命党人的临时政府虽然时间很短,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宋教仁还是为临时政府制订了比较完备的职令规章,使临时中央政府在行使权力时有章可循,而这一点也让素喜独裁的孙文感到非常不舒服,很多年后,在写给邓泽如的信中,他还流露出深深的怨恨: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

我们从宋教仁与徐天复最后一次的谈话中也能看出,宋教仁孜孜以求的是国民能受革命之福,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实现自己在革命前就已经制订的对于建设之种种大计划。宋教仁的民国梦是什么呢?他被刺后写给袁世凯的临终遗言就是最好的回答: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翼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1913年4月29日,在宋教仁被刺一个多月后,英国泰吾士报还撰文指出:就所有为争取各省自治及对权力集中于总统之手的努力中,宋的呼声无疑是最具效力,而且也可能是最诚挚的。他不象孙逸仙容易驾驭折冲,并坚信宪政共和的效能,对总统式(即按非总理制)选举的顺利塑造加以掣肘煞费苦心,也对任何足以增强北京威望的力量予以打击。他的死,无异是对公开反对中央集权的国民党人士的一个冷酷的警告。

由于武昌起义并非一次有系统组织和充分准备的革命行动,导致民国建立过于仓促,各种政治势力在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处于剧烈的分化组合之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民初的大分化时期,主要的政党有18个:中国同盟会、自由党、社会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民国公党、国民党(前)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国民新政社、宪政党等。

而内阁的更迭也问题严重。民主的脚步刚刚迈出,中国传统的君主观念还不能立即根除,各种势力争相结合,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投机钻营和依附权势而忘记了当初建立一个民主宪政中国的政治理想。

而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暂时团结起来的同盟会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又迅速走向分裂,由同盟会分化而出的政党规模比较大的就有:社会党、民社、统一共和党、统一党等等。

历史学家李剑农对民初的政局有过这样的描述:自武昌革命军起,到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几个月间,革命派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宪友会都起了绝大变化。表面上第一个变化为同盟会由秘密变为公开,而宪友会的旗帜消灭。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两派的化分与化合。这种化分与化合的作用,化来化去,一时政党林立,好似雨后春笋,直到第一次正式国会成立的前后,又化成革命派与立宪派对立的两个大党:前者为国民党,后者为进步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面对李剑农所说的党派化合的政治大环境,一向热心政治且以增进民众福祉为己任的宋教仁,开展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宋教仁的目的是,联合主张相近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一大政党,以推行自己一贯主张的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同时希望这一政党以自己为中心,使自己成为党的领导人,进而能够控制内阁,从而达到制衡袁世凯,开创民国宪政民主政治局面的目标,国民党的建立,就是宋教仁这一宏伟政治目标的产物。同盟会成员之一的谢彬曾对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有这样的记述:民元8月,中国同盟会以宋教仁之策划,于统一共和党外,更并同主义、同系统之其他三党,合组为国民党,往复磋商,旋均赞同。遂由五个政团,各举委员,协议合并计划与进行事项,同盟会委员为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为谷钟秀,国民共进会为王宠惠,共和实进会为董之云,国民公党为虞熙。8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孙文以是留都,出席斯会,为极长之演说。结论仍主张两大政党对立,希望政党内阁成功之两点。政纲共分五项:一、促成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综览右述,其于秘密结社时代之土地国有,与中国同盟会时代之男女平权两大主张,胥已全然除去。

国民党由宋教仁奔波组织而成,但在组织的过程中,却遭到了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邹鲁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宋教仁图政治手腕,力联他党为合组大党计。同志多反对之。卒以争临时参议院席之故,且以政党内阁相号召,几经曲折,终于合并改为国民党。同盟会党员闻之,多有痛哭者。
就是宋教仁的忘年之交,对他一向支持的谭人凤,这时也对宋教仁组建国民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其《石叟牌词》一书中,他说道:吾当时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他认为:国民党除有同盟会本团体外,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腐败,皆掺杂其中。对于大官阔老,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如程德全为革命响应之人,张謇与闻革命之事,可说也。梁士诒、赵秉钧、朱启钤,袁之走狗,思想政见枘凿不相入者也。……构成之分子既如此,故其选入之议士亦多智行薄弱,缺乏政治道德之党员。

谭人凤以中年始加入革命阵营,且其会党意识相当明显,所以他对民国政党政治不理解不足为奇。对于宪政民主政治中政党之作用,国民党理事之一温宗尧在其一篇演说中论述非常详尽:近世之政治,形体虽有不同者,其为多数政治则一。夫既为多数政治,凡为国民者,不可不具政治上之常识,与抉择政策善恶是非之能力,而以此常识与能力灌输于国民者,厥唯政党,此政党之妙用一也。立宪国中政治策之行也,不能不重舆论,而舆论之为物,广泛无定,未易推求,有政党以标示政纲,为全国人民商榷,则其赞成反对之数,视其对于国中党派之赞成或反对而知之,而舆论因以实现,此政党之妙用二也。凡一国人民,虽同处于国家之下,或以宗教,或以地域,或以种族,常有不能统一之憾,而政党则以主义相结合,以政纲相号召,故种族、地域、宗族虽有不同。而未尝不可相合。及夫相处既久,可以使国家观念益形发达,而因收同化之效,此政党之妙用三也。

民国初年,宋教仁是对宪政民主政治理念理解的最为透彻的革命党领导人。我们从《国民党宣言》以及后来在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宋教仁众多的演讲中,能清晰地看到他的宪政思想: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人,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2月1日)而在更早的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中,宋教仁更加直白地说道: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

1912年8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宣言》则集中体现了宋教仁的民权思想:今夫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恒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纲维之。其在君主专制国,国民合成心力趋重一阶级,一部分,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其在共和立宪国,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他认为,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会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这就是政党政治的来源,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

国民党成立伊始,在其党纲中,开宗明义定其立党宗旨为: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所以在其宣言中,处处不忘平民政治,主权在民的理念: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故标其义曰: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

宋教仁认为政党是实现宪政最为关键的中心力量。政党代表民意与舆论的向背,对政治施加影响,政党又可通过其活动,实际控制国家权力。他认为: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键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宋教仁认为,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由于没有一个强大而良善的政党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所以民国的立宪政治徒有虚名,长此以往,中华民国前途暗淡: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键而良善之政党焉,为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而胜任愉快者。夫共和立宪之政治,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中心势力,而其共和立宪犹可信者。

而政党政治落实到具体的国家治理中,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1913年3月9日,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的演说中,宋教仁明白无误的讲出了自己责任内阁制的观点:现在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

宋教仁倡导政党政治,不但希望自身所在的国民党成为强大良善的政党,同时也希望政治对手成为强大良善的政党。宋教仁在《国民党宣言》中指出,之所以组建国民党,是为了开创中国的两党政治局面:五会相与合并为一,舍其旧而新是谋,以从事于民国建设之事,以蕲渐达于为共和立宪国之政治中民主势力,且以求符于政党原则,成为大群,藉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宋教仁认为: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日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鼓旗相当而后已。

在民国初年,宋教仁是目标明确,宪政民主理念清晰且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尤为反对的就是所谓政治权威,不管是党内的孙文还是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宋教仁主张对最高权力须加以限制,在党内,当国民党成立时,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就是由参会党员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而党的最高领导理事长则由理事互选产生。当然,宋教仁也十分注意维护国民党内的团结,比如说,尽管国民党是由宋教仁一手组建而成,其在党内的声望也早已超过孙文,但他还是推孙文出任国民党理事长。我们可以分析,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到1912年8月国民党组建,宋教仁与孙文两人在党内权力的变化。孙文虽为同盟会的总理,但同盟会在1907年就已分裂,在大部分成员中,孙文也早已威信扫地,1910年后同盟会更是名存实亡,孙文连挂名领袖都称不上。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时,明文规定“总理暂不虚设”,所以中部总会根本不承认孙文的领袖地位,其实际负责人为宋教仁。而同盟会中部总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一直处于组织和领导的地位,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后,中部总会才是真正的革命党的领导机构。1912年8月成立的国民党,正是以同盟会中部总会为基本力量组织而成,追随孙文的革命党广东派如朱执信、汪精卫、胡汉民等重要成员根本没有参与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因此,从1905年到1912年这7年间,宋教仁与孙文两人政治权力的一升一降十分明显。

早在1908年因《间岛问题》一文宋教仁作为民间人士就被满清大臣袁世凯所激赏,吴相湘先生在其《宋教仁传》中对此有详尽记载:书成之后(指《间岛问题》一文)某日本学者即肆其如簧之舌,劝宋将版权让售日本政府,藉以所得补革命活动之费用,且力言不应以此书稿邮寄北京,协助不共戴天之清廷解决难题,言诡而辩,颇耸动人心。宋初似陷于进退维谷之境,然卒决然以书稿邮寄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得书后曾电约宋归国襄助交涉,宋以在日经营事多,未予应充。然其后清廷据此而有所措手,挫折日人之妄计。世凯甚德之,交涉结束后特电驻日使臣酬以日金二千元,宋不肯受。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就存有好感。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被刺身亡后,谭人凤曾面见袁世凯对其进行试探,袁世凯对谭人凤说: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材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尽管如此,宋教仁对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后,却一直深怀戒备之心。他在1913年2月1日《与国民党诸公书》中,对同道表达了自己对袁世凯治理国家的深深忧虑: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政党内阁。

在宋教仁所有著述和演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他对宪政民主政治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如何使之实际运用于民国政治实践之中。宋教仁主张政党政治,践行政党政治,他把组建强大而良善的政党进而组成政党责任内阁当成实现宪政、保障民权的主要手段。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能使国民享受革命之福,他无所畏惧。

1912年7月4日,宋教仁借日本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的一句名言向辛亥时期的战友表明自己致力民国宪政事业的心迹:政治为吾人之生命,吾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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