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4/2013              

秦永敏:民主转型中的团队活动(中)

作者: 秦永敏 秦永敏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8,团队解析

A、宗旨

任何团队首先必须有一个宗旨,即目的和意图,也就是“干什么”的,根据这个宗旨去凝聚同人共同努力,由此产生“怎么干”、“干的结果怎么样”、“怎么干得更好”等一系列问题。

B、结构

结构就是内在的立体的空间形式,包括纵向的空间形式,也就是上下层级关系,以及横向的空间形式,也就是部门分工。团队任务的宏大,团队事业的壮大,决定了团队所需结构的宏大。控制论指出,结构产生功能,功能损耗结构。无论如何,结构建设是团队的生命,结构建立了团队就形成了,结构发展了团队也壮大了,结构崩溃了团队也没有了。所以,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必定有着良好的团队建构能力,上下层级关系越科学越融洽,部门分工越科学越有效,这个团队就越成熟越有社会竞争力,越可能达到目的实现意图。

C、领导  

当前,中国异议人士里流行一种幼稚的观念,“大家未来和现在应该是博兄博弟,群兄群弟,党兄党弟,国兄国弟,大家都是兄弟。这里没有长辈,也没有老大,更没有领袖。这应是我们将建立起来的基本政治伦理之一。这是我们在国内当下只好着手的政治文化构建与梳理.......”

这种观念认为民主事业只需要有平等的公民就能大功告成,绝对不需要英雄,不需要领袖。如果这种看法出于善意,就应该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公民个人的集合如何和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几千万党徒的统治集团抗衡?

绝对的平等不可能构成有效率的社会,甚至根本就不能构成社会,社会则必然是会有等级差别的。因此,好的社会和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无等级差别,而在于等级差别是否合理,尊严、权利、自由的平等和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差异,是能在而且必须在现代商业文明的社会和政治中洽合的。

在专制高压下,公民共同体能否产生和形成,是由有无灵魂人物的发起、组织决定的,当今中国,没有这种有影响力的灵魂人物出头,就没有民主团队的产生和发展,这是无法改变的局面。

当然,在成熟的民主社会的成熟团队里,情况就会反了过来,良好的规则和正常的运转使团队能够定期的更换领导,新领导则在老领导任职周期结束以后通过一定的程序产生,依赖某个领导的终身任职来维持的团队是无法成熟的。

今日中国却是在高压专制下争取民主,是在臣民社会中创立公民共同体,因此,没有具有大智大勇的英雄和领袖人物率先站出来组织领导,团队是无法产生的,也不可能形成足以将专制统治送进历史垃圾堆的强大力量。

至于对由此产生的民主领袖会搞专制的担忧,也是完全多余的,今日中国的全面专政的历史成因是一个党一支军队暴力夺权暴力掌权全面控制社会造成的,而民主进程则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多元化进程,在多元化政治力量通过普选产生国家元首的背景下,新的领袖绝无实行全面专制所必须的绝对权力。

D、骨干、成员和协作

民主团队和帮会组织对成员的态度有本质不同,但是,在需要不同层级的骨干和基本成员以及由此产生的有效协作关系方面是没有区别的。帮会组织以严格的金字塔结构确保高阶成员的特权,并且以严厉的惩罚来对低阶成员进行控制,民主团队的高阶成员不仅需要有更强的能力,并且必须由低阶成员定期的推举或者投票产生,而且有为低阶成员服务的意识。

民主团队照样由领袖、骨干和基本成员组成,不过和帮会组织相比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以自愿组合为前提,也就是以个人行使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基础,而不是象帮会那样一参与就失去了自由而遭受强制。

在这种情况下,由骨干组成的空间结构就具有生命的象征意义,一个团队有了它就有了社会生命,没有由骨干组成的空间结构就只是光杆司令的自娱自乐。

由骨干组成的空间结构是由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合作体现的,这样,民主团队的协作问题就更加突出,善于妥帖的处理人际关系极为重要。和经济领域一样,那些个人能力极强却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只能单打独斗,浑身是铁也打不得多少钉儿,成就永远是可怜的。相反,哪怕个人能力都不出众,只要亲和能力强、可以进行合理分工和高效协作,这样的团队就能做出很大成就。因此,很多情况下,一个团队为了发挥整体功能从而取得最大成效,就宁可放弃那些个人能力特别突出但成天冲撞他人制造内讧内乱的怪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诸葛亮能用魏延一样,那些天才的管理人员会扬长避短,尽可能的为这些怪才提供发挥能力的机会从而实现互利,但这只能是例外而非一般规律。

E、目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

团队活动永远需要围绕宗旨提出奋斗目标,目标可以分几个层次,包括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终极目标。

两千年前的圣训就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根据目标制定相应的计划(政策),就能事前把应该考虑的事项都考虑到,从而避免行为的盲目性。但常言道计划没有变化快,这样,既要事前制定尽可能周密的计划并且加以实施,也要在实施中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灵活应对。实施过程中常常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这样,就需要时时根据目的检查实施情况。

计划实施完成,或者实施一个阶段后,就要总结经验教训,其中教训往往是最宝贵的,因为巨大的失误令人刻骨铭心,需要我们吃一堑长一智。

以上这些都是常识,这里不厌其烦的介绍,主要是要强调:和公民行动常常是非理性的不同,任何团队活动都是理性活动,因此都是要负责任的,尤其是领导者、决策者必须为团队的活动负责。

团队活动的理性水平有高低,理性越高,对规律的运用越妙,就越能出成果。

9,团队活动的基本策略考量——合法道路

在今天,中国的民主阵营已经出现很大的分化,从最温和到最激进的声音都有,就政治反对派来说,一个基本分野就是走合法化道路还是走非合法化道路。

本人一直主张和平转型,主张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结盟,主张运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推进民主化进程,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走合法道路的策略。

我们要求合法化,也只是运用宪法规定的权利来争取民主自由,但是,中共当局却一直以此作为我们触犯“反革命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理由打压我们,这样,很多人认为合法道路走不通,认为我们是自作多情。当然,如果今天非合法化道路有路可走又当别论。事实是面对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监控系统和暴力机器,你有三五个人搞武装准备它就能轻易侦查到并且送进监狱,而你就是有三五千武装人员他也不难把你消灭。相反,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民社会的迅速发成长,随着当局被迫签署两个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和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运用宪法规定的权利来争取民主自由的空间显然越来越大,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大量的民间组织正在利用越来越大的灰色地带集结力量,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团队合法化的局面一定会形成。

当今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经验也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在发生了暴力革命的国家,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策略推进民主事业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先导和重要的一环,而且,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策略在大部分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国家还发挥了决定作用。

因此,我认为对政治反对派的团队成长来说,走合法化道路的策略是于理有据的,也是成就可观的,在社会各种力量的配合下,以此实现宪政转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历史也许会发生戏剧性的大转变,因此,我们也不反对人家尝试任何其他方式。

10,团队策略概说

有了宗旨,有了团队,有了计划(政策),策略就成了重中之重。

策略就是实现目标、实施政策、完成计划的方法、手段、计谋。中国古人是极其重视计谋、谋略的,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原因就在于它们对成就事业极为关键。当然,这也因为古代政治是阴谋政治,所以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民主事业、民主时代都需要我们持守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策略的价值绝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尤其是在专制高压下争取民主人权,由于稍有不测就是杀头坐牢死人翻船,至少会给团队带来巨大灾难,使民主事业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更需要我们有高超的斗争艺术。策略正是保证事业免遭失败并且促成成功的手段,为了民主事业、民主团队减少损失、多获成就、早日成功,每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活动人士都必须学会高超的运用策略技巧。

策略也叫谋略,用白话说就是计策。这些东西如果成为目的本身,那就是阴谋,一个人没有崇高目标而只会玩弄策略,就成了阴谋家。但是,光有宏图大业而没有成功的策略手段,从个人说就是志大才疏的空想家,从事业说就是没有现实性的空谈。

鬼谷子说得好:“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也就是说,天地之间变化莫测,无非在于忽高忽深,高深莫测。善于做成伟大事业的人之所以能够确保成功,就在于他们掌握着暗中制胜的方法,做事情并不能光讲抽象的忠贞、诚信、仁慈、正义,当然,也必须做得恰到好处。

我们的策略,是为万世开太平,为全民争自由,为实现中国政治制度向宪政和平转型服务的。为了这种和平转型,我们首先必须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公民共同体。后者本身既有策略意义,也是公民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公民共同体,面对不受制约的强大的公权力,以公民个人的力量,也就是说,以分散的公民的个人维权,是不可能与其抗衡的,更别说完成和平转型的历史重任了。没有由自由公民组成的各种团体,对公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干脆点说,没有自由的社团,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公民社会。

公民共同体的最高形式是政党,但是在今日中国这是红线以外的事,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必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另外,我本人其实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越过了这条线,也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对此实在没有必要多说。“长风破浪会有时,只驾云帆赴沧海”,那是今后的事,在此暂时存而不论。

可喜的是,今日中国已经来到这样一个关口,就是撇开那些名号,公民共同体的凝聚已经是可能的,而且举国上下到处是在作这种尝试的英雄豪杰,这样“取其实而隐其名”已经是公认的策略。应该说,目前的中国正在进行这样一场全面竞赛,真正是千帆竞发、万马争先,只不过是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罢了,所以,问题已经不是有无公民共同体产生,关键是有些什么样的公民共同体产生,哪一个或者哪一些公民共同体今后会“领风骚”。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我们就必须在体制打压和同行竞争的夹缝中,以高超的艺术和大胆的抉择来确保自己能够有所作为。

11,团队策略考量

下面,就来对民主转型中团队活动的策略考量加以简述。

(a)低调务实

低调务实是今日中国致力合法推进民主转型的团队活动的生命线。因为迄今为止这种团队在中国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高调进行团队运作,必然被当局消灭在萌芽状态。与此同时,由于公民社会的成长,由于网络的出现,今日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当局无法控制的地带,大量民主团队已经争得了一线的合法存在生机。或者说,由于正在它们在当局不易察觉也没有打压口实的情况下悄悄运作,因而已经有了越来越雄厚的组织基础。这样,在看得到的将来,低调务实一直会是我们团队生存发展必须遵循的策略方针。

(b)长期经营

过去的一个多花甲里,前三十年是消灭公民社会的时代,消灭公民共同体更首当其冲。后三十多年里,公民社会开始复苏,公民共同体则一批批被绞杀掉了。今天,历史已经走到公民社会正在不可遏制的崛起的时代,与此同时,公民共同体被绞杀的现象也在继续,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一线空间使公民共同体如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冒头。这样,如何运用好现有空间,使公民共同体稳步发展起来,就成为最重要的课题。

在1997年邓小平死亡之前,一个公民如果上街表达政治态度,那么,等待他的不是立即坐牢,就是长期关精神病院。现在不同了,有时是打一顿,有时是行政拘留几天十几天,因此,代价小了,这么表达的也就多了。对此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表达权是基本人权。不过,这种做法对当局刺激比较大,对公民共同体建构的直接作用则有限。我们能否考虑,找寻一些更有效的公民共同体建构方式?

回答是:历史条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公民共同体建构方式,作为不排除前述和其他方式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我们应该采取可经营方式。可经营方式,是“上善若水”的细化。那就是不仅把推动民主化的能量向能流动的地方流动,而且要使这种力量不是只处于消耗状态,而且要能够积累,就像做生意一样,不求一夜暴富,而通过谋求“什一之利”日积月累。

这种方式看起来慢,其实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不仅如此,它对公民共同体的建设也具有决定性。常常有人问我89民运为什么会失败,我告诉他们,民运内部缺乏必要的内在结构是根本原因之一,因为它没有一个公民共同体的内部建构过程,因此患有软骨病,无法承担历史重任。

另一方面,以经营方式建构公民共同体,在今天也是当局可以被迫接受的方式。有人认为中国今天的政治状态一直在退步,我不这么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导致全社会包括统治者内部利益大分化,当局其实已经在被迫向公民一点点做出让步,因为他们自己也要考虑历史的出路,他们自己也需要基本人权保障。这样,只要我们善于把握尺度,善于发现当局有意无意传送来的善意,善于精准的掌握现有的一线空间,那么,我们把公民共同体逐步做大做强是完全可能的。

可经营方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更不要说经济上,都有大量成功范例。三国时孙家势力“坐大”江东,元末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要求其军队不抗日却到敌后发展根据地以便为最终打败蒋介石奠定基础,都是军事上的范例。波兰团结工会、捷克77宪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都是政治上的范例。经济上这种情况无日无时不在发生,就不用说了。

这种方式被概括为“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也就是以很小的资本稳妥经营,最后能在市场上占据很大的份额。民主化是伴随着多元化的,经营公民共同体不是要垄断政治市场,更不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而是要通过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为所有竞争对手争得人人平等基础上的统一规则。这样,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来看,当局被迫看着公民共同体在打压中一步步成长壮大,也就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情况的结果,对当局最终也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也始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基本盘,甚至因此脱离了最终被巨变导致的崩盘窘境,因此,历史的看他们必定会由此最终承认我们的合法化。

(c)外圆内方

外圆内方也就是刚柔相济。内在的方刚,是我们要持守的原则和底线,这个原则就是普世价值,就是世界公民拥有的权利我们都要有,这个底线就是我们必须依法开展公开活动,我们必须在公开的维护人权要求民主的活动中逐步壮大民运团队。
    
在这个原则和底线之间,就是我们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调整我们的具体活动方式,在进行这种调整时,我们要像水一样遇阻则止,无孔不入,这就是圆柔的一面。

我们的这个策略,从历史的结果说对当局极为有利,从当前说也是当局所已经能够接受的。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成熟,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当局想不给公民这种空间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条件已经具备,就只看我们自己能否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以此把公民共同体建构起来了。

运用这种策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把当局当做一个可以打交道,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合作的对手。因为只要主张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就必然要和当局正面打交道,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合作。这种交道,要求我们分辨当局在具体问题上的态度是否有一定合理性,甚至是否有一定善意,要求我们相信当局也有理性,也会进步,也须要和平转型。

因此,对当局有特定合理性的要求,我们应该与以满足,乃至做出一些很不情愿的让步。对当局表现的一些善意,我们要予以充分的认可、肯定。只有这样,我们和当局的良性互动才可能进行起来,并且以公民团队能一步步发展为前提进行下去。运用这种策略,目的当然是为了我们见缝插针的开展民主人权活动。

今日中国的特点是,虽然当局继续着全面专政的政策,毕竟已经不可能将一切民间政治活动压灭,虽然国家宪法承认“保障人权”,当局在施政中却几乎剥夺殆尽。这样,公民就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从容易突破的地方做起,一点点讨回本来就属于公民的那些权利和自由。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为了以善意回应善意,常常要违心的不做一些对于世界公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这也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做那些当局本来没有理由、却强行禁止的事!

如果和当局没有合作,就没有良性互动,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做一些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民主人权事业。如果我们不能根据需要和可能,适时的开展前所未有的民主人权活动,从而把民主团队做大做强,那我们对当局的让步和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总之,外圆内方的策略,是建立在更好的、创造性地开展民主人权活动的基础上的。

(d)统筹规划

《四书•中庸》曰:“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人类的任何一个宏大工程,都需要事前进行尽可能完备的筹划。《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当然,社会工程不同于技术工程,事前的筹划不可能面面俱到,实施中也不可能按图索骥,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做一件事不应该事前做充分的统筹规划。无论战略上还是战术上的运作,都应该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了然在胸,同时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在运作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规划的特点,是越远期的越粗糙、模糊,越是当前的越尽可能的完整、细致。

统筹规划中,最基本的考量应该是可行与不可行。许多胸怀大志的朋友拿给我看了他们的伟大宏图,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某位“思想家”找来告诉我,他打算到美国去说服奥巴马把中国在美国的四万亿美元(原话)要来好买原子弹氢弹一举摧毁北京,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我一听吓坏了,因为我女儿也在北京那一带!这种“宏图”哪一样有现实性?美国会把中国的外汇给他吗?美国和其他国家会卖原子弹给他吗?他能把原子弹发射到北京吗?用原子弹解决国内矛盾有一丝一毫正当性吗?原子弹能炸出个民主来吗?反过来说,任何一个规划,每一步都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不具备,就更不必说实践上的可能性了,因为很多有理论可能性的事,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所以,任何规划,首先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我们做规划时,必须量力而行,然后尽力而为。《孙子兵法》说的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从市场经营上说,就是不图一本万利,只做将本求利的稳当生意。当然,这里不仅是稳当的问题,还有个效益问题,凡是生意人都清楚,同样的买卖,有的人精明至极,因而大赚大发,有的人却颟顸可笑,因而亏得一塌糊涂。
    
说到民主人权活动,就是要做那些从公民权利说理由充分,从活动效益说相对显著,因此一方面可以大大促进民主人权事业或者取得某种成效,一方面代价肯定很小不会得不偿失。
    
在这方面,一年前冯正虎在日本机场拒不入关,终于迫使当局同意他回国,就是一个举世皆知的杰出的个人战术范例,后面,本文要分析几个最近的团队运作的案例,其中有失败的、有成功的,也有非常杰出的。

当然,战略范例则是捷克哈维尔的77宪章,而中国的08宪章对刘晓波个人也是成功的,但没有产生77宪章那样的结果。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政治活动,具体地说今日中国争取民主人权的活动,其实也需要高度的艺术能力,战略战术的规划都应该善于寻找出击点,从而收四两拨千斤之效。

(e)一鸣惊人

前面专门探讨了长期经营策略,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式,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考量。因为即使从经营说,也有个量的积累导致质的变化的过程,当小生意做大了,就可以考虑投资到更大的生意中去,或者有了充足的资本,就可以拿出一部分闲钱搞风险投资,否则永远也做不大。
 
同样道理,民主人权事业在今天要求我们去经营,要求我们厚积薄发,但是,光靠经营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民主化的根本问题的,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处于大变局时期,这样,面对变局,也需要我们在条件具备和形势需要时做出一些果断抉择,抓住时机升级换代,做黑马上台阶。一鸣惊人策略,就是长期经营策略的必要补充。
    
长期经营,是注重量的积累,没有这种积累什么事都做不成,但是,光有这种量的积累,就只能在同一层次低水平重复。因此,要做伟大事业,第一必须长期经营,苦练内功,打好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上台阶,上层次,上水平,在积累得有了一点基础,可以确保退路的情况下,就应该找准出击点,做更高水平的事,在更高的层次上做出不同凡响的成就,总之,是比较于从前上一个台阶。

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人在某个层次做得很出色,但永远也不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另一种人,在一个层次做得并不那么出色,但是,却突然在更高的层次做得非常出色,这就是一鸣惊人。事业也是一样,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后者在低层次时就一直在像猫躬身一样,看起来它很低矮,其实它正在蓄势待发!显然,能一鸣惊人绝非偶然,重要的是它在此之前已经积蓄了充分的能量。

(f)直捣黄龙

所谓直捣黄龙,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对阵中,回避两军基本力量全面对决,而撇开对方主力,直接突袭对方首脑机关。历史上,这种战例确实不少。例如,唐末藩镇割据中,就有本来势力不强的中央军以突袭方式直扑地方军阀吴元济老巢,从而一举获得成功的“李诉雪夜入蔡州”;明初朱元璋死后,其小儿子朱棣和长孙朱允炆争权,身在北京的朱棣按实力论原本不是朱允炆的对手,如果按传统的打发,他不仅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打到南京,而且恐怕根本就打不到,结果他审时度势,看出了对方的弱点,就左冲右突直扑南京,一举拿下了明朝当时的京城。

多元化民主政治和军事不同,是凭软实力和对方周旋,直捣黄龙的意思是指,在一方和另一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弱者撇开对方凭借强大实力构筑的一道道政治屏障,直接瞄准最关键的问题,和对方进行不对等的高水平的博弈,并且由此使自己一跃而从极低的水平跻身和对方同等的地位,从而迅速形成崭新的局面。这方面,当代凡是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和平转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是这么做的。其中, 谢长廷1986年把一个“党外人士参选大会”变为台湾民进党成立大会,就有着这种意味,最典型的则是哈维尔提出《77宪章》,结果以文弱书生的一纸纲领,就完成了多元化政治力量的和平崛起。

(g)进退有据

《管子》说:“成功之道,盈缩为宝。”也就是说,一项事业要想取得成功,不能只进不退,当然更不能只退不进。这就像两个拳手过招一样,只要势均力敌,没有谁不是有进有退。在以弱胜强的实例中,有进有退更是必然的普遍的现象。

当然,退不是目的,退的目的一是避免更大的损失,二是为了更好地反击。所以,退必须有理由,也就是“有据”。但是,不仅退必须有据,进也必须有据。因为冒进而失败的事例,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不胜枚举。没有根据的进可能带来极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彻底失败,前秦攻打东晋的肥水之战,就使本来已经有望统一中国的前秦彻底灭亡。值得注意的是,冒进一般都发生在有了几个战术性的小胜之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而落入骄兵必败的俗套。

所以,从事民主人权事业时,无论进退,我们都要问个为什么,进的根据、退的根据在哪里,是否必要,是否有利。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进不退,只攻不守,中国今日的政治规律之一就是进三步退两步,进一步退半步,因此,我们常常要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步后,设法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有时甚至要考虑退半步、退一步,以此保留部分已经取得的成绩,从而为今后以此为基础取得更大的成就奠定基础。

(h)别开生面

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如何从事民主人权事业,首要的已经不是有无勇气的问题(这也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是有无足够的智谋。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夹缝,和毛、邓时代不同,那时,中国的民主人权人士要么被斩尽杀绝,要么被一律送进牢房,现在,在一定范围内,当局只是阻拦、遏制。可以说,今天的民主人权活动已经和老是堵车的城市交通差不多,没有谁因为堵车而不出门,在很多情况下,面对堵车也不必一条心等到底。所以,当我们行使公民权利面对当局的阻拦、遏制时,聪明的办法绝不是硬闯硬冲,也不是干等或者求情,而是像面对堵车一样,绕条道走就行了。

历史上,有一个很典型的战例:与其攻打阳平关,不如占领定军山。刘备占领四川后,曹操占领了汉中,双方在阳平关对峙中,曹操因为粮运不便被迫撤军,只留一将坚守,刘备攻打了一年也打不下来,最后在当地人指点下带兵从另一条小路占领了定军山,掐断了对方阳平关守军的运粮小道,曹操亲临前线,也无法改变局面,只好完全撤出汉中。

显然,只要我们善于灵活机动地开展活动,在今天,无论当局怎么打压,都可以找到其他的、而且往往是更好的方式开展民主人权活动,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代价,尚且可能更有效率,这就叫做别开生面。

(i)出奇制胜

民主潮流不可阻挡,但是一元统治也不是说亡就亡,在它垄断着全部国家机器的时候,看起来甚至会固若金汤、万寿无疆。这种情况下,怎么看准其薄弱环节,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使公民共同体一举站稳脚跟,甚至利用体制内的矛盾实现官民对话平等博弈,就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艺术。恰如《孙子兵法》所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绝如江河。”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前面说的直捣黄龙就是出奇制胜的一种方式,不过,出奇制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直捣黄龙的战略,但是,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战术运用。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善于动脑筋,就可以找到与众不同而且更有效率的好办法,这就是出奇制胜。

策略是需要随机应变的,知道再多,在能说会道,都未必管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需要当事人自己认真琢磨,想通想透,善抓机遇,从而出奇制胜。

2013年7月10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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