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览中国》 】  时间: 11/3/2013              

康正果: 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述評

作者: 康正果 康正果



一年以來,國中有兩大勢力,常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二曰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我共和黨既以改良政治為惟一之職志,非將此兩種勢力排而去之,則目的終不可得達。

——梁啟超

 

                                                                                                                                           一
 
1913年,宋教仁遇刺後,梁啟超在共和黨集會上曾發表題爲《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的演講,以上引文即他那次演講的要點。他所說的“腐敗勢力”係指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集團,而所說的“亂暴勢力”則指包括陳其美、孫中山在内的革命黨。至於受到這兩大勢力阻撓的“改良政治”,可以說,首先讓人想到宋教仁竭力倡導,卻功敗垂成的議會政黨責任内閣制。宋教仁主張責任内閣制,目的在於限制大總統的專制獨裁,自然為袁世凱所忌恨。而議會政黨體制更容忍反對派和不同的意見,承諾以公平競爭和協商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明顯使革命黨好強的暴烈手段英雄無用武之地。宋教仁若組閣成功,出任總理,對兩大勢力均有不利,宜乎他遇刺的種種跡象讓兩方面的人物都捲入了涉案的嫌疑。但就梁啟超講話中所主張的“改良政治”而言,則是強調這兩大勢力之得勢緣於中國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其中尤以“亂暴勢力”爲害最烈。因此梁倡議共和黨先與執政當局妥協,通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的途徑對袁世凱施加影響,等清除“亂暴勢力”之後,再引導袁步入憲政軌道,逐步實現議會政黨政治。對宋案的處理,他也力主以法律解決,堅決反對南方的興師討袁之擧。
不幸梁啟超發表演講不久,袁世凱即向五國借款,擴充軍備,孫中山在南方挑起各地軍方,發動“二次革命”,他所呼籲的政治改良最終在險惡的形勢下遭到“不適而宜劣敗”的下場。梁所謂“革命復產革命”的亂象從此成爲時勢動蕩的大潮,民初的憲政夢徹底破滅,他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勢力退出政壇,保守主義的聲音從此淹沒於革命的喧囂。侈談革命者一是把革命視爲救亡圖強的唯一出路,拒不走漸進改良的途徑;二是在改造中國的目標上急於求成,企圖用“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徹底解決問題。這一思潮後來也波及新民學會的多數成員,其中持論最偏激者要數蔡和森其人。

 蔡和森與毛澤東同在一師讀書,該校教師楊昌濟曾寫信向章士釗推薦他這兩個得意門生說:“ 二子海內人才,前途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從毛蔡二人的通信來看,蔡的筆鋒尤爲雄健,他1918年赴北京途中所寫的那首五古《少年行》也比毛澤東早年的幾篇習作顯得底氣渾厚。1 無怪乎蕭瑜和新民學會同仁都公認,與蔡相比,毛明顯略輸幾分文采。可惜蔡職場上運氣不佳,據蕭瑜所敍,他遇事不願有求於人,高等師範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致使家境困窘,曾一度潦倒到擧家斷炊的地步。2 因此他憤世嫉俗的情緒特別緒強烈,發言之驚世,立論之駭俗,直令毛澤東瞠乎其後。後來他迫於生計,只好帶上母親和妹妹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自踏上赴法之旅,就沒把讀書求學和拿張文憑太當成一回事。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名為留學,實際上更偏重藉機去國外尋找新的出路。在一戰後的歐洲,左傾的激進思潮在社會上和知識界急劇高漲,對蔡和森這類本來就很想闖蕩一番江湖的失意者來説,動蕩中的歐洲正好為他們建立國際範圍的聯絡開啓了方便的通道。在寫給毛澤東等人的一封信中,蔡和森認爲“往京考公費學校”和“往西洋進大學”都是“隨俗迷夢”,勸他們不必在那條路上徒勞。連提說到恩師楊昌濟 “東奔西走,走了十年”的求學經歷,蔡都以輕視的口吻說,楊師“仍不過是能讀其書而已,其他究竟何所得!”對新民學會中更想走“教育救國”或“實業救國”道路的成員來説,蔡和森這種不無“酸葡萄”味的高姿態言論,不啻為當頭潑下的冷水,而對本來就不耐坐冷板凳苦讀的毛澤東來説,無疑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蔡和森自以为是地說,赴法勤工儉學,只要能“通其語文,悉其種種之真相”,就算達到了留學的目的。接著他向諸友人高調發佈要與諸惡纏鬥,乃至不惜作惡的宣言:

 

弟覺立己立人,劃分先後者,謬也!為學爲事,劃分先後之階段者,尤謬也!謬之實例,就在前輩之空疏無用;謬之影響,竟使小人盡進處於有權。……曰鴻爐大冶不可入,曰鳥獸不可與同群,皆惰性無能之遁詞,經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据据”而不自覺者也。……弟願今日之中國多出做事之人;其為做事時,穩立做事之根基,不妨與雞鶩爭食,不妨與豬狗同槽;對於首惡則奮鬥,對於從惡則收容,以萬惡為肥料,為化學原料,而我輩為農夫為化學家;失敗則與志無傷,成功則萬世蒙其利。持論固是太激,倘亦時勢之所要求乎?3

 

蔡和森這番激越的議論很有代表性,可謂發出了當時很多無業的或未能造就成專業人才的小知識分子之心聲。這類人多因受家庭經濟條件或個人能力的限制而在升學和就業上踫到種種障礙,遂不屑認真考慮現實謀生的俗務,很想投入亂世的革命大潮,另做一番理想的事業。明確地說,蔡希望更多湧現的“做事之人”,即蘇俄模式的職業革命家。要成爲這樣的職業革命家,按照蔡的説法,就得具備“與雞鶩爭食,與豬狗同槽”的勇氣。他理直氣壯地宣佈,像他們這些“本來痛恨萬惡” 的“正人君子” ,完全是迫於時勢,才不惜自髒其手,去從事“公然為惡”的事業。在另一封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蔡和森以更加出格的酷論把毛僅作過片段論述的“惡人哲學”發揮到肆無忌憚,淋漓盡致的程度。他說:

 

弟嘗慨世之君子,為種種的輿論律道德律所束縛,只能為偽善,不能為偽惡,是以使小人得積極橫行。……竊以為人不能有善而無惡,正人之惡,即是善之變相,求全則難免不為鄉愿。弟……自信其心既正,將來有惡當前,必不少避而勇為之;惡經正人君子為了一回,則其階級,就要演進一層。……現為一惡,而將來能得十善之結果,何所顧恤而不為之!吾人若從一身之利害及名譽計算,誠有不宜屈節者,若從全體之利害計算,可以殺身成仁,況不可行偽惡以得權乎?(兄以時未至為言,我以為此正其時,此時稍微一枉,其所直不知幾萬萬也。)……弟意現在當得一班正人立惡志(殺壞人),說惡話,行惡事,打惡戰,爭惡權,奪惡位,加入惡界,時時以惡為緣,時時與惡戰,時時與惡和。操而縱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進之,使自我發。然後將萬惡納入袖中,玩之掌上。……果為君子,無善不可為,即無惡不可為,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已之利害。4

 

蔡和森與毛澤東先是同學,後為同志,他授毛以馬列主義綱要,開啓毛投身階級鬥爭的門路,在先知先覺上堪稱毛的理論教頭。他所發的“正人勇為偽惡”之說比起毛的“惡人哲學”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其露骨的“惡行善果頌”滿口敢於擔負天下罪惡的氣勢,為中共此後不擇手段的奪權鬥爭奠定了蠻橫的“惡行倫理學”基礎。蔡當時對列寧的暴力陰謀策略尚無詳盡的了解,但從他那“全稱肯定自己”和“全稱否定敵人”的獨斷文體已可看出,他與蘇俄職業革命家情意結構上靈犀相通。難怪他一到法國,便與共產國際前來策劃中國留學生的特派員掛上了鈎。

蔡和森筆鋒雄健的文字更多地得益於他的舊學根底,而非一般的留學生到歐洲銳意鑽研的新學——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他與毛澤東另有一相近的短項,倆人都缺乏迅速掌握一門外語的能力。據同時赴法勤工儉學的李維漢回憶說,蔡和森法文並不好,但他勇於躐等而上。自入學他就輕視學校的課堂教育,仍沿襲新民學會成員那種散漫無序的自學風習,“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張,以蠻看報章雜誌爲事。在短時間内,他收集了大量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各國革命運動的小冊子,擇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譯。” 李維漢特別指出,“和森是學會領導者之一。他到來後,新民學會在法會員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達尼。他和在國内的毛澤東同志有密切的通信聯係,使國内國外兩部分會員連成一個整體。”1920年6月,學會成員在蒙達尼就“改造世界與中國”的議題進行討論,與蕭瑜所主張的溫和革命針鋒相對,蔡和森“主張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和森在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詳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組織共產黨的主張。”5 這幾封長信都收在毛澤東所編的學會成員通信集中,毛當時僅有的馬列理論知識和蘇俄革命綱領,應該說多得自蔡和森“猛看猛譯”法文小冊子所做的粗率轉述。故在學會成員中,一時有“和森是理論家,潤之是實際家”之稱。也正是靠這位理論家書信中那些囫圇吞棗的零星介紹,實際家的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1920年前後,他“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已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二
 
當時赴法留學者數以千計,爲什麽其中多數人能學有所成,海歸後均得以發揮各自的專長服務國家和社會?但爲什麽會另有少數人——特別是來自湖南和四川的學生——既不安於勤工,也談不上儉學,結果走上在當時被社會和家人視爲“亂暴勢力”的歧途?

來自四川的青年黨創建者李璜當時也在法國讀書,他的回憶文字至少有助於我們站在蔡和森及其同夥的圈子外另換一個角度,對他們遺漏或迴避的某些真相作出應有的審查和評判。6據李璜的統計,在當時來自各省的留法學生中,廣東和北方四省的學生均得到本省公費資助,因而畢業後事業有成,回國服務社會者居多。四川因軍閥混戰,湖南則因先驅張(敬堯)後反趙(恆惕)而長期内亂,致使兩省學生都得不到公費資助,其中有很多人來法後不久即陷入貧困。李璜又將這兩省的窮學生分爲三類:第一類學生能較快地掌握法語,他們連翻譯帶寫作,投稿國内,靠賺取的稿費得以維持在法的生活。第二類學生勤於打工,很快轉爲技工,有了豐厚的收入,最終多在法國定居下來。第三類投靠共產國際的學生可以周恩來為例作一跟蹤説明:周恩來先是赴日本留學,報考日本高等學校,連續幾次落榜後敗退回國,繼而又轉赴法國另謀生路。周於1920年抵法,旋即入爾維特工廠去做粗工,他只做了三個星期,便跑回巴黎,見人就說吃不消,認為那是非人的生活。周自從放棄做工自給,便再未潛心學業。在一次聚會中他發言說:“途窮了,終須改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須聯合起來。”從此他開始四處網羅留法學生中憎惡資本主義社會的憤怒青年,代表他們與俄共特派員——用中共今日習用的指稱來説,在那時候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敵對勢力”——接頭,從中領取活動經費,建立起中國留學生旅歐的共產黨組織。這些人有了活動經費可解決食宿問題,過上了出入咖啡館,集會公園内的生活,也就有了空閒和精力在組織的指令下發起各類抗議活動。他們扭成一股,在留學生群體中大搞派別對立的鬥爭,最後閙到與法國警方發生衝突的地步,致使蔡和森、李立三一干人被驅逐出境。

我們固然不能說,這一群救亡意識強烈的青年人完全是為領取幾個盧布才投身共產國際,按蘇俄方面的指令去搞活動的,更無意徹底否定他們那曾經幼稚的理想和比較單純的熱情。但要解釋爲什麽唯獨他們這類陷入貧困的人甘願聽從蘇俄的召喚,最終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就不能不對他們那種彆扭的失意者(misfit)情懷作進一步的分析。與其他兩類勤奮的窮學生能保持自足心態的情況有所不同,失意者為祛除焦慮和空虛,最需要在氣勢洶洶的群衆運動中找到精神上的庇護。加入群體,他們就敢去做獨自一人不敢做或做不成的事情,經過在群體中互相感染,最終便爆發出周恩來所謂“聯合起來”的力量。這就是失意者加入群體後獲得的“集體心理”。正如研究革命心理學的勒龐所說,這種集體心理“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爲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頗爲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個群體,有些念頭或感情在個人身上根本就不會產生,或不可能變成行動。”7
俗話説,“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提起此經典的陳言,論者多好持孰先孰後的循環性爭辯,卻很少能撤銷“英雄”這個事後按成敗定位的光圈,返回當時的動蕩局面,追蹤其間複雜的動力關係。被毛澤東描繪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那個時勢,其實並非後來所頌揚的那麽氣勢雄偉。首先應指出,十月革命傳送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已遭到了列寧的扭曲和篡改,它更多的是李大釗曾撰文歡呼其勝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諷刺的是,這位北大教授雖率先報導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卻對自己所評介的“主義”僅知皮毛。在那篇文章中,他用“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的泛泛之詞在文中一頓,隨後即轉入散漫的描述,說這個主義“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裡做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8 經這一連串“沒有”的反面界定勾畫出粗略的虛綫,所傳達給讀者的信息,便很容易與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混爲一談了。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他在北京認識李大釗,初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讀物,但同時還“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由毛在當時的知識水平,我們不難想見李大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宣傳效果。其實,蘇俄的巨變在當時最能引起國人關注的並非其偉大的革命成果,而是它與列強截然不同的對華政策,其中影響最大者便屬口惠性的《加拉罕宣言》。9該宣言宣佈要廢棄沙俄強加給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消息傳來,在知識界曾一度贏得普遍的輕信和好感。包括新民學會的成員在内,不少激進的青年都對蘇俄發生的巨變心懷嚮往之情,滿以爲要改造中國的社會,最可取的捷徑就是蘇俄的革命方式。這樣看來,十月革命給予國人的歡欣鼓舞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只是那個後來才發現純屬一紙空文的《加拉罕宣言》。至於阿芙樂爾號巡洋艦轟隆砲聲送來的東西,恐怕除了逃到上海的大批白俄難民為國人有目共睹外,就再也看不出什麽值得稱道的好事情了。沒有人全面了解那砲火彌漫下的内幕和實況,包括孫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者都是在時勢的激蕩中見機行事,趁勢弄潮,實在顧不上深思“以俄為師”的決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直到蘇聯解體二十年後,普京建議把安德列•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定爲今日俄國學校的歷史課本,列寧及其蘇維埃國家的罪行才初次全面揭露,我們才從中清楚地看出,受十月革命鼓舞的蔡、毛諸人所決意去做的“正人之惡”到底都受到了蘇俄的哪些影響。2010年6月,參與編寫該書的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專家陳鐵健和北京市委黨校黨史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等6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他們所做的採訪記錄隨即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玆摘要轉述該文如下:

 

據德國外交部公佈的檔案所載,爲了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勢力,德國威廉皇帝一直謀劃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列寧正好充當了這一人選。他自1915年即受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列寧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在德國特種兵幫助下順利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紀俄國史》上冊,127頁)。強調上述事實,並非硬要給列寧扣上德國間諜的帽子,只是要表明,他曾利用德援達到他在俄國掌權的目的,乃是一不爭的事實。這個目的就是回到俄國發動社會主義政變。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列寧宣佈布俄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接下來的任務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做好準備。列寧的計劃得到德皇的“堅決支持”,德國一共撥出5,000萬金馬克資助列寧領導他的布爾什維克武裝推翻臨時政府,建立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一黨專政。(同上,405頁)
《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作者把所謂的十月革命定性為政變,關於這場血腥的“革命”,他們如此評估:

一、 布爾什維克一反俄國社會尊老愛幼的傳統,以徹底砸爛父祖輩的“舊世界”為務。

二、 與“熱愛祖國”的傳統觀念相左,布爾什維克提倡“無產階級無祖國”。

三、 反對偷竊和搶掠本為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卻主張廢除私有制,發動窮人從富人手中“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

四、 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和諧社會的基本準則,要領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做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同 上,478頁)。

列寧因而指令,“在‘無產階級’勝利後,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從肉體上消滅” 。(同上,129頁)蘇維埃政權不但殺害了沙皇全家,而且建立契卡,掀起全國範圍的紅色恐怖,僅在1918年到1922年間,便殺人200多萬。按照列寧的説法,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不受任何絕對的法規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列寧認爲,只有建立這個專政,才能保證蘇維埃政權永立不敗之地(同上,561頁)。10

 

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列寧隨即把德國用在他身上的那一套做法轉用於中國,但列寧與他的布爾什維克們那時候搖身一變,已不再是自己國家的失敗主義者,而是在不擇手段地壯大他們掌控的蘇維埃政權了。1219年3月,列寧指示建立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總部就設在莫斯科。這個共產國際完全受克里姆林宮控制,它一方面向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灌輸“無產階級無祖國”的觀念,另一方面卻利用此觀念為他們蘇維埃國家的利益服務。共產國際與蘇俄政府就這樣雙管齊下,打入中國,不只在旅歐的華人留學生群中收買像周恩來這樣的代理人,同時也爲維護其國家在遠東的利益,派出專員與中國最有實力的軍閥暗中掛鈎,洽談交易。在北方,有維經斯基經李大釗牽頭與吳佩孚部下接觸,而南方則由馬林出馬,直接去找陳炯明商談。直到馬林認爲軍閥們難以合作,無機可趁,轉而試探性地拜訪孫中山,考察了廣州方面的形勢,發現國民黨並非西方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多階級聯盟”的鬆散組織,這才向共產國際提出他的“斯内夫利特戰略”。馬林認爲,像陳獨秀、李大釗諸人僅停留在寫文章、辦刊物和理論探討階段的共產黨組織,可能造成的影響微乎其微,終究難成大事。他指出, “這些共產主義小組若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他們的宣傳前景就很暗淡了。”因爲他發現,國民黨的黨綱為“各個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領導層中有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他們決不比我們共產主義團體中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遜色。” 馬林因而建議立即著手幫助國民黨發展壯大,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内實行國共合作,從而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内部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馬林當初提出他的建議時未嘗不想建立國共的黨外合作,無奈孫中山不接受共產黨與國民黨對等合作的做法,只許中共黨員及共青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孫中山這種形同吞併的容共方式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倒給他們“本黨”内部拉進了大量的木馬。

對這種屈就他黨的合作方式,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起初均有抵觸情緒,因此中共内部對此事一直都爭議很大。但爭論歸爭論,作爲共產國際的下屬黨組織,中共只得絕對服從上級的決定。1923年1月,蘇俄代表越飛與孫中山談判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言的内容與共產國際通過的決議並不完全一致,它更重視中俄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因而更關注俄國與國民黨的關係,扶植中共的任務僅處於從屬地位。雙方認爲,“中國最急之問題,乃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並同意孫中山堅持“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然而共產國際的運作卻與蘇俄政府的外交辭令有所衝突,兩者雖都肯定國共合作的現行方式,但共產國際自有它長遠的的戰略佈局,其終極目標乃是在幫助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壯大中共的力量,在推翻北洋政府後統一中國,“建立一個有工農社會基礎的、將發展成爲布爾什維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親蘇政權。”11 這個分兩步走的謀劃不難令人聯想到列寧領取德國金馬克回國竊取二月革命勝利果實的步驟。在共產國際擬定的棋局中,國民黨暫時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等到它被用到像一顆搾乾的檸檬,莫斯科自然會毫不吝惜地將其丟到局外。國民黨内的老派人士不是沒警覺到容共之擧的危機,無奈孫中山乾綱獨斷,執意要把那班激進的年輕人收羅進來,自以爲國民黨陣營龐大,很容易就會將他們消化吸收。孫當初手中沒有槍砲,只是光杆司令一個,他本想借助陳炯明的勢力在廣東落腳,建立營盤,不料雙方不但沒能搞到一起,反而踫撞出敵對的衝突,弄得他在突發的砲轟中倉皇逃出廣州。四顧無援的孫中山為儘快組建黨軍,盡量吸收可徵集到的力量揮師北伐,只好放棄一直對美、英、法等國所抱的幻想,在別無選擇下轉而聯俄。我們甚至可以說,是看重眼前利益的英美政客對孫中山的籲求一推再推,最後把孫推進了蘇俄的懷抱。《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發佈後,孫中山收到蘇俄200萬金盧布和一整船軍火的援助,同時接受了莫斯科派來掌舵的顧問,並放手利用中共跨黨人士融入的活力重組國民黨和建立黃埔軍校,但對兩黨混合過程中已經出現的麻煩問題,他一時還無暇作深遠的考慮。不幸他出師未捷身先死,抱憾而終地走了,卻把那致命的後患留給了他身後“仍需努力”的同志。

 

 

縱觀毛澤東早期的黨務活動,可以說他大體上仍在做他專長的文牘工作。比如在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集會中,張囯燾、李漢俊和劉仁靜等代表各抒己見,爭論不休,都能講出一大套理論,毛澤東卻始終插不上嘴,只是在一邊操筆做他的會議記錄。這幾個活躍在會上的代表或與陳獨秀曾經共事,頗有資歷;或留過學通外語閲讀面廣,且能與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或維經斯基直接交談;連正在休暑假的周佛海都以其留學日本的學生身份得以暫代缺席的陳獨秀任書記之職,在與會的代表中形成其圈内人的優勢。與他們相比,毛澤東則顯得置身圈外,在某些人的眼中,他甚至被認爲有幾分土氣。12毛陪同比他更有資歷的何叔衡(謝覺哉在他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明確記錄:“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從長沙遠道趕到上海赴會,似乎仍拖著當年從湘潭到長沙讀書時遲滯的鄉下人身影,起點低和搭車晚於是成爲他出頭的阻力,在入圍的進程中一直拖得他絆絆磕磕。但不管怎麽說,他在長沙辦刊物、搞活動,畢竟做了好幾年的實際工作,一待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毛澤東立即受命負責湖南分部。

毛回到長沙,借用船山學社的社址辦起湖南自修大學。這個“自修大學”的名稱顯然襲用了胡適的構想,但毛是假其名而無其實,他自己僅有師範畢業的程度,卻擅自擔任住持,以“大學”為名招收前來報考的學員。這所掛大學招牌的學校無需考試,也不發文憑,根本談不上什麽知識傳授或技能培訓,基本上是個為方便黨團活動而特設的掩蔽場所,可謂中共後來所辦各類幹部培訓班的雛形,應算是毛澤東一個大膽的創舉。那一年周佛海帶上活動經費,去長沙召集赴俄參加遠東弱小民族會議的湊數代表,就是在船山學社找到毛澤東,在那裏確定人選,發放了川資。周走進自修大學的一幕,讓我們一瞥到毛澤東一個有趣的側影。周說:“我進去後,遠遠看見他在燈下看書,原來是用紅筆圈點李後主的詞。他看見我忽然進來,駭了一跳”。13 毛這個自修大學的名聲一度傳到梁啟超的耳中,梁當時正好在上海辦起著名的中國公學,由張東蓀具體負責,教員中一時間名家薈萃,聚集了知識界保守派的一批精英。毛澤東在一師的同學舒新城此時在該校附中負責校務,當梁啟超問及湖南自修大學的情況時,舒回函告訴梁說:“函詢湖南自修大學,此事全由毛澤東一人主持,毛與獨秀頗相得,且只在第一師範畢業,未必能來,即來亦無何種效用也”14短短幾句話,可反映出當時知毛底細者對毛的客觀定位。像中國公學那樣培養精英的學校,聘教員和收學生自然有他們嚴格的標準,舒新城含蓄的答復明顯把毛劃到了界外。但毛是膽大而不拘一格的,他明知自己不具備符合那些外在標準的能力,卻勇於帶領與他類似的以及比他更差的人群自樹其標準,“大學”的冠冕就這樣讓他向低處硬拉,戴在了他們同夥的頭上。那是一個社會失序,身分趨平的年代,不斷引入的新名詞、新概念常被好事者用作堂皇的貼面,刷新了不少冒牌事物的面貌。“革命”恍若一件公共的迷彩服,很容易披掛在“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年輕人身上,武裝得他們在很多方面都不夠格的半吊子作風反得以派上歪打胡鬧的用場。15

但中共既已建黨,便屬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也就與此前自發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有了性質上的區別。那不再是交流讀書心得和泛泛討論熱門話題的同仁聚會,黨組織需按照國際的指令開展各種活動,身為黨員的個人,更須嚴格執行黨所派遣的任務。從事此類活動,就不像陳獨秀自己貼錢辦刊物那麽簡單,自然要涉及到活動經費以及參與工作的成員靠什麽吃飯的實際問題。最初,就是否接受國際撥款的問題,曾發生諸如避免“僱傭革命”說之類的爭論。後來陳獨秀不慎被巡捕房抓去,待由馬林花大錢請律師將陳保釋出來,陳也就自動放下了他那書生氣的清高架子,不再迴避令知識人感到手短的“阿堵物”了。一番爭論後,他們幾經商議,決定接受莫斯科的盧布,凡參與工者都可領取每月大約30元的“生活費”補助。作爲湖南分部的領導,毛澤東應該也會拿到他所得的一份。那筆錢並不算多,但至少比他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8塊月薪要豐厚一些。所謂職業革命家,說白了,就是吃上了革命飯的無業人員。按照Alexander V. Pantsov在他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所說,莫斯科的經費到1922年底更有增額,但拿到每個成員手中的補貼則有明確的條件。當時張囯燾、蔡和森等人正在對馬林全力倡議的國共合作頑強抵制,弄得雙方的關係勢同水火。馬林則仗著他共產國際代表的權威在中共二大後召開的中央執委會上正式宣佈同國民黨合作,規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Pantsov就領取補助的問題如是說:“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抉擇:他們要麽聽命莫斯科,照舊領取補助,否則就一無所得。考慮到自身的處境,他們只好做出理性的決定,一致同意加入國民黨。”16

張囯燾也許是從他自己的立場出發來概述別人的情況,在回憶中共三大的文字中,他硬是把毛澤東說成支持他反對國共合作的一派。但按照楊奎松近來披露馬林本人筆記實錄的説法,情況卻恰恰相反。楊的轉述強調,毛澤東一直在緊跟馬林,致使中共黨内不少同志將他歸類為“馬林的人”,而這樣的歸類,在當時實在談不上有多麽光彩。毛爲人行事一向都很現實,他顯然看出,面對莫斯科的指令,中共這個小組織終究是胳膊拗不過大腿。多年後提起此事,他仍坦然訴説,那時他還年輕,“素以爲領袖同志的意見總是對的”。17  可見與去過莫斯科,見過列寧,對那裏的複雜情況有更多了解的張國燾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那時的革命見識還比較淺薄,對待莫辨其來頭的國際代表,他自然傾向於敬仰和聽從。馬林在中共一大後路經長沙,毛澤東曾熱心接待和彙報工作,顯然給馬林留有較好的印象。如果說19227月,毛沒能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可能與馬林暫時離去不無關係,18 那麽19236月,毛在廣州的中共三大上獲選為中央局五個成員之一,就顯然與他在會上的表態頗受馬林賞識有很大的關係了。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結果是,張囯燾因對抗馬林而當場落選。在新選出的中央局中,陳獨秀任委員長,毛任秘書,負責黨的内外文書及通信開會記錄,並管理本黨文件。自從在一師讀書時專擅文牘工作以來,毛一直都熱衷在抄抄寫寫上為他介入的活動或組織製造聲勢,直到中共三大的當選,他才算實實在在地握住了有職有權的筆桿。毛此時已是跨黨的國民黨黨員,按照中央的決定,他“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上回湖南開展工作,數月之間,在湘區各地組建起不少國民黨的黨部。毛以他實際工作的成績表明,中共的跨黨人員可極大地助長國民黨的擴展,他們能夠發揮的積極作用有時甚至勝過國民黨自己所搞的宣傳。毛因此而提高了他在國民黨内的地位,並獲邀赴廣州參加1924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執委候補委員。

與中共的情況相近,孫中山接受的俄援也附有一系列條件:他不得不接受鮑羅廷前來中國充當顧問,幫助他改組國民黨。莫斯科如此看重國民黨,並熱心付出代價,就是要按照俄共的模式重組國民黨。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正遭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干涉,列寧一心要把發生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納入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佈局,順著俄援的傳送帶推行他革命輸出的計劃。但就孫中山這一方面來看,也不能說他僅為獲取金盧布和軍火便完全照莫斯科的旨意辦事。孫的言談中多次抱怨中國人一盤散沙,特別是面對辛亥革命後國民黨組織渙散,革命精神鬆懈的現狀,他本來就很想重整旗鼓,強化他這個“總理”的集權。列寧主義的政黨模式並非莫斯科單方面硬給孫中山穿上的小鞋,而是孫在急於進行其黨務改進的情況下正好可以拿來應用的他山之石。但孫中山忽視了俄共組黨模式與其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内在關係,儘管他多次說絕不要輸入蘇俄的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制度,但隨著改組後的國民黨漸趨組織嚴密和日益革命化,其章程和建構便更加接近俄共,而與宋教仁當初所欲導向的議會政黨有了很大的偏離。一盤散沙固然有組織鬆懈之嫌,但就參加議會政黨的個人言行而言,卻有不受基層黨組織嚴密控制的自由,黨員只需在競選時保持共同的政見,在其他方面絕不會受到意識形態和黨紀的約束。孫中山當時只圖在列寧的組黨形式下再造國民黨,於是放手讓鮑羅廷這樣的俄共黨官代筆起草國民黨一大的黨章,該黨章被公認與共產黨的黨章十分接近。孫中山一方面挪用列寧主義的政黨模式強化國民黨的組織,一方面卻自相矛盾,還要把他“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軟内核包入那借來的甲胄,進而加固他“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的基礎。爲此,一大會議上又增發《大會宣言》來通融共產國際,對三民主義做出新的解釋,在與鮑羅廷討價還價一般的磋商中達成了一些模棱兩可的協議。結果是國民黨雖照搬了不少俄共的組黨形式,卻並未完全克服議會政黨固有的散漫,依然在黨員的接收上來者不拒,在半變不變中拖拉著固有的慣性。後來雖從軍政轉入訓政,其軍事獨裁性質的一黨專政卻始終呈現弱勢,連它的發威逞兇都顯得比較笨拙。這一點胡漢民說得很清楚,他承認“本黨是採取俄國政黨的方式,但本黨現在所有的毛病,在他們那裏都沒有。”19

張囯燾是帶著應付的態度去參加國民黨一大的,因此他無意加入國共聯席的合唱。在他的眼中,發言踴躍的毛澤東“常依據孫先生的説法來發揮他自己的意見”,明顯與一味批評國民黨的李立三持不同的論調。20 在張囯燾筆下顯得右傾投機的毛澤東,在國民黨内右派代表的回憶中,卻被描繪為“像一個才到城裏的鄉下人”。他們指責毛一再抵制“老同志”的提案,左得蠻橫,說他“不像是個能登大雅之堂”的人物。據他們的描述,毛澤東先是跟著李大釗起哄,制止了方瑞麟反對共產黨員跨黨的提議;緊接著又厲聲反對黃季陸所提的“比例選舉制”,初次上陣,即流露出維護集權和扼殺少數人自由發言權的蠻勁。21 就這樣,在國民黨一大召開期間,毛澤東全力支持國共合作的表現頗贏得國民黨少壯派的好感,在當選中執委候補委員後,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任職文書科代理主任,並兼任胡漢民主持的組織部秘書。毛於是繼續發揮他文牘工作的專長,在胡漢民的秘書任上幹得特別賣力。作爲跨黨人員,他在某些方面甚至顯得比國民黨黨員還更加國民黨。那時候鮑羅廷的路綫支配國共兩黨,中共的很多跨黨成員都熱心投入國共合作的工作。在上海這個他已多次逗留的大都會,毛澤東如今出入辦公室,忙於接待和出席會議,至此才幹出了初步入圍的感覺,算是在國民黨機構中找到了他在本黨同志中尚未有過的位置。那年6月,楊開慧與她母親帶上兩個孩子來到上海,住進了毛在英租界的寓所。有妻子在一旁做協助他的工作,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在革命僚屬位置上初步的得意。

有一次毛代表執行部參加青年團的集會,聼到毛在會上的言談,與會的共青團國際代表達林(Sergei Dalin)十分吃驚,他會后即寫信向維經斯基彙報毛澤東出格的言論。他說毛“認爲國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應接收為共產國際成員。”還說毛在談到農民問題時竟然主張“取消階級路綫,不要做貧農的工作,而要聯絡地主和紳士。”達林顯然反對毛的説法,因此他要求執行部給青年團另派代表。22 達林的小報告反映出莫斯科兩個司令部在不同時期發出的不同聲音傳達到國共方面所造成的混亂和牴牾。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偏重蘇俄的國家利益,因而更支持國民黨為主導的國民革命,他一心要把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導向反帝囯主義的世界革命,就他的盤算來説,優先發展國民黨的勢力遠比栽培中共的小組織更易見效,也更有前途。相比之下,共產國際的策略則更想促使中共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急於靠中共的力量開展階級鬥爭,大搞城市暴動。這兩條並不協調的路綫更攪入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明爭暗鬥,時而重合,時而衝突,不但在中共内部引起左與右的分歧,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也造成了持續的緊張。毛澤東那時涉水尚淺,正在那波濤詭譎的激流中趁勢弄潮,他只顧把更多的熱情投入工作,積極表現他的能力,還不太會把握那左右搖擺中的航向。

毛澤東一時贏得稱讚的工作表現不久就變了味,受到左浪右潮的強烈衝擊,他被迫辭去執行部的職務。那年歲末,他怏怏返囘湖南。後來他對斯諾如是説:“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23 但楊奎松指出,所謂生病,很可能是毛的託詞。毛的黯然離去,主要是共產國際的指導路綫急劇左轉,馬林偏重國民黨的方針遭到否定,緊跟馬林的毛澤東隨之受到連累。24 他不只在執行部幹不下去,連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四大也無緣參加。雙數的黨代會對毛似乎總潛在著排斥,他後來借用有關七言律絕格律的一句口訣自嘲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從毛澤東 “孩兒立志出鄉關” 那首詩的告別口氣來看,他自從赴東山高小讀書,就打定主意,走出落後的鄉村,要到城裏幹一番事業。後來他辦雜誌、搞教育,發起各種請願抗議活動,運作的範圍都在城市。其間他多次赴北京和上海活動,都試圖在那裏落腳,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1921年初,他趁囘韶山過年之機,處理了父母死後的家產,把兩個弟弟和堂妹全帶到長沙,安排他們就業或讀書,一家人算是從農村的老家連根拔出。在那個農村人口向城市零星流動的年代,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多湧入城市尋求個人的發展,毛澤東把弟妹帶領到城裏,當然是要他們有更好的前途。正是在這一人口遷徙的新形勢下,前現代中國無所謂差別的城鄉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懸殊差別。鄉間的人才漸趨流失,與城市的飛速發展相比,農村地區的文化生態日益荒蕪,在很多方面反出現了今不如昔的情況。這正是毛澤東1926年回韶山休養那一段時間目睹的現實。

關於毛這段短暫的休養,借用湯因比(A. J. Toynbee)的歷史論述,可謂他由“退隱”到“復出”的突破性“變容”。毛是在一時的失意後被迫退回到他本來要告別的老家的,返鄉後他仍在替國民黨做組建黨部和召集農會的工作。在參與當地農民“平糶阻禁”穀米的活動中,毛早年記憶中沉睡的暴亂意識隨之覺醒,那時候他不太贊同的做法,25 現在他看在眼裏,居然看出了可以鼓動的暴力以及搞武裝革命所需的人力資源。中共二大中宣言已經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毛澤東緊跟著在中共三大上強調了農村中富有的人力資源。他告訴大家,“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農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爲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局面。”26 毛澤東此時是否讀到列寧有關“農民問題”的論述,我們尚無法判定,但在強調農民對共產黨的奪權鬥爭有重大“利用價值”這一要點上,毛顯然無師自通,可謂與列寧所見略同。27 由此可見,從毛澤東在鄉間組建農會,到後來帶領紅軍大搞暴力分田,其中心目標在於壯大中共的武裝力量,並從農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補給,從起點上便沒有樹立改善農村經濟和造福全體農戶的建設性目標。帶著這個已經明確的想法,毛於1925年9月前往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踏上了他復出的征途。

到達廣州後,毛澤東代理汪精衛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在次年5月離任前,他召集會議,擬定通知,發佈宣言,緊握他有職有權的筆桿子肆意揮灑,寫了很多強化國民黨革命聲音的文字,幹得比在上海執行部更加有聲有色。從他1925到1926所寫的二十多篇文字可以看出,作爲中共跨黨人員,毛澤東儼然已化身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對黨内的右派言行,他極盡其批判討伐的能事,一時間大有將國民黨左派同化為共產黨之勢。1913年,針對孫中山挑起“二次革命”的事件,梁啟超擔憂“革命復產革命”的時候,俄共尚未成事,中共更未出生。梁之所以反對南方的軍事力量打起革命旗號,企圖用武力解決議會政黨中發生的糾紛,就是恐怕國民黨的激進化會釀起“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果然在十來年後,隨著俄援操縱下國共合作,國民黨利用中共的活力壯大了揮師北伐的聲勢,中共也寄生在國民黨的暖巢内,豐滿了自身的羽翼。隨著雙方在壯大各自組織上互相受益,兩黨間惡性的互動也日趨嚴重,所催生的“亂暴的勢力”遂暴漲為國民革命中的逆流。

毛澤東當時還談不上有什麽自己的主見,他那些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買辦和土豪劣紳的口號,以及抨擊右派的政治泛文,多是在迎合莫斯科朝令夕改的模糊信號,反映了斯大林那個時期忽左忽右,左右交錯的荒謬指令在中共黨内影響。在討論中國革命的講話中,斯大林高捧國民黨,說“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軍事封建生活方式,以及爭取國家獨立和聯合革命民主力量的鬥爭中,國民黨代表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民主的革命聯盟。”但在堅持把國共的黨内合作作爲目的本身的同時,他又強調共產黨人應力爭將“資產階級的代表”從領導崗位上,最終從國民黨内清除出去。接下來,他又打折扣說,如果時機還不成熟,而國民黨的勢力更爲強大,中共仍得為留在國民黨内而委曲求全。28 斯大林這類站著説話不嫌腰痛的主張害得中共左支右絀,進退失據:一方面,作爲領導人的陳獨秀因受鮑羅廷處處掣肘,為中共繼續留在國民黨内而做了很多被指責為右傾投降路綫的事情。另一方面,毛澤東的言論則將火力對準所謂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也就是那些對毛排斥最厲害,特別讓毛感到難以共處的國民黨右派人士。毛與他們的對立不只緣於政見的分歧,更爲本質的衝突乃是雙方在價值階序上的差異。對毛來説,他們的存在幾乎成爲妨礙毛在國民黨内繼續寄生下去的天敵,這種異類間本能的拒斥力才是他力求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最終從國民黨内清除出去的根本原因。總而言之,毛澤東筆下的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實質上已讓他放大為中共跨黨成員企圖取代國民黨的奪位之爭。

毛那類為國民黨更加革命化而搖旗呐喊的文章,後來基本上都沒收入中共官方所編的四卷毛選,翻檢一下日本版的十卷本《毛澤東集》,不但可重睹所有被刪除的粗率文字,還可一窺正版毛選所收那兩篇革命討伐檄文更爲猙獰的原貌。其中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係由原來發表的兩篇文章刪改合併而成。這兩篇文章一篇題曰《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另一篇題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提起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論,馬克思早在1852年致約·魏德邁的信中就指出,階級的存在和階級鬥爭的問題早已為前人所論及,那並非他的功勞。他自詡的功勞計有三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係;(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第三點他說得很模糊,在另一處他更加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産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産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29 這後兩點,讓那時的革命青年讀起來,也許特別動聽而富於理想,時至今日,早已以其烏托邦的破滅讓中國人吃夠了那消滅差別的苦頭,無需我在此多費筆墨細訴其罪惡的後果。先哲孟子對企圖消滅差別的言論早有經典的駁斥,針對許行無視商品價值的主張,孟子斷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滕文公上》)不只是物,人與人的強弱、智愚、賢不肖之分也是生下來就存在的,正是存在著此能力、德性上的本質差別,人群中自發自然地形成了分工協作的秩序,即使在沒有階級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著男女、老少、從酋長、巫師到普通成員的等級差別。只要人群中存在著等級的差別,只要社會生産活動需要分工的秩序,階層的差別就會存在。無視差別和人爲地取消差別,只會破壞已經形成的社會秩序。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産力的發展,科學知識的發達,文明程度的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斷改良,但從來都不是,也絕對不會是殺戮搶奪的階級鬥爭。

馬克思所謂“僅僅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係”的“階級”,乃是說直到生產有所發展但又相對發展不足的情況下才出現的情況,比如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出現了“佔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以及“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傭工人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固然存在著馬克思認爲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但就促使生産力發展這一點來説,馬克思並不否認,這樣的生産關係仍有其歷史進步的意義。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屬於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範疇他關注的是社會各階級及其所從屬的經濟結構所代表的生產方式之間的相互關聯。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說過,只有“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階級差別變成了‘錢包大小的差別’,把階級矛盾變成了各行業間爭吵。……現代階級差別絕不建立在行業的基礎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階級內部造成不同的工種。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就是從馬克思所嘲諷的那種“粗俗的人的理智”出發來看問題的。

毛對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並無興趣,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也無意於理論的研究。

他在延安的時候就說過:“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識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30 毛澤東從事的“實際的階級鬥爭”就是把有權勢、有財產、有知識的人劃歸打擊的對象,同時組織和鼓動一切可用以打擊他們的“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稿中,毛劈頭就提出,“無論哪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詳細分析則有五等,即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毛的三等人劃分完全根據有產或無產,錢多或錢少,平白在富人和窮人之間捏造出層次不同的敵對關係。這個三等人的劃分模式其實並非毛所獨創,而是取自中國傳統品鑒人物才識品質的價值階序,傳統的階序超越階級和性別,是一個與天道和常理同在的客觀標準,無論貧富貴賤,在評判不同人優與劣、智與愚、賢與不肖的問題上,均按此恆定的標準統一劃分。打個比方,這就象現在測試孩子的智商那樣,管你是富翁的兒子還是窮人的女兒,智商的高低均有統一的測試標準。但三個等級用到了毛的手中,原有的階序卻完全遭到扭曲和顛倒。毛的邏輯是小説《動物農莊》中那些佔領了農莊的大肥豬宣佈的邏輯,豬總是堅持,四條腿最好,兩條腿最壞。更爲荒謬的是,他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樣的洋尺度作爲衡量敵我的標準,進一步帶入各行各業,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僱農是無產階級……”31 經毛澤東如此任意的一番硬套,城市與鄉村的劃分、工商業與農業生産的區別、前現代與現代在社會結構上的差異,全都攪成一潭渾水,由著他在裏面恣意抓魚了。財產多和生活境遇好的人群全被打入革命的敵人一方,財產少、沒財產和生活境遇差的人群均被拉到革命陣營之内,而在這兩者之間,則屬可敵可友的人群,他們可拉攏時即為友,拉不攏時就是敵。因爲毛澤東只關注他要搞的“階級鬥爭”,而且把“鬥爭”(struggle)這個在西方原來的意義上多強調兩個階級之間具有衝突、對抗關係的字眼重點擴大為人與人的惡鬥和武裝奪權。他不考慮,也沒興趣研究不同階級所代表的生産力如何,所從屬的生産方式怎樣,更談不上據此以判斷哪個階級的歷史地位更進步,哪個階級的歷史地位較落後。他只滿足於抓住現成的批判武器,按照莫斯科“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及官僚買辦” 的指令,去給眼前的人群排隊戴帽,劃出敵我對壘的陣容。列寧已給帝國主義做出明確的界定,說它“是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後階段。”毛死記這個教條,終其一生都堅持反帝的立場,而且一路上逢“資”必反。可悲的是,他至死都不懂得,“資本主義並不一定非發展為帝國主義不可,帝國主義之所以可能,實在於文化力量之不均衡,或者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均衡。有了強弱,才有侵略。……中國人由反帝而反資本主義,殊不知中國之所以受帝國主義侵略,正由於資本主義不發達。”32 像蘇俄這樣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其所作所爲之所以對中國構成的危害更甚於西方列強,也是因爲其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緣故。至於在莫斯科誤導下,中共硬要把民族主義的國民革命偏斜到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路綫上,更是歧途上的歧途。民族若未獲解放,無產階級便絕對談不上獲得解放。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稿中,毛還寫有更爲恐怖的文字。關於大資產階級,他在其中特別圈入了“反動派知識階級”,這些人計有“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他斷然劃定,“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除此以外,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被他歸類為“民族資產階級”,這些人計有“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人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他特別指出這些人的危險性,因爲他們“政治的主張為國家主義——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33

毛澤東把這麽多職業和社會地位不同的知識分子劃歸反動派和民族資產階級,有兩個出發點值得注意。其一,在他圈定的敵對人員中,東西洋留學生和大學教授與學生幾乎讓他一網打盡,全被打入與小知識分子敵對的一面。毛爲什麽一再把火力對準“東西洋留學”和“大學”中的人群呢?就毛本人沒進過大學門也沒留過洋的經歷來看,他這種知識越高越反動的尺度明顯反映出他的“酸葡萄”心態和羡憎情結。這種敵視知識分子的情緒在他一生中從未間斷,且有增無減,通過他身上的一連串發作,也傳染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至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肆虐的頂峰。其二,他特別提到了“國家主義”的危害,這一點需要回到當時的論辯語境中作一詳盡的討論。

      在國共合作的年代,尚有一與之鼎足三立的政黨,名曰中國青年黨。該黨的宗旨是:“本國家主義的精神,採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内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按照王奇生的述評,青年黨之所以採用“外抗強權,内除國賊”這個五四愛國運動的口號,是因爲他們並不認同國共兩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在他們看來,國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聯此軍閥以倒彼軍閥”,“聯赤帝國主義以倒白帝國主義”。這個“赤帝”所指的就是蘇俄。青年黨提倡聯合農工商學各界實行民主革命,造成“全民福利”的國家,不偏向任何階級。他們“認爲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國内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在中國新式產業尚未發展,勞資階級尚不懸殊的時期,主張階級鬥爭會助長混亂,妨礙國家統一。”因此他們特別警惕蘇俄對中國的革命輸出,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賴任何歐美國家。34 青年黨辦有《醒獅週刊》,闡發其國家主義的主張,揭露赤俄的危險用心,因而又以“醒獅派”著稱。此外,以梁啟超爲首的研究系知識分子也與青年黨持相近的觀點,認爲對歐美蘇俄諸國,到底該持什麽態度,均應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爲中心:有益中國者,自然可友;有害中國者,必視其為敵。比如張奚若當時即特撰《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強調蘇俄為害中國更甚於帝國主義。他說:“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梏桎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毫無緣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佔據。”35 文中“他們的中國朋友”,所指的就是中共。楊奎松據最新發掘的相關文件指證說,對蘇聯在外蒙古繼續駐兵及享有特權的問題,“國民黨人多半持激烈的批評態度”,但“身為國民黨員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卻公開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並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消息傳出,孫中山明顯地表示了不滿。”36 中共在國民黨内部之所以受到排斥,在持國家主義立場的保守派人士中之所以引起強烈的反對,首先就是因爲他們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内應蘇俄,幫兇“赤帝”,暴露出他們的國賊嘴臉。

“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兩個新字眼,當時均為英文“nationalism” 一詞的中譯。帝制崩潰後的中華民國正是在此語境中跌跌絆絆走上其建國之路。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現實,“民國”和“國民”這兩個新用語與西方脈絡中的nationalism在觀念上有了一定的相通之處,因而今日英美出版物有關民國歷史和國民黨的英文論著中,在翻譯“國民革命”、“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這些關鍵詞時,對“國民”這一定語都通譯為“nationalist”。37 就這個意義而言,無論對孫中山或蔣介石來説,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國家主義,也就是戴季陶所說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毛澤東在他跨黨工作期間,關心的只是共產黨一黨的奪權問題,他和他的本黨同志滿以爲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一切差別,不再有貧富之分,中國就會得到徹底的改造,卻根本沒去深思追隨蘇俄和實現其世界革命會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麽災難。在他們這些領取盧布補貼的職業革命家看來,蘇聯已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而中國尚在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之下,中國只有緊跟蘇聯走,中共才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因此,毛澤東從一跨入國民黨機關搖起筆桿子,就對國家主義的主張大肆攻擊,對各類讓他感到英雄氣短的知識分子,一律都給貼上“資產階級”這個帶有詛咒的標簽。

 

 

      中共二大的宣言已將農民的階級構成分為三種:富足的農民地主獨立耕種的小農佃戶和農業雇工。根據此粗淺的劃分,毛澤東在其《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中再細分爲八種: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遊民。毛如此條分縷析,按財產、收入和生活水平給農民定家庭成分,唯一的目的就是羅列出等差,據以細分他們對革命的不同態度,從而確認應予打擊的對象,必須依靠的群衆,以及可能團結力量。毛對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有兩點最具有顛覆性,一是把貧富的對立推向極端,二是煽動無業流民作革命先鋒。對這兩個方面的深遠危害,我們必須在此作深入的剖析和批判。毛從五個方面強調地主對貧僱農的嚴重剝削,把這兩個階級之間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對抗描述為農村的,乃至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正是抓起這條導火索,中共煽動窮人,引爆了土地革命。早在1921年出版的《共產黨》(第三期)月刊上,有一篇題曰《告中國的農民》的文字就在劃分出農村的四個階級——土財主、中等農民、下級農民和窮光蛋——之後,號召“窮光蛋”從“土財主”手中搶回被搶去的土地。這種公然號召搶劫富裕農戶的“革命行動”顯然從上述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綱領中引入,絕非國產的觀念。縱觀歷代的民間起兵,造反的矛頭也多指向暴虐的朝廷和官府,而非以劫掠富裕的農戶為務。打家劫舍,不分貧富一起搶的土匪流寇,在任何朝代隨時隨地都曾出現,他們是官方和民間共同的敵人,基本上都以被消滅而告終。他們在很多方面才是共產黨的前世今生。共產黨之所以從一開始即力挺挑起窮人鬥富人的階級鬥爭,就是看準了農村的貧窮人口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煽動了他們的不平之心和搶奪欲望,便可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軍召集到取之不竭的兵源。該文明確指出:“你們自己快起來搶回你們被搶的東西,你們一起來,自然有共產主義來幫你們的忙的。”與這篇文字相呼應,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毛澤東乾脆以農民運動代替國民革命,他如此武斷地說:“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因此乃知凡屬不重視乃至厭惡農民運動之人,他實際上就是同情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實際上即是不要打倒軍閥,不要反對帝國主義。”38 在那一場國共合唱的農運進行曲中,國民黨本想通過開展農運贏得更廣泛的支持,比如為揮師北伐製造聲勢,在北伐軍進軍途中獲取沿途農民的幫助等等,卻並未預料到群衆運動爆發後可能被中共導向的亂局。中共在莫斯科的指令下鼓動農運,其目的在於開展土地革命,最終造成“一切權力歸農會”的恐怖局勢,好帶領窮光蛋名正言順地搶奪土財主的財產。39 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並非毛澤東所首倡,中共只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令辦事,毛不過比其他人幹得更過激罷了。在稍後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上緊螺絲,加大馬力,把這場革命定性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即“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

嚴格地說,中國農村從來也沒有出現歐洲那樣“鄉紳”與“農民”對立的(gentry vs peasantry)的階級分化。所謂“地主”,不管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不過就其擁有土地數量的多少而定名,一旦他們失去土地,就不再是地主。而身為貧下中農者若能勤儉持家,善於經營,像毛澤東的父親那樣有所積累而購置了田產,也照樣會上升為富農或地主。地主也好,貧農也好,從來都不具備西方那種階級意義上的“身份”(status or honored position)。兩者只有貧富之分,並無家世血統和社會地位上的貴賤之別。拿西方意義上的“階級”硬套在中國農戶的頭上,都是共產黨製造的歪帽子。因此,富裕農戶與貧困農戶的矛盾衝突並非中共挑撥的那麽嚴重,對全體自耕農和佃農來説,真正嚴重的威脅反而是被毛澤東看好的無業遊民。正因爲並不存在嚴重的階級矛盾,直至上世紀20年代,鄉村社會仍處於相當保守的狀態,窮人的數量雖遠多於富人,但絕大多數窮人世代都過著安分守己的日子,他們恆定的生存狀態本身即構成鄉村社會保守勢力的穩固基礎。要打破此貧富不等的農戶基本上還能和諧相處的局面,發起毛澤東所呼喚的那種暴烈行動,在任何一省的鄉村都絕非易事,除非有一小撮“革命先鋒”跳出來帶頭鬧事。

毛澤東從小在農村長大,見識過“吃大戶”之類的騷亂事件,他深知,鄉間有不少遊手好閒,愛佔便宜的人物,只有此類不顧臉面的無賴敢打敢衝,好聚衆鬧事。在鄉人眼中,他們是地痞流氓,平日走在人面前多擡不起頭,更翻不起浪。但一旦發生了什麽動亂,這夥人便會跟風起閧,大幹趁火打劫的事情。毛稱他們為遊民無產階級,說他們的“人數説來嚇人,大概二千萬以上。” 說“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因此他向國共兩黨建議,“對於遊民無產階級則勸他們幫忙農民協會一邊,加入革命的大運動,以求失業問題的解決,切不可逼其跑入敵人那一邊,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40 他們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物?如果你能讀到《報告》的原稿,當會從毛澤東露骨的描述中一睹他們的無賴形象。被鄉人斥之爲“痞子運動”的農運何以能搞得火爆?按照毛的交底,原來是“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人物登上了農運的舞臺,做了革命的先鋒。毛為這些被正經人唾棄的邊緣人叫屈,說他們“從前為紳士們所看不起……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云云,現在他們發起“痞子運動”,帶頭去地主家“殺豬出穀”,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打滾撒野,終於有了耀武揚威的一天,毛因此對他們拍手叫好,讚揚他們“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最後毛毫無顧忌地總結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說得如此誇口,都不怕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對毛這些矯枉過正的言詞,連與他一起搞農運的李維漢和陳獨秀都覺得太不像話,建議毛刪去。後來因考慮到維護中共的“偉光正”形象,該文收入毛選時曾做了大量的刪改。41  

儘管如此,《報告》的暴力示範依然空前絕後,在把“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改裝成“革命行動”的運作上,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可謂惡力昭著,危害至深,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劣化發展的趨勢。地痞流氓混入農會組織,紛紛掌權做了小頭目,在當時僅猖狂於一時,爲害尚其小焉,其禍及1949年中共建國後的中國社會,至今猶盤根錯節,已成爲改革途中難以清除的障礙。經過歷次運動的衝擊和清洗,從高層到基層,黨政領導及其周邊的積極分子多由此類“革命先鋒”的人群中提拔而來,他們的黨性中多少都混雜了痞子的成分。此外,諸如戴高帽子遊街,非法抄家,聚衆鬧事的打砸搶,濫用私刑等鄉村的暴民行爲,經毛在《報告》中大力推薦,遂成爲中共唆使群衆鬥群衆慣用的懲罰模式,在歷次運動中被不斷發揚光大,至文革達到了罪惡的頂峰。而“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句毛式話語,則成爲運動中折騰群衆的指導方針。通常,若不縱容惡人無賴跳出來帶頭做過份之擧,群衆便很難充分發動起來,而群衆一旦發動起來,勢必造成一發而不可收的亂局。等群衆搞得太過火,群衆也出夠了氣,發盡了威,要整倒的人也整得差不多了,這時候上級出面煞一煞車,聊作個恰到好處的收場。“矯枉過正”到最後,“正”已摧殘殆盡,正好為擧枉措直的實施鋪平了道路。至於《報告》行文中多處噴出的粗話,什麽“農會的人在場放個屁也是靈的”(見原稿);什麽“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等等,可謂毛澤東本人粗俗本質的自然流露,那是他揮筆舞弄之際按捺不住要一吐爲快的情緒渣滓,可謂他“我是粗俗我怕誰”的不打自招之表白。這種以粗賣粗的表達方式更作為可效法的句型汎濫成災,形成了上自官方報刊,下至群衆口頭的語言暴力。在中國大陸,現代漢語至今仍充斥粗俗化的表達,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其人。 
 
                                                                                                                                                                                                                                                            

在為農運所寫的鼓噪文字中,毛澤東還把鄉間的秘密會社與農會相提並論。比如在強調遊民無產者的革命潛力時,他指出,這些人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的青幫,做了他們在政治和經濟爭鬥的互助機關。”在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講話中,毛再次提說,“遍佈南方各省的三合會、大刀會、哥老會,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紅槍會等團體,先後發生,不謀而合地相繼與封建的統治階級爭鬥,與帝國主義爭鬥。”42毛顯然把那些在當時明顯有反社會傾向的武裝組織視爲農運的同盟,言談中有收編他們入夥,藉以壯大中共武裝力量的用意。在此,我們有必要對這類無業游民的異端亞文化群體作一簡略的述評。

秘密會社在清代多有反清復明的傾向,其結社的性質及其會員的成分極其複雜多樣,很難一概而論。總的來說,這些組織既有反抗官府腐敗,伸張其民間正義的一面,但同時也有騷擾地方治安,危害良民生命財產的一面。給他們籠統地加冕中共所謂的“農民起義”,並不完全符合事實,更不能因爲他們與官方作對,就把他們定性為民間正義的代表。因爲他們在對抗朝廷的同時,更游離在鄉村社會之外,其江湖的血性義烈中也賁張著李逵式掄起板斧亂砍一起的殘暴。鄉村社會是絕大多數農戶躬耕其中,無論貧富,都靠土地的出產來養家活口和納稅官府的世界,一般來説,貧富之間的對立遠小於官與民、本分農民與無業遊民之間的對立。孔復禮(Philip A. kuhn)在其名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中談到白蓮教時指出,“逃兵、私鹽販子、僞幣製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蓮教新成員的自然來源。”還說,“他們的組織擴展到了政府本身的低層組織中。”可見這些無業遊民多屬人群中很成問題的人物,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制度下,他們都潛在著反社會的破壞力量。即使那些帶有反清性質的教派群體,也常雜有匪盜幫夥的勢力,每逢饑饉之年,更匯入大量的饑民,在災情嚴重的地方造成一閧而起的叛亂。43他們與官方的對立極具惡性互動的傾向,一方面是官軍對匪徒血腥鎮壓,一方面則是叛亂者對周邊地區作“忽聚忽止”的騷擾,始終靠搶劫農戶維持生存。在軍閥割據,社會全面失序的民國初年,此類零星的暴亂在全中國隨處皆有,正是這些梁啟超最擔憂的“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讓毛澤東精明地看在眼中,到後來不少匪幫都被零星收編進紅軍隊伍,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
 
在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村,全體農戶都面對著自然災害的威脅,官府的救助能力通常都很有限,所謂飢寒生盜賊,毛澤東樂道的“吃大戶”和彭鐵匠率眾搶糧之類的騷亂事件即發生在這樣的荒年。是不是天下的富裕農戶都像毛所重點擴大的那樣見死不救,囤積居奇呢?不可否認,農村中爲富不仁者各地皆有,但更應強調的是,樂善好施者也爲數不少。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備荒救災舉措自古以來,世代相續,一直都在維持鄉間的社會穩定上發揮著積極作用。比如像明代名臣祁彪佳組織的地方護糧團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他的方案可謂將饑饉救助和民兵防護合情合理地聯係在一起。一方面,他讓那些需要食物的人得到救濟,另一方面,又讓受濟者作爲回報來參與保護施捨者財產的行動。44由此可見,生存的境況自然會驅使富人與窮人做出良性互動的選擇,自發的社會秩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形成。對仍有一些糧食的人來説,救人也等於救己,村社的全體成員能夠團結一致,乃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所謂“團防”,即由地方上的農戶有錢糧的出錢糧,有人力的出人力,大家不分貧富,共同組成團結防護的武力,以防禦外來匪盜的侵犯。這種民辦的地方武裝力量與官辦的保甲制度平行存在,但不受官方的直接管轄。官方控制的保甲制除了防禦盜賊,還有監視當地民衆的機制,像保長這類為官府當跑腿人的職務,正經人多避之唯恐不及,有興趣包攬那種差事的也多是地痞型的人物。人群中的勢利之徒是世代相傳的,正是此類人物在中共掌權後最善於積極表現,都紛紛填充了鄉村基層的權力機構。與之相反,團練的組織者則體現了村社群體中剛強正氣的崛起,在一定的程度上發揮了地方勢力突破官方控制的作用。據王先明的研究統計,團練的財政多由地方紳士捐贈,它的進一步發展則由地方捐稅中抽取。由當地紳士統領的團練(也稱團防、民團或團局)於是與保甲交錯存在,以至漸趨融合,到了清代晚期,地方治安基本上控制在當地紳士的手中。45

團練是一種“寓兵於民/農”的組織,號稱“鄉勇”的成員皆出自本土,他們高舉“保衛桑梓”的義旗,除了防禦盜賊,更與官府維持一種比較良性的互動作用,在繳納賦稅的事務上,那些頗有影響力的紳士都會對胥吏的尋租舉動——他們美其名曰“羡餘”——作力所能及的抵制,盡量維護本地農戶的利益。在湖南組建團練的地方官員中,尤以胡林翼(字潤之)著稱,他《讀史兵略在平定太平天國及其他多起叛亂上立有大功。據説毛澤東求學時期曾通讀胡的著作,因慕胡之爲人,也給自己取字“潤之”。不知此傳聞是否可靠,但就毛潤之此後走上與匪徒爲伍的不歸路來看,胡林翼的書若不是讓他白讀,就是反讀了很多。

 
自古以來,國家的財政汲取遍及所有的農戶,朝廷與大地主的利害衝突甚至更甚於千千萬個小農戶,從史書上的記載可以看出,歷朝政府都有貶抑豪強的政策。從“豪強”這個就朝廷這方面來説似乎帶有貶義的稱呼即可看出,以早期的世族和後來的士紳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始終對官府都保持著應有的抗衡,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間,官府也莫奈他何。我們完全可以據此推測,“土豪劣紳”這個在國民革命時期讓毛澤東和很多侈談革命者叫濫了的“毒化語言”,就是從他們所反對的封建統治者口中化用過來的惡名。毛澤東自從作爲中共的跨黨成員坐進國民黨的辦公室,就不再像幾年前那樣熱衷湖南的自治運動了,地方自治的原有格局及其鄉土自衛的勢力,隨後都成了他的眼中釘。他已將立場轉向無業遊民,在借用那些無賴語言説話的同時,也順便吐出他自己一肚子的壞水。那夥人對自己貧窮的處境和低下的地位總是心懷怨恨,最喜歡趁動亂之機赤膊上陣,好去支配和淩辱比他們日子過得更好的農戶。他們對耕田而食的勞苦生活並不感興趣,對他們來説,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就是殺人放火,把別人的財富搶奪過來,據爲己有。農運也好,土地革命也好,都是中共在運動群衆,利用窮人的不平之心,再加上異端亞文化群體的破壞力量,最終將支撐鄉村社會穩定的臺柱——富裕農戶和殘存的紳士階層——徹底打倒,把歷代朝廷無力做成的事情做到不留絲毫餘地的地步。
 
正如官吏中有清官循吏也有貪官污吏,平民中有良民也有莠民,在衆多的地主和紳士中,自然也不乏稱霸一方,包攬訟詞的頑劣之輩。但毛澤東一再宣揚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則是以偏概全,執意要把既定的敵對一方全部抹黑,一棍子打死。如此專橫的斷語,顯然是鄉間地痞口中流傳已久的黑話,如今正好讓毛澤東急用時抓到了手中。善於向“群衆”學習的毛於是把它高喊成口號,擴散為暴力行動的指令。張國燾有一次就此讕言質疑毛說:“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他自己也算是湖南一位紳士,難道也‘劣’嗎?所謂‘矯枉必須過正’,爲什麽必須‘過正’?要‘過正’多少?是暫時的‘過正’,抑是永久的‘過正’?等等。他是個不認輸的人,只是大笑一陣,說這不過是爲了當前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46通過這一幕生動的對話情景,張再次暴露了毛澤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態度。隨著科舉廢除,傳統紳士階層日漸沒落,鄉村的文化生態趨於荒蕪,新知識青年越來越多地主導了社會輿論。原有的地方勢力難免與新政發生衝突,他們要竭力維護既有的秩序,於是就被籠統戴上了“土豪劣紳”的帽子。在此衆口鑠金的形勢下,紳士階層整個地陷入“失語”狀態,誠如王先明所說,“劣紳相對應的正紳歷史記憶幾乎處於失憶境況”了。47直到近年來,我發現某些學術刊物上仍不斷有相關論文發表,一再論證土豪劣紳的存在及其成因,在看似很學院的文字操作下為毛澤東的讕言喋喋背書。

                                                                                                                                                                             七

與那些熱衷為毛讕言背書的應聲蟲相反,四川學者謝幼田對失語狀態的鄉村保守主義實踐一往情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專著,徵引詳實地追憶了很多被中共官方“失憶”掉的史實。上述的團練或團防,在毛式話語中一律被稱爲“地主武裝”,謝幼田列舉衆多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證實:“沒有脫離土地的農民是和地主站在一方,另一方是跟隨張獻忠的流民。流民中的許多人雖來自農村,曾經是農民,但是他們在頭目的帶領下長期打家劫舍爲生,新的職業已經是土匪、流民、暴民,他們和並未離開土地的農民利益是衝突的。”48由此可見,自古以來,除了在朝廷徵收賦稅的過程中,貪官污吏從中盤剝,對全體農戶造成危害外,另一個苦難就是由災荒、貧窮和暴政滋生的匪盜對鄉村社會造成的威脅,這股勢力在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上遠遠超過苛政和官吏的腐敗。正因爲有胥吏敲詐,更有匪盜騷擾,他們的雙向作惡迫使全體農戶結成“守望相助”的團體。地主不管對佃戶有多麽嚴重的剝削,二者的關係都處於共生狀態。特別是同族内貧富不同的農戶,其間的親緣關係遠強於所謂的階級意識,對他們來説,只有官府的腐敗與匪盜的騷擾才是鄉村社會最嚴重的災難,因而也成爲他們必須團結一致去抵禦的對頭。因此我們可以總結說,在整個的前代中國以及國民革命時期,農村社會的根本矛盾不是地主與農民的階級鬥爭,而是全體農戶與官府的抗衡以及對匪盜的防禦。在這種謀生求存,保衛桑梓的奮爭中,富裕的農戶和有影響的紳士(須知,紳士並不都是地主!)總是擔負重責,起到模範帶頭的作用。毛澤東用“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大帽子以偏概全,其居心用意和措辭的邏輯不能不讓人得出他與衙役胥吏以及流寇盜賊一個鼻孔出氣的結論。

1926年可謂毛澤東跨黨工作最忙碌,也幹得最出色的一年。他奔走於廣州和湖南之間,在開展農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先是在2月,他入選農運委員會委員,接著又擔任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時領月薪180元,高達北大圖書館打工時的22.5倍。48楊開慧又帶上孩子來廣州小住,毛澤東常去拜訪住在附近的同鄉譚延闓。

賽珍珠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深有了解的美國作家,我讀完她的小説《大地》(Good Earth),最沉重的感受就是農村中廣泛存在的貧乏與無業,少數的富裕農戶艱難地幸存在貧困人口的汪洋大海中,隨時都會被遊民的暴亂搶光,復歸於貧窮。所以孫中山常說中國人只是大貧與小貧之分,中國的問題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正是有鑒於濟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久以來,鄉村社會中都有以“義田”為基礎的救助措施。關於義田,謝幼田書中有翔實的描述:
義田是宋代開始出現的由私人捐置的一種土地形式,……[它]從官捐日益擴展到民捐、諸生捐、僧捐。義田的贍助範圍從同族内的平均分攤發展到重點贍助貧困節義之人,或投資於家族内以至家族外的各種事業,因此,義田就不僅是家族或族田的一部分,而是包括血緣為紐帶的家族、以血緣和以地緣為紐帶的鄉族,甚至還有以業緣為紐帶的行業集團等基層社會的經濟基礎。正是這一經濟基礎的存在和穩定的保持,保證了諸如家族、鄉族或行業集團得以發揮穩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此外,謝還列舉各地縣誌中的記載,為我們展示了義田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幾個範例。比如在四川富順縣,為促進教育設有勸學所,置學田621畝,作爲資助本地學子的基金。為救濟特貧戶,設有義倉,置義倉田356畝。為撫育無人養育的兒童,設有育嬰堂,置田173畝。另有廣仁堂,養育孤貧,置田39畝。沱江流經富順,在江邊特設免費擺渡的義渡,置田186畝。此外尚有其他慈善公共福利設施,多從義田的出產中提取資助的款項。為防禦匪盜劫掠,富順的富人更捐資修建砦堡73座。全縣共有大小寺院和各類祠廟二百多所,起到維持信仰和表彰賢良的教化作用。49以上所載情況,在富順縣範圍内從清代一直沿襲到民國,可想而知,在全中國其他地方,也會有類似的自助性舉措。這類事務都由地方紳士牽頭督辦,召集當地富戶捐贈錢糧,把他們的部分收入轉讓給急需糧食的貧困戶,實行了鄉土社會富有人情味的收入再分配。

這種備荒濟貧,發展教育和勸導慈善的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補救了私有制度下貧富不均的弊病。這也正是國民黨在土地改革問題上與中共產生分歧之所在:前者反對暴力分田,主張和平進行社會改造。居正在《民生主義土改綱領》中便指出:“中國爲一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地主階級在中國現實勢下,為較有教養之社會中堅,亦為文化技術智慧積累之所寄託,若不能善為引導,使各得其所,各盡其能,以爲國家建設之助,即能以暴力加以毀滅,亦為國家建設進步之一重大損失。”

51但毛澤東倡導土地革命,目的卻是要毀滅富裕農戶。後來中共實行土改,各類公田全作爲地主的土地而盡行沒收,分給窮人,破壞了義田或公田這個維繫農戶共同利益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鼓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時間擴大了他在國共兩黨内的影響,針對黨内外的反對聲音,他在《報告》内強詞奪理,硬説這場“痞子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即使搞過了頭,也是必要的和正確的。談到農民擅自處死“土豪劣紳”的暴行,毛澤東甚至以縱容的口氣列舉各處亂殺人的盛況。在他描述的處決案例中,有的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有的是他們“強迫縣長同意從獄中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有的是“農民直接打死的”。他最後總結說:“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恐怖現象,有什麽理由說不應該?”52

這是1926年毛澤東初次發動農民運動時所說的話,他鼓動暴民大開殺戒,並向各地農會下達應殺人數的指標,給此後歷次運動中動輒聲言百分之幾的殺人限額開了效尤的先例。在毛的號召下,各地出現了暴力狂潮,包括國共兩黨成員中不少人——特別是北伐軍中的軍官——的家屬在内,都受到羞辱、毆打、逮捕,甚至殺害。53
所有這一切,都是打著國民黨的招牌,由中共跨黨成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支持農會幹出來的。只是在引起軍方的反彈後,各界批評農運的聲音四起,武漢政府成爲討伐浪潮中的孤島,鮑羅廷這才出面對
“過火”行動滅火,說什麽“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太過火,我們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和哥老會而不是我們。”毛澤東也順著鮑羅廷的遁辭推諉責任,當唐生智問毛農會爲什麽要禍害軍人家屬,毛答復說:因爲農協會有哥老會在内把持。54毛完全在做掩耳盜鈴的敷衍,難道他寫文章發表講話,多次主張把哥老會作爲同盟吸收進革命隊伍,唐生智從不知曉?


面對中共的縱容,唐生智不得不採取行動了。他部下的許克祥乃一名窮苦農民出身的國民黨軍官,諷刺的是,就是他率部千餘人,在1927年5月21日,對工農糾察隊企圖在長沙“大暴動”的行動採取了果斷的回擊。這就是發生在長沙的馬日事變。隨後在湖南各地事變迭起,紅色恐怖招致的白色恐怖更加恐怖,仗著軍隊的後盾,地方團防展開兇殘的報復,毛所謂“其勢如暴風驟雨”的農運轉眼間在血腥的屠殺下人頭落地,血肉模糊。梁啟超越來越看清“革命復產革命”的禍害,就在那年5月5日,他寫信給他女兒,痛議時勢動蕩中的革命逆流:

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非於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於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
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

 共產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著陷在罪惡之海了。原來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的共產黨,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犧牲了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國人當然以此為得計,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卻是對於中國太辣手了。55


蔡和森當初慫恿毛澤東“無惡不可為”的做法終於以革命的名義大行其道,毛坦然走上了這條惡路,因爲他心裏早就有底,堅信他們不管怎樣作惡,“惡在究竟,仍不為惡”。事態已發展到這步田地,莫斯科猶不放棄榨取國民黨這個幾近搾乾的檸檬,他們還想讓中共跨黨人員繼續在國民黨内部活動下去。共產國際新派來的代表羅易自作聰明,徑自勸説汪精衛按照國際的指令自毀其黨,汪讀到羅易出示給他的克里姆林宮密電,終於明白了國共合作的實質。汪精衛就是再左,也不會左到自殘自棄的地步,他所主持的武漢政府在7月16日正式宣佈“分共”。至此,中共的跨黨人員再也無法在國共合作的掩護下幹他們顛覆國民革命的事情。 

                                                                                                                                                    八

 

 

 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以新的形式重演起從前官府與民間叛亂之間的惡性互動,與從前官軍與匪幫的互相仇殺有所不同的是,中共這支亂暴勢力始終有蘇俄的支持和掌控,在莫斯科的指揮下,他們押準了土地革命這塊寳,非要從貧苦農民與富裕農戶殺戮的血債中養出他們的武裝力量。直到群聚武漢的中共人士潛逃的前夕,在他們的八七會議上仍為制定地主的標準和沒收什麽人的土地而爭論不休。毛澤東堅持把擁有五十畝以上田地的家庭劃爲大、中地主,田產統統沒收。對於小地主,他也強調不能輕易放過,因爲很多地方都找不出大、中地主來,不揪住小地主,農會將無事可做。毛這幾點意見都記在《毛澤東年譜》中,但有關妥善包容匪幫的一條建議被完全略去。現根據Pontsov的毛澤東新傳補述如下:毛在會議上為哥老會説話,他認爲會黨分子人數龐大,應該策略地對待他們。他建議不要像孫中山那樣把他們僅作爲利用的對象,而應把他們當兄弟看待,促使他們獻身土地革命。56

 

就在中共内部就土地問題爭持不休之日,已經脫離共產黨的陳公博與持論激進的譚平山曾有過一次談話。陳對譚說,國民黨主張以政治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非要以農民暴動沒收不可,這是國共兩黨不可調和的分歧。他進而向譚平山列舉他的調查結果說:“我居住江西三月——江西當然可以代表長江的農業區,據我調查,滿千畝的地主全省不過十家,滿五百畝者平均每縣不滿三家,滿一百至五百畝者平均每縣不滿五家。此所謂一家的人口,平均皆有十人至二十人。如果說到純粹的沒收,即此種人家自己分配,每人也不滿十畝。如果說到有土地的皆有大罪,則暴動起來沒收土地,也不過移轉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對於土地國有,還是離題很遠。”陳公博參加中共一大後旋即赴美攻讀經濟學碩士,當時他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不久。他和周佛海都是在國外研究了經濟學,因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後才脫離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的。陳因此向譚平山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他說:“我以爲在長江以南解決土地問題,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將過剩人口移送於北方;其次,則速行建設國營企業,消納無土地的農民。否則甲攘乙奪,暴動將無窮期,而革命政權將亦隨暴動而失落。”然而譚始終堅持暴動到底的立場,陳問譚爲什麽非要如此,譚說:“這是莫斯科的理論。”57陳與譚爭持不下,兩人不歡而散。中共在退出武漢的國民黨陣營後,果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指令,立即在四處發起武裝暴動。

陳獨秀因被指責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綫而下臺,由瞿秋白接任中央領導。瞿在八七會議後派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則表示不想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只願到農村搞土地革命,還說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上山”落草的打算,毛已說過不止一次,此前不久,在討論抗拒蔣介石的策略時,毛就提議“上山可造就軍事實力的基礎”。後來更具體規劃說:“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領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州而應上山。”58毛澤東在會上說得振振有詞,他那個“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著名説法,與其説是他的獨創,不如説是精煉地表達了莫斯科的佈置下來的任務。要說抓槍桿子,周恩來等人比毛抓得更早,他們於8月1日,已按莫斯科的指示在南昌暴動,從國民革命軍中拉走了一批兵力。毛本來是要從湖南帶兵去會合南昌那股大軍的,因爲錯失了時機,才留在湖南,草草發動了秋收暴動。


毛如此傾心帶軍隊上山,看來與他幾年來的經歷不無關係。自1921年參加中共革命以來,他既見外於黨内有實權有影響的人物,又受排擠於國民黨右派的勢力,本指望靠他的筆桿子坐穩辦公室的位置,到頭來還是多次碰壁,進不了決策中心。絆絆磕磕的行進中,難免他會動起“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腦子。現在對他來説,還是儘快脫離共產國際代表周圍的中央圈子,趁參與秋收暴動的機會,儘快把槍桿子抓到手,好給自己拉一班人馬,哪怕是很雜牌的軍隊。

毛澤東作爲中央特派員囘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與新任省委書記的彭公達負責改組湖南省委,同時準備秋收暴動。但原定的全省農民暴動根本就沒發動起來,毛澤東先是取消了直下湘南的暴動,接著又停止了對長沙的進攻。9月10日,毛以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帶領三支武裝力量發起暴動。在此後的十天中,由國民黨叛軍組成的第一團首先失利,此後由安源失業礦工組成的第二團和蹩腳農民軍組成的第三團也連續敗績,等到三股兵力在瀏陽文家市會合,僅餘一千五百餘人。那時候獲勝的大勢已去,只剩下走為上策。毛澤東心中的指南針不再是指向湘南,而是偏向贛南,向著他並不十分明瞭其存在的井岡山方向敗退而去。逃亡的路上,兵員繼續有傷亡和逃逸,等逃到永新縣的三灣村,只剩下不足千人。也許是毛澤東存心已久的落草念頭鬼使神差,碰巧打通了現實中的通道,在三灣沒待多久,他就聯絡到井岡山上的匪首袁文才和王佐,然後帶領他的工農革命軍在土匪的地盤上安營紮寨。毛終於歪打正着,

上山結交了綠林朋友。不管怎麽說,他手下現在畢竟掌控有自己的兵馬,暫不必與那些拿著莫斯科的令箭亂指揮的黨頭憋氣周旋了。唯一不幸的是,一個多月後,他受到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給予他的處分。決議指責毛澤東“公然違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動看做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導極大農民群衆起來暴動,以致暴動開始除安源工人很積極參加鬥爭外,各地農民實在沒有一點行動。”決議認爲,以上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責任”,毛因此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59
 

各地農民毫無行動確為事實,但並不是湖南省委和毛澤東不想發動農民,而是他們無論如何也發動不起農民來了。不久前的痞子運動已閙得各地農民厭棄國共,農戶中無論是富裕的還是貧窮的,對兩黨任何一方的革命都避之唯恐不及。但革命的逆流已衝破堤防而勢不可擋,湘贛閩粵的邊區地帶從此再無寧日,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的反復廝殺把往日平靜的田園變成了血腥的屠場。
 
2013年4月20日 

 

1玆錄該詩如下:“大陸龍蛇起,乾坤一少年。鄉國騷擾盡,風雨送征船。世亂吾自治,為學志轉堅。從師萬里外,訪友人文淵。匡復有吾在,與人撐巨艱。忠誠印寸心,浩然充兩間。雖無魯陽戈,庶幾挽狂瀾。憑舟衡國變,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證源泉。”
2 見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明窗出版社,1988,頁68-69。
3見《新民學會文獻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10-11。
4同上,頁16-17。
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15-16。
6李璜的回憶文字為《學鈍室回憶錄》,原載《傳記文學》1970年總97—100期。以下轉述和引文均出自該文。
7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衆》,馮克利譯,廣西大學出版社,2007,頁48。
8參看李大釗:《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
9《加拉罕宣言》是指蘇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對中國的外交宣言,歷史上共有三次,分別發佈於1919年7月5日、1920年9月27日和1023年12月。其中許諾歸還帝俄所掠奪中國領土等慷慨陳詞完全是對中國政府的愚弄,後來不但未兌現任何許諾,斯大林還以法文譯本誤譯為辭而否認宣言中的諸多許諾。
10轉述改寫自署名得瑟的文章:《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其實羅仁早在1967年於華盛頓採訪克倫斯基的一篇報導中已詳盡講述了有關事實。見“博訊網”中“析世鑑”,《俄國 “十月革命”究竟是怎麽囘事?》(http://blog.boxun.com/hero/xsj5/2_2.shtml)
11以上轉述可參看張玲:《變奏——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頁11-15。
12張囯燾回憶說,“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叫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見張著《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80,頁135。
13《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春秋出版社,1967,頁126。
14包括以上所引謝覺哉日記及此處引文,均出自顧則徐:《當毛澤東出現在梁啟超視野時》。見“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122373496.html )
15王奇生在其《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式》(華文出版社,2011)一書中說:“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中小知識分子人數最多而境遇最差。……他們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會地位不穩定而產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時又因目睹整個國家與社會的敗落和衰頽而心懷焦慮。這雙重的失意、焦慮、無望乃至絕望,使他們很容易被某種意向高遠甚至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識,自然也最容易在這一處於游離狀態的知識青年群體中孕育發生。……因此,真正積極主動投入革命黨懷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頁36-39。毛澤東及其同夥在當時正屬於此類“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
16 See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2012 ), p.116. 該書p.135-136 對中共成員接受莫斯科盧布津貼和陳獨秀、李大釗寫信索要經費的細節更有詳盡的敍述,那些最初不屑“僱傭革命”的人後來也都不自覺地被僱傭了。
17  參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6-9。
 18毛澤東對斯諾說:“那年(1922)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來想參加,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能出席。”(《西行漫記》頁150)毛的記憶顯然有誤,他說的會期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據《毛澤東年譜》所載,那年7月他並未離湖南。
19參看《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式》,頁353。
20同註12,頁319。
 21 沈雲龍:《中國共産黨之來源》第一卷,見“自由人”網站(http://freeman2.com/cchb01.htm#[1:4] )此外,可同時參閲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4-95。
 22同註16,p.137.
 23見斯諾:《西行漫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150。
 24同註17,頁11。
 25毛澤東告訴斯諾:“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里發生了糧荒。窮人要求富人接濟,他們開始一個叫做‘吃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儘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裏去。其中有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又覺得村民的方法也不對。”見《西行漫記》,頁125。
 26同註12,頁294。
 27張煥卿在其《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一文中指出:“列寧對農民的關注,却是完全基於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用價值’,並不是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換言之,列寧只把農民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項政治工具,而不是以解決農民的生活 問題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項目的,他說:‘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需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强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見“博訊網”(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5/4_1.shtml )
 28 See Mao: the Real Story, p.150.
 29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頁462。致約·魏德邁信見舊版選集第四卷(1972),頁332。
30《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頁21-22。
31 原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見日本版《毛澤東集》,第一卷,一山圖書供應,1976,頁162。
 32參看胡秋原:《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學術出版社,1980,頁247。
 34同註30,頁164。
35參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事業下的民國政治》,社會文獻出版社,2009,頁78-83。
 36同註21。
 37楊奎松:《四份相關的材料:與外蒙古有關》,見“萬維讀者網”(http://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426811)。
 38參看康正果:《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見所著《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一書,聯經出版社,2011,頁119-237。
 39同註31,頁167。
 40參看《變奏》一書頁56-57:斯大林指令中共在各省開展土地革命,“一切權力歸農會和村委會”;“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堅決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聯共(布)中央致電要求汪精衛“支持土地革命和農民”,建議汪從“下面農民運動首領中”找人幫助政府工作。
41同上,頁158-159。 
42同註31,頁158,202。
43孔復禮:《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謝亮生等譯),時英出版社,2004,頁72、167-171。
44同上,頁57。
45參看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98-107。
46同註12,頁215-216。
47參看王先明:《歷史記憶與社會重構——以清末民初“紳權”變異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
48參看謝幼田:《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明鏡出版社,2010),頁79。
49參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修訂版,聯經出版社,2001,頁210。
50同註48,頁122、130。
51同上,頁173。
52同註31,頁229。
53湖南大名士葉德輝因一幅嘲諷農會的對聯而遭搶斃,唐生智的父親被抓遭罰款,何健的父親被戴高帽遊街,譚延闓的女婿被批鬥,連李立三的父親都受到了衝擊(張國燾和龔楚均說李父被農會處死,但李立三傳記的作者指出此說係謠傳,李父抗戰時猶在世。)。
54參看葉明曙:《中國1927:誰主沉浮》,花城出版社,2010,頁267。
55梁啟超:《與令嫻女士等書》,見《梁啟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
56同註16,p. 193.
57陳公博:《我與共產黨》,見《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頁74-76。
58《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205、209。
59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1978,頁35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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