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1/2013              

秦永敏: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设之路(上)

作者: 秦永敏 秦永敏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从1993年发起《和平宪章》运动,我就在这个当代中国第一个民运纲领性文献中阐明了全民和解的重要性。同时,本人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做建设性的反对派,当局也必须学会容忍建设性反对派,由此以良性互动方式达至和平的完成向宪政转型的目的。二十年来,本人一直在就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设之路进行探讨,撰写了大量讨论研究文章。这里,就把本人的长期思考做一个概括性的小结介绍给大家。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做建设性反对派,乃是因为宪政民主制是建设起来的,而不是革命革出来的——虽然革命有时候能清除前朝的专制,但它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即使发生革命,在那之后,要实现宪政还是要靠建设,不能建设宪政,就必然是专制循环。那么,当局会允许反对派存在吗?反对派能够合法化吗?当局能和反对派共建宪政吗?很多人对此严重质疑。

在我看来,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当局会不得不容忍反对派的存在,反对派必将一步步的合法化,当局无路可走,必须和反对派共建宪政。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政民主制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也是朝野各方共同的出路,是全体中国人都可以走的路,而不是排除任何一部分人的路,而且,我相信当局也没有沦落到不见太阳、不闻雷声的地步,在一波接一波的全面危机面前,在市民社会不可遏止的崛起面前,当局无法不选择容忍反对派从而共建宪政之路。

要言之,我们之所以认定存在和平的宪政建设之路,是基于强有力的事实根据,这种根据,第一是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呈现出明确的发展阶段;第二是在世界民主潮流的裹挟和中国社会变化的推动下发生的中共的和平演变,必将使宪政建设车到山前必有路;第三,从最直接最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强大的建设性的反对派正在崛起,它将成为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主导力量。

一、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

首先我们来看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的发展阶段。无论中国国情怎么特殊,也必须遵循普遍规律。是的,作为有三千年专制法统的东方古国,中国国情确实特殊,自中共暴力夺取政权以来,中国的国情就更特殊了,因此,民主转型过程格外曲折复杂艰难,不过60余年过去,应当说转型的基本轨迹已经清楚,这里首先对此做点分析。必须说明,这不是先见之明,是世界民主化的经验和中国民主化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简单事实,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要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实行全面专政,对任何民主诉求一概镇压,将一切反抗者斩尽杀绝,这样民主志士虽前赴后继,却只能赴死成仁。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当局阶段性全面镇压,民主诉求也阶段性表现出来,当局对政治犯已不动用死刑,因此,也压而不绝,禁而不止,但是,民主力量仍然无法持续生长发展,只能一茬茬的被割韭菜。
 
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还没有合法地位,当局仍在重点打压,但是,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
 
第四阶段的特征是,民主力量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立于不败之地,对当局已获形
势优势,当局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和民主力量平等协商。显然,到了第四阶段,中国一只脚已迈进了宪政的门槛。
 
历史进步,从长期说是一个自然过程,从现实看则是社会大众人为活动的结果。尤其在这种专制统治垂死挣扎,民主需要殊死搏斗才能获得的时期,道之将行必成肉身,宪政的实现还需要我们冒着坐牢甚至牺牲的风险去努力奋斗。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林昭、遇罗克、王申酉的血没有白流,大家的牢也没有白坐,民主力量在国内已经正在聚集,转型真正在一步步从量变走向质变。
   
在我看来,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准确的说是1997年邓小平死后,中国的民主转型就进入了第三阶段。邓小平死后,江泽民时代才真正开始,从当局说,终于签署了两个最重要的人权公约,无论其目的怎么只是为了苟延残喘,毕竟表明了向国际政治文明主流的靠拢,此后还将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更使其放弃共产教条成为明摆的事实,历史的渐进如同物种的进化,开始的微小偏离,能导致长远的根本变化,所以,对于只能渐进实现民主的中国来说,这一点的意义决不能予以低估。

当然,从现实看,当局的签署的确近乎一纸空文,1997年11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当天我发出《告全国工人同胞书》,指出中国工人已经有权组织自由工会,但13年过去当局仍然从不批准,1998年10月25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我当天派人去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当局反而判了我12年刑。这表明,当局的签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尽管当局将我们民主人权活动人士一批批抓进牢房,却至少要披了法律的外衣,只能一一加以对付,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却在一茬茬的成长,十几年来绵延不绝,并形成了内外呼应声势浩大的局面,再也不是它可以轻易压灭的,中国政治反对派氤氲化生系统发育的局面已不可改变。

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正逢大有作为的黄金时期,只要我们敢于并且善于开展活动,就能一步步扩大活动空间,一点点的进行民主建设,坚定不移的推进民主进程,使中国尽快实现朝野之间的平等对话。

二、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阶段就是反对派成长阶段

历史需要我们预知未来民主化发展阶段,由于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落在全世界的最后,这样,要明确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发展阶段其实也不难,在中国已经走过了的历程基础上,和全民制宪之间划上一条直线,大抵就能对此加以明确。

今天的中国,宪政之争已经处于白热化状态。儒学先贤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政者,正也”,“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说,国家机器的职能是主持正义,而不能用来谋取私利。因此,今天的要不要宪政之争,其实是要不要公平正义之争,争的无非是要使国家机器继续成为为一党专政服务替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还是要把国家机器改造成为“权利平等、主权在民”的全民公器。

正因此,虽然因为目前中国正处于不确定状况,存在多种可能,从而使某些突发事件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向何处去的拐点,所以我们不能说按照历史进程的逻辑推演出的阶段一定能成为事实。但是,由于宪政就是多元化政治力量按照规则公平竞争,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断言,从今天来看,反对派的成长阶段正是中国未来民主化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下面我们就来对反对派成长阶段的问题进行一些探索。

第一阶段是宏观自发成长阶段

没有反对派就没有民主化,反对派弱小,民主化就处于早期,反对派发展壮大了,民主化进程就加快了,反对派可以和执政党公平博弈了,民主化就迈进成功的大门了,所以,从当前来说,中国的民主化发展阶段完全由反对派的成长和成熟程度决定。这里说的政治反对派,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    必须存在于国内。
第二,必须有起码的组织名号即公开的称谓和基本纲领。
第三,必须有最起码的公开活动显示存在并以此集聚力量。
第四,必须是顽强地持续坚守。

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宏观自发发展阶段,也就是反对派成长的第一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认为是从1998年开始的。这不是说以前是空白,从四五运动开始以前二十年是它的准备期。因为以前的努力虽然都有效,但符合以上四要件的历史是由此开始的。

在我看来,反对派的成长还要经过四个阶段,才能使中国迈进宪政的门槛。这四个阶段是:

第二阶段  初步整合阶段

由于当局的打压,目前中国的各个反对派组织都处在各自勉强支撑的境地。有人对反对派的前景很悲观,也有的人对当局的打压表现得很愤激。对此,应该做何理解?有生命力的事物诞生之初总是弱小的,古人对此早有评论。唐诗曰:“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老子说得更好:“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难道还有什么比人权民主力量的生命力更加强大吗?从长远说,这种力量正是所谓“只愁生,不愁长”。当然对于我们反对派人士本身来说,则还需要在战术上积小胜为大胜,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前进。

第三阶段  高度整合阶段

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就没有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在中共能作为执政党继续掌权的前提下,反对派的成长和发展成为一支能和它抗衡的政治力量就是决定性因素。当然,就是排除了以上前提,中国的民主化也还是以反对派的成熟为首要条件,没有强大的反对派而有民主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虽然没有合法化,也已经能持续发展,不仅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而且也不会回到邓小平时代,当局的镇压只能短期的遏制民主人权活动势头,却不能改变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现状。随着形势的推进演化,必定有成功的反对派组织和和人员与底层精英/民众维权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假以时日,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为我们提供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基础必定会逐步板块化、整体化,一旦精英运动和草根运动相结合,会是个什么局面!

以重大社会事件为契机,以共同纲领为松散同盟盟约,以各反对派政团的公开表态甚至举行圆桌会议达成共识为开端,反对派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之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高度整合阶段也就来临了。应当指出,基本人权的改善是民主化进程的基本需要,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权的争夺贯穿始终,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反对派高度整合的拐点,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反对派就是在争取这些权利和运用这些权利开展活动中大规模整合起来。
 
第四阶段  展示实力 官民平等对话阶段

没有足够的实力,当局不可能和反对派平等对话。但是,既然中共十三大就主动提出了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那么政治反对派经过一定准备后要求和当局开展平等对话也就顺理成章,以争取对话来要求官民平等,因此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反对派的整合达到适当的水平,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和平理性的诉求,要求并且实现官民平等对话,就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官民平等对话,很可能需要第二次天安门运动之类的宏大叙事作为历史背景。因为没有足够的压力,当局是不会轻易做出实质性让步的。

第五阶段 全民制宪阶段

当反对派集结的民主力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对当局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后,和当局的对话就进入了历史转折关头,全面对话、全民制宪、全民公决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关于这方面就点到为止,不必为中国志士仁人盼望了一百多年的这个伟大事件预先作美妙动人的憧憬了。

以上就是我为在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下,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我们国内稳健反对派能全力以赴加以推进的方式,根据历史的逻辑做出的研判。

当然,海内外的中国人中还有各种政治势力,他们也都在根据自己的利益意见想法要求力促中国走其他路径,对此,我只能说,除了维持专制统治之外,任何其他主张我都不反对,希望它们在今后的岁月里证明自己的预见性、合理性、准确性。不过,我觉得出国后又回来了的张林的这句话是值得注意的:“辛亥革命的主力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因为革命派早就在与专制的对立对抗中消耗殆尽,而改良派则可以趁机发展壮大。前者为理想和原则而奋斗,后者务实地积累实力。双方的理念差别并不大,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蓄意对立,那就是接着再来二次革命、黄埔革命、共产革命。”

全民制宪当然可以以全面压倒当局并且进行大清算为前提,但是,从目前来说尚看不到这种力量存在于何处。搞政治不能把牌全押在天灾人祸之上。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但是为此守株待兔,连正常生活都不会过了,则不是办法。全民制宪的政治战略绝对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形势估计之上。如果一切活动都要等待形势转变之后,那么口头上的激进分子也可能沦为实践中的取消派。制定宪政的政治计划的基础,应该是是政治气候学而不是短期的政治气象预报,也就是说,应该是我们能控制的过程,而不是等待“天命”。

三、官民对话是和平转型的唯一选择

非常清楚,没有政治反对派的发展壮大就没有中国的和平转型,那么,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怎么达到和平转型的目的呢?除了为联合国所明文规定的一切压力方式外,或者说,在以一切公民权利方式施加压力的前提下,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话。

农业文明,是权力至上的统治型文明,这种社会里从根本上说没有对话,君王口衔天宪,说一不二。也正因为没有对话,无论其千年盛世多么显赫,最后总是因为内乱内战而崩溃,末世君王总是没有好下场。而且,历史走到今天,没有对话的社会已经绝对无法维持了。

商业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成熟文明,是权利至上的平等型文明。它之所以是"历史的终结",就在于一切问题可以通过"公平交易",也就是平等对话谈判妥协来解决----当然,不行的话还可以由公正的司法程序来解决。所以,这种社会里一切人都要求并且能获得正义----也就是得其所应得。

中国稳健的政治反对派,早已一再提出了要求当局进行对话的问题,89民运中成立了"对话团"不说了,在那之后,一批批政治反对派人士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这一诉求。

我本人1993年就在中国大陆第一个纲领性民运文献《和平宪章》中写道:"让我们以‘全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原则,捐弃前嫌,互敬互让,折中妥协,共商国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和解,以求在平和稳妥的方式下,一起来完成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转型,以及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第十、在以上各条被各方,当然首先是被大陆政府基本接受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从速召开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少数民族以及海内外朝野各界人士在内的圆桌会议,共同讨论并决定中国下阶段的和平变革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问题。当然,根据客观情况的需要,可以先做许多双边或多边的预备性会谈,并分专题分别举行和平变革或两岸统一的圆桌会议。"
 
应该说,这里的思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有了更加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今日中国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再不抓紧时间开展官民对话,一旦出现爆炸性的局面,就会像中共当局对利比亚提出"支持一切有助于政治解决问题的努力","尊重利比亚人民的自主选择,通过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当前危机"一样,作为马后炮已经毫无作用了!

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力量看起来虽然很小,却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我们要求和中共对话绝不是妄自尊大,绝不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绝不是对中共的漫天要价。相反,我们是在和中共做历史性的妥协,我们是在和中共共同创造历史,我们是在为中共留下一条历史的出路,甚至是为其开辟一条唯一的活路。中共今天虽然是执政党,但是,如蒋经国所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因此,中共已经该考虑未来如何体面地成为在野党了!如果今后能像国民党在台湾那样体面地成为在野党,对中共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

相反,中国政治反对派作为以普世价值为指导、以多党公平竞争为原则的民主建设力量,现在虽然处于高压之下,以我们的胸怀、胆识和豁达,我们必然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最大推动力,历史的看,更必然成为民主中国最主要的建构者!所以,我不仅一再呼吁对话,而且从2013年开始,一再给习近平发公开信,明确要求就一系列问题开展对话。固然,从目前看来要使中共有这种智慧和远见是高估了他们,但是,相信假以时日,随着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当局对社会控制力的极度弱化,和以我们政治反对派为代表的各种力量展开对话是他们无法逃避的选择。

明确地说,我们要求中共对话其实是一场双赢的交易,这种对话是让中共拿今天的权力换取明天的安宁,也是中国政治反对派替中国人民拿明天的全民和解换取今天的代表权,这是好机会,过了这一村恐怕就没有这一店了——当局总有一天会明白,再不和政治反对派对话,它就没有机会对话了!

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进程,越早启动官民对话,转型就越温和理性,当局越拒绝对话,官民对立就越严重,当局要把一党独裁坚持到底,就只能是天怒人怨山崩地裂,最后落得个齐奥塞斯库、卡扎菲之流的可耻下场。另一方面,不论是以什么方式转型,对话永远是走向宪政的历史起点,所不同的只是对话的成员、对话的时间、对话的难易和对话的方式转换过程。从当局与民间的不平等对话走向各种政治力量的平等对话,则是叩开宪政大门的关键一步。平等对话的结果就是全民制宪、全民公投,以此为宪政的起步奠定基础。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要求各方做些什么准备?首先要求中共尽早放弃敌对思维,逐步学会做法治下和其他政治力量一样的守法政党,也要求我们中国政治领域的一切代表人物学会做合法的反对派,学会充分考虑到各方面互相冲突的利益、要求和需要,懂得该如何去谈判妥协,并且有着驾驭历史车轮的胸怀、胆识和才能。

四、和平转型要靠民间反对派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共同推动

和平转型,如果不仅仅是我们建设性反对派的善良愿望,而且能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那就必须同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愿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的意愿,并且,两者必须良性互动,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一起来促成统治集团大政方针的基本转变,并且在社会民主力量以及世界民主潮流推动下逐步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

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令人悲观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不仅没有转化成为民主派,而且一再被专政派打压下去。当然,与此同时,民间的建设性反对派也因此一再遭到残酷镇压。这里不仅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问题,更基本的原因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中央统制时代,也就是统治者可以全盘控制社会的计划经济时代。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从总体上说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这样,作为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政治领域,也就必然要反映出多元化特征,所以,统治集团内部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新的绝对权威,必然发生政治派系分化。相应的,较为明智的领导人不仅会作为改革派应运而生、不再会被压垮,而且审时度势,顺天应人,成为体制内的民主派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近年来,中共政权的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政策反差,那就是其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自从中东爆发以“茉莉花”为代号的民主化浪潮,中共当局一方面反复强调希望以政治对话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同种民主化浪潮则以暴力压制来解决。显然,能在国际上强调中东国家应该以对话解决问题,对中共而言也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国内却抱残守缺则表明它太不明智。而且,这种内政外交的脱节显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但是,和中共的官方表态不同,温家宝对解决民主化诉求的态度、看法上,无论对内对外都是高度一致的。下面就是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对解决叙利亚问题做出的回答:“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我们将根据是非曲直来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并决定立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要保障平民的生命安全。叙利亚各方都要立即停止对无辜平民的杀戮。第二,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第三,中国支持联合国和阿盟特使对叙利亚问题的政治斡旋。第四,对叙利亚人民现在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深表同情,已经并将继续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加紧做叙利亚各方的工作,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温家宝强调了三点:第一,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中共的政策明显是偏袒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的!第二,他主张叙利亚各方“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而中共在这个方面是违心的敷衍的。第三,他强调“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是中共从来都不承认的,但是,温家宝却断然这么认为。而且,如前所述,温家宝对中国国内的事务也抱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在前面回答关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时他说:“温家宝尚用少有的加强语气的调门说:“中国(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由此可见,对温家宝来说,在中国国内“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而通过对话解决民主诉求,当然需要体制内外的各民主派别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谈判协商,这就意味着中共党内必须有民主派崛起,或者说中共党内改革派必须进化为民主派!那么,中共党内会有民主派崛起吗?其实温家宝也已经做出了回答,那就是:“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或者说:“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众所周知,《炎黄春秋》从观念上说就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个窗口,尽管目前看不出他们在中共党内有多大作用,但毕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不是没有,而是力量不够大,也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必然会应运而生,公开站出来,并且在推动中共和平转型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2013年8月8日
关键字: 秦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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